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水全竹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辉煌历程1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辉煌历程

从1921年到2011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90年来的发展关键是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那么，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怎样领导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怎样领导32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飞跃？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28年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1、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诞生。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但必须指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空前觉醒，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拥护十月革命、信仰共产主义并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随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1921年6月，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帮助筹备党的成立大会。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近80年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比较大的斗争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在中国的国土上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那时，许多人以为清政府这个主要障碍既经扫除，各项改革自将次第推行，民主政治的实施、工业交通的建设、国家的富强等都指日可待。但是，这些都只是幻想。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篡夺。宋教仁迷恋于议会政治，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把大批的官僚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国民党内。其结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死于袁世凯的毒手。宋教仁被杀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甘于失败，先后发动或参加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发动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他们进行了英勇的奋斗，但他们坚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不能给中国指明真正的出路。此外，刘师复等则完全脱离群众，鼓吹无政府主义。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进步党想依托北洋军阀的武力，实行所谓“开明专制”或“共和国体下之专制”，求得社会稳定。在社会上，还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各种主张。结果都失败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懂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不懂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决不允许中国独立富强的发展资本主义，并且缺乏革命斗争的坚定性。他们或者是对帝国主义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是摆脱不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影响，所以他们既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又不能在斗争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采取统一行动，以争取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主要是：“㈠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㈡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㈢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个纲领实现后，再进行“第二步奋斗”，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目标和远大的革命理想。这表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矛盾，反映中国人民的要求，明确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2、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浴血奋战。国民军北伐时，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28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60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5万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了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周恩来，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而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据斯诺的记载，“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自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到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之后，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各地武装起义烽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实际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1931年周恩来终于“闯破封锁”来到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人。从1927年到1936年，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徐海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我家的人全部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66个人！”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被杀的有我27个近亲，39个远亲——黄陂县的人都姓徐。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姓徐的都给杀光了，除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在红军中的哥哥，还有我自己。后来两个哥哥又在作战时牺牲了。”“你的妻子呢？”“我不知道她的下落。1931年白军占领黄陂县时她被俘。后来我听说她被卖给汉口附近的一个商人做小老婆。这是我逃出来的哥哥告诉我的，还有其他人被杀的事。在第五次围剿中，徐家有13个人逃出黄陂，到了礼山县。但是在那里都被逮捕了。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徐海东看到我脸上吃惊的脸色，就惨然一笑。“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说。“许多红军指挥员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只是我家损失最大而已。蒋介石下了命令，我的家乡被占领时，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下。”斯诺申明：我在这里必须承认，要是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略而不谈，我只有更加乐意，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搜集暴行故事都不是愉快的事。但是为了对红军表示公正起见，对于他们的敌人所采取的毁灭他们的方法，应该说几句话。十年来国民党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宣传，把它自己的飞机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大都归咎于“共匪”，但事实上红军是根本没有这种武器的。因此偶尔有一次听一下共产党对国民党有什么说的，不是无益的事。

3、中国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人间奇迹。共产党从几百个衣襟褴褛、食不果腹的年轻然而坚决的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几万工农所组成的军队，最后到1930年时已经成了政权的争夺者，其威胁严重到使南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第一次“围剿”和接着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围剿”完全以失败告终。在每次这样的战役中红军都几旅几旅地、整师整师地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和弹药，招来了新兵，扩大了地盘。那么，红军取得人民拥护的基础是什么呢？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集体企业大规模地成立了；到1933年，仅江西一地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卖淫、奴婢、买卖婚姻都已绝迹，和平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80%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到了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它的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他们这种估计错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要到几乎两年以后才看得出来，因为那里将要发生一场惊人事件，使蒋介石总司令的性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这样的卷土重来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先例的。而在这以前，蒋介石有一阵子却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红军成功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线以后，就开始走上它历时一年的划时代的征途，首先向西，然后向北。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不要忘记，整个旅程都是步行的，有些是世界上最难通行的小道，大多数无法通行车辆轱辘，还有亚洲最高的山峰和最大的河流，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下面，我援引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两段评述：

