超人蝙蝠侠母亲同名:浙江经济，“奇迹”遇到麻烦？

  浙江经济，“奇迹”遇到麻烦？作者：赵伟来源：人民网来源日期：2009-9-13      浙江经济，一个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奇迹

　　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超高速增长，可谓东亚奇迹。浙江经济无疑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区域“奇迹”。关于浙江经济奇迹，学界已有不少论说。但在我看来，作为一个转型发展中的区域经济，可以称得上“奇迹”的，当首推三个方面：

　　一个是“增长奇迹”。

　　过去三十年浙江区域经济增速，不仅远高于全国水平，而且高于沿海绝大部分省域经济。按照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从1978年到2007年3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实际增速9.8%，江苏经济年均增速12.6%，浙江经济年均增速13.2%，高出全国平均增速3.4个百分点，高出江苏0.4个百分点。其结果是，世纪转折前后浙江人均GDP跃入全国省域经济第一，自那以来连年保持了全国省域经济第一的位置。2008年全国人均名义GDP勉强迈过3千美金大关，浙江人均GDP率先突破6千美元。同年浙江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千元人民币，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要知道，浙江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省域，尤其缺乏能源、矿产等战略性资源，外加早期国家投资少，改革开放最初20年外资很少光顾，平心而论，达到这样的增速无疑是个奇迹！

　　另一个是“富民奇迹”。

　　浙江经济发展中有个重要的现象，这便是“藏富于民”，而非中国历史上和而今不少地区出现的“国（官）富民穷”现象。浙江经济增长本身靠了源自民间的创新，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让民间“老板”和百姓分享了增长的成果。最近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揭示，截止2005年，二、三产业形成的总资本所有权中，“个人资本”比重，全国平均为28%，江苏为27.16%，广东为27.7%， 福建为32.1%，浙江高达52.3%。这就是说，浙江二、三产业中的生产性资本，私人资本占了一半以上，而别的沿海发达省份仅占1/4到1/3，其余要么归于“公有”，要么归于外商。这也意味着，浙江省个人通过资本所有权参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仅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远远高于沿海几个最发达省份。其“藏富于民”特征明显。

　　第三个值得称奇的，可能要属省内小区域间经济差距较小。

　　我们知道，目前全国也好，一个省域经济内部也好，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经济差距的拉大。浙江也概莫能外。但无论与全国大区域间经济差距相比，还是与沿海最发达的几个省内部小区域间差距相比，浙江内部小区域之间人均国民收入差距明显要小许多。前不久我作了一个比较，比较了沿海三个最发达省域经济，即广东江苏和浙江的省内小区域经济差异，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个省域经济内部“地级市”的人均GDP差距，江苏最大。那里最富的苏州人均GDP是最穷的地区（宿迁）的9倍。广东其次，最富的深圳人均GDP是最穷的地区（汕尾）的7.6倍。浙江最小，最富的杭州人均GDP仅为最穷地区（衢州）的3.3倍。30年间区域经济既实现了超高速增长，又达到了小区域间较为平衡的增长，这一点不可谓不是奇迹。

上述三个方面合起来看，不能说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没有奇迹。我以为对于这些“奇迹”的形成，值得经济界去研究，尤其值得决策层去研究，去关注。亚当·斯密说过：“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浙江以往三十年经济发展创造的一些“奇迹”，虽然还不能说“导致了最下层人民的普遍富裕“，但必须承认的是，比之中国大陆别的区域来，下层民众富裕的“普遍程度”要明显的多，至少可称为“较普遍的脱贫致富”。导致这种较为普遍的脱贫致富，无疑应直接归因于专业化分工的普遍发展。在制度政治层面上，是否可推出“修明”的结论，则有待进一步论证。

