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瑄 孤独的美食家:毛泽东喜欢听大家喊万岁吗(1

曾经喜欢，也曾经不喜欢；曾经听惯了，也曾经听烦了。

我想起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 ”这句话是对我们许多卫士和警卫战士讲的。是在他休息时，同我们聊天开玩笑，我们有的人拘束，他讲了这段话。

我第一次听到群众喊毛主席万岁，是1947年夏天的事。我说的第一次，不包括平时开群众大会呼口号，而是指群众面对毛泽东自发的欢呼声。

就是刘戡七个旅的追兵紧追不舍的那一次，中央纵队离米脂20里，甩开大路，转向东边的山沟。经井儿坪、陈家沟，翻一座山，到米脂至葭县的大川里。大路上很少遇见老百姓，可是一拐进山沟，人渐渐多了，地里有人干活，路上有人挑担。再往里走，正逢集市，人来人往，买卖东西，非常热闹。显然，敌人还没来过这里。

毛泽东在马上皱起眉头，因为追兵不到30里，一场劫难很可能发生。他令警卫排长叫来群运组的同志：“马上把你们的人集中起来，到群众里去，向老乡们宣传坚壁清野。敌人跟脚就要到，不能让乡亲们受损失，也不能让敌人吃饱肚子！”

毛泽东又向支队参谋长下令：“不要惊扰集市上群众，部队绕镇外走。”

可是，群众已经看到了这支队伍，纷纷拥到镇外。那时的军民关系确实如鱼水之情，老乡们争抢着向同志们问好。那时，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普天下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限于条件，就是在老解放区，人们见到的也只是画像，没见过照片，更少有人见到真人。何况，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一直使用化名李德胜，所以多数时间不曾被人认出。有的房东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几十天，天天念叨毛主席，却不知毛泽东就坐在他对面。

这一次却发生了意外。人群中忽然响起没有十分把握的惊叫声：“毛主席？”

毛泽东在马背上忽地转脸，完全是出于本能地朝那叫喊的方向望了一眼。一瞥之间，第二道惊喜的叫声已经响起：“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人群陡地起来波澜，镇子里的人丢下算盘秤杆，丢下货物不顾，拔腿就朝镇外跑，立刻汇成奔腾的洪流。已经在镇外的群众抢先一步朝马上的毛泽东拥过来，欢呼声惊雷一般响彻云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

队伍完全卷入沸腾的人流中，挪不动步。毛泽东在马上朝群众招手，脸上露着安静的微笑，但是眼睛有些湿润。同志们的眼睛都湿润了，并且也感到光荣自豪。我们自然而然将这种欢呼看作是群众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拥护和热爱。毛泽东这个名字，已经成了理想、信念和力量的代表。这种欢呼，不像20年后红卫兵的欢呼那么狂热，但是，那种真诚朴实、亲切热烈的情感流动，却是更能动人心魄，使人激昂感奋，热泪哽咽。我看到孩子们奔跑着欢呼跳跃，看到青壮年们举起森林般挺立的臂膊，看到婆姨们挤挨着踮脚眺望，一种暗暗欣喜又是春意盎然的神采笼罩着她们的眼睛，荡漾在她们的唇际。头上包白羊肚毛巾的老汉扔掉铲，擦着脸上的泪水，挤到毛泽东的马旁，探着手只触到一下毛泽东的后衣襟，爬满皱纹的褐色的脸孔便放射出复活了的青春的光彩！

没有报纸广播“大树特树”，若是一定说有，那便是国民党的咒骂：“土匪”、“强盗”、“魔鬼”。毛泽东完全是用事实来说话，他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用最通俗的语言向老百姓说明深奥的道理；他用他的思想、理论，卓越组织能力和杰出的领导艺术，赢得一大批民族的优秀子孙为追随者，又通过这批追随者团结了绝大多数的群众，于是，他成为人民全心全意拥护爱戴的领袖。

我认为，那时毛泽东喜欢人民喊万岁，希望人民喊万岁。因为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中，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一个意思；因为万岁不万岁是衡量党的方针政策的标志；因为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京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

大军过江，向全国进军筹备政协会议，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毛泽东日理万机，忙而下乱。5月2日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

记得那天游人很多，入园门时，有人认出了毛泽东。我只听到一片惊讶激动的议论声：“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人群中响起鼓掌声，但是不曾喊万岁。

