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桐

凤凰周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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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者说 

默认分类 2011-04-25 08:13:35 阅读65086 评论97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凤凰周刊2011年第12期 总第397期

盗墓不像跑江湖，倒像大生产，全民大干快上，背后却有完整组织系统。相比于技术，更重要的是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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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杨桐  摄影 商华鸽     特约撰稿员 赵家鹏

盗墓就像种庄稼，挖个洞下去，然后把东西取出来，就这么简单。

盗洞要回填，不能影响农民种地，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亲兄弟、父子不一起盗墓，但堂兄弟、甥舅却可以。

盗墓者只是整个行业链条中最低端的层次，风险最大而收入最低。但要想做到“支锅”，并不容易，仅仅有钱是远远不够的，不认识几个能说得上话的官员趁早金盆洗手。

不是每次盗墓都会有所收获，挖墓三年颗粒无收，“支锅”支到破产者大有人在。

                                            ——盗墓者语录

全民盗墓

2011年2月19日，洛阳市廛河区廛河乡史家湾村的村头，两名向导领着《凤凰周刊》记者进入一块荒草丛生的土地。

地块之内，洛阳铲带出的泥土两步远一排，每排数百米长，或蜿蜒曲折，或两点一线，蔚为壮观。

满眼的新老盗洞让人根本无法数清，一些老盗洞的洞口插满树枝，为牧羊人担心羊跌入其中而为。

每一个新挖痕迹的盗洞口，基本上都有一大堆的灰烬，这是盗墓者晚上烤火留下的。一些盗洞口尚存盗墓者喝过的老白干酒瓶、烧鸡包装袋和被丢弃的破烂手套。随处可见的还有古人骸骨、墓砖及一些破碎陶片。

一个3米来高大冢的边上，现出一个新挖的盗洞。当地人都知道，这样的大冢肯定是古代王公贵族的墓葬，每一个都有编号，盗挖这样的墓葬比普通的贵族墓判刑更重，一般人不敢轻易打它的主意。

“这地快成练兵场了！”向导说。二人都是邙山脚下的农民，广义的邙山西起三门峡，沿黄河南岸绵延至郑州市北的广武山，长度200多公里。狭义的邙山，是指洛阳市以北，黄河与其支流洛河的分水岭。

邙山陵墓群是目前最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面积达750平方公里，横跨七个县区，居民达20万之众。

在古墓葬最为集中的孟津县平乐镇、金村等乡村，自1980年代初盗墓风刮开之后，盗墓成了一些农民的第二职业。曾经的“盗墓家族”传承已随三次盗墓狂潮而淡化，

“你可以随便打听，每一个村子，30岁到50岁，甚至可以提前到25岁的男人，最少有一半以上盗过墓或者正在盗墓。洛阳干这一行的人少说也得有一两万人。”

每年的秋天，是盗墓的黄金季节。玉米长到一人多高时，形成了一片天然的掩护屏障，盗墓者会掂着洛阳铲钻进青纱帐，如果碰到干活的农民就会递过去50元到200元，封口费普遍的行情是100元，很少有人拒绝接受或报警。

没有青纱帐的季节，盗墓大多只能在夜晚，毕竟这是个见不得光的行当。

东西挖出后回填盗洞，不影响农民种地，这是这些农民出身的盗墓者坚守的职业道德，也是无人耕种的荒地内盗洞密集的原因。

2010年3月的中国“两会”上，一些文物官员和专家痛心疾首地说：“全国盗墓大军人次远不止10万，已经形成产业化。”国家文物局则对外公布，近年来，中国文物流散到世界40多个国家大型博物馆的高达160万件。

大陆最为著名的四大盗墓基地，名列首位的即是洛阳，排在其后的分别是长沙、皖浙交界的东阳县和河南淅川。

父不传子

孟津县文物局人士认为，洛阳的当代盗墓，依靠经验传授而非家族传承。该人士经调研得知，解放前的盗墓者一般是两个人合伙，很少有一人单干的，但也很少多人结成团伙，这样分赃所得不多。两个盗墓者的分工是，一个人挖洞，另一个人清土，同时望风。

合伙的盗墓者多为亲戚关系或要好朋友，以防同伙见财起意填堵洞口。但父子一起盗墓的情况很少，原因在于，这是个见不得光的行业。

盗墓小说中经常提及，盗墓业有条行规，盗墓得手后必须先把人拉上去才能再拉东西。记者接触的从业者称，这种行规是无效的，地面的人如果想独吞，完全可以先把盗洞封上，等下边的人死了再挖开取东西。因此才需要亲缘关系。

从1948年到1978年，盗墓在洛阳绝迹了30年，1980年代开始第一轮盗墓风潮时，老一代的盗墓者基本上大都已经五六十岁的年纪，干不动挖墓的活儿。他们往往亲临现场指导，新一辈的盗墓者从他们身上学来技术。

