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金猎人免费完整版:唐代张少悌高力士墓志

一、关于高力士千年墓志铭的出土

有关高力士的存世石碑，原先仅有墓道碑一块，由肃宗之后的代宗根据玄宗遗旨所立。奉旨撰文者为唐代尚书驾部员外郎潘炎，书写人是太中大夫将作少监翰林张少悌。此碑可谓关中名碑，是研究中唐及高力士本人的珍贵文物。可惜在200多年前已经断裂为三截并流失民间。直至八十年代初才被有关部门陆续找出，但碑文上半部已经字迹模糊。复原后因碑文半数毁容，其史学研究价值已经大打折扣。

至1999年7月间，陕西蒲城高力士墓再次被人盗墓，经有关部门同意，紧急对该墓进行保护性发掘。在出土文物中，最有史学价值的就是主墓室内，随高力士棺椁深埋地下越千年的高公墓志铭一合。墓志盖上阴刻篆书“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杨州大都督高公墓志”，盖下是约0．8米宽，1．2米长的青石阴刻带行书风格的楷书墓志铭。铭文竖排45行共1435字，除少许字外，基本保持完好。奉旨撰稿与书写者也是潘炎及张少悌。潘炎是中唐清廉正直、才华横溢的大臣，而张少悌则是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如果说高公墓道碑相当于现代的“公开刊物”，而高公墓志铭则是“内部刊物”；前者多讲赞美之语，后者则是好坏直说，公正评价。由此可见，后者具备更真实更可信的史学价值，是研究中唐及高力士的国宝级文物。

当时，《南方日报》发表消息称高力士墓在陕西蒲城被保护性发掘，高力士是广东茂名人。受茂名市委领导和报社委托，我等一行三人，于1999年10月28日飞赴西安，随即由《陕西日报》社派出专人专车，送到120公里外的蒲城高力士墓保护性发掘现场。现场仍在继续施工中，经有关部门破例同意“高力士乡亲”进入墓室，我们如愿以偿地进行了二天的实地考察采访，取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当时尚属保密的高公墓志铭的照片。当年11月初，拙作《千秋功罪今评说》和部分照片在《茂名日报》发表，但出于采访时的有关承诺，高公墓志铭照片及原碑文（当时我兄长曾石江已读文断句）未曾刊载。

《高公墓志铭》最可贵之处，在于它是由与高力士基本同朝代的人（当时认识高力士的人），在高力士完全失去权力后所撰写的。其真实性、可信性，远在唐以后历代以及近、现代人撰述的正、野史之上。

二、从墓志铭看高力士的身世

无论新、旧唐书或二十四史中的唐史，对高力士的身世都有述说，可信度也很高。而高公墓志铭的出土，则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身世之迷。“冯之先北燕人也，衣冠屡迁，不常厥所，章再通越，遂为强家”从碑文可悉，他的祖先为现今河北人氏，当初也是东迁西搬，居无定所。直至后来到了当时的百越之地广东，才成为当时当地的强家望族。墓志铭虽然没有直述其家族强盛的原因，但旁证了其家族兴盛，与他们善于和当地俚族首领冼夫人家族结合的结果。到了高力士的曾祖冯盎，已是“皇唐初高州都督、耿国公，广韶等十八州总管”，拥有“颐指万家，手据千里”的实权了。他有智癸戈、智戴、智代土等三个儿子。“耿公知而内举，请以分忧，朝庭许之。癸戈为高州剌史，戴为恩州剌史，代土为潘州剌史”。后来，潘州府君让位给儿子君衡（即力士父），成为“父没子继南州故事”，并得到朝庭的批准。不料由于“按察使”严刑迫供和诬告造反，高力士“家遂籍没”。未满十岁的冯元一，由广东历尽万水千山被递解到都城长安，阉后入宫，“赐姓为高，改名力士”，当了太监高延福的养子。其少年时代的艰辛可想而知。而武则天了解其身世后，也有意栽培他。“将之别令女徒鞠育，将复公侯之庆，俾加括羽之冫余，令受教于内翰林”。高力士终于“学业日就，文武不堕，必也射乎。五善既闲，百发皆中，因是有力士之称。自文林郎官博士转内府丞”。艰苦的磨练，使他在“事君之难请言其状，尽礼者或以为谄，纳忠者时有不容，直必见非谓之铲上，严又被惮不得居中。古所谓为臣不易者，以此。”的困难条件下做到“蕃而不劳，亲而不黩，谏而不忤，久而不厌。美畅于中，声闻于外”。能够长期处于“居中”地位。

三、高力士维护朝野和谐稳定功不可没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墓志称“内侍设监，自公始也”。高力士确实首开了宦官干政的先河，为后来各朝代的“宦官弄权”留下制度上的稳患。但是，“内侍设监”并非高力士自己任命自己，而是出于当时皇帝对他信赖，是封建社会制度必然的弊端。懋官只是说他：“事有嫌累，微瑕有玷”。而事实上，高力士为当时的朝野大局和谐稳定，立下汗马功劳。