游船准备靠岸时，我们看见湖东岸已经聚集许多人，建议转向东南角靠岸，让毛泽东从南便门上车回去。毛泽东摇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不要怕群众嘛。”

游船向东岸靠近，岸上的人群起了波澜，当群众看清船上的毛泽东时，欢呼声骤然爆发了：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上了岸，立刻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急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这时，毛泽东并不愿意突出自己。他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在身边，肩并肩，甚至照顾柳亚子在前半步。上车也是先照顾柳亚子上车，然后自己再上。

车上，毛泽东兴高采烈，做着简单手势说：“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5月12日，毛泽东和朱德在香山门前的广场上接见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们分乘8辆卡车驶来香山，一路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唱也唱不够。

早几天接见全国妇女代表时，代表们欢呼跳跃：高兴得简直无法形容。“毛主席万岁”的呼声连绵不断，响彻云霄，止也止不住。这一次接见青年代表，毛泽东很注意与朱德统一行动，朝青年代表们走过来时，毛泽东虽然稍走前一些，但是可以看出，他注意着不要和朱德拉开距离，时时放慢一下脚步照顾朱德跟上来。

于是，青年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也喊出了“朱总司令万岁”！

青年代表朗读献词，有这样一段话：“伟大的毛主席，我们在黑暗中倾听着您的声音。您的声音是我们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 ”

回到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很高兴，说：“青年代表们说我的声音是他们希望与勇气的来源。在我看来，中国青年的声音也是我的希望与勇气的来源。”

我感觉，那时群众喊万岁和毛泽东听到群众喊万岁的态度都是正常的，正确的。毛泽东确有丰功伟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与他的名字分不开。历史一面再、再而三地证明了他的英明和正确。人民真心崇拜他，他也能注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当天安门广场上的万岁声如山呼海啸时，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保持了十分清醒的头脑。我可以举个例子。

全国解放后，最重要的例子莫过于1950年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做这样的决定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刚建国，20多年的战争创伤还未医治，就同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较量，同联合国的十几个国家的军队较量，岂不是发疯？李自成的悲剧就是从这种对付关外女真人的入侵，失利后导致全面崩溃！

我记得毛泽东至少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有一次我帮他服过三次安眠药，他仍然睡不着，又从床上爬起来，一支接一支吸烟，一杯接一杯喝茶。他做出了派遣志愿军的决定。

毛泽东一旦作出决定，持怀疑态度的人便不怀疑了。政治局和政府一致同意了这项果断的决定。这件事实说明，由于历史的经验，人们相信毛泽东已经超过相信自己，甚至超过相信集体的智慧和意见。因为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处于少数，但他总是代表了正确。

朝鲜战争以签订停战协定宣告结束。在朝鲜战争期间，国民经济在短短几年间，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也证明了人们相信毛泽东超过相信自己，甚至超过相信集体的态度是正确的选择。

后面两个“超过”显然是中国以后出现的许多灾难的根源之一。家长制这种统治方

式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以后，并非由于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这种家长制与其密切相联的“一言堂”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得以延续和发展。

我要再次强调，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我生活工作在毛泽东身边，耳闻目睹一片“伟大”、“英明”、“万岁”之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群众，甚至像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先生。毛泽东亲自去搀扶他们下车，上台阶，这些民主革命的前辈也都无一例外竖大拇指，夸耀“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主席比”

在一片赞誉声中，毛泽东可能滋长一些骄傲情绪，但我的感觉，他仍然不乏警惕性。朝鲜停战后，大概是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24箱苹果。

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

我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忽然都傻眼了。那些国光苹果，拳头大小，整齐匀称。问题是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

那字擦不掉，后来才明白，是早早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便有人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起眉毛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我们吃掉了。这种事情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吗？恐怕比“芒果”要抬得更高，供奉如神灵。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去登山，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抬上山，抬上山的只能是别人。“家长制”和“一言堂”情况的发生，责任不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也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头上。毕竟，山呼万岁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始是警惕这种“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刚才讲的吃苹果就是一个例子。不许在天安门广场为他塑像，称之为“只有讽刺意味”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说句不恰当的辩护话：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山呼万岁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天天面对万岁的呼声，不习惯也会习惯，最终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