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在这方面有很多辩论的余地），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在亚洲，只有蒙古人曾经超过它，而在过去三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举国武装大迁移，也许除了惊人的土尔扈特部的迁徙以外，对此斯文·赫定在他的著作《帝都热河》一书中曾有记述。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象一场假日远足。另外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是拿破仑从莫斯科的溃败，但当时他的大军已完全溃不成军，军心涣散。

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战役。诚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民和人民军队，主要担负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然而，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中，共产党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辟阶段。时间是1937年11月中旬至1938年10月。从1937年11月中旬起，八路军三个师即先后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收复失地，创建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0日，在聂荣臻领导下，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当致电阎锡山并申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求批准时，一位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在批准的同时，对他的下属说：“不要备案了，这个在日本人枪口下的政府，能存在三个月就是奇迹。”然而，共产党确实取得奇迹般的胜利，不仅这个政权存在下来了，华北其他地区也陆续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1938年初新四军建立后，也相继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军5.4万多人，八路军由4.5万余人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由1万余人发展到2.5万人，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华中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游击区）总人口达五千万以上。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时间是1938年10月以后至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近1亿人口。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日军调整了进攻型战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国民党政府也提出了“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以不同的意图和当时业已形成的客观态势，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摆在抗日战争主要战场的地位。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战。参战部队开始是22个团，陆续发展到100多个团，被称为“百团大战”。敌后抗战的发展和百团大战的事实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已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心。

第三阶段：严重困难阶段。时间是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有时反复“扫荡”一个地区达三四个月之久，且在“扫荡”中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到1942年底，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40万人，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总人口由1亿减为5000万以上。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敌后军民结合，运用和创造了许多极为有效的抗击敌人的形式，诸如麻雀战、地道战、破袭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等。日、伪军好象被打瞎眼和打聋耳的野兽一样，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人。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曾哀叹道：“华北敌后战场是一个谜一样的战场，这里有谜一样的组织，谜一样的军队，谜一样的战技，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华北方面军特务长平次郎也说：“华北共产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苦干精神尤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将来扩大充实，实为帝国大患。”

第四阶段：再发展阶段。时间是1943年至1945年夏。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上升到91万，民兵220万，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块，逐步脱出战略相持阶段，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对日全面反攻创造条件。

第五阶段：对日全面反攻阶段。时间是1945年8月至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由于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全面反攻的任务，主要是由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来完成的。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各抗日根据地群众伤亡600余万人。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为在持久抗战中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发展人民抗日力量，逐渐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关键性作用。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把日本侵略军全部赶出了中国国土，并使日本于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侵占的中国台湾省和澎湖列岛等地，回归祖国。这一胜利，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折点。

4、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战略防御阶段。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谈判期间，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阎锡山出兵攻打山西上党地区的人民军队。经过四十三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20万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至11月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在党中央指挥下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形成“品”字形进攻阵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12月，三路大军协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中原地区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继续在内线作战的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渐次转入反攻。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歼敌20多万，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略决战阶段。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继续展开进攻，歼灭大量敌人，打破了敌人的分区防御。同年秋，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全军还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通过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劳动人民造成的痛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达到了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战斗力进一步提高。解放区的面积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老区的土改运动基本完成，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进一步减少到365万，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军只得放弃分区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它的五个战略集团(即胡宗南、白崇禧、刘峙、傅作义、卫立煌集团)已被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相互间难以形成配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地分析战争形势，以宏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正确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选定决战方向，并针对不同战场的特点制定作战方针，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共歼敌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2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压迫中国各族人民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二、30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

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功的30年。诚然，党在这段历史中也曾犯过错误，但却是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为性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错误。

