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费迪南德:中统、军统、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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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是国民党党中央的情报机构，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情报机构！
中统结构
"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统的前身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由C.C系分子徐恩曾任处长。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经蒋介石提议，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由此正式形成。
中统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反革命特务破坏活动。中统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统计调查处，中央党部调查委员会，国民政府统计调查局。因其始终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掌控，故称其为中统。中统局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实际工作中也是基本上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军统局也不允许他干涉越权。中统局的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另一个重点就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类似现在美国的FBI）
在四十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因为实际上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都是中统的特务网延伸。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中统局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电视剧上那种证件封皮上印“中统”二字是不对的，而且大小尺寸也差好多。中统成立基础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分子掌控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务调查处，直属于党中央（亦即蒋系国民党中央），处长由徐恩曾担任。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第一处（党政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但一处实际上仍是独立于军统局的一个系统，这时的军统亦是老军统系统，并非一般电视剧中的新军统系统。
1938年3月29日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8月，蒋介石对军事委员会调查局进行改组，调查局第一处扩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才是新军统系统）。这样中统局就正式成立了。
中统局的人事组织中，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局长，但实际负责工作的则是副局长。民国三十八年败离大陆前担任局长的有陈立夫、朱家骅；担任副局长的有徐恩曾、叶秀峰。中统局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所以二组直接大搞特务活动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中统局组织设立依附于各级党部机关，在各省市设调查统计室，省以下设专员负责“统计调查”。
中统局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实际工作中也是基本上维持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军统局也不允许他干涉越权。中统局的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另一个重点就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此外对于社会舆论、思想言论也负有监控责任。（类似现在美国的FBI）
1947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习惯上仍称为CC或中统。内调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事实上仍属蒋系中央掌控。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全面败退，中统局后来也迅速的在大陆消散了。中统局的另一个衰落原因是，权高震主，尾大不掉。蒋系中央不会允许这种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所以另外扶植了军统系统作为牵制。
抗战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对象有所改变，从以对付中国共产党向对付日本侵略转变，因此中统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军统的地位不为提升。同时，由于大片国土沦陷，中统的组织系统严重破坏，而其又不能及时的联络这些基层组织。逐渐为军统所取代。
加之军统头子戴笠对蒋有知遇之恩和师生之情，对蒋言听计从。而中统主要为国民党CC系的大老陈立夫、陈果夫叔侄所掌握，在人事上蒋不能直接控制，也逐渐失去了蒋的扶持。到了国民党退台后，中统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全部组织系统。而军统的组织系统倒是得以保存和发展。
由于中统与军统在争夺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进行了长期的明争暗斗，双方的合作非常有限。国民党逃台后，蒋介石对两个特务组织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这实际上就是中统与军统的延伸。对双方的工作范围也进行了区分，明确了国安局以对内安全为主，重点是侦查岛内的中共组织。
1927年，以CC系分子为骨干，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成立了一个调查科，这是“中统局”的最前身。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任科长。在各省、市、路中国国民党党部内设“调查股”。1932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被扩编为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对外仍称调查科，在各省、市党部内设特务室和羁押◆叛变人员的反省院。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党务调查处，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处长徐恩曾。 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老军统）第一处（党政处），仍由徐恩曾任处长，但一处实际上独立于军统（老军统，前身为复兴社）。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缓和国民政府情报组织内部矛盾，提出“合力对外”的口号，于1937年底，将特工总部与力行社特务处合并。军统结构
"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维护其统治而设立的特务组织。1938年8月成立。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主要负责人为戴笠。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外勤组织在各大城市设“区”，在各省设“站”，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特别班”。其基本组织为“组”及直属情报人员。特工人员最多时近五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活动.
