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郎 毛泽东:1965年的国共两党秘密和谈为何搁浅

1949年10月，中共在大陆建政后，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这两位对中国现代史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就再也没有见面。
　　但这并不等于说两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而是以“特殊方式”进行“对话”——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曾秘密接触。美国中情局(CIA)不久前的解密文件也证实了这段史实。
　　【新加坡记者担任国共“密使”】
　　毛泽东与蒋介石虽然“隔海相望”，但两人都不希望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台湾总统的意见，希望以此换来与蒋介石的沟通，试探和国民党当局接触。而蒋介石此时也有与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想法。
　　据《内蒙古党史》记载，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试图寻找一个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后来被找到了，他就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曹聚仁。据该书描述，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共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蒋介石命令长子蒋经国于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其中，一次是蒋经国秘密派一艘小型军舰，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台湾，与其密谈如何由曹聚仁出面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另一次是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找曹聚仁，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的问题。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聚仁请去了台北。
　　大陆方面，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北京采访，受到了绝非记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周恩来年谱》，经由195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讨论，当年7月13日、16日和19日，周恩来三次接见曹聚仁，“先后由邵力子、张治中、屈武、陈毅等陪同”。
　　而在第二次接见中，周恩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于是，8月14日，“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便首度由曹聚仁所供职《南洋商报》向外发布出去。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1956年之行，拉开了曹聚仁近十年两岸“密使”工作的序幕。
　　【中共开出合作条件：台湾政权仍归蒋介石】
　　据历史学者范小方及毛磊所著的《国共谈判史纲》记载，在曹聚仁担任两岸“密使”的同时，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委员章士钊(他是1949年参加过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也为国共接触而奔波。
　　在此之前，章士钊曾带着中共领导人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
　　章士钊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许效炎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蒋介石派出的的特使宋宜山(也是蒋的学生)。不久, 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协商。李维汉提出中共关于合作的四条具体条件：
　　(1)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
　　(3)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4)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1.5万字的报告，交由许孝炎转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蒋介石向美国表态“宁为玉碎”】
　　另一边厢，曹聚仁也在国共两党之间奔波。
　　据CIA的情报称，1957年2月，国民党的叛将张治中写信给台湾的军事统帅陈诚，表示希望国共和解之意，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过了一个月，曹聚仁写信给蒋经国，提出六点和谈建议。
　　同年9月间，曹聚仁又分别写信给蒋经国、黄少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俞大维(时任国防部长)，重提国共和谈建议。蒋经国把曹聚仁的信拿给美国官员看，并强调蒋介石永远不会与中共谈判的，还说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58年8月23日，海峡两岸发生著名的“金门炮战”事件，曹聚仁来京的次数也就更多了。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所述，1958年10月13日，即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五十天后，在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的陪同下，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毛泽东在此次接见中的谈话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并于1963年初通过张治中致陈诚的信转达给蒋介石。
　　同年10月，章士钊也写信给国民党的元老吴忠信，要吴忠信转告蒋介石——有一天美国会出卖蒋介石的，因为他看到“华沙会谈”的密件，美方已向中共建议以金门马祖交换中共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主张。CIA的揭秘文件称，这封信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
　　到了1960年元月，国民党的降将傅作义写信给陈诚夫人谭祥的妹妹，要求她转告陈诚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阴谋，以及中共绝不放弃台湾的坚定立场。次年7月，曹聚仁又写信给蒋经国，告知中共有意以厦门和金门为国共之间的缓冲地带，并辟金、厦为自由港；1962年3月，曹再次写信给蒋经国，重提了这项提议。但蒋经国却把信件拿给白宫看了，并表示将不予理会。
　　台湾方面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毛泽东会见李宗仁
【蒋介石心存疑虑 国共和谈夭折】
　1965年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归国访问的李宗仁一行。
　　他们刚刚坐定，毛泽东幽默地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李宗仁说：“嚇！嚇！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思远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李宗仁在谈话中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李宗仁深情谈了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且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1955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11月5日中午，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铭记着程潜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所作的贡献，他先后担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作为国民党元老，他还是民革中央副主席，深受中国共产党人和所有爱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196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时，作为老国民党人，他在纪念文章中由衷地写道：“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找到真正的出路……”
　　这次，故人重逢，感慨万端。他在欢迎李宗仁的宴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深情地说：“再过几天，就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了，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亲眼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不仅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远远超过了。应该说，宗仁先生所选择的道路，是合乎中山先生的愿望的，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宗仁先生这一抉择，正是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效法的好榜样。我认为，我们当年服膺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老一辈人，遵守中山遗教，就必须‘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丢掉包袱，从头学起。只有这样，我们的所作所为，才会合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才不会为时代所摈弃。今天，我们借欢迎宗仁先生回国的机会，寄语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以祖国为重，以晚节为重，从速醒悟，毅然归来，到那时，我愿望再度举行宴会，像今天设宴宗仁先生一样来欢迎他们！”
　　人们万万想不到深感海峡两岸的军力对比日益悬殊，惊叹“反攻大陆已毫无希望”的蒋介石父子当从国民党情报机构获悉李宗仁将回归祖国的情报后也立即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使者蒋经国的亲信王济慈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去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了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他急忙直飞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1965年7月18日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响起了门铃声，他急忙开门，王济慈气喘吁吁地进来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济慈出来，由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再由小快艇将他们送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人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位西装笔挺，打扮成商人模样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斥退左右随从，关上舱门，进入实质性的交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方面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于是，曹聚仁便详细介绍了中共方面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关于国共谈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多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使曹和蒋介石见面商谈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这样也可以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致走漏消息，为外界所洞悉。
　　轮船秘密在海上行驶，终于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即与蒋经国上岸登机，飞往台中日月潭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起先并不急于和曹聚仁谈话，而是让他观赏秀丽的日月潭风景，尽兴游览。
　　到了第三天7月20日，也正是李宗仁到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由蒋经国陪同，接见曹聚仁，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商谈。曹聚仁出示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其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句，道出毛泽东“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蒋介石对曹聚仁说了几句奖勉的话，蒋经国对曹聚仁说：“今后还要仰仗。”整个商谈自始至终只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便逐条讨论、商谈，蒋介石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6项条件。这6条，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对峙16年来历史性的突破。本来，这些商谈内容属高度机密，蒋曹当时约定不得泄露一个字。但随着时光的流逝，6条的内容还是渐为世人所知了，其大意为：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6项条件后十分兴奋，他回香港后，即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中共中央。心想，只等北京方面同意后，台湾方面将派代表与中共代表作进一步谈判，如此，则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6项条件。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一事就此又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