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颖否认绯闻男友:宋美龄：身跨三个世纪的绝版女人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医疗条件的根本改善、和平时期的稳步延伸，人类的平均寿命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间。然而即便如此，堪称“人瑞”的世纪老人仍属珍稀品类，可谓凤毛麟角。宋美龄（1897—2003）身历三个世纪，活足105岁，可算是一个不小的奇迹。须知，困于贫穷者固然容易夭殇，骄于富贵者也同样难以长寿。宋美龄曾富拥金山，贵为国母，遍阅炎凉，饱经世变，她居然能够打熬住这么久的筋骨，绝对有她的过人之处。论出身，她是名门闺秀；论教养，她是中西合璧；论才智，她是不二之选；论声望，她是举世皆知。但这些寻常女性无法通备的先、后天条件并未囊括尽她的全部优势，至少还可补充以下几点：性情开朗；心地光明；处事公道；待人热忱；悟性极高，心理调节能力特强，即便是从峰顶坠落谷底，其精神亦能释然，不自苦，不自怜，更不自弃，冷静看透势权如积雪、富贵若浮云的那一面。

    宋美龄的一生绝对值得历史学家仔细考量，她所书写的个人传奇是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成长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章节，她对中华民国的政治、外交、军事所施加的强力影响，今人认识得还很不充分，仅仅将她视作蒋介石的“政治花瓶”是轻佻的，仅仅将她视作贪权好利的女人是肤浅的，她身上具有中国现代第一批深刻觉醒的女性力求实现自我极值的强烈意愿：参与政治，改造社会，关注国计民生。她遭逢乱世，一方面固然给她提供了不少施展才智和魅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她的政治理想高开低走，终至镜花水月，完全落空，这显然不只是其个人梦想的落空，也是时代悲剧。

    如今岚烟散尽，青山在目，我们从容评说这位早已洗尽铅华的世纪老人，也许可以较以往更加客观一些。

“只有的我的脸像个中国人”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关口，但一时间男权轴心地位并未出现根本的动摇。中国传统的伦理规范讲求的是女子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既然女子的开步阶段必须从父，她们就得摊上一位才能出众、卓尔不凡的老爸，才可望与幸福人生搭界挨边，否则，连造化的门环都休想摸着。宋美龄的父亲宋曜如（字嘉澍，英文名为查理）出生于广东文昌，早年随舅舅闯荡美国，当过茶叶店的伙计，做过缉私船的水手，读过万特比尔特大学的神学院，最终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丰富的阅历使他认识到，改造社会必须从革新政治入手，他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毕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抱有发自内心的崇敬和好感，并将它视为放之四海皆可行的真理。这样一个人，作为公民，他注定不会成为孱弱之徒和平庸之辈；作为父亲，他绝对不会听任子女重蹈前人的覆辙，去走那条又黑又险的老路，做稳奴隶，或欲做奴隶而不可得，与成为对社会有用有益的公民，二者是完全不能等量齐观的。

    宋曜如头脑发达，精力充沛，性格耿直，1886年初他作为传教士回到上海，由于与教会首领林乐之多有龃龉，很快就烟消了传教的兴趣，转而经营实业，创办面粉厂和印刷厂，代办机器进口业务，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几乎没怎么劳心费力就成为了百万富翁。有了钱，他没急着奢侈享受，而是给子女提供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教育，他先后将六个子女送去美国留学，这其中便有宋氏三姐妹。宋查理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主张男女平等，他以斯巴达精神砥砺三个女儿，有意将她们培养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让她们解放手脚，不刺绣，不缠足，像男孩子一样玩勇敢者的游戏，甚至淋雨，“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

    据文献记载，中国最早出洋求学的女子是江西的康爱德和湖北的石美玉，早在1892年她们就留学美国，梁启超曾在《变法通议·女学》中盛赞康、石二人学业、品德优秀，“虽西域耆宿，犹歆羡之”。宋曜如得风气之先，也不甘人后，1904年，他送刚满十四岁的大女儿蔼龄飘洋过海，去美国南方乔治亚州梅肯市的教会贵族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三年后，他又将十四岁的庆龄和九岁的美龄送去与大姐会合。完全彻底的美国化使三姐妹的学识、眼界和心气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中国女子。