国民党的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处，后期发展成为军委会统计调查局、国防部保密局，因其属于军队序列，所以一般称其为军统。军统局负责军、宪、警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
但是由于军统局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势严峻，军统局也担负了一些诸如对行政机关、交通、金融等要害部门的监控，这样后来就引起了与中统局的权限冲突。军统局为终身特务。抗战期间军统局大为发展，在敌后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暗杀活动。
军统以对大陆为主，重点是对大陆侦察、派遣、破坏和武装袭扰。但到蒋经国后期，特别是“江南事件”以后，蒋经国开始改组台湾情报特务组织的系统与任务范围。国安局逐渐取代军事情报局，成为岛内最大的情报机关，并开始掌握对大陆的特务与情报活动的主导权。而军情局反而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情报机构了，主要负责对大陆军事系统的情报工作。 军统局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的成立基础是中华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1日，蒋介石命令戴笠组建该处，并担任处长，戴笠属黄埔系军人派，该处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同年，又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戴笠兼任调查局第二处（特务处）处长。1934年7月，戴笠继邓文仪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特务科）科长。1935年初，调查科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8年8月，统计局二处扩充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复兴社这支山寨队伍给正式招安进军委直属，并入军统局。由此军统局正式成立的。
军统局同中统局类似，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局长，副局长戴笠负实际责任。军统局是按军队编制的，中央机关设八处六室一所，外勤设区、站、特别组。
军统局负责军、宪、警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类似今天美国的CIA）。但是由于军统局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势严峻，军统局也担负了一些诸如对行政机关、交通、金融等要害部门的监控，这样后来就引起了与中统局的权限冲突。
1946年3月，该局副局长戴笠坠机死亡，6月蒋介石对该局进行改组。由军事委员会第二厅与军统局合并组成国防部二厅（国防部由军委改组而来），厅长郑介民。原军统局核心系统改组为以毛人凤为首的国防部保密局。
军统局还有两点不得不说：一.军统局为终身特务。二.抗战期间军统局大为发展，在敌后进行了大量的破坏、暗杀活动。
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1938 年8月成立。前身是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27年建）、复兴社（又名蓝衣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1937年建）。主要负责人为戴笠。特工人员最多时近5万名，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和迫害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学生。1943年军统和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合作，共同组成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抗日战争期间，军统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对敌施行恐怖活动，因此，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及汉奸起了一些作用。1946年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1949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
中统与军统在台的发展
中统与军统在争夺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进行了长期的明争暗斗，双方的合作非常有限。国民政府迁台后，蒋介石对两个特务组织进行了改组，成立了国家安全局和军事情报局。这实际上就是中统与军统的延伸。对双方的工作范围也进行了区分，明确了国安局以对内安全为主，重点是侦查岛内的中共组织。军统以对大陆为主，重点是对大陆侦察、派遣、破坏和武装袭扰。但到蒋经国后期，特别是“江南事件”以后，蒋经国开始改组台湾情报特务组织的系统与任务范围。国安局逐渐取代军事情报局，成为岛内最大的情报机关，并开始掌握对大陆的特务与情报活动的主导权。而军情局反而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情报机构了，主要负责对大陆军事系统的情报工作。
有资料显示，蒋介石正式建立“中统”和“军统”是在抗战时期。是这样的吗？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局长由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担任，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改组后的军统局人员由战前的三四千人发展到七千多人，其成员大多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从1938年开始，“军统”先后在临澧、黔阳、贵州、兰州、重庆、汉中等地开办各种训练班。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1938年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人数又达万人。1942年后“军统”人员竟达四五万人。
戴笠凭借庞大的“军统”组织和蒋介石的宠信，先后掌握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
1937年8月，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第一处扩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由此正式成立。“中统”局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
●抗战前，破坏共产党组织，迫害、监视、逮捕革命和爱国民主人士，是两大特务组织的基本任务
抗战前国民党这两大特务组织都有哪些活动？
戴笠的指导方针是“秉承领袖意旨，体验领袖苦心”，一切听命于蒋介石，在抗战前贯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破坏中共组织，监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作为基本任务。例如，1933年6月，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杀害，以威吓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是年底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西南方面李济深等发动反蒋抗日“福建事变”，戴笠派执行科科长邱开基等策反十九路军将领，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对福建事变进行破坏；1934年将著名报人、爱国人士史量才杀害于沪杭公路上；是年命兆平站长陈恭澍会同天津站对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中共秘密党员)进行暗杀，虽然吉只是受伤，幸免于难，却因这一事件被国民党当局从天津租界当局引渡到北平处死。1936年西南方面陈济棠等联合桂系李宗仁等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发动“两广事变”反蒋，戴笠又指挥西南的特务组织收买粤空军将领倒戈得逞，将“两广事变”瓦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其监管囚禁一直由戴笠安排特务组织执行。
