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州华鑫集团怎么样:李怀宇：巫宁坤受难心史

李怀宇：巫宁坤受难心史

　　劫后余生的巫宁坤用一句话概括他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他的个人史，也是同时代诸多知识分子的苦难史。

　　第一次见到《一滴泪》一书，是在余英时先生家里。《一滴泪》伴我度过从普林斯顿到耶鲁再到波士顿的火车时光，我深为巫宁坤先生的故事感动，几欲落泪。到了哈佛大学，我决定访问巫宁坤先生，一问余英时先生，原来巫先生住在华盛顿，再问我在华盛顿的朋友谭加东，原来他们是忘年交。

　　巫宁坤先生住在华盛顿郊区的国际公寓。2007年12月6日晚饭后，谭加东开车带我来到巫先生家。书桌上引人注目的是余英时、巫宁坤、乔志高三人并肩大笑的照片。交谈了一会儿，我发现巫先生有一个特点：几乎每讲一句话都会笑。

　　我感佩《一滴泪》中笑对苦难的豁达气度，“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一句使我心灵如同触电。巫先生笑道：“余英时先生让我写关于思想改造的历史，他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所谓‘心史’，特别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我最近发现最重要的作品是写人的灵魂的受难。狄兰·托马斯写的就是人的灵魂的受难。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那是最高级的人的灵魂的受难。《呼啸山庄》写的是人的灵魂的受难，所以才有价值，顺着这个角度可以看得懂，否则根本看不懂。”

　　■  联大生活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我说很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巫先生便取出一封汪曾祺的毛笔信让我欣赏。“曾祺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章写得好。我这两天刚整理出来他给我的信，他送过一张最好的画给我，就是昆明的雨。这封信是讲怎么画昆明的雨，很珍贵，用毛笔写的，后来他给我写信就用圆珠笔或钢笔了。”他悠悠地回忆，“我们是1936年在镇江集中军训时认识的，在那儿真是朝夕过从。后来在西南联大又碰到了，住在同一个宿舍，所以每天在一起就形影不离，泡茶馆、写文章、写诗。我们写出来都是互相先看一看，投稿出去，拿点稿费吃馆子。”

　　我好奇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巫宁坤说：“他是穷得有时候没钱吃饭，就躺在床上，不起床了。朱德熙是他的好朋友，去叫他，朱德熙也没有什么钱，就抱着一本字典去卖掉，一起吃饭。这恐怕是后来的事情，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还可以，他总是穿着很旧的长袍。我们拿了稿费就去文林食堂吃饭。当时我们就觉得曾祺才华在我们之上，他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就是我在茶馆里看的，好像是发表在《中央日报》的文艺副刊《平明》上。他们非常欢迎我们的稿子，特别是罗隆基夫人王右家当主编的时候，她很喜欢我写的诗、小文章。”

　　我访问过的何兆武、杨苡、方贵龄都是西南联大的校友。巫宁坤在西南联大读了一年半，杨苡和她哥哥杨宪益都是他的好朋友。

　　巫宁坤回忆：“那时大家生活过得很苦，可是情绪都很高。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爱好，我们在一起欣赏文学，所谓文艺青年。我们并不太关心政治，可是政治关心我们。我们很多时间并不花在课堂上，因为有时候要跑警报，上课也不多，也不是每个教授都教得很好。大家现在都讲大师什么的，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师生的接触超出了教课的老师，好像沈从文、卞之琳没有教过我，可是当时是很重要的教师。周煦良介绍我认识卞之琳，我也是拿着周煦良的介绍信去拜访吴宓。”

　　我问起沈从文的旧事。巫宁坤说：“沈从文先生没有架子，我跑去拜见他，他总是欢迎的。后来我到北京以后，才发现沈先生原来跟我是亲戚，他的太太是张家的，我的姨妈就是她的婶母，所以后来他送给我书的时候，就写‘宁坤表弟’。我非常喜欢沈先生的作品，我到了北大荒还有机会读他的《边城》《湘行散记》。有一个跟我一起的人是沈先生过去的学生，他带去了沈先生的作品，我们在劳动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他的书，一边劳动，一边谈。沈先生的书鼓舞人心。”

　　巫宁坤也与卞之琳时相过从：“我的外国文学都是亏他给我介绍，每次他都给我几本书看，对我影响很大。”我即刻说：“我到耶鲁访问了张充和女士。”巫宁坤笑道：“充和是我的表姐。卞之琳追张充和追得很厉害。原来在北京就追，到了昆明还追。卞之琳后来到英国，我在美国，他给我写过信。多年的追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张充和嫁给傅汉思了，他很伤心。八十年代以后，我每次到美国，他都让我带书送给张充和。我到张充和家去过，就是因为卞之琳让我带书给她。”