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环发展下去，悲剧就会产生。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像转战陕北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的情况是：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却越来越多，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子竟然隔着口罩认出戴着口罩的毛泽东。

“毛主席！”孩子一声惊喜的叫喊，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涌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我们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么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震聋发聩。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作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他只是从心底发出一种微笑，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从武汉乘船到南京

，陈毅和张爱萍从上海赶到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南京住了两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上海。潘汉年被捉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只是事后听人汇报。说潘汉年给敌人透了消息，材料是公安部门搞的，说潘汉年历史有问题。毛泽东到南京后，敌人估计毛泽东该到上海了，算定日子轰炸了上海。毛泽东只是在潘汉年被捉起来以后才知道这些事。

此后，安全措施越来越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是中央的决定，怕飞机失事。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矛盾。在北戴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毛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但必须戴着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太枯燥，大没有自由了。

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这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也许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毛泽东的足迹遍及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需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只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饭馆吃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以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是不可能，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安排 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1955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当时饭馆不到营业时间，所以事情好办，好警卫。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姓丁的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屈指可数！

1958年3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做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得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望，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地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自从”毛主席”与“万岁”成为不可分割的词组后，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喊毛主席就必然有万岁，喊万岁就必然有毛主席。刹那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尽管其中许多人想见却没见到毛泽东。这种欢呼场面同我在陕北见到的欢呼场面已经有所不同。陕北老乡喊万岁，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有各自鲜明生动的特色；天津群众喊万岁缺少各自特色，表现的是同一种形态的热烈，或者还带着盲目。

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嘛。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我们自然不答应。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再不可能像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

究社会实际了。人和“神”只有祈祷和恩赐的关系，不可能有平等对话的关系。

从上午11点多到下午5点多，我们被包围了6个多小时。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剽悍强壮的战士好不客气将毛泽东保护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天被战士们硬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7筐半。

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人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的群众，毛泽东又不无陶醉地笑了。他也是只说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

这话是褒是贬？

事实是，以后毛泽东只要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有关部门便举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即便不说毛泽东的安全，也需考虑不要惊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啊。毛泽东一生英雄，却不得不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低头让步。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事实是，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我亲耳听到毛泽东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可是十年后，到了1959年，我在庐山又亲耳听他说那位“赤膊上阵”写了意见书的彭德怀：“彭德怀，军队不跟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是充满自信的挑战，他相信自己远胜于相信彭德怀，甚至胜于相信集体。后来事态的发展，确实证明了他的这种自信有根据，有道理。他一句话能使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他站在哪里，群众就会被吸引着朝那儿跑。

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曾经不喜欢“万岁”。他后来厌烦“万岁”，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中。到了晚年，我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可以感觉到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

宜川大捷的第二天，周恩来向中央机关排以上干部宣布：“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同志们欢呼跳跃，这说明我们已经打败了胡宗南，全国的解放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1948年3月23日，队伍行军到川口。中央机关要从这里渡河了。河滩上，山坡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岸边停泊了十几只木槽船，船工都是粗犷剽悍的小伙子。毛泽东上了第一条船，周恩来、任弼时上了第二条船，陆定一和胡乔木等首长上了第三条船。

木船缓缓离岸，我们几名卫士紧靠毛泽东身后左右站立，因为他不肯坐，挥动双手向送行的人群致意。

可是，船开始摇晃了，越行水面越失去平静，浪花开始拍打木船发出沉闷的声响。我扶住毛泽东：“主席，快坐下吧。”

毛泽东推开我的手，望望浊浪滔滔的黄河，又望望渐渐远离的西岸和岸上聚集的人群，变得呼吸有声，两眼也大放光彩。这是情绪开始起伏了，他忽然朝支队参谋长叶子龙说：“脚踏黄河，背靠陕北，怎么样？给我照一张相吧！”

“对，应该照一张。”叶子龙匆匆亮出照相机。

毛泽东倏而敛去笑容，站稳身体，脸上显出庄严肃穆的神色。于是，叶子龙手中的照相机快门及时地“咔嚓”响了 声。

“好啊。”毛泽东点头笑道：“把陕北的高原和人民，把黄河水照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说话间，行船已近中流，水面骤然起了变化。正是凌汛时期，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咆哮着，在我们眼前飞掠疾走，冲撞交锋，耳衅一片轰轰巨响。小小木船忽而跃上浪尖，似要腾空飞驰一般，忽而又被沉落的浪头卷入波谷，似要坠人无底深渊一般，除了蓝天什么也望不到了。冰块撞击船帮砰砰作响，木船颠簸得厉害。可是船工们划动双桨，挥动杉篙，“嘿唷、嘿唷 ”的号子声不绝于耳，让人热血沸腾。木船一往无前地疾进。