“中统”早期工作中心之一就是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迫害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被其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非叛即杀”的残暴政策；还制定“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在各省设立“反省院”。例如，1931年，曾为上海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变节，他曾编写《情报业务》一书作为调查科组织训练特务的教材，为特务们传授技术。
●抗战时期，“军统”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情报、派遣特务打入延安；“中统”则暗中打击反对党派，监控社会舆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进入抗战时期，“军统”和“中统”的活动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想利用国共合作来消灭共产党，1938年命“军统”西北区将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秘密杀害。1940年“军统”蓄意制造成都饥民抢米事件，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逮捕，企图将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未达目的，便将洪希宗等人活埋，将罗世文、车耀先监禁到抗战胜利时杀害。在重庆“军统”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中共人员盯梢，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围绕陕甘宁边区“军统”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组织网，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江南一带的“忠义救国军”频繁地袭击新四军抗日武装，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
“军统”除擅长暗杀外，在情报、潜伏等方面与中共保安部门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如1940年向延安派遣数十名层次很高的特工打入到中共许多要害部门，是最为成功的一次，却很快被边区保安处发现掌握，不少骨干分子弃暗投明，仍以“军统”身份暗自为中共边保部门工作，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类事例很多。
“中统”局主要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其工作重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监控国民党党政机关内部情况；二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三是监控社会舆论、思想言论等。“中统”局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抗战期间，中统局各级组织在重庆、安徽、贵州、新疆、浙江等省市大肆进行罪恶活动。他们还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勾结日伪，镇压各类抗日救国运动，包围、封锁敌后根据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军统”和“中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抗日游击活动
在抗日方面有哪些具体行动？
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军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活动。例如，在情报方面，“军统”电讯部门成功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统”电讯部门成功破译到日本空军准备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举动的情报，经由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告知美国防部官员，但美方根本不予置信。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美国防部才意识到这一情报的重要性，便派员来华，寻求与“军统”合作。双方于1943年成立中美合作所，其宗旨为“在中国沿海与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占领区，打击中美共同敌人”。“军统”借此得到美国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及医疗设备，前后开办十多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由美国教官培训“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武装，还帮助“军统”培训特警及美式高等特工。
在锄奸方面，先后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最大锄奸行动则是精心策划在越南河内刺杀叛逃的汪精卫，其结果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
“军统”直接对日本侵略者也有过一些行动，如河南站策反伪宣协军第一军副军长徐靖远成功，乘检阅之机打死十多名日军检阅官。上海区特工行动50余次，毙伤日军60余人。
必须看到，戴笠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也和汪伪汉奸头目多方勾结，名之为“策反”，曾勾结汪伪台柱人物周佛海成功，为蒋所用。
1939年，“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就曾计划使用“美人计”刺杀汉奸丁默邨，1939年至1944年，“中统”局与英国情报机构在共同抗日基础上也进行过广泛的合作。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中统”改为“党通局”，将“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发展情况？
1947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其破坏共产党组织、屠杀进步人士的目标没有改变。
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活动时受蒋电召回渝，3月17日返渝途中所乘专机坠毁殒命。蒋介石鉴于“军统”在反共方面发挥的特别作用，为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将“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组织机构仍沿用“军统”的一套体制，按省市大小及在反共内战中所处的地位，分作甲乙丙三类配备人员和装备。1947年12月，毛人凤取代郑介民任局长，他更是继承戴笠的衣钵，疯狂与人民为敌。1948年国民党大溃败时，保密局增设专门布置潜伏特务的布置组。1949年，国防部保密局逃撤台湾。
