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贺根森林战役 电影:批评的品格(两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3:19:10
批评的品格（建言·文艺批评（10））
廖文
《 人民日报 》（ 2011年04月26日 24 版）
批评家以批评为业，在思想文化领域扮演着特殊角色。胜任这一特殊角色的基本要求，除了较高的理论修养和学术造诣外，还包括对批评家品格的坚守。具备高尚而坚定品格的批评，可以成为文坛的“良心”，精心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反之，矮化品格、丧失品格的批评，只能沦为批评者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甚至成为淆乱是非、促生乱象的推手。在文学批评出现功利化、庸俗化趋向的今天，批评的品格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真实、鲜明、正直，一个都不能少
1840年初，时为俄罗斯文坛领袖的屠格涅夫出版了长篇小说《前夜》，塑造了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这一革命者形象。出于贵族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屠格涅夫一面肯定英沙罗夫是“自觉的英雄人物”，一面又认为，在俄国，这样的人物还没有诞生的条件，俄罗斯尚处在他们走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当时年仅24岁的杜勃罗留波夫，针对《前夜》撰写了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 杜勃罗留波夫肯定《前夜》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同时明确地指出，《前夜》的思想倾向是保守的，没有正确地估价俄国的社会现实和革命形势，认为当时的俄国并非在革命的“前夜”徒然等待,而是已经处在“等待改革和整顿革命”的激流中。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英沙罗夫这一艺术形象无助于推动现实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在文中疾呼“我们需要像英沙罗夫似的人,——但是应当是俄国的英沙罗夫。”
此前，屠格涅夫和杜勃罗留波夫是《现代人》杂志的同仁。但屠格涅夫在杂志社备受尊崇、地位举足轻重。对于杜勃罗留波夫这位年轻编辑的批评，屠格涅夫大为光火、态度傲慢，要求在文章发表时删去整个开头部分。然而，杜勃罗留波夫在权威和情面面前没有屈从，他毫不妥协地表示“既然别人可以对我的文章横加指责, 现在我就一句话也不肯删掉”。最终,《现代人》选择了杜勃罗留波夫，屠格涅夫由此跟《现代人》决裂。
作为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代巨擘，杜勃罗留波夫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炽热的革命激情、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更展现了一个真正批评家应该具备的铮铮铁骨。这种品格，是他为后世批评家们留下的与他的现实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同样珍贵的精神遗产。
与之相比，今天的某些批评家过于在乎所谓名家、大师的声望、地位、人气，对其作品无原则地吹捧，把“溃烂”之处视为桃花，百般维护，略有微词也是浅尝辄止、不痛不痒。有些批评家过于看重面子、圈子、位子，面对文坛创作、评论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倾向，处处有所顾忌、有所保留，缺少批评精神，把本该严肃认真的文学批评变成了庸俗不堪的“名利场”。有些批评家过于忌惮在部分公众中招致非难和恶评，对不良思潮、低俗趣味泛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甚至迎合趋就。有些批评家貌似展开批评，但缺少坚持原则标准的专业讨论，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明辩，而是躲在门户之见的樊篱中争吵。凡此种种，都是对批评品格的放弃和亵渎。
少数批评品格的缺失和矮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批评者把个人毁誉荣辱和一己之利置于批评家的天职之上。对利欲的过度热衷、对得失的过分计较，使批评变成权威的陪衬、庸俗的跟班、利益的工具，使文学批评滑向文学家不买账、读者不看好、大众不知道的境地。诚然，商业文学、媚俗文化和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冲击，往往使批评家感到难于独善其身，但是，随波逐流的批评不是合格的批评，既然批评家做出了身份和责任的选择，就必须经得起任何考验，守住品格，守住底线。
批评的品格，说到底，就是真实地、鲜明地表达自己观点和态度，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以及对正确的评判标准和价值立场的执着坚守。作为文学创作的评判者和时代精神的引领者，批评家必须敢于表达和捍卫自己的立场观点，忠于自己的判断，为真理而战斗。
批评风清气正，文学才日新月异