毛泽东情绪激荡，他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有个念头在心中渐渐酝酿成熟，就要跳出来。随着胸膛的猛烈起伏，他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转身望着随行的警卫人员：“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警卫人员中很有几个水性好的，便有人喊：“马汉荣行。发大水那次他游过黄河岔给彭老总送信。”

石国瑞说：“发大水的时候我游过延河。”

一向沉稳的孙勇瓮声瓮气地说：“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还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紧接他的话头嚷起来：“那好极了！来，咱俩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我本是搀扶着毛泽东，闻声一哆嗦，差点吓得叫起来。幸亏我没叫，毛泽东是听不得激的，我若叫喊，他一旦认真起来，后果就不得而知了。

那一刻，船上出现了尴尬的沉默。不知谁小声喃喃：“今天不行的，现在是凌汛期。”

孙勇忙接上说：“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不能游了？哈哈，你们是不敢呵！”他转而望着焦油一般浓稠的黄河水，望着那泡沫飞卷的浪花和漩涡，似乎在思考，在估量，在比较 忽然，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又似是说给大家听：“你们藐视谁都可以，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行船过了中流，毛泽东向河的上游凝望。阳光灿烂，水面上金波万道。毛泽东喃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到底源头是在哪里？”

行船绕过一片淤沙，渐渐靠近东岸。大家都热烈地望着东岸成群结队赶来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却再次回望黄河，长叹一场：“唉，真遗憾！”

我的理解，他是遗憾未能游黄河。

建国后，毛泽东游遍了全国的江海湖塘，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要游，而且总是带着挑战的神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

但是，他从未用挑战者的神情和征服者的骄傲去面对黄河。他多次视察黄河，一次次凝望黄河，每一次都带着庄严谨慎的神情思考、估量、比较 然

后遗憾地离开。

他一次也没有游黄河。

随着岁月流逝，毛泽东年事已高，再不存游黄河的奢望。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也并不甘心。

1962年4月19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准备离开中南海，调西安去工作。高智也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随毛泽东一道东渡黄河的老同志。

谈话时，毛泽东带着感情说：“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很有感情。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我要请你帮忙。”

高智很激动，说：“主席吩咐吧，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毛泽东咝咝作响地吸几口烟，沉思着说：“我们东渡黄河的时候，你还记得吧？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游了上岸。”毛泽东略停片刻，又说：“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

“主席，我等着您。”

当时，高智的爱人已经临产，但他不肯耽搁，与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联系，搭乘顺路的军用飞机让爱人赶到西安。高智一到西安便调查黄河情况，扳着指头数日子，等待毛泽东来。和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惯的人一样，离开毛泽东后极不习惯，想得厉害，几乎夜夜做梦，叫喊着：“主席！主席！”惊醒过来，只有寂静的夜。于是，泪水便顺着眼角淌下。

就这样，高智扳着指头一天一天数日子，一数数到1965年，仍然没有等来毛泽东。

但是，高智不忘毛泽东的嘱托。1965年他出国去印度尼西亚，乘车由西安去北京时，他不敢休息，沿路调查，做了详细记录。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

在北京，高智见到毛泽东，他先汇报家庭情况，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他说：“当初好高骛远，给主席写的那个学习计划，我没有完成，工作一忙就放下了。”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况，他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 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在延安呆的时间长，我还是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

但是，毛泽东终于未能如愿。

高智给毛泽东寄了小米。毛泽东收到了，表示感谢。他吃了陕北的小米，却未能沿黄河走一趟。

这是毛泽东生平的一大憾事。

未能见到台湾和大陆统一，大概是毛泽东生平感到最大遗憾的事情了。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没有解放台湾，为他干的第一件大事留了个尾巴，他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

