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抓“反革命”：东方牌黑鞋油被指影射东方黑

2011年04月29日 06:21
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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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天，街上贴出了抓“现反”的大字报，称某公私合营厂家生产的鞋油注册商标是“东方”牌，可鞋油竟然是黑色的，不知哪位嗅觉灵敏地发现了重大“政治问题”——把“东方”和“黑”鞋油联系起来，岂不成了“东方黑”鞋油？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2007年第1期，作者：姜东平，原题：《说说当年抓“现反”》

一

1968年夏季，我的母校因故停办，据说是办学方针出了问题，培养了一批“修正主义的苗子”。我家居住的部队大院，为了不至于让我们成为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找来两个支左的战士，将十几个学生集中在小礼堂办学习班，学文化，学时事政治。那两位战士一个叫蔡忠友（化名），个头不高，挺膀，双杠悠得好，浑身是劲儿，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憷他三分。另一个姓金，名字记不起来了，清瘦，朝鲜族，据说是烈士子弟，平时看我们的眼神总是不屑一顾，以为这几个“半大小子”都是“刺头”，我们暗地里叫他“金大赖”，当面则叫他“金达莱”，他感觉那是种美誉，会挤出点儿笑模样，美滋滋的，不知听到叫他“金大赖”会不会抽我们耳光。有好事的学生欺他瘦弱，和他摔跤，往往造个“平杵”（不分胜负），他就觉得大丢面子，上课时找“碴子”（毛病）收拾你。

你说两个战士肚里能有多少“墨水”？文化课讲过啥内容一点也记不得了，打烙印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展开，参加了两次居民委的批斗会，斗争“历史反革命”老于头，据说是某副省长的哥哥，陪斗的是“富农分子”老王头，本院邻居。回来后金大赖就号召我们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某地方出现了“反标”，某单位抓了几个反革命。伟大领袖那段“最高指示”要求我们背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阶级斗争”这根弦儿是绷紧了，可“不拿枪的敌人”在哪里呢？

走在街上，见到一只眼儿的，就怀疑那只假眼里装了照相机；看到拄了拐的，就认准那假腿里安了电台；恨不得抠下那假眼，掰下那假腿来看个究竟。

记得1966年夏天，有人发现新生塑料厂的反革命把“毛”字压到塑料凉鞋底上，导致满大街的长春人拎着凉鞋找厂家退货。那是一家“劳改”企业，可见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狗胆包天，贼心不死，他们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利用各种机会发泄心里的仇恨。

我抢到一份传单更是离奇，不妨全文照录下来：

通令

告全国万分火急，看！《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多么反动。

《欧阳海之歌》这部小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火花，是我们无产阶级英雄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晶，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阶级敌人无孔不入，恶毒攻击，在封面上大做反动文章，诬蔑党和领袖，诬蔑英雄人物和优秀作品，空勤某部对此封面做了揭露。

1．整个图形是中国地图，但缺少台湾省。

2．马屁股和马身上是一个罪大恶极的法西斯狗头。

4．欧阳海的右脚下踏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5．在马的后右脚下踏着中国国旗。

6．马的后面是一条毒蛇。

7．马的（身体）中部是延安的宝塔。

8．宝塔上是蒋介石的光头。

9．在马屁股上是破烂不堪的天安门。

10．马身上写着中国。

11．在皮带扣上有蒋介石的狗头。

12．有一个所谓的美女趴在欧阳海的身上。

现将我们（新）揭发的问题写出：

1．欧阳海是投降姿势，头和身不符。

2．欧阳海的右大腿上（很明显）是只兔子。

3．将书倒过来（看），在欧阳海的身上，有国民党军官的狗头。

4．马屁股下有《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报告》的图。

5．欧阳海的手不像只人手，像只怪物。

6．欧阳海腿右侧有一条毒蛇。

7．欧阳海的右脚中断，头部负伤。

8．欧阳海腿右侧（又）有一条毒蛇。

9．马的腹部有一个人头。

10．封面红底、白底、黑底的颜色有严重问题。

11．将书倒过来右角对地，马屁股和马身上是一个古人头。

我们希望革命群众继续揭露其反动问题，并限新华书店在48小时内向买《欧阳海之歌》的群众发出通知，全部撕掉、销毁这张封面，限令出版社在五天内印发新的《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并发给买《欧阳海之歌》的群众，如果发生意外问题，完全由新华书店和出版社负责。