作为宦官，他属内官，权力再大也不可能直接处理指挥朝政。他的职能作用，相当或近似于现代的“秘书长”，是下情上达的桥梁。他追随玄宗50年，由少年陪读到支持玄宗登基，由开元盛世到盛唐的没落，他都忠心耿耿。墓志说“玄宗至道大圣皇帝，中夜提剑，迟明登天，斗杓未移，氵尔气如扫，攀龙附凤，公实亲焉。录其翼崴之勋，遂有骤迁之命。”可见，在太平公主之乱中，高力士全力拥戴太子玄宗“登天”执政。开元初年，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瞡等为相，革除弊害，鼓励生产，经济发展，史称「开元之治」。墓志铭称赞高力士追随皇帝“布四海之宏纲，承九重之密旨，造月柔之议，削藁之书，不得而知也。其宽厚之量，艺业之尤，宣抚之才，施舍之迹，存于长者之论，良有古人之风”。意为他协助皇上制定、落实全国安定发展的宏图大计，承担皇上密旨的撰写重任。将一些初步拟定的旨意、议案，改造表述得比较柔和，将一些繁杂文书，删节削简，辛辛苦苦地做了许多大家都不得而知的工作。他为人宽厚大量，业务水平优秀，具备宣抚才能，乐于助人，得到德高望重的长者好评，大有古人的风范。

“王洪之乱，辇毂震惊，禁军一举，玉石同碎。公亲执捋鼓令于颜行。曰‘斩级者无战功，擒生者受上赏。’亻叔扰之际，人无横酷者，由公一言也。”墓志铭上这段话，生动再现了高力士临危不惧的过人胆略。当时，由于高力士果断大叫一声：“杀人者没有战功，活捉人者受上奖！”，结果没有出现血腥屠杀的现象，维护了大局的稳定。“胡羯僭逆”安史之乱，玄宗出逃成都，在“跋涉艰难”之际又经历“蜀有南营之叛”，也是高力士“公讨而平之”。

在玄宗当政，大权在握时，高力士识大体顾大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安史之乱后“皇帝再造”，当玄宗被尊为“太上皇”，无权无柄，完全失势后，高力士并没有附势趋炎，而是忠心不二，追随服侍。直至“上元初遭谤，迁谪安置巫州，知与不知皆为叹息”。宝应元年，新上台的代宗通知高力士回京，他半路闻知玄宗、肃宗“二圣”死讯后，“下席长号泣血，勺饮不入口”，“俄易箦而长辞”。高力士“舆榇至京。恩封赠开府仪同三司杨州大都督，仍陪葬泰陵，书王命褒之也。公以宝应二年四月十二日安厝。”古代大臣死后，能够根据先皇遗旨陪葬皇陵，是一种极大的荣耀，是先帝肯定的“忠臣”。而玄宗的泰陵，获遗旨陪葬者仅高力士一人。这是历经盛世又逢动乱，对世态炎凉深有体会的玄宗，给予高力士的充分肯定。墓志铭以潘炎所作一词结束。

词曰：五岭之南歌大冯，桂林湘水神降公。君门九重阊阖通，开元神武复英雄。云天雨露恩渥崇，惟展筹谋心膂同。五十年间佐圣躬，无瑕遇谪迁巴东。来归未达鼎湖空，抚膺一绝如有穷。魂随仙驾苍穹，讠莹山足茂陵中。君臣义重天地终。

本人并非史学专家，但我相信，高力士千年墓志铭的出土，能够澄清不少当年的史实是非，肯定了高力士的历史功绩，并为高力士作了极有力的“正名”，也基本达到了“用刊青垄之诏长记黄陵之侧”的目的。

（本文作者系主任记者、广东新闻书画院茂名分院院长）

高力士神道碑。据史书记载，高力士死后，唐玄宗遗诏命陪葬于玄宗陵寝———泰陵。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高力士墓前立碑一方。在历年战乱中，碑石遭受破坏，清乾隆时，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中曾提及“唐内监高力士墓碑石刻中断、每行只存二十余字”。说明此碑在二百多年前已残缺，只存上半部分。值得庆幸的是，1971年在蒲城县金粟山泰陵附近，找到残碑的下半部分，现已接对完好，高力士碑碑身为纯色大青石，高四米，宽一点五米。碑文共三十行，每行五十五字，共1650字。碑额题“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扬州大督都高公神道碑。”京兆府户曹参军李阳冰篆写。正文为翰林待诏张少梯书。此二人均系当时著名书法家，笔力苍劲。

碑文分三段。第一段写高力士的身世：“公本姓冯讳元一。则天圣后赐姓高，改名力士，广菅潘州人也。其先祖冯盎，五岭之望族。皇唐初督都广韶等一十八州，封耿国公。公童龄入侍玉阶，则天圣后知必成器，赐以佳名，教以美艺。”说明高力士出身于名门望族，幼年入官，受到武则天的赏识，与唐史记述系岭南讨击使李千里所进，后被太监高延福收为养子一说，不相符合，有待史学家进一步考证。

第二段记叙高力士的经历：“武后故，韦氏窥大宝，已成祸梯，公实勇进，提剑而起。扶皇运之中兴，佐大人之利见。自是之后，恩遇持崇，公卿宰臣，因以决事。公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近无闲言，远无横议。”说明武则天死后，高力士协助唐玄宗平定韦后之乱，取得了玄宗的信任重用。

最后一段叙述高力士晚年：“及后出流巫州，然忠臣之心，常在官室。后闻二帝升遐，绝浆七日，衔哀而死，终于朗州龙兴寺，年七十有九，士民闻之，皆为流涕，主上恩深，赐扬州大督都，遗诏陪葬泰陵，没而不朽。”说明高力士的“忠臣之心”。玄宗对他也是恩礼相加。这块碑文的重新发现，将有助于客观公正地重新评价高力士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