在洛阳盗墓业，流传“父亲不传儿子，舅舅传外甥”的江湖规矩，真正的盗墓世家很少，靠甥舅关系的传承较为普遍，另一种是同村邻居、本家叔伯教授下一代技术也常见。

盗墓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用炸药炸盗洞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发明者尚无法确定，大家的推断是受过年时燃放的“二踢脚”所启发，“二踢脚”向上爆发，而炸盗洞的炸药则是朝下爆发。

眼下，每次盗墓活动的人数由两人增加到了5人左右，分工更为明细，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洛阳铲为例，原材料已经由原来的生铁升级为现在的锰钢，种类也十倍地增加细化：探汉墓要用重铲，挖唐墓时用扁铲。因嫌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有的洛阳铲已改用螺纹钢管，可半米上下层层相扣，通过螺丝口随意延长，不用时拆开放在双肩挎包里。

不少媒体报道说，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高科技技术已出现在近年的盗墓活动之中。

“挖墓不用学，慢慢练练就行了。”《凤凰周刊》记者接触的盗墓者并不认为其中有太高的技术含量。

他说，盗墓其实是不用看风水的，靠的是一寸一寸地探查。邙山的农田基本上被盗墓者的洛阳铲捅了无数遍。

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然后用钢钎找到墓的四角，框出墓的形状，在有陪葬品的墓室打下盗洞。

基本上，盗墓者勾勒出的古墓形状会和墓室的位置丝毫不差。

洛阳盗墓者的爆破技术堪称一绝。他们配制的炸药会在瞬间向下冲击，挤出一个可进人的盗洞，精准到直达墓室而不伤及里边的文物。通常情况下，几秒就完成。

待烟雾散尽，准备用绳子把掏宝贝者往下送时，需要一个手动的吹风机通过软管向下送风，防止缺氧窒息。一些影视作品中盗墓贼手持对讲机上下联络的情形，在洛阳则尚未出现过。

一种可能是，盗墓者进入墓室后发现已有人光顾，运气好的话，可能会取到别人不屑带走的物品，否则只能自认倒霉。

但有些盗墓者会重新进入已被自己洗劫的墓穴，探访上次盗墓后的遗珠。这种“二进墓”或“三进墓”，盗墓者称为“翻窝子”。

谁在“支锅”

业内人士称，洛阳和长沙是中国的盗墓体系的南北两大代表，都以技术革新快、组织成熟著称。

长沙把将盗墓者称为“土夫子”，盗墓链条中级别最高的称为“掌眼”，“掌眼”之下有众多具体负责盗墓的“支锅”，“支锅”下面是精通盗墓技术的“腿子”，“腿子”而下是出力干活的“下苦”。

而在洛阳，盗墓者的叫法只有支锅的和挖墓的（或称为下地的）。相同的是，一次盗墓活动多是五个人，分工有踩点、望风、掏洞、安炮眼和摸宝贝。

长沙盗墓者最底层的“下苦”，挖一个墓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的报酬，哪怕老板收入达到千万。

而洛阳盗墓者则按人头平分，每个墓的东西值多少钱大家心中有数。行情10万元的文物，“支锅”只出8万元就可以，但如果太低，挖墓者就会选择卖给他人。遵守这一游戏规则，是双方能够再次合作的前提。有时也会遇到抢货的情形，即刚挖出的东西，有人过来，以比“支锅”更高的价钱买走。抢货者除了出价之外，一般应有相当实力。

宋老大手下得力的“支锅”汤富顺，以前即曾遭遇老三宋彦庆“抢锅”。1996年，洛阳大力王村人挖开隋朝王爷墓，汤富顺前往收购，文物上边开始用卫生纸缠起来，正准备付钱时，宋家老三带着人和枪来了，汤富顺吓跑了，东西被老三收走。后来汤富顺在洛阳混不下去，投靠了宋老大。

“支锅”将文物卖给贩子后，利润就能成十上百倍地翻了。从字面即可理解，“支锅”是个出资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在未挖出文物之前，他要负责提供盗墓者的所有开支，包括吃饭、抽烟、喝酒及购买设备的费用。通俗地讲，“支锅”是每一次盗墓活动的负责人，类似于建筑工程的包工头。

如果盗掘得当，“支锅”的利润相当丰厚。以唐墓为例，墓中的陪葬品一般是十大件：两匹三彩骆驼、两匹三彩马、两个文官俑、两个仕女俑和两个镇墓兽。这一套文物如果完整，价值在数百万元。

“支锅”者只出钱，不直接去现场盗墓，但想要把锅支起来，仅仅有钱远远不够，更需要有深厚人脉背景，待自己的手下被抓时，能够在第一时间有人为自己说话，三两天内让被抓者获释。否则没人愿意跟，或者只盗一个墓就被判刑了。