河南鹤壁市矿山机械厂

半工半读学校红卫兵战斗队

鹤壁市矿物局反修矿

安阳红卫师范

北京56中

红港要武中学

北京东方红中学

不过这张传单的确“启发”了我，突然想到，姥姥冬天戴的帽子有点“问题”，那帽子是黑色大绒面的，两侧各有一个捏成绉的花纹，很像国民党那个青天白日徽。于是回到家里翻箱倒柜，终于把那顶帽子找了出来，几剪子下去，“青天白日”变成两个窟窿，心里很是得意。为这事我成了“败家子”，被姥姥“骂”了好几天。

一天，街上贴出了抓“现反”的大字报，称某公私合营厂家生产的鞋油注册商标是“东方”牌，可鞋油竟然是黑色的，不知哪位嗅觉灵敏地发现了重大“政治问题”——把“东方”和“黑”鞋油联系起来，岂不成了“东方黑”鞋油？真是反动透顶！那个私方厂长立刻成了“现反”，被群众“专政”。金大赖也看到了那张大字报，回来后大讲特讲一番，叫我们平常多个心眼儿，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告。

说来也巧，第二天上课，就有人发现了“反标”。在我们用的桌子上，有人用钢笔写了5个很小的字：“东方红不了！”这还了得！昨天刚讲完“东方黑”，今天就出了“红不了”，这不是阶级敌人遥相呼应、大造反革命舆论是什么？部队大院里出现“反标”还是头一回，许多家庭妇女、老头、老太太都赶过来凑热闹。戴深度近视镜的老吴太太把鼻子都贴到桌面上了，也没看清那5个蝌蚪似的字迹。金大赖断言，肯定是这十几个学生干的。于是人人过关，都到黑板上去写“东方红”，对笔体。分析来分析去，也看不出那笔体究竟像谁写的。金大赖在每个学生的脸上扫视了一圈又一圈，拍桌子瞪眼地咋唬着，叫写“反标”的主动坦白交代，争取从宽。闹得人人心里发毛，不知所措，把几个女同学都吓哭了。“半大小子”们倒是一点儿没在乎：反正不是我写的，你能把我怎么样？有人建议报案，有人要往家领人，乱哄哄没个主意。

这时，人群里有个老头发话了，浓重的四川口音：还是不要报案了，几个娃子，都是部队子弟，能有啥子“政治目的”，放掉算了。这老头是我同学的父亲，老红军，在大院里很有威信，说话算数。别看金大赖平时挺“扬脖”（傲气），可对老红军很是敬重，见了面一定要打立正行军礼。金大赖常说，我就羡慕那老头两道长寿眉和一口的四川话，那是“老革命”的象征。

老红军一发话，替我们解了围，谁都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早听说社会上抓反革命红了眼，不小心打碎毛主席像的，喊错口号的，无意间撕“最高指示”上厕所的，都被抓了“现行”，如果今天真的抓出个小“反革命”来，不光本人的前途完蛋了，连累家里人也抬不起头来，哪家“摊”上哪家就要倒霉。所以最终达成一致：赞成不去报案，消灾免祸。金大赖也便就坡下驴，网开一面，说这件事记录在案，一经查实谁干的，立即扭送专政机关，逮捕法办。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我想那个写“反标”的家伙，当时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

二

书写“反标”，大概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文革时期达到“猖獗”的程度。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这个现象，似同儿戏一般可笑，比如小孩子写“某某人王八蛋”，既不会真的把那人变成“王八蛋”，更不会引发全民性的“神经错乱”。然而在文革时期，却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因言构罪”，以致成为“现行反革命”的更是屡见不鲜。据当年一位参加侦破“反标”案件的办案人员1970年5月26日的记录，长春市南关区从1967年4月18日算起，到1970年5月，共发生“反标”案704起，其中1967年130起，1968年252起，1969年257起，1970年1至5月65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一打三反”的1970年，由于加大了打击力度，趋势有所减弱。这些“反标”的内容多半是污损有关领袖人物的文字和图像，或在上面打叉、书写匿名信等。截至1970年5月，共破获266起，成年人书写反标者19起；青少年232起，对象不清15起。诚然，绝大部分所谓的“反标”，其书写者的罪名是被夸大和任意“上纲”的，有人无意间的一写一画，一勾一抹，就成了反革命。究其原因，与当时公布的“公安六条”关系甚大。

