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公口附近正规医院:李兆麟率部奇袭日伪据点“老钱柜”

李兆麟率部奇袭日伪据点“老钱柜”

王钧

一九三五年底的一天，我在汤原佳区青年义勇军当排长，在一个大院里见到了李兆麟同志。当时他只有二十五岁，矫健的身材，穿着灰兰色布制军装，打着绑腿，肩拷一支十响的驳壳枪，头戴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布琼尼元帅式的军帽，一副英姿焕发的青年将领风貌，令人肃然起敬。他那时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第六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北满省委委员。他用辽宁口音给我们讲话。不时用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亲切地打量着每一个人。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更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九三六年初，跟随李兆麟同志奇袭伊春于四炮山林警察大队的战斗经历。

以汉奸于四炮为首的伪山林警察大队，是伊春山沟里最大的一股伪军，有一百多人，分别盘踞在岔巴旗、南岔、老钱柜。大队部驻在老钱柜，直接受日寇指挥。这股山林警察大队与日寇狼狈为奸，不仅强迫工人为日寇采伐我国有名的红松，而且他们还制订了许多搜刮百姓的罪恶办法。比如每个工人每月要向他们交五元钱的人头费，每张上山的爬犁要交二十五元钱的上山费，还经常抓人，罚款和收大烟税等。不仅给当地人民增加了负担，使人民生产更加困苦，而且对我巩固后方革命基地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北满省委为保护国家资源，保护人民，做出紧急决定：立即消灭这股最疯狂的山林警察大队。

一九三六年初，上级把消灭于四炮为头子的山林警察大队的任务交给了领导六军的张寿篯（即李兆麟）、戴洪滨（六军四团团长），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把汤旺河沟里的于四炮大队干掉。

当时我方的大部队，随六军军长夏云杰去打鹤岗，驻地仅有二、三十名的警戒人员。经戴洪滨提议让洼区区委书记李风林把游击连和青年义勇军带来，共集结了一百五十多人。在整队出发前，李兆麟对大家说：“我亲自带你们去消灭这股山林警察大队，同志们有没有信心那？！大家齐声吼叫：“有！”部队就出发了。

这是冬末春初的一天下午，雪过天晴，极目远眺，万里河山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李兆麟、戴洪滨率领一百五十多人迎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松软的白雪，从浩良河东面出发，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沿着汤旺河快速地前进着。当走到岔巴旗地方（现威岭一带）夜幕已经降临。部队摸到一个木制岗楼跟前，从窗户看见里面有两个警察正坐在炕上对面喝酒，身旁放着两支枪。同志们一个箭步闯进去，枪口顶着这两个警察的胸膛，喝问道：“东岸有多少人？谁在那儿负责？有几个岗哨？”

 这两个家伙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战战兢兢地说：“那里有四十多人，都住在大院套里，东院住有黄毛、丁山、张保安、官四炮几个中队长，只有一个岗哨。”经过开导和教育，这两个伪警察愿意为我军带路。团长戴洪滨，区委书记李风林，连长刘世杰和我押着这两个警察分别率部摸到了东沿的大院套，巧妙地缴了伪岗哨的械。李风林机警地带着三十多人冲到西院，封住门窗。李兆麟、戴洪滨则带着二十多人闯入东院。敌头目正躺着抽大烟。他们见势不好，随手把烟灯扔过来，翻身想去取挂在墙上的匣枪。李兆麟“当”地开了一枪，随即用枪指着他们说：“不许动！你们的枪要拿出来打日本。”这时室外的战士也把枪从窗户伸进来逼住敌人。一个同志跳上炕取下了匣枪。几个曾经威风一时，为非作歹的中队长黄毛，丁山、张保安、宫四炮乖乖地当了俘虏。于此同时，西院的敌人也被顺利地解决了。李兆麟和戴洪滨研究决定，留少部分兵力守住岔巴旗，封死山口，切断敌人的联系，其余的人从老乡那找来十几张拉木头的爬犁。李兆麟让先头部队换上敌人的服装，乘着爬犁，押着黄毛、丁山、张保安在前面领路，其余的人跟在后边，直向南岔推进。途中，迎面驶来了一张爬犁，走近一看认出是戴洪滨的老乡陈永山的儿子陈贵，此人是山林警察大队的“五炮”派出来的哨兵。他告诉我们“五炮”带六个人出来巡视，很快就到。李兆麟立即叫黄毛、丁山坐在最前头一张爬犁上，继续向前赶路。不大功夫，迎面又来了一张爬犁，在距我们二百米的地方停住了。他们高喊：“是什么人？”并听到摆弄枪栓的声音。李兆麟用手枪顶着黄毛的背后，指令他回答说：“是自己人，你是老五吗？”“五炮”宋喜彬又问：“后边那么多的爬犁是干什么的？李兆麟又令黄毛回答道：“是山下送粮的爬犁”。宋喜彬误认为是自已人。说时迟，那时快，李兆麟等同志乘坐的马爬犁象离弦的箭一祥奔向“五炮”，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他，“五炮”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做了俘虏。在我军的教育下，宋喜彬同意带路去南岔，表示要立功赎罪。由于宋喜彬带路，我军顺利地到了南岔，这样一来，没有费劲就缴了营地警察的械。这一夜我们解决了敌人三个据点。这时，天已大亮，部队进行休整。当天夜里，李兆麟和戴洪滨商量：“为了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定于次日早三时出发，用最快的速度抢在晚上九点之前赶到“老钱柜”。同时又作了宋喜彬的思想工作。宋表示“缴‘老钱柜’一伙的械没问题”。