    宋美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学业门门优秀，其热忱活跃的性情广获人缘，比腼腆羞涩的二姐庆龄更得老师和同学的好感。在三姐妹中，她美国化的程度最深，学历也最高。宋美龄曾不无自豪地承认：“只有我的脸像个中国人！”她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她的中文竟是回国之后才囫囵学会的。

“女人要崇拜才快乐”

    对于女性而言，一生中，恋爱和婚姻往往会起到远比男性更大的决定作用，影响也更为深远，在男女平权意识较为淡薄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情况自然更是如此。宋美龄的初恋男友是哥哥宋子文在哈佛大学的同窗好友刘纪文，此人生得一表人材，谈吐幽默，文才出众，喜欢摆弄照相机，而且技术堪称一流。他曾创作了一首赞美诗赠给宋美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世界少不了女人。/如果少了女人，/这个世界将失去百分之五十的真、/百分之七十的善、/百分之一百的美。”表面看去，他意在赞美全体女性，实际上是专讨宋美龄的欢心，当时这一招算是搔中了痒处，宋美龄舒卷的情怀欣然接纳了这位英俊潇洒的才子。暑假期间，他们结伴同游，尼亚加拉大瀑布，大峡谷，好莱坞影视城，玩得十分尽兴。应该说，作为恋人，作为旅伴，刘纪文都是上上之选，跟他在一起永远都不会沉闷，更不会无聊，他总有逗人开心的高招，一旦照相机派上用场，宋美龄顾盼生辉的美貌就会为更多的人所欣赏，连全美家喻户晓的《明星报》也刊登了她的玉照。

    还是张爱玲的那句话说穿了男女恋爱中最隐秘的心思：“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宋美龄喜欢刘纪文，却并不崇拜他。她攻读英国文学，喜欢《亚瑟王传奇》，对亚瑟王的助手墨林尤为激赏，因为他是言出必中、法力无边的预言家。她还喜爱不辞艰险独自上路去寻找圣杯的骑士。传说中的人物当不得真，莫非现实中就没有超级强者？刘纪文温文尔雅，浪漫多情，聪明幽默，但他只算轻量级的“拳手”，根本做不了重量级的“拳王”。宋子文极力促成小妹与刘纪文订了婚，但有时候订婚与结婚之间仍隔着无法逾越的天堑。宋美龄曾对二姐说过“非英雄不嫁”的话，刘纪文的黯然出局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及至美龄回国，大姐夫是孔祥熙，二姐夫是孙中山，个个都是人中之龙，以她不肯服输的心气，在婚姻上更不肯低调处理。当年，她放眼国中，堪称铁腕强人、够格做她夫君的惟有蒋介石一人。1922年，蒋介石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初次见到宋美龄，她的综合素质——超凡脱俗的风韵、教养和才智，再无第二位待字闺中的美女可堪比拟，更别说能出其右。蒋介石绝不是那种只满足于惊鸿一瞥的胆小书生，他心中暗暗生出能娶这位大美人为妻方为当今第一豪杰的雄心。在感情上的爱慕之外，蒋介石的权力野心也推波助澜，他深知孙中山和宋氏家族这双重背景意味着什么，无论为积累政治资本着想，为开拓事业前途着想，还是为追求人生幸福着想，他都决心铆足心劲往前冲。当时，蒋介石遇到了多方面的阻力：倪老太太对他拒之于千里之外（她是位热爱和平的基督徒，不喜欢以砍砍杀杀为业的赳赳武夫），孙中山的态度模棱两可（一再劝蒋“等一等吧”），宋庆龄坚决反对（她甚至对丈夫说过“宁愿看着妹妹去死，也不愿让她嫁给蒋某人”的激烈言辞），宋子文当面回绝（他出于友情，维护刘纪文的颜面和利益）。蒋介石碰了好几个硬钉子和软钉子，依然雄心万丈，一定要娶得美人归，成为孙中山总理的连襟，收拾全党同志的好感和敬意。

    障碍和利好均显而易见，蒋介石心思绵密，先已察觉到美龄对他抱有好感，经他极力笼络，宋蔼龄愿意暗中保媒，宋庆龄和宋子文的阻挠便不足为虑，他只要能获得宋美龄的母亲倪老太太的首肯，就可以大功告成。而要倪老太太认可他为女婿，他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摆平一妻两妾，这不难，他略施心计，连哄带骗将结发妻子毛福梅变成了“义妹”，与侧室姚冶诚脱离关系，送情妇陈洁如去国外“考察”；二是入基督教，接受洗礼，这更容易，无非是走走过场。