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因其6条内容而被简称为“公安六条”。文革中所说的“恶毒攻击罪”源自其中的第二条，即：“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是为文革“保驾护航”的法规性文件，其滥施的结果，是逮捕和关押了大批犯下“恶攻罪”的“现行反革命”，更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

三

笔者有一份“清队”期间的资料，记录了吉林省某厅技校“清队”期间，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孙某的审查处理过程。在“材料目录”上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是在备注中有两处写道：“平反撤出”，说明此人在资料中列举的“罪行”纯属冤假错案，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二是盖有某大型国有企业干部档案验收章，可以确认此人的“干部”身份，历史最终还是对他“露出笑容”。

自1968年底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许许多多具有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人被关进“反省室”接受审查，交代自己的罪行。他们在“反省室”里遭到非人道的待遇，专案人员对被隔离审查的“九种人”（一说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伪军警宪等）刑讯逼供，进行从精神到肉体的折磨。

1968年10月19日，孙某被关进了“反省室”。因为他“问题严重”，逃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

文革开始后，孙“表现很积极”，张贴大字报，参加对“黑帮”的批斗，还闯到某领导的办公室，软磨硬泡了好几天，要求补发暂缓分配之前的工资，要求“为政治上的损失平反”，俨然一副“革命党人”的架势。但很快就有人给他贴了大字报，“出身不好”的阴影一直笼罩他的心理，如今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和有相同境遇的“黑五类”们一样，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于是他的不满情绪再度蔓延，自暴自弃、玩世不恭。有人说，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能包治百病。他接过话说：“我头疼，能治吗？”文革初期，几乎到处都在批斗、游斗“五类”分子，“勒令”他们下乡。他就想，解放这么多年，他们又没干什么坏事，改造得也不错呀，还斗他们干什么？他说：“人都学坏了，没有文化大革命哪有这么多人犯错误”？“把楼都打坏了，东西都买不到，‘十六条’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江青却提出文攻武卫，就是让参加武斗。”他拿着气枪，打墙上毛主席诗词四角的按钉（据材料显示有多人参与），这是他对伟大领袖“恨之入骨”的典型例证。在车间劳动时，他把工人比作猪和狗，是为社会主义“效劳”，说“这活不是人干的，工人一天天干活，像猪一样，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不了一双鞋”。他在反省期间的“调查取证”材料，绝大部分是围绕这些“反动言论”展开的，尽管这些交代和证明里存在很大“水分”，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逼、供、信”下的产物，那时，所有被“专政”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自己“罗织罪名”，任意夸大和编造“罪行”相当普遍。

在反省室失去自由，并不断地被打，使孙某的精神几近崩溃。由于态度“极不老实”，因此罪行也在不断“加码”。

四

1968年11月8日，孙某鼓动反省人员×××逃跑。他们先到了孙某的家里，只有孙的姐姐在家，孙某向姐姐要了20元钱，然后就跑出家门。两人先到理发店刮了胡子，然后在孟家屯车站上了火车。到沈阳时，已是后半夜两点。

踏上逃亡之路，才有一种惊弓之鸟的感觉。

下一步该向哪里去呢？思来想去，也拿不定主意，二人漫无目的地上了南行的列车。这时孙某又想起了妈妈。于是就给母亲写了封信：妈妈：那天走得太匆忙，没有见到您，没有听到您的态度，只见到了我那可怜的姐姐一面，这我已经很满足了。真没想到，现在坐在火车上能给您写信。妈妈，我知道对不起您，但是得和您说明一个问题，您的儿子从没有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您应有克服一切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和抵抗力，万一您少了一个儿子，也应很好地活下去。

这封信最终还是落到了“群专”的手里，是他的母亲收到后主动交上去的，还是根本就没有接到，而是“群专”人员“查获”的，不得而知。

二人天亮时到了德州，没出车站，就被一伙戴红“胳膊箍”（袖标，上写着“德州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抓住了，并将他们押到指挥部。