批评的品格，关乎文学批评的地位。文学批评最终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归根结底完全取决于它自身是否能够为文学创作和整个社会的思想进步提供独特的价值。面对批评对象，批评家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审视、剖析、判断，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在此过程中，批评家经常需要面对权威、挑战权威，甚至遭遇这些权威的否定、质疑和不屑。但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一旦认定自己批评的正确性，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这里，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姓氏。”批评家是一种标准的化身，一种立场的象征，他的任务就是把批评对象的思想水准、艺术含量置于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审美尺度之下，形成最终的判断。如果批评家处处担心触犯权威、招惹是非、得罪他人，不能坚持立场，不能真实、坦率地表达观点、亮出标准，说违心、含糊的话，对显而易见的问题也噤口不言，无疑是背离了批评的本质、放弃了批评的权利、抛开了批评家的本分。如果批评家以地位高低、 名气大小、关系远近来选择批评态度和尺度，屈从、迁就于批评对象的声音，扭曲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样的批评就没有任何价值，更谈不上影响力和公信力，文学批评的地位也会受到撼动。批评家的品格坚守，是成就文学批评社会地位不容松动的支点。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在任何一个时代里，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都离不开有价值、有力量的文学批评。文学是建筑灵魂的事业，批评家是砥砺文学的“磨刀石”。批评的品格，一旦被庸俗化、功利化所玷污，在辈分之分、门户之见、利益之争、亲疏之别的泥淖里打转，文学批评必然软弱无力，甚至标准异化，向文坛传达错误的信号，最终导致文学创作陷于迷茫，失却正确的发展方向，自然难以产生震烁时代、流传后世的佳作、力作。
批评的品格，关乎社会文化的进步。文学批评具有理论化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批评通过自己的评判和阐释影响文学创作，进而影响受众，为社会思潮和大众思想领航。批评家的观点以批评的面目出现，和文学创作的热点、焦点密切关涉，往往比一般性表达效果更加强烈，对受众心理、社会舆论走向的影响更加明显。人民大众对批评的理想期待是，在文坛潮流变幻、良莠并生的时候，批评会挺身而出，精心伺弄我们的精神家园，廓清模糊，甄别良莠。这个时候，如果批评在是非面前盲从、混乱或失语，客观上就是在埋没优良种子的生机，纵容错误苗头的滋长。批评家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和敏锐性，怀着对不良倾向“零容忍”的决心，坚定表达真知灼见的勇气和力量，切实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才有资格被冠以批评家的头衔，分享“导师”的荣耀。
批评的品格，是批评家职业操守的底线，是批评家安身立命的根基。有了这样的品格，文学批评才有价值、被需要，批评家们才能生存。缺少了品格的脊梁，批评家的桂冠就显得不堪重负。狄德罗说：“你想当批评家吗？那就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讲品格的批评家，能够燃烧自己的生命，让思想的光焰穿透任何遮蔽，照亮作家的笔端和受众的心灵。失去了品格的批评家，就会毫无立场、人云亦云、混淆是非、隔靴搔痒。这样的批评家，无论他的理论多么高深、多么玄妙，动用多少新奇概念，自诩有多大来头，都无济于事。这样的文学批评，文学不需要，大众也不需要。
人民大众养育了文学，养育了批评家，对文学批评寄予厚望。批评没有理由不张扬为文学负责、为大众负责的精神，重塑仗义执言、奋力担当的品格。这个时代的优秀批评，就是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属于人民大众的科学理论为主心骨，以代言人民大众的文化利益为底气，以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作为批评标准，充分展示批评的刚健品格和遒劲风骨，牢牢掌握锐利的批评武器，引导文学直奔理想的方向。只有批评领域风清气正，批评家理直气壮，文学批评才能重新焕发光彩、找回自己的位置。
找回失落的“农历精神”（创作心语）
郭文斌
《 人民日报 》（ 2011年04月26日 24 版）
郭文斌（速写）
罗雪村绘
长篇小说《农历》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于拙著本身，心想还是留待读者评判，在此仅就农历的贵重，谈些浅见。
我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行孝。因为在我看来，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底气。“农历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凝聚力所在，也是魅力所在。
和先祖相比，现代人的“营养”很不平衡，“体质”虚弱，动不动就“生病”，究其原因，就是接不上“天气”和“地气”了，久而久之，“元气”大伤。而一个人要想恢复元气，就得接上天气地气。农历正是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接上天气和地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历才是真正的中国符号。