    1927年12月1日，四十一岁的蒋介石跑完长达五年之久的求婚马拉松，娶得二十九岁的宋美龄为妻。同一天，蒋介石的文章《我们的今日》发表于上海《申报》，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尝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他的洋洋得意。

    许多人（包括为数不少自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的传记作家）通常都会想当然地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是成色十足的政治联姻，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据宋美龄的秘书张紫葛先生在新版传记《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所述，宋美龄曾谈及这段情事，称自己与蒋介石是一见钟情：“他那对闪亮的眼睛告诉我：他是个英雄。相比之下，远比我二姐夫（孙中山）英俊。”他们首次见面便交换了电话号码，此后纸上谈心，深相投契。1927年夏天，由于国内各党派的政治压力，蒋介石宣布下野，就在这个前途莫测的特殊时期，他仍有心投石问路，写给宋美龄的信竟显出少有的感情冲动：“功业宛如幻梦，独对女士之才华容德恋恋不能忘，但不知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这就难怪了，宋美龄对外界盛传的大姐宋蔼龄的暗中保媒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法嗤之以鼻，她曾对秘书张紫葛说：“这项婚姻自始至终是我自己作主，与我阿姐何干？”从宋美龄崇拜英雄的感情逻辑来看，她的话显然要比某些传记作家的话更具可信度。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撇开各取所需的政治因素不谈，世俗的评判席从未亮出过高分。蒋介石是典型的登徒子，早年出入秦楼楚馆，流连花街柳巷，患过杨梅大疮，早早地就丧失掉生育能力，然而他手中握有重权，即等于拥有最烈性的春药，又怎么可能改变寡人好色的本性？他与宋美龄结婚初期，私生活确实颇为检点，颇为收敛，可后来（1941年）随着陈洁如归国，蒋介石旧情复发，与之重续前缘，宋美龄察觉苗头不对，自然怒不可遏，将蒋介石臭骂一顿，然后打点行李飞往新大陆，待足半年多，才好不容易消了气。在此期间，蒋介石拿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将陈洁如打发到远离内陆的香港，让她独自守着窗儿，咀嚼黄昏，消磨余生。但此举并不表明猫儿从此茹素，不再偷腥，没过多久，蒋介石便与另一位陈小姐（党国要人陈立夫的侄女）暗渡陈仓，他常去重庆近郊的黄山中学“学外文”，实际上学的都是荒腔野板的鸟语，主要功课则是一晌偷欢。这一次，宋美龄亲自出马，将蒋介石和陈小姐捉奸在床。发火？泼醋？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不是她的风格，她高傲，自尊，因此再次选择了远远的回避，去巴西那个热情之邦抚平心灵的创伤。她不可能选择离婚，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她从小就是标准的基督教徒，将婚姻视为神圣的契约，另一方面她自觉母仪天下，有极强的责任感，不能说撂挑子就撂挑子，令天下人侧目而视。宋美龄晚年曾对张紫葛说：“我年轻时候有点重感情，多次接触爱情。自从进入政治生活，就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放在第一位，再也不曾想到别的了。”尽管也有一些江湖版本说宋美龄曾经红杏出墙，与刘纪文藕断丝连，与吴国桢暗通款曲，玩弄空军飞行员，实际上都是无稽之谈。宋美龄有洁癖，对她来说，偷情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倒并非说她从未有过这样的闪念和冲动。她曾向张紫葛坦承道：“我绝不是说，我成了神，我超脱了生物本能。譬如说，我拥抱飞行员、亲吻他们时，也常有本能的快感，甚至闪过性的冲动，但也只是一闪罢了，这是自然的嘛。你不知道，胡说八道攻击我的还多啦！可是，我一概不理。我照我认定的做人标准，勇往直前。我对我自己的行动负责，绝不掩饰，绝不赖账，更不偷偷摸摸！”她的这番表白是可信的，以她从小所接受的原汁原味的美国教育，为人行事要远比青帮出身的蒋介石更坦率光明。