翌晨三时，顶着刺骨的北风，同志们坐着爬犁，以最快的速度向“老钱柜”进发。战士们的手脚冻麻了，就下爬犁跑一阵，饿了就啃几口冻得“邦硬”的大饼子。马跑不动了，又在中途的台清店换了一次马爬犁。由于宋喜彬在前面起到了掩护作用，到“老钱柜”时，顺利地缴获了警卫和柜房的械。后续部队到达后，直插“老钱柜”后边十几里路的日寇指挥部。乔装智取解决了外围的二十个守卫。当寻到日寇森山指导官时，他正在屋里抽大烟。李风林等冲进屋，跳上炕去摘枪，被森山指导官拦腰抱住，李风林用力一甩，将森山甩到通红的炉子上，烙得森山象鬼嚎一样哇哇直叫。李风林随手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这次战斗共打死森山大尉以下七名日寇指挥官。在李兆麟将军的领导和指挥下，我们历经两天两夜的时间，行程八百里路，彻底拔掉了在伊春沟里猖獗一时的伪山林警察大队这个“钉子”，顺利地完成了北满省委交给的任务。除“于四炮”（大队长）外出没有抓到外，其余全被生俘。共缴获一百多支枪，三十多万发子弹，一百多磅大烟土和几万斤米面。这些战利品全部运到我后方基地上甘岭和五营。烧了敌人的大本营，遣散了伐木工人。从此，这一带成了三军和六军的根据地。在沟里建立了许多密营、小型兵工厂、仓库和医院。还成立了联军学校，校长是赵尚志，李兆麟任教育长。学校连续办了三期，为北满抗联各军训练和培养了许多具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的军政干部。

这里还要讲一下“五炮”宋喜彬情况。宋是于四炮队伍中的一个头目。他被我军俘获后，经过党的耐心教育，参加了我军，后来当上了后方留守处的副处长。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很勇敢。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宋喜彬带着三十多人在南岔佛爷砬子西山和多于他二十倍的日寇讨伐队遭遇，交战十分激烈。日寇凭着武器精良，羊群战术，用机关枪、掷弹筒集中火力从三面“围剿”宋喜彬部。宋临危不惧，沉着指挥战斗，打得日本鬼子哇哇直叫，尸体纵横。当战斗到只剩他一个人时，他围着大树和敌人周旋，边打边喊：“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满洲国，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又消灭二十几个鬼子。最后终因身负重伤，英勇牺牲。

一九四二年初，我在和日军一四九步兵师团一次作战中，左腿负重伤，战友王明贵、陈雷同志率部队突破敌人封锁线，把我送到后方基地治疗。我卧床长达两年半之久。兆麟同志经常来信并派人来慰问我。当听说医生要把我的两条腿截掉时，他严肃地说：“这不行，这个同志很能打仗，他打游击不能没有腿，要想尽一切办法保留住。”经过医生们的共同努力和护士们的耐心护理，我的腿才幸免截除。不久我转到抗联教导旅小医院。一次李兆麟拿着几筒牛肉罐头来看我，护士长徐云卿同志说，这罐头是组织上给兆麟夫人金伯文生孩子准备的。我听后再三推辞不留，兆麟非让我留下不可。我激动地流下了泪，心想：“多么好的首长啊！”

一九四五年“九 · 三”胜利后，我去了北安，李兆麟等同志已去哈尔滨，担负起北满党政领导工作。十月朱振声同志受兆麟的派遣手持一封信和一个皮包来北安给我。打开一看有东北局陈云、彭真同志的重要讲话，还有些小册子和不少《解放日报》 ，我如获至宝，一边阅览这些重要讲话和材料，一边和朱振声同志交谈。从谈话中得知兆麟同志为了工作需要，想让我为他弄几块表，我听后马上摘下自己的手表，司令部其他同志也都争先恐后献出自己的表。最后我决定让朱振声同志收下二块手表、二块怀表，并将我急急忙忙草写的汇报信，一并交给朱振声同志带给兆麟同志。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我和李兆麟老首长的最后一次通信。

（庞志常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