我已经讲过，从1953年起，毛泽东年年都要到海边，年年都要遥望大海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他讲的有些话我记不清了，但可以感到，他愤怒“台独分子”远胜于愤怒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也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毛泽东身上，最能得到全中国人一致赞誉的，就是他维护中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坚强决心。后来我从一份材料上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已经大功告成，美国国务院官员又吵嚷着提出许多意见。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还可以商量。”停顿一下，又严厉地加上一句：“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读这段文字，我可以想象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和神态。从进城之日始，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的便是台湾问题，影响中美两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主要障碍也是台湾问题。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建国之初来到毛泽东身边，我们曾长期共事。我离开毛泽东后，她仍留在毛泽东身边。1976年春节，毛泽东请她去吃饭。饭前看了一场电影《难忘的战斗》。毛泽东生前本来不爱看电影，这次例外。越到晚年他越时时想起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斗

争，他开始悄悄流泪。电影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确实是在欢迎的群众之列。她说不出话，只是流着眼泪点头。

这时，毛泽东泪如泉涌，再也无法控制。会场哭成一片。不等电影结束，医护人员赶紧把毛泽东抬走了。

我想，在使毛泽东流泪的各种复杂的感情中，有没有对于看不到台湾解放而生出的遗憾？

毛泽东一生未停止读书写作。我想，他在这方面也一定留有遗憾。团为就我所知，他有一些计划和打算未能实现。

1954年，我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他在海滩上漫步或是站立着凝望大海时，嘴里常念念有词。他是在吟诗诵词。听久了，保健医生徐涛便忍不住问：“主席，你念的是谁的诗呀？”

毛泽东问：“你听着怎么样？”

“很有气魄，很美。”

“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首，《观沧海》。”

“曹操还会作诗？”

“嘿嘿，你不知道吧？曹操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所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别忘了，这是远在郭沫若写替曹操翻案文章之前许多年的1954年。曹操？不就是千百年来人人唾骂的那个白脸奸臣吗？毛泽东怎么会说他了不起？一定是另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叫曹操

“曹操？哪个曹操？”徐涛问。

“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

“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

“屁话！”毛泽东不客气地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吗？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很少这么激动，这样“替古人担忧”。睡觉前，他仍然情绪难平，若有所思地说：“我很想知道你们青年人的心理，我想写一本关于你们青年人的书。现在写书的人都关心青年对工作、对结婚是什么态度，可是，青年人对历史、对世界又是怎么认识的？”

毛泽东毕竟没有写替曹操翻案的文章。郭沫若写了，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经过一番争论，大多数人接受了郭沫若的观点。

毛泽东显然想得更远，他不是只想一个曹操，他想的是改变历史固有的某些观念。不久，他问卫士田云玉：“你最近看什么书？”田云王说：“我喜欢历史和哲学。”毛泽东说：“我给你推荐一本书吧。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你可以看一看，那本书还是写得不错。”

过了几天，他又鼓励田云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讲述了一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后，他又讲了那句话：“我要写一本关于你们青年人的书，专给青年人看的书。因为世界最终是属于你们的。”

毛泽东在1935年就写下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著名诗句。他不曾游黄河，却多次到长城。到了长城便一定要谈到秦始皇。对于秦始皇他也是一反我们的传统看法，说秦始皇有功于中华民族。他是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但他还做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统一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两千多年来，改朝换代改不了他创建的制度。他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这样伟大的事业，这对于形成我们这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民族具有深远的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所以，孟姜女的庙要保护好，秦始皇作为那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的地位也要承认。

毛泽东是几千年来第一个以至高至尊的身份为曹操和秦始皇翻案的人。他确实曾嘲笑那些将我们的政权与秦始皇做比较的人：“但是你错了，我们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这决不是指暴政，而

是指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

就在那段时间，有一次我为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突然问我：“银桥，你要说实话，你们怕不怕我？”

我说：“有的人怕，有的人不怕。有时候怕，有时候不怕。”

毛泽东亲切地说：“告诉大家，都不要怕。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 ”停了一会，他用断然的语气说：“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

到了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去湖南，专列开动后，我们许多工作人员与毛泽东一起聊天。

记得那次是李敏代毛泽东给亲人扫了墓。聊天时，李敏说扫墓时看到好多算卦的。毛泽东笑着说：“那你也会算算么，看他算得准不准。”