    通常情况下，两个教养程度相差甚远、生活习性也完全不同的人做夫妻，婚姻很难圆满。蒋介石、宋美龄二人，一土一洋，一俗一雅，一冷一热，一恶一善，本不般配，然而他们却达成了高度的互补，他们的婚姻不只是夫唱妇随，夫贵妻荣那么简单，其中还有互相的欣赏和彼此的默契，因此尽管有过不和谐音，也曾亮过两、三次红灯，大体上却可算成功。当然，上帝不欲使人完美，宋美龄也自有宋美龄的遗憾，她一生享有权力和财富所带来的无限荣耀，却膝下荒凉，不曾享有一个女人理应享有的最基本的人生幸福。试想，一个母仪天下的女人，自己居然没有生下一儿半女，在天伦之乐方面缺失了一大块，这绝对不是一个小小的遗憾。而这一遗憾无疑是拜她心目中的超级强人和盖世英雄蒋介石所赐。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一时间人心惶惶，战云密布，宋美龄不惧凶险，排除阻挠，只身飞赴西北虎穴，上演一出“美人救英雄”的壮剧，赢得世人广泛的尊敬。大众钦佩她的胆量之余，也终于明白，她与蒋介石同死生，共患难，光有勇气，没有爱情是绝对讲不通的。相比而言，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爱情颇有保留，他从大陆溃退到台湾后，沿袭古代帝王的传统路数，着意培养蒋经国，将大位传子不传妻，这多少有点令对总裁权杖志在必得的宋美龄怫然不乐。由此亦可见出，婚姻是一码事，政治则是另一码事，夫妻爱终归敌不过骨肉情。

    有人说，宋美龄是一个“香蕉型”的中国人，事实上并不尽然。从她择偶的标准和对待婚姻的态度即可看出她骨子里同样恪守着东方传统，甚至比她二姐宋庆龄更传统。她所接受的西方教育相当完备，可她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精神却并未照单全收，在政治上，她看好精英治国，强人掌权，所以她选择了主张家天下的大独裁主蒋介石作她的夫君，并殚精竭虑经营这桩“中西合璧”的婚姻，使之颠扑不破，尽管有时难免显得心劳日拙，但总体而言还算是博得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长袖善舞

    起初，作为国母，作为蒋介石的形象代言人，宋美龄并未接近权力中枢，她只能用间接的方式对蒋介石施加影响。1934年2月，宋美龄在江西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有人讽刺道，这是一场滑稽可笑的政治秀，是由于她的洁癖发作了，嫌“家”里赃、乱、差，于是，这位管家婆对吐痰、喝白酒、穿奇装异服这些事儿都肯操心费神去管。宋庆龄对小妹热衷的“新生活运动”自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她的批评切中肯綮：“新生活运动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现在需要的是革命的人生观，而不是夫子之道。”小妹冒热气，二姐泼冷水，冒热气的选错了开张的日子，泼冷水的却是看清了严峻的现实。

    宋美龄全面施展自己的魅力和才能是在抗战时期，她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总播音员”，以铁的事实和雄辩的语言揭露和谴责日本侵略军种种灭绝人道的兽行，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纵容政策：“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视着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尊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像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坠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自然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反省和关注。值得称道的是，1941年她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此后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同情，最终创立由美国退役飞行员作为龙骨的“飞虎队”，在中国战场上取得了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奇迹，她也因此被誉为“空军之母”。当年，飞虎将军陈纳德竭忠效命，即颇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作为“隐形的外交部长”，宋美龄长袖善舞，1942年2月4日，她陪同蒋介石出访印度，拜会了圣雄甘地。1942年11月，宋美龄大展“夫人外交”的魅力，飞往美国求取援助，成为罗斯福总统“最可爱的贵宾”，登上美国国会讲坛，用她南方口音的英语演讲征服了参、众两院，赢得了长达四分钟之久的热烈掌声。她这次美国之行为饱经战火、危如累卵的中国争取到了最大限度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她也因此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被评选为全美国最受景仰的十大女性之一。1943年7月，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加英、美、中三方首脑高峰会晤的开罗会议，她的美丽、温和、机智和谈吐风趣给倨傲的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承认宋美龄是他最欣赏的少数女性之一，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开罗宣言》使中国取得了四强之一的国际地位，为后来在联合国取得常任理事国资格铺平了道路。应该说，这是中华民国的外交胜利，也是宋美龄的外交胜利。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美龄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冒着极大的风险携带补给品奔赴前线慰劳浴血鏖战的将士，她“军服绑腿，步履矫健”，先后到河南兰封慰问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到河南富金山慰问宋希濂的第七十一军，到江西九江万家岭慰问吴奇伟的第四军。在上海前线，宋美龄的座车被炸弹掀翻，致使她颅内受到震荡，肋骨摔断数根，但她仍振作精神，咬紧牙关，忍痛对坚守阵地的官兵发表了鼓动力极强的演说。此后，她落下了腰痛的毛病，每逢阴雨天，便有酸痛前来拜访。海外有酷评家认为，宋美龄在抗战时期扮演女中豪杰，到处奔走呼吁，是好出风头的个性所致，免不了在政坛作秀的嫌疑。他也不想一想，纵然虚荣心超强，哪个女人又会拿性命当玩具，去铁血交飞的前线作秀呢？

