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预言邓小平终将复出（1）

                2011.04.27.  BZRXZ 转帖

复活的档案 《青年参考》报“秘闻显影”版两年来精彩文章集锦  本报特约撰稿黄东（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几名美国官员走进一座普通的香港民宅，拜访一位“重要人物”，以获得主人对大陆时局的高见，供美国政府参考。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领导人张国焘。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１９９２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近日，笔者辗转从外国公开渠道获得其详细内容，其中耐人寻味的是，张国焘当时就预言邓小平终将复出……

　　“张国焘”这个名字，有人可能很熟悉，有人可能很陌生。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昔日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的最高领袖，也是中共历史上最有名的叛徒之一。他既有过投身革命的英雄人生，也有过为人不齿的叛徒生涯，更有着令人唏嘘的凄凉晚景。

　　那么，张国焘为什么跑到香港？又为什么跟美国方面发生了关系？他在这次采访中又说了些什么？一切都要从１９３８年张国焘背叛中共说起……

　　１．背叛中共后不得志

　　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共建党初期的高级领导人，一直到长征之前，张国焘的革命生涯可谓可圈可点。但是，１９３５年红军两大主力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此后，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从１９３７年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大批判，一向心高气傲的张国焘何曾有过这番遭遇，心里拒不承认错误的他决意叛党。

　　１９３８年４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在国民党，张国焘先后委身于军统、设计委员会等处，官场的倾轧令他郁郁不得志。全国解放前夕，张国焘随着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在台湾，他的处境更加恶劣，不仅没人重视他，就连自己看好的住宅也被强占，在这种情况下，心灰意冷的张国焘在１９４９年冬携妻子杨子烈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２．美国人找上门来

　　在香港，张国焘一度与人合伙，办起了一个名叫《中国之声》的杂志，张担任杂志社社长，杂志自称“既反共，又反蒋”。但不久张国焘就与合伙人产生矛盾，张被合伙人轰走。离开杂志社之后，张国焘又去炒黄金，想大捞一笔，结果又蚀了本。“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倒在地，摔坏了臀盘骨，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张国焘愁苦难堪。这个时候的张国焘困顿之极，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

　　就在张国焘艰难度日之时，美国的一些机构对他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张国焘虽然已经离开政治中心，但他曾长期担任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的一些见解和回忆或许对研究中国有着极大的价值。

　　在１９６１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研究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该中心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名人中心每月向其提供２０００港元。在当时，每月２０００港元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对张国焘来说更是雪中送炭。时年６４岁的张国焘满口应承，开始写回忆录。１９６６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其回忆录的中文版权，这便是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

　　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１９６６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更何况这种关注还可以带来报酬。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２１日，三名美方人员（这三人包括两名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官员和一名美国专家，为首的是负责中国大陆事务的领事馆官员米西兰尼奥斯）对其进行专访，在这次访问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如外界所推测的）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早在五四时期，张国焘便和毛泽东相识，在中共一大上，两人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四川小金县）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对毛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张国焘也认为，在“文革”发动以来的两年中，毛还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从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４．大胆预测邓小平复出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林对毛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彪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彪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出现并推动国家前进。

　　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对所谓“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无需多虑。“文革”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在１９６８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就严厉谴责，但其目的是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名声大坏，不具有太强的进攻性。

　　张国焘认为：“在眼下的中国，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非重点，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同时，张国焘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现在毛泽东之所以很关注西德（联邦德国），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同时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货物。与西德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的气候。”

　　张国焘的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的这些分析显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具体的政策上，比如张国焘对中国外交的判断，无疑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至于其他方面，笔者就不敢轻下断语了。

　　６．在加拿大医院被冻死

　　１９６７年，“文革”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觉得，如果还呆在香港将难逃厄运。惊恐之余，张国焘夫妇决定出国避难。１９６８年底，就在接受美国人采访后不久，张国焘抵达了其人生的最后一站——加拿大。

　　刚开始，张国焘夫妇住进了加拿大免费的养老院。在那里，政府提供的养老金虽不能过上多好的日子，但也足够维持这对老夫妻的生活。１９７６年，７９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从此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由此转进多伦多郊区的老人病院。该医院的环境很差，不仅医生和护士很少，狭窄逼仄的病房也让张国焘气短。更令张国焘难以忍受的是，每到冬天，多伦多的夜晚寒风刺骨，缺乏足够供暖的医院分外酷冷，张国焘挺着中风的身躯在寒夜中瑟瑟发抖，只能靠自己带来的几块毛毯御寒。

　　１９８０年１月，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登载了国民党原武汉警察局局长蔡孟坚的回忆文章。蔡孟坚是张国焘的同乡，张国焘死后，杨子烈与他通了电话，讲了丈夫死前的情况：“（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初，当地大雪不止（那晚）他转身时毯子掉在床下，自己无法拾起，想叫人也无人来助，暖气关闭，只有咬紧牙关受冻。１２月３日５时起，他忽然大吐大呕两小时，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护士欲叫医生诊断，竟已气绝。”

                   中国敌对政治力量曾联手对外（1）孙力舟

　　中国国民党在今年３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后，两岸关系趋向缓和。而台湾以什么方式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也成为两岸领导人直接交流的话题。５月２８日，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关于台湾同胞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中已经明确，‘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我相信，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通过两岸进行协商，这些问题会找到解决办法。”

　　其实在历史上，两党和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就有成功先例可供借鉴。

　　１．南北联合拒签《凡尔赛和约》

　　中华民族在２０世纪上半叶，有两次成功的先例可供我们借鉴：那就是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和１９４５年的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中，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共同组团，在国际会议上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和荣誉。