1、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停顿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在短短三年内，我们就医治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了实现这个总任务，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它标志着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泽东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凡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这些贷款，从1955年开始，就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分年偿还。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工人阶级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了孟泰、马恒昌、王崇伦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并出现了李顺达这样的劳动模范。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惧艰苦，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为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1953年，中央从全国一次调集一万多名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党中央号召：新老干部都要钻工业建设的业务。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的国防和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建，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以前和以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重要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58年，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主持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激励和鼓舞下，全国人民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但是，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比如：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并领导我们着手纠正。为此，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必须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切实注意综合平衡、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鼓实劲不鼓虚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一系列指导思想。196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并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加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1964年底，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成千上万各类专门人才，大部分成为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方面的骨干力量。党的组织部门选拔了一批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并提拔一些人到省、部级领导岗位工作，其中大部分人经受住了后来政治运动的考验，成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总之，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十年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3、“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是我国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当时我国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经过五年调整，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l966年继续发展，与上年同期比较，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20.3％，基本建设完成的很好，财政收入增长15.7％，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经济技术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这说明1966年虽然“文化大革命”已产生了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但还是局部性的。1967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通过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先后成立，到1969年，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使经济有了初步回升。1971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成绩较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1％，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9％。1972年、1973年两年工业生产逐年上升，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4年1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又陷于动乱，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再次受到破坏。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大会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以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他召开一系列会议，采取果断措施，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通过全面整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l.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然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再度下降。“文化大革命”10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进展。

——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在10年内乱中，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3％，1976年粮食产量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1835.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情况下，同期按人口平均粮食产量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12.1 ％。

——工业产量增加，生产能力扩大。10年中，累计基本建设投资为2730．98亿元，建成投产的中型建设项目共l485个。新增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的有：炼铁1971.5万吨，炼钢1250.6万吨，煤炭开采149265万吨，发电机组容量2603.6千瓦，石油开采6881.2万吨，合成氨673.6万吨，化学肥料576.54万吨，，化学纤维13.6 3万吨，棉纺绽416.3万绽。在上述的物质基础上，197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1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172．6％，平均每年增长9．5％。   

——石油、石油化工和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能源工业是“文化大革命”10年中发展比较快的部门。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到1976年底，原油产量达到8716万吨，比1965年增长6.7倍；原油加工能力1975年为6764万吨，为1965年的4.8倍。石油工业的发展，为现代石油化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化肥工业和化学纤维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机械工业在这一时期发展了一批重大新产品和成套设备。这里有高度精密机床，第二汽车厂冷加工成套设备，年产700万吨大型金属露天矿设备，年产150万吨钢铁联合企业的成套设备，年产300万吨井下煤矿设备，250万吨炼油厂成套设备，年产合成氨6万吨，尿素11万吨的化肥设备，年产1万吨维尼纶的合成纤维设备，20至30万千瓦水力和火力发电成套设备，33万伏高压输变电设备，以及4千马力的电力传动内燃机车等。电子工业在若干领域也有所前进。

——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全长1035公里的成昆线于1971年全线交付营业。全长820公里的湘黔线，1974年到达贵州贵定，完成了该线的主要路段。全长700公里的焦枝线，1970年7月建成。1979年枝椰线完工。另外还修建了襄渝线、京原线等。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全长6700米，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1959年动工建设，1968年完工。此外，为了适应石油工业的发展，1974年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河北秦皇岛我国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道，接着又建成了秦皇岛到北京、山东临邑到南京等输油管道。

——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0年来，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冲破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袁隆平等培养水稻杂交种，国外几十年前就有人研究，但一直未能用于生产。1964年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开始进行研究。1972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全国性的科研协作，配制出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一般比水稻良种增产20％，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自从1964年10月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1967年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精确命中目标。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我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在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

应当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是，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历史是复杂的，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暗地布置其在上海的亲信突击发放武器；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企图由他们指挥全国；还在报上公开诬蔑和威胁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各项工作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开辟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3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那种认为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成功者，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却是失败者的论调，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的成就也不容磨灭。