    蒋介石成于内战，也败于内战，宋美龄的魅力再大，也无法安抚1946年至1949年间日渐溃散的军心，她再次去美国求取援助，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罗斯福总统曾使她有福，杜鲁门总统却使她无门。最终她一觉醒来，发现中华民国气数将尽，自己的政治舞台和外交舞台已缩小成了一座袖珍的孤岛，而且在这座孤岛上，蒋介石充分显示出他爱儿子（蒋经国）远胜过爱妻子的本意，宋美龄的权力欲望因此受到很大程度的抑制。她是够焦躁的了，恨美国人不在大陆扔两颗原子弹，教训教训共产党，视同胞的性命如草芥，这多少有点丧心病狂。蒋介石的地盘缩丈为寸，她的角色也跌落为“妇联会会长”、外交人才主考官、“心战”悍将（带头高呼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78岁的宋美龄原以为众望所归，她会受全党拥护，代理总裁，却不成想蒋介石的长期铺垫此时生效，蒋经国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主席，她的梦想宣告破灭。1986年，蒋介石百岁冥辰，宋美龄发表《我将再起》的讲话，似乎仍存异想，其实是强弩之末，此时蒋家王朝因为“江南命案”大白于天下，气数已尽，别说宋美龄，蒋家第三代（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的政治生命都已宣告结束。“寿则多辱”，庄子的这句话说中了宋美龄的现实困境。她彻底灰心了，只好带着九十余箱细软乘坐专机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她折腾了一辈子，到头来，蒋家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或称之为煤山化灰，雪山化水，就这么回事。富贵不出三代，这句话往心坎里跑，就像冷风往门缝里钻，那寒意穿骨透髓。

    大姐宋蔼龄爱钱，孔家富可敌国；二姐宋庆龄爱国不爱钱，一生清素可风；宋美龄爱权又爱钱，猛虎搏二兔难免有失。1943年，她访美归来，竟耗用战时驼峰运输（高原空运）的宝贵运力运送她在美国购买的大批化妆品、衣物和珍奇的玩艺儿，惹得珍惜油料、热爱生命的美国飞行员勃然大怒。

    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雷厉风行地打虎，宣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将走私大王、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孔祥熙的长子）抓捕归案，宋美龄却将家族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最终导致“打虎运动”流产。她这样循私枉法，原因有二：其一，维护亲情；其二，大卫（孔令侃）是姨妈的“敛财童子”。宋美龄后来向蒋经国推荐孔令侃出掌行政院（未能如愿），仍是这个意思。宋美龄在台湾与孔令伟（即孔二小姐）把持中华航空公司和圆山饭店数十年，公司和饭店亏空巨大，她们却捞足了松活钱。

    抗战胜利后，宋美龄的精神明显趋向平庸和没落，一旦大陆易帜，心理倾斜，权和利的双重侵蚀变本加厉，实用主义彻底代替了理想主义，由国母降格为岛主夫人，她的失落感险些将她改造为歇斯底里的怨妇。晚年，她杜门谢客，安心静养，这才由绚烂归于平淡，反刍一生的荣辱得失，她绝对不缺“口粮”。

姐妹歧途

    政治权谋最能异化人的性灵，使绝大多数政客内心冷酷阴暗，以至于六亲不认。在这一点上，宋美龄显然要比江青之流做得更好，不是一般的差距，而是天壤之别。江青得势后，对她的亲人固然很少理睬，对她的旧情人老朋友更是大加迫害，务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宋美龄则不是这样，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这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蒋介石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以消心头之怒。宋美龄却看到张学良动机单纯，为人赤诚（亲自护送蒋石回南京），便对他竭力保全，还劝导张学良寻求新的信仰，由学佛改信基督教，心灵有所皈依。