江绍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审）: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对付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成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军统”的前身和班底是1932年春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力行社是蒋介石召集黄埔少壮军人滕杰、贺衷寒等20余人建立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对外用它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相称。力行社特务处也称作复兴社特务处，于1932年4月1日定为创业纪念日，“军统”的历史就从这时算起。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成员以戴笠此前跟随蒋介石作情报工作的密查组成员为基础，并吸收王孔安、乔家才等黄埔毕业生多人组成。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将特务处挂靠在这一政府正式机构，以取得编制和经费，但不受这时期的军统局领导。特务处成立后，先后在南京开设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警校开设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大力培训特工人才。1935年蒋介石将对付中共苏区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划归特务处，人员扩大到700余人。特务处先后在重要地区设区一级单位，各省及大城市设站，并在军、警、宪以及铁道等部门建立起特务组织，或由特务骨干担任许多部门的要职，形成了从点到面的特务网络。
王久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中统（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特务组织，其前身就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科。调查科成立于1928年2月，最初分设采访、整理两个股，1930年调查科内增设“特务组”和“言文组”，以对付共产党和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刊杂志内容和言论。1932年中央组织部将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务调查处，直属蒋系国民党中央。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由此，“中统”局和“军统”局正式成立
主持人:有资料显示，蒋介石正式建立“中统”和“军统”是在抗战时期。是这样的吗？
江绍贞: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局长由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担任，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改组后的军统局人员由战前的三四千人发展到七千多人，其成员大多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从1938年开始，“军统”先后在临澧、黔阳、贵州、兰州、重庆、汉中等地开办各种训练班。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1938年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人数又达万人。1942年后“军统”人员竟达四五万人。
戴笠凭借庞大的“军统”组织和蒋介石的宠信，先后掌握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
王久高:1937年8月，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第一处扩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由此正式成立。“中统”局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
●抗战前，破坏共产党组织，迫害、监视、逮捕革命和爱国民主人士，是两大特务组织的基本任务
主持人:那么，抗战前国民党这两大特务组织都有哪些活动？
江绍贞:戴笠的指导方针是“秉承领袖意旨，体验领袖苦心”，一切听命于蒋介石，在抗战前贯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破坏中共组织，监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作为基本任务。例如，1933年6月，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杀害，以威吓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是年底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西南方面李济深等发动反蒋抗日“福建事变”，戴笠派执行科科长邱开基等策反十九路军将领，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对福建事变进行破坏；1934年将著名报学家、爱国人士史量才杀害于沪杭公路上；是年命兆平站长陈恭澍会同天津站对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中共秘密党员）进行暗杀，虽然吉只是受伤，幸免于难，却因这一事件被国民党当局从天津租界当局引渡到北平处死。1936年西南方面陈济棠等联合桂系李宗仁等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发动“两广事变”反蒋，戴笠又指挥西南的特务组织收买粤空军将领倒戈得逞，将“两广事变”瓦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其监管囚禁一直由戴笠安排特务组织执行。
王久高:“中统”早期工作中心之一就是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迫害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被其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非叛即杀”的残暴政策；还制定“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在各省设立“反省院”。例如，1931年，曾为上海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变节，他曾编写《情报业务》一书作为调查科组织训练特务的教材，为特务们传授技术。
●抗战时期，“军统”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情报、派遣特务打入延安；“中统”则暗中打击反对党派，监控社会舆论，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主持人:进入抗战时期，“军统”和“中统”的活动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江绍贞: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想利用国共合作来消灭共产党，1938年命“军统”西北区将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秘密杀害。1940年“军统”蓄意制造成都饥民抢米事件，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逮捕，企图将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未达目的，便将洪希宗等人活埋，将罗世文、车耀先监禁到抗战胜利时杀害。在重庆“军统”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中共人员盯梢，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围绕陕甘宁边区“军统”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组织网，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江南一带的“忠义救国军”频繁地袭击新四军抗日武装，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
“军统”除擅长于暗杀外，在情报、潜伏等方面与中共保安部门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如1940年向延安派遣数十名层次很高的特工打入到中共许多要害部门，是最为成功的一次，却很快被边区保安处发现掌握，不少骨干分子弃暗投明，仍以“军统”身份暗自为中共边保部门工作，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类事例很多。