诚然，我们可能无法回到农历时代，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回“农历精神”。只要每一个人心中还有“农历”，还有“农历精神”，那么这个人就拥有了健康之根，快乐之本，幸福之源。国家和民族也同样。因为“农历”本质上是生命力的“统觉”，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个“合”，在我看来它就是“顺”，而“顺”，就是“利”，所谓“顺利”。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顺”，于是天灾人祸成了每天新闻的主角，依我浅见，天灾是因为大地失去了“农历”，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农历精神”。
近年来，在走进农历的过程中，我渐渐低下了自己一度十分骄傲的头，弯下了自己一度十分自负的腰，“农历”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自私、包括自恋。在《农历》之《中元》一节中，我把《目连救母》一出戏全部搬了进来，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古人的心量，也看到了古代文化人的心量。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东方“救文化”的寓言，目连所救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母亲，更是大地母亲，自然母亲，斯文母亲，仁爱母亲。而《目连救母》作为一出戏，世世传唱，代代完善，却没有作者署名，这样的“作家”，该是多么让人崇敬。因此，对我来说，《农历》的写作还是一次深深的忏悔。
农历是另一个大自然，在这个大自然里，有天然的世界，天然的岁月，天然的大地，天然的哲学，天然的美学，天然的文学，天然的教育，天然的传承，天然的祝福。这个“天然”，也许就是“天意”。 而“天意”，在我看来，就是“如意”，“吉祥如意”就是从此而来。
而作为一本书的《农历》，它首先是一个祝福，对岁月的，对大地的，对恩人的，对读者的。同时，我还在想，小说是要为“现实”负责，但更应为“心灵”服务，就像“点灯时分”，把灯点亮才是关键，至于用哪个厂家出产的火柴，并不需要考究。
“农历”的品质是无私，是奉献，是感恩，是敬畏，是养成，是化育。一个真正在“农历”中自然长大的孩子，他的品行已经成就。反过来，做父母的要想让孩子养成孝、敬、惜、感恩、敬畏、爱的品质，就要懂得“农历”，学会“农历”，应用“农历”。“农历”是一个大课堂，它是一种不教之教。就像一个人，他一旦踏上有轨列车，就再也不需要担心走错路，列车自会把他送到目的地，因为它是“有轨列车”。“农历”就是这个“轨”，它既是一条人格之轨，也是一条祝福之轨，更是一条幸福之轨。它的左轨是吉祥，右轨是如意。
看完《农历》，读者就会知道，其中的十五个节日，每个都有一个主题，它是古人为我们开发的十五种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素，也是古人为后人精心设计的十五种“化育”课，古人早就知道，“化育”比“灌输”更有用，“养成”比“治疗”更关键。
因此，关于《农历》，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
廖文
《 人民日报 》（ 2011年04月26日 24 版）
批评家以批评为业，在思想文化领域扮演着特殊角色。胜任这一特殊角色的基本要求，除了较高的理论修养和学术造诣外，还包括对批评家品格的坚守。具备高尚而坚定品格的批评，可以成为文坛的“良心”，精心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反之，矮化品格、丧失品格的批评，只能沦为批评者谋求个人利益的工具，甚至成为淆乱是非、促生乱象的推手。在文学批评出现功利化、庸俗化趋向的今天，批评的品格坚守显得尤为重要。
真实、鲜明、正直，一个都不能少
1840年初，时为俄罗斯文坛领袖的屠格涅夫出版了长篇小说《前夜》，塑造了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这一革命者形象。出于贵族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屠格涅夫一面肯定英沙罗夫是“自觉的英雄人物”，一面又认为，在俄国，这样的人物还没有诞生的条件，俄罗斯尚处在他们走上历史舞台的“前夜”。当时年仅24岁的杜勃罗留波夫，针对《前夜》撰写了评论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 杜勃罗留波夫肯定《前夜》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同时明确地指出，《前夜》的思想倾向是保守的，没有正确地估价俄国的社会现实和革命形势，认为当时的俄国并非在革命的“前夜”徒然等待,而是已经处在“等待改革和整顿革命”的激流中。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英沙罗夫这一艺术形象无助于推动现实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在文中疾呼“我们需要像英沙罗夫似的人,——但是应当是俄国的英沙罗夫。”
此前，屠格涅夫和杜勃罗留波夫是《现代人》杂志的同仁。但屠格涅夫在杂志社备受尊崇、地位举足轻重。对于杜勃罗留波夫这位年轻编辑的批评，屠格涅夫大为光火、态度傲慢，要求在文章发表时删去整个开头部分。然而，杜勃罗留波夫在权威和情面面前没有屈从，他毫不妥协地表示“既然别人可以对我的文章横加指责, 现在我就一句话也不肯删掉”。最终,《现代人》选择了杜勃罗留波夫，屠格涅夫由此跟《现代人》决裂。