孙某被提审4次。先是有人问他干什么的，他没敢说是逃出来的，只说是小偷。提审×××时，他说13岁就外出了，在姑家住。

他们再次想到了逃跑。但院墙很高，根本爬不上去。孙某有些绝望，进来是个死，出去也是个死，还不如自杀算了。于是他就用头使劲地向墙上撞去。

等他醒来时，一个姓张的师傅对他表示同情，给他送来一个馒头。在张师傅的一再劝说和追问下，孙某交代了从学校“反省室”逃跑的经过。

张师傅对他说：你不就是个“现行”吗？有党的政策在呢，顶多判几年，不能采取“抗拒”的方式。孙某说，谁不想回家啊，可是回去就得挨揍。张师傅感到不解：不会吧。于是×××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看了，后背上伤痕累累。

几天后，学校来了两位师傅将二人押解回到长春。

回到学校“反省室”的境遇是可想而知的，《捕蛇者说》留下了那句“苛政猛于虎”的名言。在“反省室”里，面对“群众专政”的强大“政治攻势”和“群专”队员的逼、供，又岂此是“猛于虎”呢。

1969年2月14日，孙某又写下了两首“反动诗”：

思家

一轮明月照千秋，几人悠（忧）来几人愁。

几人佳节饮好酒，几人思家在外头。

思家有感

一轮明月照九州，主席思想记心头。

尽管套用了“民歌”形式，不是他的原创，在水平上还不能称其为“诗”，但真要“上纲上线”说成是不满现实的“反动诗”，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反省关押期间，孙某所在学校有二人因不堪凌辱打骂而自杀，依照当时的“通例”，被称为“抗拒改造，畏罪自杀”。孙某私下里对人说：×××的死是群专给逼出来的。“他们死得不高明，叫我就不死，活着以后东山再起，要是放我出去，我见群专的人就讽刺、打击，在没人时我可以报复他，要是变天，我就拿起武器以血还血。我现在把群专的名字都记住，如果进公安局，那我也不能这样进去，我得把反省室的水搅混，大闹一场”。这显然不是他的原话，只有一人的“揭发”材料里有上述“孤证”文字，不排除听到的人“加油添醋”打“小报告”揭发出来的可能。

1969年3月19日，孙某在“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班”期间，一面反省交代自己的“罪行”，一面接受“劳动改造”。此时，他已被“隔离审查”了5个月。在一张学生用的横格作业纸上，写有“毛主席万岁”、“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天才”等字迹，纸页上方写了“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右上角写了“放猪”二字，有人将这一行字迹用红铅笔圈起来，就构成了“反标”。

1969年3月26日，孙某给学校革委会写了“自荐信”：“请把我送交公安局去，因为我罪大恶极，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我要求去那里劳动改造，这样对于我更为适合。”文革前，笔者曾看过一部电影《鄂尔多斯风暴》，主人公乌力吉因走投无路被关进监狱不愿出来，看守向外撵他说：“快点滚蛋，到这里混饭吃来了？”我想孙某主动要求进公安局，决不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多半是因为不堪凌辱打骂的缘故吧。

对“现反”孙某的审查处理意见，形成于1969年3月24日，落款处有“某厅技校群专小组”字样。内称：现行反革命分子孙某自1968年10月19日被革命群众揪出以来，在反省期间始终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对抗群众运动，最初以死来威胁群众，拒绝批斗，进而策动与串通现行反革命郑某畏罪潜逃，被抓回后，根本不认罪，尤其在群专同志全面落实毛主席无产阶级政策以后，更加猖狂地进行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反扑。与现行反革命分子马某进行反革命串联，为马出谋划策，煽动反抗，对其他反省人员拉拢、打击、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写反动日记和反动诗，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并一再散布反动方论，攻击群专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破坏群专所规定的反省纪律。虽经多次教育、批判、斗争，但其终不认罪，态度顽（蛮）横，负隅顽抗，最近在“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班”中，故意混淆视线，颠倒黑白，破坏纪律，尤为甚者书写反动标语，恶毒诬蔑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视（是）可忍，熟（孰）不可忍，真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接下来，详细列举了他所犯下的“七大罪状”。材料里有孙某书写的“反标”、反动日记、书信的原件，以及大量的“旁证材料”。

1969年5月13日，校革委会作出“关于孙某问题的处理决定”，鉴于孙某犯下的“罪行”，经“革命群众讨论和革委会研究，决定给孙某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

