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亚极限运动:美国没有史玉柱 中国没有乔布斯

《时文博览》2011年第1期 　　对比一下乔布斯和史玉柱，这两个各自国家商界中的标志性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就像是同一个剧本大纲拍出的两部电影，只不过更换了不同的导演和时空场景。
　　两人都是本国知识青年里的佼佼者，脑子好使还天不怕地不怕，早早投身高科技领域创业，并在三十岁左右就达到了事业的第一次高峰。
　　两人都习惯于蔑视陈规、特立独行，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两人都是执著的完美主义者，都能把一个产品做到惊天地泣鬼神。此外，两人还是洞悉人性的营销天才，只不过一个靠发掘人性的美好赚钱，而另一个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抢金。
　　
　　机会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史玉柱看起来就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从1989年起，他每一年都要推出一款自主开发的产品，从M—6401桌面排版软件、M—6402文字处理软件到巨人汉卡，再到巨人中文手写电脑、巨人财务软件，等等。巨人飞快地成长为一个年产值10亿、利润数千万的高科技集团公司，其年度销售商大会更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脑盛会。
　　几乎与此同时，乔布斯只剩下几千万美元的现金和两个面临着裁员重组的问题公司，他完全可能成为美国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产，去拉斯维加斯开赌场，到中东倒腾石油。但他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继续掏自己和别人的腰包来支持两个长期赔钱的公司，固执地等着它们出现转机。
　　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可以咬牙不向现实妥协。像罗斯·佩罗这样的前辈创业家愿意签出支票，并与其分担风险。迪斯尼这样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资给小公司Pixar，让其制作动画长片并参与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蜕变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做软件公司为他意外地赢得了名声，而在中国，名声就意味着许多新的机会。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史玉柱被媒体和政府发现。为了支持这个“高科技楷模”，当地政府以不到当时市价1／4的价格给了史玉柱一块市中心地皮盖楼。而在若干位更高层领导的直接鼓励下，他把计划一改再改，从原来的自用变成了商用，从最早的19层变成72层(全中国第一高楼)，预算从2亿变成了12亿元。
　　单纯软件业务的回报根本不足以支撑这样高的资金投入，于是史玉柱中断了技术创新，开始卖楼花、运作保健品、搞服装，杀入更加暴利的行业。最后由于宏观环境的恶化，导致整个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巨人大厦从此沦为中国最著名的“烂尾楼”，直到今天。
　　有意思的是，1998年，背负着2亿巨债的史玉柱想要东山再起。他又算了一笔账，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2亿元，估计要10年：保健品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5年。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居然又是对的。
　　
　　超我
　　
　　乔布斯的理想主义是与强烈的领地意识，以及咄咄逼人的攻击性混合在一起的。随着创业伙伴们因为各种原因一个个隐退，他越来越认为自己才是“点石成金”的超级人物，可以将个人凌驾于公司之上。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乔布斯的自我(ego)逐渐被本我(Id)所控制，他一步步走向公司的对立面，终于被董事会放逐。
　　1984年，在乔布斯策划的那则著名广告里，苹果的女模特挥锤砸烂了“Big Brother老大哥”。在PC世界里，谁都知道 “老大哥”就是IBM。
　　1990年，身高1.80米、体重不到120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新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这种自我赋予又被外界不断强化的使命感贯穿了史玉柱创业的前半程。
　　终于有一天，这些使命变成了他再也承受不起的包袱，庞大的“巨人”分崩离析。三年后，在经历了对人性和环境的彻底反思，一次次自杀的念头和被追杀的恐惧之后，一个完全理性的、成熟的史玉柱回来了。
　　他彻底放弃了珠海时期的企业文化“做中国的IBM”， “这是非常害人的一个空想，制定了一个很虚的目标。”新的文化很直白——“说到做到、只认功劳、严己宽人、敢担责任、艰苦奋斗。”这是在黄山太平湖，柳传志教给他的。
　　史玉柱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知识分子”，他坦言“胆子越来越小”， “只做好商人必须做的事情”。在一个只有“锦上添花”没有“雪中送炭”的现实环境里，他找到了正确的生存策略。唯一遗憾的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乔布斯在“荒野”中被放逐的时间更长。尽管他的坏脾气改变有限，但他学会了宽容和谦卑，知道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他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手机上网)开放平台。
　　无论乔布斯还是史玉柱，最终都通过克制本我，实现了自我超越。
　　不同在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个变成了真正的商业梦想家，为了创造未来不惜调动一切资源；而另一个转变为纯粹而现实的商人，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付出与回报，不再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
　　
　　国王，大盗
　　
　　这两个各自文化中的成功人士并不是道德家。
　　在硅谷，与乔布斯的天才同样闻名的是他的傲慢自负、喜怒无常、抠门小气、巧取豪夺、冷漠无情。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的话，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会完全屈服于他的权威，听从他的指令，直到他最终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这些人一样。
　　但他生在美国，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机制里有种天生的“对冲”力量。董事会、股东大会、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最终，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实现了双赢。
　　在中国，我们没有发明出一套“防火墙”的制度，能将创始人的个人行为、个人信用与企业分离开。于是，考察企业家自身的道德品质，变成了一件无比严肃又异常困难的事情。
　　相比大多数国内同行，史玉柱堪称私德无缺。他信守承诺、有情有义、高度放权、慷慨分利，在公司破产之后，其核心团队成员仍不离不弃，甚至拿自己的钱来补贴公司。而他二次创业成功后，主动还债两亿的壮举，也足以表率。
　　在后来的巨人集团内部，史玉柱甚至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民主管理”的小环境。他成立了七人执委会，任何决策都必须多数票才能通过。除了核心产品，日常人财物管理全部放手。
　　但史玉柱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扮演的却是一个“BigBrother”的角色，通过排山倒海的营销攻势，淹没一切反对声音。居高临下地制定规则，利用消费者的无知、贪婪与欲望，设计出各种赚钱工具。
　　史玉柱直言：“要一个商人又要赚钱又要宣扬道德，那不是商人，而是慈善家。”
　　而视道德为无物、几乎从未在慈善事业上捐出一毛钱的乔布斯，从iMac、iPod到iPhone，他所推动的一切都是在迎接 “YOU”这个消费者主权的时代。过去唯我独尊的苹果，开始走向一种新的理念：用户要的不是技术，甚至不是电脑，而是利益的最大化和体验的最优化。这是不是“民主”精神在商业里的最好体现?
　　
　　羊驼
　　
　　当乔布斯在斯坦福的演讲《Stay hungry，Stay foolish》可以影响全世界青年的时候，史玉柱在《赢在中国》里的语录却只能供本土创业者琢磨。
　　真正的商业天才，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可能成功。但在某些环境中长出来的商业，就像南美安第斯高原的羊驼，看着很可爱很善良，经济价值很高，但是却无法大规模地繁衍和推广。
　　美国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给一个理想主义者提供梦想成真的舞台。那么中国梦呢，是不是逼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向现实妥协，最终自己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才能成功?
　　今天，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创业热情甚至比美国更高的国家。但必须承认，我们仍然是一个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垄断资源和与之相关的分配权，资本更青睐与权力结合而非知识，优秀的年轻人希望跻身公务员之列的社会。
　　那些被乔布斯所激励的创业者们，最终会不会变成史玉柱的信徒呢?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