然而，李敏又说了一个情况，说扫墓时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恰好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毛泽东坦然地笑着说：“小姚，我女儿回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

姚淑贤条件反射一般嚷起来：“肯定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仍然在笑，摇摇头说：“不对，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么。”停了片刻，他带着思索的表情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深沉缓慢：“蒋介石挖过我的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不让我做事，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他们挖了我祖坟，迷信，我不是还是很好吗？我还是毛泽东么。现在人民又给我父母修了坟，也很好。我也是个人，毛泽东也是个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什么高瞻远瞩，不是那么回事。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

毛泽东毕竟没有写出那本关于青年人的书，但是他在专列上对我们一群年轻的工作人员讲的这番话却在我耳边响了近30年。现在我也老了，将来的青年还能理解这位革命巨人的思想感情吗？

进城前后，毛泽东最大的担心莫过于人们革命性的衰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改变精神世界的兴趣超过对改变物质世界的兴趣。他以诗人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浪漫主义办了一些超越历史阶段，违反客观规律的错事，其中也包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复杂原因中，我想谈一条。历史事实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证明了这是毛泽东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但是，毛泽东毕竟是犯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本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毛泽东从主观上讲是有着许多良好愿望，比如，他很想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毛泽东见不得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三反”“五反”时他就多次严厉地询问我：“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敲打我几句：“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你没有贪污，有没有浪费？浪费也不行，浪费发展下去就会贪污腐化。”“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比如洗衣服，领口袖口擦擦肥皂就行了，不要到处抹，要节约。”

就为这洗衣服的肥皂，我们搞过一次整风，那是到武汉，肥皂用完了，请武汉的同志帮忙买几块肥皂。话是机要秘书跟武汉有关同志讲的。肥皂拿来后，工作人员也按价买了一块。由于肥皂是定量供应，在供应之外多买一块也是特殊化。为此，我们整风十几天，原因是：“事情虽然不大，不能开这个先例！”

这位机要秘书后来离开了毛泽东。他跟随毛泽东十几年，走的时候，全部行李用一辆吉普车就拉

走了，真是两袖清风。毛泽东与他全家合影，握手时，说了一句：“你是一个好人，我会想你的。”

当时，国家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位新来的卫士，暴露思想说：“我以为到了主席身边工作，这下子可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

毛泽东说：“你们到我身边，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只能多吃一些苦。正是这个原因，每当身边来了新人，毛泽东总要反复叮问：“你愿意不愿意在我身边工作啊？”

毛泽东要求别人的，自己总是首先做到。在他身边工作久了的人，一旦离开毛泽东，几乎个个都像刚毕业的学生一样天真纯洁，毫无社会经验。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无不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碰壁，有的甚至碰得头破血流。

那位机要秘书，到了社会上，碰到地方上搞拥军活动，大吃大喝。他工作的地区是贫困老区，人民生活很苦，他马上对大吃大喝提出严厉批评，结果被说成反对人民解放军，下放基层去“改造思想”去了。

一名卫士离开毛泽东后，到公安系统工作，也是因为对以权谋私和大吃大喝提意见，被穿了小鞋，从机关放到基层劳改队去工作。劳改队里有名“犯人”是大学里的高才生，对中苏论战有个人的看法，被判了刑。“犯人”在改造中声明转变了观点，认识了错误，不但没减刑反而加了刑。这名卫士站出来抱不平，结果自己也成了批斗对象。他带着百思不解的痛苦求见毛泽东，在游泳池汇报了走上社会后所见到的种种阴暗面。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吸烟，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坚持信仰，坚持革命不是一件容易事呵！”

后来，公安部根据毛泽东批示，派调查组，查明卫士反映的情况都属实，处理却很难。直到毛泽东亲笔批示，那名大学生才恢复学业。而生活搞特殊化的领导人只是换了一个单位，不但没有罢官反而升官了。倒是卫士在原单位得罪了一批人，再也呆不住，不得不再次求见毛泽东，请求帮助调到其他单位去工作。

毛泽东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情况是知道的。我和其他一些卫士离开时，他与我们的谈话，都少不了两项内容，一是夹着尾巴做人，二是坚持革命性，不能颓废泄气。

毛泽东发现他所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便一直“要想个办法”。我以为，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这个“办法”被事实证明是错误了，带来的只是十年浩劫。

这是毛泽东最终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