　　我问：“您在西南联大的兴趣在哪里？”巫宁坤说：“就是看书写东西。那时候想写诗，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诗，胡写，因为我的老师也鼓励，就想学点英国文学。我那时候会英文，法语刚学了一年，本来读下去的话，法语要学三年，那就可以做很多工作了。说实话，在西南联大也没有学过许多东西，都是看书，都是卞之琳借的那些书，从不懂到半懂，从半懂到懂。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人又好，不是后面碰到的势利鬼。你听说过杜运燮吧？老杜跟我在外面租房子住，目的就是可以安静地写诗，老杜写诗很有意思，一天一本小笔记本。我是一天一首也写不出来，所以我当不了诗人。”

　　至于对英美文学的兴趣，巫宁坤说：“我们在高中有英语课，到了西南联大，大一英语就是一本英语课本，到了大学二年级就有一门课叫英文散文，一门叫英文诗，至于小说，还没有碰到。我跟吴宓先生学了一年，他教欧洲文学史，这是外语系的必修课。他当然有大学问，我当时一无所知。”

　　■ 乡土情怀

　　1941年，巫宁坤在西南联大只读了一年多，毅然到空军当英语译员。“因为飞虎队到中国来了，我是第一期翻译班，是战地服务团办的。那时候要学英语，而且我要抗战，美国人来帮我们，我们自己还能不去吗？我跟杜运燮同时报名，当时外语系只有我们两个报名。”巫宁坤回忆，“我在1943年12月到美国来，太平洋战争以后，飞机也没有，汽油也没有，所以飞行人员就送到美国来学习。我在机上当翻译。打完仗，我第一个辞职。学英语还要回去啊？当然在美国学了，就留在美国读书，原来在西南联大已经有学分了，又学了一年多，就毕业了，1948年拿到学士学位。后来我就到芝加哥大学学了一年多，拿了硕士学位，留下来念博士学位。”

　　1951年夏，巫宁坤为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候选人，正在写博士论文，应燕京大学西语系电聘回中国任教。谈起当时的想法，巫宁坤说：“那时候出去留学的人都想到自己要回来，不像后来到了美国就赖着不走了。我们都是知道要回去的。”在美国时，中国的亲友不断来信劝巫宁坤回去：“我妹妹就是一个。巴金的夫人萧珊是我西南联大的同学，也来信叫我回去，叫我不要当‘白俄’，说得很严重啊。而他们就是我最相信的人。”

　　巫宁坤到燕京大学教书最主要的促使者是赵萝蕤。两人学的是同一个文艺理论，皆属芝加哥学派。巫宁坤说：“她是非常温和的人，很听话，时代变了，就跟着走，不是对着干的。她亏得是这样，本人吃的苦就不多了，当然后来她丈夫陈梦家自杀了，她自己也变成精神分裂。她写了陈先生简单的传记，在国内发表，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我对陈梦家先生的遭遇深表惋惜。巫宁坤说：“陈先生的学问当然很专了。他不像钱锺书先生，钱先生当然看得起的人很少。陈先生当年是新月派主要的人物，后来又搞文字学又搞考古学，他的成就是全世界都承认的。赵萝蕤拿到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留在美国绝对没有问题，她赶回去了。陈先生以他的考古学成就，在美国教书也没有问题。他们很爱国，乡土情怀非常浓。”

　　临回国前，李政道去送巫宁坤。在北京，巫宁坤还可以在学校图书馆看到《时代》《生活》杂志，得知李政道在国际学界大获成功的新闻。

　　■  再教育  中断研究二十年

　　巫宁坤到燕京大学不到一年，就被调去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当翻译。一起工作的有卞之琳、朱光潜、钱锺书、李赋宁等人。巫宁坤回忆：“我那时候有情绪，觉得让我翻译这东西不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吗？钱锺书先生就提醒我不要出声，他当时就是老一点的教授，并不是后来这样了不起的泰斗级人物。他跟我一样要搭交通车去上班。”

　　我问：“您在燕京大学时，讲话很自由吗？”巫宁坤说：“那当然是很自由，赵萝蕤和吴兴华都警告过我的，我那时候情绪很大，整到我头上，我就有情绪嘛。经历的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应该说，我对事情看得比较清楚。”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巫宁坤被调到南开大学教书。同在南开大学教书的有著名教授雷海宗，巫宁坤回忆：“我是因为政治问题没搞清楚到南开大学去。雷海宗跟郑天挺都是北大、清华的大教授，而且很有名，很有学问。翦伯赞要当北大历史系的主任，把雷海宗放在那里怎么行呢？翦伯赞的威信怎么树立起来呢？因此把雷海宗搞到南开大学去了。后来评教授的时候，郑天挺评了一级教授，雷海宗才评了二级教授。他是我的老师，我当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是教授。

　　我问：“穆旦（查良铮）在南开大学的时候也是郁郁不得志？”巫宁坤说：“那当然了，南开大学的人应该是有些自卑感，怕别人比他们强。我们新来的人都要受他们的排挤。”我说：“穆旦的诗后来被推崇得很高。”巫宁坤说：“后来说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这话当然有道理，他的诗写得好。”