　　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是中国参与这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他的回忆录记录了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由于１９１７年８月中国对德国、奥匈帝国宣战，因此中国成为战胜国的一员。中国当时派出５名正式代表参加了１９１９年春举行的巴黎和会，但遭到主导会议的西方列强的轻慢——代表名额仅两名，与小国相同，使得中国代表团的５名代表只能轮流与会（巴黎和会与会代表名额是美、英、法、日、意五大国各５名，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各３名，暹罗（今泰国）、葡萄牙、中国等国各２名）。

　　而在这５名代表中，就先后有代表广州“中华民国军政府”的王正廷和伍朝枢。而此时，广州军政府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还处于对抗状态。

　　由于当时控制中央政府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０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护法军政府，中国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１９１７秋到１９１８年秋，护法军与北洋军在湖南、四川等省反复拉锯，双方损失惨重。１９１８年５月，孙中山遭到控制护法军政府实权的西南军阀的排挤，离开广州，西南军阀继续使用护法军政府的名义。

　　广州军政府也在１９１７年９月对德、奥宣战，因此希望获得在巴黎和会上某种正式的代表权，在发现这并不现实之后，也就接受了在代表团中包括南方代表的办法。来自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的代表们在巴黎和会上团结协作，代表北京的顾维钧和代表广州的王正廷在和会上相互配合，都发言反对在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转交日本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与此同时，在国内，学生发起五四运动并得到工人、商人和爱国军人的支持。最终，中国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全国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协作，共御外侮的成果，这也遏制了日本的侵略，挽救了中华民族。

　　２．国共联合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

　　可惜的是，此后中国再次陷入内战之中，日本趁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在１９３６年底的西安事变后，中国的主要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终于携手抗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５年），为中国赢得了大国地位。

　　１９４５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准备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制定《联合国宪章》的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起初，蒋介石想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代表团，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在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８日给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发出电报，表示“决不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并要求赫尔利将此事报告罗斯福总统。

　　根据《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的记录，３月１５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说：“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组织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这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美国两大政党之代表……亦正采取同样的措施。”

　　３月２６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中国政府今日已派定代表１０人，其中６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１人，及无党派３人……特此奉闻。”蒋介石选择了顾维钧推荐的“通晓国际事务”的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

　　３月２７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公布了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的１０位代表名单：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首席代表）、驻英大使顾维钧、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驻美大使魏道明、前驻美大使胡适、民社党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李璜、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共代表董必武、《大公报》总编辑胡霖。此外，中共还派了章汉夫、陈家康作为秘书参加了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４月２４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即雅尔塔会议，该会决定４月２５日召开旧金山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此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即苏联红军与英美联军在易北河胜利会师的同一天，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大歌剧院如期举行。

　　在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做了大量努力，彰显了泱泱大国的风范。中国提出的关于国际法院、非联合国会员国的权利、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地域分配”等三点重大建议都被大会接受，并纳入《联合国宪章》。这都是与中国代表团中的各党派代表团结协作分不开的。

　　顾维钧在大国间斡旋调停，得到各国一致好评。美国首席代表斯退丁纽斯也盛赞顾维钧，“在各种委员会讨论微妙问题时，善运用机智，贡献颇多”。

　　中共代表董必武为代表团的团结协作贡献不少。他是代表中最年长的一位，代表团其他成员对董必武都很尊重。顾维钧对董必武的评价是，“他年事稍长，但通晓国际事务，使我颇感惊异……董是一个上了年岁读过古书的人，为人和蔼可亲，但颇机敏”，“董必武挑选了一个很好的秘书章汉夫，他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杰出人物，为人善良而谦逊，不引人注目而能干”。

　　１９４５年５月１日，中国代表团参加记者招待会，好奇的西方记者请董必武站起来与大家认识，“记者看见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温文尔雅、令人尊敬的长者，顿时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董必武还准确、有分寸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代表团开会每提到有关苏联问题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董必武总是先让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发表意见，有什么不中听的，他不是粗暴地打断，而是语气诚恳地予以提醒，表现出极强的亲和力。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举办了一场记者会，事先大家约定不谈内政，用“我是中国代表，代表中国”来统一声音。记者会当天，６００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全体中国代表上台集体亮相，会上还由宋子文宣读了大家共同起草的声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董必武：“（您）是否认为旧金山会议的成功有助于促成中国政治上更大的团结与和谐？”他答道：“是的，但不是直接的影响。”语言准确、简洁而有分寸。

　　４．中国代表团用毛笔签字

　　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５日晚，大会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６月２６日早上，与会５０个国家的１５３名代表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礼堂举行了签署宪章的仪式。各国正式代表逐一在中、英、俄、法、西５种文本的宪章上签字。按照４个发起国（中、苏、美、英）的英文字母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

　　中国代表团对签字非常重视，先按照签字顺序在桌后站成一个半圆形。签字的文具是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笔、墨、砚。这些文具都是专门从唐人街订购的。每位代表在签字后即返回原处肃立。８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宋子文和胡适因故未参加签字仪式）分别在宪章上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５．“这些问题会找到解决办法”

　　５月２８日，在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表示，“关于台湾同胞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我们了解台湾同胞在这个问题上的感受。‘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中已经明确，‘促进恢复两岸协商后，讨论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包括优先讨论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问题’。我相信，双方共同努力，创造条件，通过两岸进行协商，这些问题会找到解决办法。”

　　而马英九在５月２０日的就职演说中，也有这么一句话：“英九愿意在此诚恳的呼吁：两岸不论在台湾海峡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和解休兵，并在国际组织及活动中相互协助、彼此尊重。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

　　全书选载完毕，更多精彩，请见原书。呼吁读者购买正版图书。

本书为凤凰网读书授权转载。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