作为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代巨擘，杜勃罗留波夫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炽热的革命激情、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更展现了一个真正批评家应该具备的铮铮铁骨。这种品格，是他为后世批评家们留下的与他的现实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同样珍贵的精神遗产。
与之相比，今天的某些批评家过于在乎所谓名家、大师的声望、地位、人气，对其作品无原则地吹捧，把“溃烂”之处视为桃花，百般维护，略有微词也是浅尝辄止、不痛不痒。有些批评家过于看重面子、圈子、位子，面对文坛创作、评论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倾向，处处有所顾忌、有所保留，缺少批评精神，把本该严肃认真的文学批评变成了庸俗不堪的“名利场”。有些批评家过于忌惮在部分公众中招致非难和恶评，对不良思潮、低俗趣味泛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甚至迎合趋就。有些批评家貌似展开批评，但缺少坚持原则标准的专业讨论，不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明辩，而是躲在门户之见的樊篱中争吵。凡此种种，都是对批评品格的放弃和亵渎。
少数批评品格的缺失和矮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批评者把个人毁誉荣辱和一己之利置于批评家的天职之上。对利欲的过度热衷、对得失的过分计较，使批评变成权威的陪衬、庸俗的跟班、利益的工具，使文学批评滑向文学家不买账、读者不看好、大众不知道的境地。诚然，商业文学、媚俗文化和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冲击，往往使批评家感到难于独善其身，但是，随波逐流的批评不是合格的批评，既然批评家做出了身份和责任的选择，就必须经得起任何考验，守住品格，守住底线。
批评的品格，说到底，就是真实地、鲜明地表达自己观点和态度，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以及对正确的评判标准和价值立场的执着坚守。作为文学创作的评判者和时代精神的引领者，批评家必须敢于表达和捍卫自己的立场观点，忠于自己的判断，为真理而战斗。
批评风清气正，文学才日新月异
批评的品格，关乎文学批评的地位。文学批评最终在社会发展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归根结底完全取决于它自身是否能够为文学创作和整个社会的思想进步提供独特的价值。面对批评对象，批评家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审视、剖析、判断，才能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在此过程中，批评家经常需要面对权威、挑战权威，甚至遭遇这些权威的否定、质疑和不屑。但是，一个真正的批评家一旦认定自己批评的正确性，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这里，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姓氏。”批评家是一种标准的化身，一种立场的象征，他的任务就是把批评对象的思想水准、艺术含量置于自己的价值尺度和审美尺度之下，形成最终的判断。如果批评家处处担心触犯权威、招惹是非、得罪他人，不能坚持立场，不能真实、坦率地表达观点、亮出标准，说违心、含糊的话，对显而易见的问题也噤口不言，无疑是背离了批评的本质、放弃了批评的权利、抛开了批评家的本分。如果批评家以地位高低、 名气大小、关系远近来选择批评态度和尺度，屈从、迁就于批评对象的声音，扭曲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样的批评就没有任何价值，更谈不上影响力和公信力，文学批评的地位也会受到撼动。批评家的品格坚守，是成就文学批评社会地位不容松动的支点。
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在任何一个时代里，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都离不开有价值、有力量的文学批评。文学是建筑灵魂的事业，批评家是砥砺文学的“磨刀石”。批评的品格，一旦被庸俗化、功利化所玷污，在辈分之分、门户之见、利益之争、亲疏之别的泥淖里打转，文学批评必然软弱无力，甚至标准异化，向文坛传达错误的信号，最终导致文学创作陷于迷茫，失却正确的发展方向，自然难以产生震烁时代、流传后世的佳作、力作。
批评的品格，关乎社会文化的进步。文学批评具有理论化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批评通过自己的评判和阐释影响文学创作，进而影响受众，为社会思潮和大众思想领航。批评家的观点以批评的面目出现，和文学创作的热点、焦点密切关涉，往往比一般性表达效果更加强烈，对受众心理、社会舆论走向的影响更加明显。人民大众对批评的理想期待是，在文坛潮流变幻、良莠并生的时候，批评会挺身而出，精心伺弄我们的精神家园，廓清模糊，甄别良莠。这个时候，如果批评在是非面前盲从、混乱或失语，客观上就是在埋没优良种子的生机，纵容错误苗头的滋长。批评家必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批评的独立性和敏锐性，怀着对不良倾向“零容忍”的决心，坚定表达真知灼见的勇气和力量，切实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才有资格被冠以批评家的头衔，分享“导师”的荣耀。