　　1957年，巫宁坤被划为“极右分子”，送至北大荒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文革”期间，全家流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问：“像在‘反右’、‘文革’这些大关口，心理上怎么挺过来？”巫宁坤说：“许多人碰到一件事情，挨整了，觉得冤枉得不得了：我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整到我？我的想法恰恰相反：为什么不能整我？而整别人？起初我还在怀疑自己，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追求进步。吴兴华可惜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那么聪明的人，恐怕超过钱锺书啊！说老实话，他的英文可能比钱锺书好。我很痛心，因为我是很喜欢吴先生的，我们一起打桥牌，他讲话有时候也露锋芒吧。环顾左右，就是那个情况，很多人起初也是没有办法，那就跟着走吧，像政治学习很多人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再发言，就是怕被抓住小辫子。我在南开大学的时候，还是觉得总要让人干事情，后来到了‘反右’才发现，左右这些人，他们是为虎作伥。”

　　■ “我要自由的文学”

　　1979年，巫宁坤“错划右派”改正，返国际关系学院任英文系教授。巫宁坤又见到许多老朋友：“赵萝蕤还有联系，穆旦全家一直也有联系。我一回去，钱锺书就跟我很多来往，他很好，从来不谈过去的事，也不问我。我们东拉西扯的，你不用提话题的，他可以从这个题目跳到第二个题目。”

　　巫宁坤觉得到沈从文家特别舒服：“沈先生从前住在一间西晒的破房子，后来给了他两间也很小，最后他才分到一套比较像样的房子。他是到历史所去当研究员，他的级别恐怕不会比我高，他是世界级的大师，但是人家不管这些。”

　　当时汪曾祺《沙家浜》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巫宁坤回忆：“我觉得他基本上很压抑，他喝酒，是酗酒。你别看他那儿很热闹，谁来都行，他是那么聪明的人，看透了这些表面的文章，很寂寞。”

　　而对自己二十多年有没有机会做学术研究，巫宁坤笑道：“无所谓嘛，我们的灵魂在受再教育。我后来也写不出来了。脑子真正松开恐怕要到‘文革’结束以后，我在成都会议上讲了一番话，那很有意思：我要自由的文学。余英时非常欣赏这段话。实际上我们不懂政治，现在很多内幕出来了，我们是一无所知，就是周一良说的书生本色。

　　周一良后来也忏悔了。穆旦被批以后，在他们家就变成划清界限的对象了，穆旦的太太是周与良。周家有很多党员，所以对穆旦很看不上眼，穆旦后来变成‘历史反革命’了，周家可能也没有人去他的追悼会。周一良到晚年，是坐着轮椅到穆旦坟前去忏悔。周煦良是我的好朋友，1937年，日本人来了，我从扬州跑出来，跟他坐着同一趟火车，他和他未婚妻要到四川大学。后来他在华东师大，‘文革’结束以后，他到北京去开会，我陪他去看望周一良。周一良当时问题还没有解决，情绪很大：‘我有什么问题，叫我检讨这个检讨那个，我有什么好交待的？！’”

　　历史奇妙地让巫宁坤做起了翻译的工作。我问：“您怎么翻译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说：“1980年，是《世界文学》找我翻译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找我，因为我当时是受批判的人。限我两三个月交稿，当我是翻译机器似的。我在五十年代也翻译过一些东西，都是人家要我翻译的，我自己没有做翻译家的愿望，也没有翻译家的本领。”

　　我又问：“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是怎么回事？”巫宁坤说：“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让我翻译狄兰·托马斯的诗。我寄给他稿子以后，觉得自己翻译的实在不好，就给他写信：你退给我吧，你找王佐良翻译好了。袁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是你。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那样我就算了，后来隔了多少年后，香港有个诗人叫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把余光中的翻译贬得一文不值。我是觉得不好意思，你不能把话讲得过头。他很强硬：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反驳的文章登出来。可网上有些人写了，都同意他，觉得是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

　　1982年，受加州大学的邀请，巫宁坤到了美国。从此他的履历有了这些记录：1982年至1983年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英文系客座研究员，1986年剑桥大学英文系访问学者，1990年曼彻斯特学院人文科学名誉博士，1991年曼彻斯特学院驻校学者，1992年蒙大拿大学曼斯菲尔德客座教授。

　　晚年定居美国，巫先生多写书评和纪念性的文章，小说家哈金每本书都会送给他，由他写书评。“现在余英时先生叫我收集起来，在台湾出版，他觉得这些很重要，应该把它结集出版，这书叫《孤琴》。”

　　巫宁坤：1920年生于扬州，1939年至1941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就读芝加哥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1951年回国任教燕京大学西语系，后历任南开大学等校教职。现定居美国，著有英文诗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一滴泪》《孤琴》，译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