    早在上个世纪初，宋查理的子女仿佛接力赛似地前往美国留学，先是大姐蔼龄，由她照顾大妹庆龄，她毕业回国后，由庆龄照料小妹美龄，三姐妹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她们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令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不少师生记忆犹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宋家上下反对，美龄和哥哥子文则表示理解。后来，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庆龄则坚决反对，她多半还是为小妹的幸福着想，认为像蒋介石这样成色十足的流氓政客和屠夫军阀不可能懂得怜香惜玉。在二、三十年代政治斗争和权力纷争最激烈的时期，宋庆龄与蒋介石水火不容，虽谣言四起，耸人听闻，说是宋蔼龄与蒋介石合谋欲刺杀宋庆龄，报纸上却没有宋庆龄与宋美龄姐妹阋墙的消息，小妹竭力保护二姐的生命安全，让军统、中统特务离她远一点，若非如此，宋庆龄遭遇不测之祸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及至抗战军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宋美龄更是识大体，顾大局，尽弃前嫌，与二姐携手，共纾国难。

    1940年，美龄赴香港治病，三姐妹得以聚首，仿佛又回到了早年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学的时期，融融洽洽，尽展欢颜。她们还一起在香港饭店用餐，公开露面，把那道名为“团结”的政治大菜似有心又似无意地端到国人面前，令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抗日战争烽火八年，三姐妹求同存异，手足情深。宋庆龄组织“妇慰会”，宋蔼龄则欣然出任“伤兵之友协会”主席，并且慷慨解囊，为医疗机构配备救护车，为飞行员订购皮夹克；她们一同视察重庆的防空洞，抚慰前线的伤兵和后方的孤儿，一同用英语对外广播，向美国公众吁求同情，向美国政府吁求道义支持和军事援助，并向全美听众表达中国人焦土抗战的必胜信念。1942年中秋节，宋家姐妹兄弟六人齐聚，赏月谈心，自大革命失败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手足团圆。

    1946年下半年，孔祥熙和宋蔼龄见蒋家王朝风雨飘摇，赶紧转移巨额财产，卜居美国。1949年5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获悉孔、宋两家有二十亿美元秘密存储在曼哈顿的多家银行，不禁勃然大怒，在一次访谈中，他甚至骂出了粗口：“他们全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毅然发表白皮书《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听任蒋家王朝轰然垮台，见死不救，便是基于这种义愤——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一个由大群窃贼组成的政府。蒋家王朝由“大公司”缩水成了“小公司”，宋蔼龄已无所谓，她身居金山之上，完全可以超然物外了，何况其二子二女都是敛财高手。宋庆龄留在大陆，宋美龄蛰居台湾，宋蔼龄移民美国，三姐妹从此天各一方。

    美国总统尼克松曾打算乘中美关系解冻之机，借1971年5月1日宋子文追思会这个题目促成宋氏三姐妹历史性的见面，然而，最终三方碍于难以达成平衡的政治原因均打了退堂鼓。及至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陈香梅出任其表舅廖承志的信使，这是宋氏姐妹最后一次的沟通机会，宋美龄却默无一词。当二姐去世后，小妹同样未作任何公开表示，私下里却多次流泪，并为二姐做虔诚祷告。若有人指责宋美龄不重感情，那实在是冤枉她。1958年，飞虎将军陈纳德患癌症住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医院，宋美龄飞越万里，前去探望。在老友生命的弥留时分，与他依依不舍地话别，那份热忱何其感人！

    临到暮年，宋氏姐妹遥隔重洋，生死不相闻问。莫非血浓于水的亲情还比不上天涯若比邻的友情？只能说，在政治这把千钧之重的悬剑下面，亲情脆弱如卵！宋美龄保持沉默，要远远胜过大放厥词讲出一些伤害手足之情的话语，她的教养使她能够做到这一点。假若换了江青，她不急着跳出来与海外关系划清界限才怪。

    1996年，适逢宋美龄九十九岁华诞，她欣然接受了记者采访，对于自己的生死去向给出了一个相当通透的说法：“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决不苟且地活着。”如今，这位世纪老人已经撒手人寰，驾鹤西归，将一部厚厚的传奇划上了圆圆的句号。“曲终人影散，江上数峰青”，我们不禁油然生出惋惜之情，她带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沧桑家国梦，那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重新品咂、深长回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