批评的品格，是批评家职业操守的底线，是批评家安身立命的根基。有了这样的品格，文学批评才有价值、被需要，批评家们才能生存。缺少了品格的脊梁，批评家的桂冠就显得不堪重负。狄德罗说：“你想当批评家吗？那就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讲品格的批评家，能够燃烧自己的生命，让思想的光焰穿透任何遮蔽，照亮作家的笔端和受众的心灵。失去了品格的批评家，就会毫无立场、人云亦云、混淆是非、隔靴搔痒。这样的批评家，无论他的理论多么高深、多么玄妙，动用多少新奇概念，自诩有多大来头，都无济于事。这样的文学批评，文学不需要，大众也不需要。
人民大众养育了文学，养育了批评家，对文学批评寄予厚望。批评没有理由不张扬为文学负责、为大众负责的精神，重塑仗义执言、奋力担当的品格。这个时代的优秀批评，就是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属于人民大众的科学理论为主心骨，以代言人民大众的文化利益为底气，以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作为批评标准，充分展示批评的刚健品格和遒劲风骨，牢牢掌握锐利的批评武器，引导文学直奔理想的方向。只有批评领域风清气正，批评家理直气壮，文学批评才能重新焕发光彩、找回自己的位置。
找回失落的“农历精神”（创作心语）
郭文斌
《 人民日报 》（ 2011年04月26日 24 版）
郭文斌（速写）
罗雪村绘
长篇小说《农历》最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对于拙著本身，心想还是留待读者评判，在此仅就农历的贵重，谈些浅见。
我把《农历》的写作视为一次行孝。因为在我看来，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底气。“农历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凝聚力所在，也是魅力所在。
和先祖相比，现代人的“营养”很不平衡，“体质”虚弱，动不动就“生病”，究其原因，就是接不上“天气”和“地气”了，久而久之，“元气”大伤。而一个人要想恢复元气，就得接上天气地气。农历正是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接上天气和地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历才是真正的中国符号。
诚然，我们可能无法回到农历时代，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回“农历精神”。只要每一个人心中还有“农历”，还有“农历精神”，那么这个人就拥有了健康之根，快乐之本，幸福之源。国家和民族也同样。因为“农历”本质上是生命力的“统觉”，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个“合”，在我看来它就是“顺”，而“顺”，就是“利”，所谓“顺利”。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顺”，于是天灾人祸成了每天新闻的主角，依我浅见，天灾是因为大地失去了“农历”，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农历精神”。
近年来，在走进农历的过程中，我渐渐低下了自己一度十分骄傲的头，弯下了自己一度十分自负的腰，“农历”如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自私、包括自恋。在《农历》之《中元》一节中，我把《目连救母》一出戏全部搬了进来，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古人的心量，也看到了古代文化人的心量。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东方“救文化”的寓言，目连所救的，不单单是自己的母亲，更是大地母亲，自然母亲，斯文母亲，仁爱母亲。而《目连救母》作为一出戏，世世传唱，代代完善，却没有作者署名，这样的“作家”，该是多么让人崇敬。因此，对我来说，《农历》的写作还是一次深深的忏悔。
农历是另一个大自然，在这个大自然里，有天然的世界，天然的岁月，天然的大地，天然的哲学，天然的美学，天然的文学，天然的教育，天然的传承，天然的祝福。这个“天然”，也许就是“天意”。 而“天意”，在我看来，就是“如意”，“吉祥如意”就是从此而来。
而作为一本书的《农历》，它首先是一个祝福，对岁月的，对大地的，对恩人的，对读者的。同时，我还在想，小说是要为“现实”负责，但更应为“心灵”服务，就像“点灯时分”，把灯点亮才是关键，至于用哪个厂家出产的火柴，并不需要考究。
“农历”的品质是无私，是奉献，是感恩，是敬畏，是养成，是化育。一个真正在“农历”中自然长大的孩子，他的品行已经成就。反过来，做父母的要想让孩子养成孝、敬、惜、感恩、敬畏、爱的品质，就要懂得“农历”，学会“农历”，应用“农历”。“农历”是一个大课堂，它是一种不教之教。就像一个人，他一旦踏上有轨列车，就再也不需要担心走错路，列车自会把他送到目的地，因为它是“有轨列车”。“农历”就是这个“轨”，它既是一条人格之轨，也是一条祝福之轨，更是一条幸福之轨。它的左轨是吉祥，右轨是如意。
看完《农历》，读者就会知道，其中的十五个节日，每个都有一个主题，它是古人为我们开发的十五种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素，也是古人为后人精心设计的十五种“化育”课，古人早就知道，“化育”比“灌输”更有用，“养成”比“治疗”更关键。
因此，关于《农历》，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