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隧道是什么意思:守望者斯蒂格利茨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守望者斯蒂格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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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

　　何帆 朱振鑫 / 文

　　在当今的经济学界，最兼具实力派与偶像派气质的经济学家非斯蒂格利茨莫属。他24岁即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26岁成为耶鲁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后来又转战芝加哥、哥伦比亚等顶尖名校。翻看近二十年经济学的演进史，几乎所有的重要突破都有斯蒂格利茨的身影。特别是他在80年代初关于不完全信息和风险的一系列研究，为他赢得了经济学界最权威的克拉克奖和诺贝尔奖。在象牙塔之外，斯蒂格利茨也是独当一面的风云人物。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到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再到联合国货币重建委员会主席，他的经济学有了更多“经世济民”的机会。

　　一个时代的终结必定会成就这个时代的批判者。大萧条成就了凯恩斯，“滞胀”成就了弗里德曼，全球金融危机也必将成就斯蒂格利茨。作为一个凯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注定是一个非理性繁荣时代的批判者。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对金融危机的准确预言，直指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命门。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这本新书《自由市场的坠落》，既是他为上一个时代所撰写的祭文，又是他送给下一个时代的序言和寄语。

　　本书的上半部分，主要分析了自由市场走向覆灭的过程和原因。斯蒂格利茨认为，雷曼兄弟只是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自由市场的坠落绝不是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单个事件所能解释的，最终的自由落体必须从踏上悬崖说起。

　　他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理解这场危机的来龙去脉。

　　首先，传统经济学指导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根本性偏差。1987年是自由放任主义失控的起点。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在任内表现完美，成功将美国的通胀率由11%降到了4%，但里根总统却因为沃尔克过于保守而炒掉了他，转而由格林斯潘接任。格林斯潘在任内一边大开流动性阀门，一边大肆放松监管，为后来的互联网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埋下了隐患。当然，货币政策不足以唱完全球危机的独角戏，财政政策也难辞其咎。布什政府错误的认为减税是刺激经济的万灵药，但斯蒂格利茨认为，减税只会使钱更多的流入消费意愿较低的富人手中，不会起到任何刺激需求的作用。再加上美国居民大肆借贷来支撑消费，这种建立在巨额债务之上的过度消费无疑是一颗定时炸弹。

　　其次，微观层面上的监管和激励机制偏失为危机创造了条件。越玩越兴起的政客齐心协力推倒了金融市场最重要的防火墙-《格拉斯-斯蒂格勒法案》，使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陷入了近亲繁殖，市场的基因开始变异。上市公司长期以业绩、股价来衡量的薪酬激励机制，越来越忽视风险的管控，CEO们和评级机构勾结在一起，不择手段的扩张规模、伪造利好消息，资本市场不仅没能藏富于民，反而使居民的财富随着泡沫的破裂化为乌有。

　　在本书的下半部分，斯蒂格利茨的批判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而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导致政策扭曲的现代经济学。他认为，政策的出轨必定源自信仰的错位。经济学家用错误的假设、僵化的方法建立起完全不切实际的经济模型，尽管数理的演进让其外表越来越华丽，但在时间面前，“纸老虎”终会露出马脚。

　　早在年轻时代，斯蒂格利茨就发现了由瓦尔拉斯所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存在致命缺陷，阿罗和德布鲁在运用瓦尔拉斯模型证明“看不见的手”的有效性时，依靠的是过于严格的前提假设，如市场参与者必须具备完全信息、市场上的商品和厂商必须同质等等。在现实中，我们无法实现如此完美的假设，因此“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市场失灵问题层出不穷。

　　自由市场的坠落已经证明，市场并非总是有效的。一切建立在市场有效性之上的经济学理论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现实意义，相应的政府角色也应当重新定位。如何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将是未来经济学最大的挑战。斯蒂格利茨还强调，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危机的管理和预防都必须建立在全球协作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发生套利。罗格夫在《这次不一样》中提到，“历史不会重复，但却总是惊人的相似。”全球经济正暗流涌动。经济学家能不能将经济学的革命进行到底？全球经济会不会重新走上自由市场的悬崖峭壁？一切仍然未知，但唯一可知的是，斯蒂格利茨将会一如既往的站在峭壁边缘，把迷失的孩子一个一个领回来，做一个安静的守望者。

　　作者分别为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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