因此，在“支锅”的关系网中，公安局领导和刑侦队长、缉私队长和派出所长至关重要。

在没有关系的地面盗墓，必须有人守在派出所门口，警车一出门就能打电话报信。与“支锅”交好的警察，即便在不得已出警的情况下，也会找机会假装抽烟，头扭到一边，大喝一声，都不准跑！待到盗墓者踪影皆无时再回头。

经常上演的有一种场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两拨盗墓者在一块田地里不期而遇，第一句话肯定是先问对方的“支锅”是谁，如果相互知名，相安无事各挖各的。

并不是所有的“支锅”者都腰缠万贯，因为洛阳早已十墓九空，“支锅”支到破产，挖墓三年颗粒无收的情况比比皆是。这也提高了“支锅”者的门槛。

真假玄机

从古墓里挖出来的就是真文物吗？不一定。洛阳的盗墓者中，除了专业挖墓，偶尔也会演上一出双簧来欺骗刚入行的外来者。

洛阳经常出现这样一幕，某地一个藏家找到了洛阳的盗墓团伙，准备收购他们手中的文物，然后盗墓者领着藏家来到一个刚打好盗洞的古墓前，将其带入墓室中，把带着泥土的“文物”卖给对方。

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墓里根本不是真的文物，而是当代人做的高仿品。

洛阳的高仿，在中国非常出名。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是，1994年夏天，北京潘家园古玩交易市场上，冒出了一批北魏时期斑驳古旧的陶俑。

北京故宫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一致认定，这些陶俑就是北魏时期的陪葬品，文物价值极高，于是两家博物馆分别拨80万元和10万元专款抢救这批文物。

但潘家园的北魏陶俑却越买越多，而且价格越来越便宜。后来才知道，这些东西出自洛阳孟津县南石山村农民高水旺之手。

高水旺的仿制技术来自祖传，已经达到了专家鉴定和仪器测验都认为是真品的地步。这些仿制品在机场经过X光机的安检时，每秒能将釉面老化程度提早200年左右。多过几次光机，仿唐的就变成了仿汉的。通过三种X光照射，机器就再也鉴定不出来。

高水旺后来在村里开设了一家九朝文物复制品公司。该村能做出同样高仿文物的大有人在，二三十户农民办有高仿作坊。

《凤凰周刊》记者在洛阳市区内见到的一对专做高仿的夫妇说：“玩高仿的人，对外宣传的，倒不一定是高手，真正的高手往往很低调。”

高仿最初产生于从盗墓衍生而来的文物修复，这位夫妇即从盗墓行业“转产”。按照二人的说法，真正的高仿是完全按照盗墓者从墓中盗出的文物，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用古代的制作工艺制作，然后用化学物质进行做旧处理，无论是人和机器，都难辨别出来，这些高仿品通常能够出现在拍卖行和博物馆内。

为防穿帮，高仿不会批量制作，也不会出现在同一城市中。

绝大多数高仿文物多是按真品出手的。一些盗墓者和文物贩子同高仿制作者形成一条行规，高仿品做好后，先被拿走卖，变现后双方再按比例分成。如果被警方抓到，做高仿者就出面作证，证明所持的不是文物。

为了避免在出手前按照贩卖真文物被处罚，一些高仿品上会留下标记，比如年份，遇到盘查时马上就能证明这是工艺品而不是文物。到和买家见面前，用特殊手法就能抹去标记，很难看出痕迹。

曾暗访中国文物市场五年的收藏家吴树在《谁在收藏中国》一书中说，目前国内文物市场是赝品的天下，保守估计赝品占到95%的比例。

这其中除了高仿本身，也需要前文所说的贩卖链条的配合，通过与贩卖者有合作的专家鉴定为真，随后堂皇进入国家博物馆或拍卖行。

知情者称，通过鉴定，不仅可以以假乱真，还可以以真充假。文物大案进入起诉阶段时，通常突生变故，当初办案机关请文物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往往会被推翻，新的鉴定机构会作出级别更低的鉴定。比如一级文物降为二级，二级降为三级，这样一来，嫌疑人的刑罚会减轻。

一个著名的掌故是，河南某地破获一起文物大案，抓捕了一名浙江文物贩子，但涉案的一件青铜器已被以34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南方某市的博物馆。警方把青铜器追回后不久，北京一鉴定机构作了此物为赝品的鉴定结论，意味着文物贩子只要缴纳足够的罚款就可以获释。

这时候，南方的博物馆闻讯赶到了公安局，说：“这样吧，反正赝品留你们手里也没用，我们再花340万把它买回去，然后再给你们加160万办案经费，一共500万元先放这儿，回头案子结了让我们把东西带走。”

谈及这段掌故，知情者忍不住再次啧啧称奇。他说，盗墓业的牵扯有多远，水有多深，这件事“能让你有点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