五

有关“大同党”冤案，吉林省的双阳县是重灾区。据《长春市志·公安志》记载，此“案”牵涉很多人，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冤假错案。这起案件在长春地区造成的恶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大约在1969年夏季，“清队”高潮时期，长春市镇压了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之后，3个“大同党”头目在长春市区内“游街示众”。首犯被倒剪双臂，身后插着黑色的“亡命招”，他的下场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主犯夏清鉴判了死缓，时年20岁，从犯徐新堂判了无期徒刑，时年18岁。据说他们是有组织、有纲领，旨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集团。有关“大同党”冤案的公开记录甚少，而笔者得到的一份资料不仅“相当残忍”，更是荒诞不经。邰某（隐其名，以下涉及人员均隐其名）因被指控为“大同党”而被活活打死。

事情发生在1968年7月间。

据某采石厂洪某的证实材料称：一天，三道公社先锋大队有人带着介绍信到石碑岭来抓邰某。说邰某是“大同党”，当时我和另一个管事的干部没有同意，叫他将介绍信带回去。但第二天就听说邰某叫（先锋）大队由富家屯抓去了。我们急忙向上级作了汇报。当天我们去（先锋）大队将邰某带回单位审了一次，也没有问出什么。听说是李某说邰是“大同党”的，所以就找李来问，李说根本就不认识邰。

庆某的证言称：上午抓到邰某后，用汽车拉到采石厂，被绑在收发室里，午饭后，又将邰提到群众组织办公室进行审讯。在场的有十多个人。审讯之前，凡是参与的人都参加了研究，明确审讯的主要目的是问出“大同党”组织的名单，问清“大同党”的章程是什么？因为先锋大队在介绍情况时说“大同党”的章程是：“先杀党，后杀团，然后再杀老社员。”审讯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由午后一点到三点，因为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就动手打邰某。最后将邰某押在工会办公室里，给他戴了手铐子，那手铐子是从二道河子分局借来的。

当天晚上，邰某是如何从关押他的地点逃跑的，缺少相关资料。绝大部分材料是围绕第二天从抓捕邰某到最终将其打死的经过展开的。其中有一份材料证实，打死邰某的原因有“派性”作祟。

吉林省暨长春市革委会成立于当年的3月6日，但由于两派长时间的对立，所积蓄的仇恨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其中又掺杂了个人的恩恩怨怨，所以在思想深处，还有着“派性”的残余。我曾在那年的4月5日，亲眼见到两派人员到自己那一派别组织在武斗时“牺牲”的“烈士”墓前献花圈。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对“敌人”越狠，越能证明你“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就是那个时期人们普遍的思维定式。

邰某逃走的第二天，有人来报告说，在城子山上发现了邰某。下午3时许，由某车间头头串联十余人，先让大家回去吃饭，然后去抓邰某，说“不去不给工资”。有一个车间头头说，“大同党”不是一个人，要拿一些“防备的东西”。“叫每人都带着武器，当时我拿了一根三角带鞭子，就都上了汽车。4点多钟，汽车行到半山腰时停下来。有人直奔邰某的家中守候。另一伙人到城子山宿舍门前下车待命。采石厂的一位老工人来报告，说邰某在山南坡躲着。于是人们分成三路上山包抄。”（张某证言）

“我们往山上走，发现山顶上一个人走下来，还没等吱声呢，大家就都围上去了。”此人正是邰某。“我向邰某要下手铐子，当时我问他，是谁给你砸开的？他说是自己弄开的。于是我们把他弄上汽车，开到宿舍门口。”（顾某证言）

“徐某立即将邰某捆了起来，并绑在汽车前边的大铁架子上，他首先将邰狠狠地拷打一顿”。这时，从另一路上山的王某回来了，问抓到没有，回答说抓到了。邰某跟王很熟悉，像是盼到了救星，“急忙喊着说，五哥，救命啊！”（张某证言）然而他失望了，被称为“五哥”的王某怒目相向，厉声申斥：“谁是你五哥？再叫我打死你。”

这时，徐某用衣服将邰某的头蒙起来，五六个人一起上去，轮番对邰某进行毒打，有的用三角带，有的用汽车的刹车软管，跪在地上的邰某被打得左右翻滚。接着，王某继续毒打邰某，致其死亡。

“他是带着‘派性’打邰某的。有人劝阻道，别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王某说，他是撒（毒）药的阶级敌人，你们包庇坏人？兴你们打，就不兴我们打？”（杨某证言）

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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