三、32年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飞跃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经过32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飞跃，就在于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1、以1978年为转折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年二三月间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3人为副总理。在此同时举行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停止活动的政协重新恢复工作。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实际上批判了“两个凡是”，因而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说: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许多同志不满意，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问题，陈云率先提出这个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选举出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时，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当十年动乱之后，我们党和国家走到一个决定前途命运的重要关头：要么按照“两个凡是”的思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沿着“左”的道路走下去；要么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要么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一条新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内忧的逼迫，也是外压的结果。因为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腾飞，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而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中国人均GDP低于印度，只有日本的1/20，美国的1/30。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万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1分钟起落1架飞机，1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1小时起落2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之大令人震撼，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压力之巨，也前所未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了不起的、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创举。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以万里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安徽省委作出把土地借给农民耕种，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的决策。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战胜了特大旱灾，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行动。几乎与此同时，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实行农村联产责任制。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的一个公社挂出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人民公社的地方。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试点工作。如: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四川省较早地于1978年10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久，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扩权改革的企业迅速增加。过去那种企业只按计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要，不关心产品销路和赢利亏损的状况得到初步扭转。在企业扩权试点和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影响下，不少企业还围绕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实行经济责任制，试行厂长负责制，克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和企业内部吃“大锅饭”的现象。经济责任制很快在工业企业中得到推广。在劳动就业问题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对劳动力统包统配、动员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扶持集体经济，允许个体经营，创办劳动服务公司，拓宽就业渠道。从而初步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知识青年就业问题，也为进一步改善所有制结构、形成新的就业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外开放开始取得重大突破。这就是创办经济特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两个多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深圳、珠海这样往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不过四年工夫，就变成了高楼矗立、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
    2、以1982年为起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到1987年，在生产领域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120种减少到60种；流通领域中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改革前的188种减少到23种。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1987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党。经过这次整党，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的那一套，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不搞资产阶级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他说：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如果以是否照搬这些形式，“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一些人总是把美国的制度看成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就明确指出：“我们不照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的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10多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问题。”“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外国朋友了解得多一些。”他会见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时还说：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他还举普选为例来说明采取民主形式一定要看实际情况。他说：比如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乡、县两级和城市区这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也在改革中得到全面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强调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3、以1987年为标志党贡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大会还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党的十三大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从1642.86亿元增加到2357.2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3376.4亿元增加到744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1027.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在加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等等。

1989年春夏，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对一些干部中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他们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这件事，大肆散布谣言，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并在北京地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首脑要害部门，制造反革命暴乱。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4、以1989年为发端丰富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这就是江泽民同志。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两个月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继续前进。

——建设“三位一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包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的观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旗帜鲜明地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并且郑重地将之镌刻在党的章程和国家的宪法之中。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向党的十五大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是中华民族再创辉煌的行动纲领。系统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是报告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在如期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年12月20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也如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占领。这是旧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也是邓小平理论关于“一国两制”构想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过大争论： 1980年到1984年，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展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称之为“新的政治经济学”；1989年到1992年，又围绕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八九风波”后有人批判党的十三大报告的提法，也有人把改革开放与反和平演变对立起来，邓小平又出来表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在南方谈话中肯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对此，江泽民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所以，“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这个前置词是不能丢的。

——逐渐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1995年9月27日，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发表了《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的重要讲话。对于讲政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考察时提出，在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从1997年开始党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2000年2月江泽民亲自到广东茂名高州市考察“三讲”教育。2月20日，在高州视察的第二天上午，江泽民参加了一个有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主题是如何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当天下午，他在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世纪里，我们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时任高州市市长的卢方圆回忆当时的会议说，这五个“始终”中已经包括了“三个代表”中的“两个代表”。22日，江泽民深入到深圳龙岗村，与村党支部成员、村民党员代表就基层党的建设进行座谈。23日，江泽民在顺德市召开企业党建座谈会，详细了解顺德市企业党建的做法和经验。24日下午，在广州再次主持召开了党建工作座谈会，与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共同探讨新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他强调：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由此产生。2000年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又进一步指出，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集中阐述并丰富和完善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的关系，既明确了“三个代表”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又确定了“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依据。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出了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坚持“四个必须”：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完善，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现实问题。

5、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举行，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始带领我们跨入新征程。为贯彻十六大精神，中央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机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制定“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党的十七大在北京举行，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概括。邓小平理论主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解决执政党是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社会主义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这个分析和论断是将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成是一个理论体系，又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看成是不同阶段的理论形态，比较好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问题，为党和人民在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南。归纳起来，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主要如下：

