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乃亮父母是做什么的:杨锦麟：中国人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背道而驰

2011年04月11日 09:31
来源：凤凰卫视 作者：杨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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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近年来，中国的GDP增幅不断上涨，相反许多人的幸福感却不断下降。本期《时事开讲》主要点评了有关幸福感的话题。杨锦麟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中国人的紧迫感，焦虑感；同时一些民生问题没有较好的解决，使得中国人的幸福感与经济增长背道而驰。
凤凰卫视4月8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锦麟：社会阶层板结化 中国遭遇幸福危机
任韧：紧贴时事，现在开讲，各位好，我是任韧。1979年到2005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速是9.6%，即使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去年中国的GDP增幅也达到了9.1%，而与此同时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你比以前更幸福了吗？答案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房子、教育、医疗、就业，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掰着手指给你数出几件他并不幸福的事。
什么是幸福感？中国人哪里能够找到幸福感？怎么才能让我们更加幸福？今天我们请到杨锦麟先生来解读。杨先生你怎么看GDP的不断的增长，我们的幸福感也在直线的上升吗？
杨锦麟：相信在一个极弱的年代，告别极左年代之后，我们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去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当然持续了30年的时间。这个反映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上，反映在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上，GDP主义，甚嚣尘上数十年。不错，到目前为止，尽管也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仍然是影响决定了一个地方的政绩的主要考量。
我想有一点，你刚才问题问的好。经济增长与否，增长增长快慢，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社会是和谐和健康发展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我们到现在基本上的物资条件好的时候，应该更关注的是社会整体幸福感的增加，究竟要怎么样来去考量。
因为我发现在十二五规划，尤其是两会之后，大陆的媒体，以及大陆社会各界，再度的热议幸福感的问题，这个是很有趣的现象。我认为有两点，一个是对越来中国的发展的幸福，每个人对自己幸福的期待，有新的一些要求。
第二个是因为客观反映人们，或者每一个具体的人，在现实中他对现实存在很多问题的焦虑，特别是对未来发展路线的迷茫。后面这点我认为很重要，当发现没有太多的把握或者不安全、不确定的时候，他对这方面的要求更高，安全感跟幸福感，它其实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今天香港《信报》有一篇文章，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本身的经历未必能告诉我们这个体验，大陆很多人说，很多人努力的工作，他未必有回报。目前的社会有这种众生相，但现实社会就是看出来付出的不一定有回报，但是成功不一定要奋斗。
于是我们就发现了，在我们整个的阶级阶层流动的过程中，向上提升的管道在缩小，但是水平流动的现象在增加，这样那种焦灼和不确定感觉出现的时候，他对幸福的解读又不同了。
所以我想谈了这个问题，就瞭望周刊，新华社底下，瞭望东方，瞭望周刊。这几年连续几年都搞了一个幸福感的调查，整个城市的抽样调查，很严谨的一个幸福评价体系。基本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经济发展速度、文明程度、文化娱乐诸如此类大概有12项指标。
我觉得当人们或者一个民族实现它伟大复兴，准备在物质生活有一定改善的同时，在精神世界相匹配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幸福感的问题就很显眼的出现了。我去年去过唐山，唐山在衡量一个政绩的时候，不再用GDP，是用幸福指数，我认为在中国这样城市应该不多，但是唐山有这么一个所谓科学发展观的一个试点。
科学发展观不再以GDP为唯一考量，是用幸福指数来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地方，一个官员他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为政绩，我认为是一个欣喜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历年来有一些排名，就是幸福感城市的排名，我发现有几个有趣的现象，2007年北京上海有，从此就消失在这个排名榜上。二、三线的城市可能会更多一点，尤其在东南沿海经济高度发达的一些城市杭州，包括青岛，包括珠海，包括成都，这些东西里面杭州的指标意义是比较大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除了这几个现象来讲，除了有些地方文化本身它产生的对幸福和价值观的解读，不一样。但是沿海发达城市，尤其是生活水平文明程度相对比较均衡发展的城市，幸福感的要求，幸福感的随机抽样调查的指数，会比较平均一点。
任韧：如果说生活水平、文明指数更高，那么上海、北京显然这是中国的大城市，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他们在2007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幸福感的榜单上？
杨锦麟：每个城市有自己不同的文化结构，你想想北京，其他就不论吧。北京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现代社会的焦灼的人群，都集中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我举几个例子，蚁族的现象在北京和上海甚至广州或者深圳这个大中城市是很多，还有蜗居的现象，住不起房，买不起房，租不起房这个现象，这么一个大面积的，甚至在北京南六环周边的那么多的村庄里面的，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特别是年轻的农民工他们的焦灼感，以及他们寻觅幸福的坎坷，他使得这些城市，尽管它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但它幸福的指数，以及幸福感的程度，显然不可能跟我们所想像的相匹配。
所以我想，一个城市的位置，奇大无比，经济文化中心，它不决定与它的幸福感是相适应的。我们刚才谈到不能决定这个社会整体是和谐，所以这个我讲是很发人深省的。现在对幸福感的要求，其实是给我们它跟心理学的领域的幸福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想当心理学的幸福感领域，加上社会学、政治学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包括成就动机，包括政治因素的民主权利和机会等等，它是一个相当广泛的一个概念。
所谓的幸福感的评价体系，尽管他有自己的一个12个指标，而这个指标会量化和细化，在那个情况，我认为大家应该做到，包括自然条件、交通状况。一个城市堵车堵的一塌糊涂，上下班要两三个小时，他怎么可能有幸福感？所以这种大城市弊病，以及人们在参与这个大城市过程中的那些人，他就让我们这些大城市的幸福感相应就比较减弱了。
任韧：我们其实不能否认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会有幸福的人，但是衡量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恐怕是以大多数人的感觉。为什么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实际上幸福感并不高，先去一下广告，稍候回来继续请杨锦麟先生来解读，广告之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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