　　浙江经济，“奇迹”遭遇麻烦？

　　然而自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以来，浙江“奇迹”的“可持续性”似乎遇到了麻烦。实际上，远在金融风暴袭来之前，关于浙江经济的坏消息就不绝于媒体。先是“民营企业倒闭潮”之说。2008年初，国内媒体风传长三角企业“倒闭潮”，倒闭案例几乎全部指向浙江。时而说宁波象山大批民企倒闭，时而传嘉兴羊毛衫市场经营户纷纷倒闭。最后是说，温台地区大批民企歇业倒闭。如此等等。接着是民企融资难，大批民企陷入债务链条说。最后是民营企业“过冬说”，以及转型升级预期不理想说。如此等等。

　　上述一个个“坏消息”，一再为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所否认，外加央视等国内大媒体实地调查，认为多数属于传言。本人实地调研与分析也得出结论，确有企业倒闭，但倒闭浪潮之说言过其实。典型案例分析揭示，多数倒闭企业近两三年以来实际上在并未集中做主业，而多半有些“不务正业”的影子，将大量资金抽去炒房、炒股，从过热的经济泡沫中捞取收益，而非专心主业。后来遇上宏观调控，房价、股价齐降，最终归于困局。这类企业，若套用巴菲特的名言，可称作涨潮时的“裸泳者”！当退潮的时候，势必陷入尴尬境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大半年以来，浙江经济表现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烦。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经济增速由向来的全国前茅，掉到了全国后列，工业产值连续几个月出现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大部分月份，浙江工业产值一直在下降。这与全国工业依然增长形成鲜明对照。其中1-2月份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3.8%，江苏增长了8%，浙江下降了8.2%；1季度全国增长5.1%，江苏增长10.6%，浙江下降5.6%。整个上半年，全国增长7%，江苏12.3%，广东4.4%，浙江仅为0.3%！呈典型的零增长。

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后面的因素是增长动力失速。需求方面之“三驾马车”的“发力”，大多弱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很低，上半年全国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6%，东部沿海地区平均增长26.7%，江苏增长25.2%，浙江只增长了13.1%，仅及全国平均增速的1/3强，不到东部增速的一半。消费增速低于沿海几个经济大省。上半年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江苏增长了17.2%，山东增长了17.9%，浙江只增长了15.9%。只是外贸降幅略低于全国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加上提高了的退税率，外贸企业利润已降到很低的位置。

　　那么，浙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后面的因素又何在呢？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在中央政府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财政“盘子”，即“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中，浙江获得的份额很小。四万亿实际上多半给了国企及国有机构，以民企和民营经济为主的浙江，不大可能获得多少资源的。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深层的问题，对浙江经济奇迹可持续性构成威胁的真正障碍，显然要复杂的多。要判断浙江经济目前和今后发展遇到的真正威胁，需要较全面地研究浙江经济以往发展路径，尤其是促成“浙江奇迹”的重要因素。而要研究浙江经济以往发展路径，就离不开对“浙江模式”及其形成机理分析。

　　研究浙江“奇迹”：四个重要视点

　　我以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沿海每一个省的经济发展路径都不一样，都有各自的路径模式，要审视中国任何一个省的发展路径模式，须首先有一个好的视点，好的视点就是“转型与发展”视点。

　　无论是全国经济总体而言，还是就各个区域来看，转型发展有多重内涵，但我以为其中四个内涵最为重要，也最值的予以关注：第一个是经济制度的转型或曰市场化 (marketization)，核心目标是实现资源配置由中央计划主宰到市场力量主宰的转型；第二个是社会经济结构转换或曰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核心宗旨在于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第三个是大众生活方式的转型或曰城市化（urbanization），核心宗旨是让大多数农村居民摆脱落后封闭的农村生活方式，享受现代城市文明带来的便利与舒适；第四个是经济活动空间的转型或曰开放化，核心目标在于将相对封闭的经济转化为开放经济。在这四重转型之外，虽然还可以列举出其他种种转型，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四重转型最为基础，所有其他社会转型包括人们的观念、文化生活乃至意识形态的转型，都受上述四重转型的左右。因此是判断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进程，预期转型前景的基本线索。也是考察一个地区最近三十年转型的几个重要线索。四重转型，总起来可称为“多重转型”（multi-fold transition）。

　　我以为，要对“浙江模式”以及“浙江奇迹”的形成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预期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可以上述四个视点作为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