——形成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在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即“五个统筹”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对于这些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认识到。但2003年初“非典”的发生，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有了紧迫感。“非典”暴露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事业发展落后、城乡发展不平衡。这在卫生事业落后这个最薄弱环节上突出表现出来。因为卫生事业落后突出反映在农村，“非典”控制的难度也主要在农村。对此，胡锦涛在总结抗击“非典”工作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的九方面工作中，第一是“要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工作”；第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2003年 4月10日至15日，胡锦涛到广东视察时讲到：“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全面的发展观”的概念，作为“观”来看待，标志着具体的发展问题已经上升为特殊的新发展观，开始从全局战略高度思考发展问题。2003年9月2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发表的讲话中，新发展观已被表述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发展观”前面增加了“科学”这两个字的限制词，在内容上增加了“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随后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表述。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科学发展观完整地概括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显然，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以后，科学发展观不仅具有了统领全局的普遍性品格，而且具有了广泛适用的实践性品格；只有当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涵着以人为本的规定性、又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之后，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统一才在理论形态上得以实现。当特殊的新发展观上升到更具普遍性的科学发展观后，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其深刻内涵揭示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根据党的十七大的部署，全党组织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实践活动从2008年3月开始试点、同年9月正式启动，自上而下分３批进行，到2010年２月底基本结束，共有370多万个党组织、7500多万名党员参加。按照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学习实践活动基本实现了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加强基层组织的目标，取得明显成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党从十一届六中全会到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始终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到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两位一体”到“三位一体”再到“四位一体”的发展过程。其中，必须围绕三个“最大限度”来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尤为人们所关注。这个理念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有两处表述：一处是“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另一处是“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到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便第一次将三个“最大限度”完整地提出来了，即“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突出强调：“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这就是说，创新社会管理应以三个“最大限度”为总要求。从对外关系上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主张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谋求发展，只能走和平的道路。我们决不会象历史上某些国家那样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别国资源而实现自己的发展，也决不会像历史上某些国家那样通过冷战对抗、追求霸权主义来谋求自己的发展。和平发展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中国将一直坚持走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对别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若不给别国提供机遇，中国自身也将失去机遇。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建设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将一直坚持走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中叶，在和平环境中将通过改革开放基本实现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大提出城乡统筹之后，党中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而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就为我们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走城乡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中央连续发出八个1号文件，不断地把焦点放在强农惠农上，并作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制度安排。2004年中央1号文件着力解决农民增收，2005年中央1号文件注重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中央1号文件突出建设现代农业，2008年中央1号文件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增长和农民持续增收，2009年中央1号文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2010中央1号文件强调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11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选取水利这个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加以突破。2005年10月召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出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6年2月14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推动农村走上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道路。2008年10月12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在新的起点上明确指向2020年，是指导今后12年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到了党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推进农业现代化则在十大任务中排第三位，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等重要思想。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2006年3月4日，胡锦涛看望了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民盟、民进联组委员，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在提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党的理论创新的又一亮点，是建设新生活的价值基石，是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最新概括。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2004年9月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执政能力的问题，把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确定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2005年1月到2006年6月，全党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共有350万个基层党组织、近7000万名党员参加，是我们党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马克思主义集中教育活动。教育活动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到了党的十七大则更加明确地强调：“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对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总体部署。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这个新的伟大工程概括为：思想政治建设工程、党内民主建设工程、干部队伍建设工程、基层基础建设工程、优良作风建设工程和反腐倡廉建设工程等方面。对于党的建设，毛泽东曾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党在改革开放的历次紧要关头，不但没有止步不前或者退回老路，更没有走上邪路，而是能够在惊涛骇浪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始终高度重视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 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个重大变化：将从1953年延用至2005年的“计划”改为“规划”。“一字之差”并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大背景下，需要转变政府调控的方式，计划到规划的变革就是适应这种需要的具体安排。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使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2010年10月18日,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高度评价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这五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特别是党和国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大幅提升；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生，在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医疗事业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而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经济转型理论为指导，加快全面小康建设新进程，确保如期实现党的十七大对全国各族人民的庄严承诺。关于经济转型理论的含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理解：一是指经济制度变迁，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向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二是指经济体制转型，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指经济模式转型，就是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从单纯经济增长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对于第三层含义，2010年2月3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作过回答，即中国经济转型已势所必然、中国经济转型关键在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出路在改革等。这是对中国经济转型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和发展。对此，“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予以充分体现，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32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跃居世界第二位；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增加到2010年的1910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5919元；2010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积累7810亿元，比五年前增加5800多亿元；2010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2.97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开放型经济水平快速提升。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