王久高:“中统”局主要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其工作重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监控国民党党政机关内部情况；二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三是监控社会舆论、思想言论等。“中统”局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抗战期间，中统局各级组织在重庆、安徽、贵州、新疆、浙江等省市大肆进行罪恶活动。他们还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勾结日伪，镇压各类抗日救国运动，包围、封锁敌后根据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军统”和“中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抗日游击活动
主持人:那么，在抗日方面有哪些具体行动？
江绍贞: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军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活动。例如，在情报方面，“军统”电讯部门成功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统”电讯部门成功破译到日本空军准备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举动的情报，经由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告知美国防部官员，但美方根本不予置信。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美国防部才意识到这一情报的重要性，便派员来华，寻求与“军统”合作。双方于1943年成立中美合作所，其宗旨为“在中国沿海与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占领区，打击中美共同敌人”。“军统”借此得到美国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及医疗设备，前后开办十多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由美国教官培训“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武装，还帮助“军统”培训特警及美式高等特工。
在锄奸方面，先后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最大锄奸行动则是精心策划在越南河内刺杀叛逃的汪精卫，其结果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
“军统”直接对日本侵略者也有过一些行动，如河南站策反伪宣协军第一军副军长徐靖远成功，乘检阅之机打死十多名日军检阅官。上海区特工行动50余次，毙伤日军60余人。
必须看到，戴笠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也和汪伪汉奸头目多方勾结，名之为“策反”，曾勾结汪伪台柱人物周佛海成功，为蒋所用。
王久高:1939年，“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就曾计划使用“美人计”刺杀汉奸丁默邨，1939年至1944年，“中统”局与英国情报机构在共同抗日基础上也进行过广泛的合作。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将“中统”改为“党通局”，将“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
主持人:请谈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发展情况？
王久高:1947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其破坏共产党组织、屠杀进步人士的目标没有改变。
江绍贞: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活动时受蒋电召回渝，3月17日返渝途中所乘专机坠毁殒命。蒋介石鉴于“军统”在反共方面发挥的特别作用，为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将“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组织机构仍沿用“军统”的一套体制，按省市大小及在反共内战中所处的地位，分作甲乙丙三类配备人员和装备。1947年12月，毛人凤取代郑介民任局长，他更是继承戴笠的衣钵，疯狂与人民为敌。1948年国民党大溃败时，保密局增设专门布置潜伏特务的布置组。1949年，国防部保密局逃撤台湾。（主持人:李庆英）
研究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除了CC系、政学系、黄埔系等派系之外，另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胡宗南、汤恩伯等人各自为核心分别形成的小派系。诸派之间，相互排挤，其中尤以戴笠之军统为甚。除黄埔系因戴笠隶属其中，宋子文、何应钦及胡宗南与戴笠的关系较深外，其他的派系均与戴笠处于对立状态，并先后受到戴笠的无情打击。但对于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下手。
提起陈诚，我们大多只知道其土木系，而以其为首的“研究系”特务组织则知之不多。其实，数十年来，陈诚之所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之所以对他没有任何猜忌戒备之心；国民党败逃台湾时的众多大员如何应钦、胡宗南、白崇禧、汤恩伯、桂永清等人之所以被“冷漠”或“悬挂”，而陈诚则继续受到重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陈诚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且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又是较为廉洁踏实肯干的，也较少官僚主义和腐败习气，办事雷厉风行；另一方面则与陈诚本人所培育的特务组织渗透到各处有关。
“研究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人们对陈诚所属特务组织的代称。虽然陈诚矢口否认这个机构，这个机构也极力避免社会上把他们当成为一个特务集团。但事实上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国民党逃台，以张振国、阮成章、刘庄如为首的一班人，始终打着陈诚的招牌，在“军统”与“中统”两大特务派系势力的夹缝中，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开山立柜。他们先后据有九战区、六战区、十一战区长官部及远征军长官部、军政部、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等公开和秘密情报机构，在一定时期内，还控制了国防部第二厅的人事行政部门。总之，凡是陈诚势力范围所及之地，也就是“研究系”人员频繁活动的场所，而“研究系”之所以是只有活动而没有“正式名义”的组织，究其原委，正如阮成章所说：“我们今天羽毛未丰，组织还未定型，一方面不能不打辞公这张牌来挡住‘军统’对我们的排挤，另一方面又不能打出辞公的旗号，给辞公在政治上造成被动。”
“研究系”的主要骨干俗称“三头六臂”，被称为“三头”的是张振国(远征军长官部调查室主任)、阮成章(海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及刘庄如(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研究室主任)。“六臂”指的是杨大和(国防部二厅办公室副主任)、陈寄生(武汉稽查处处长)、李铁生(武汉稽查处副处长)、余诚(情报学校处长)、周伯达(海军情报处副处长)、阮更生(昆明稽查处处长)。
作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特务组织，“研究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谍报队、湘北情报联络组以及第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三个阶段，其存在历时十余年。
抗战初期，在日军节节进逼之际，国民政府第九战区长官部不得不由武汉撤到长沙，司令长官陈诚苦于对日军行动缺乏情报，常常一筹莫展，而对新四军在敌后捷报频传又分外眼红。1938年武汉陷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在湖南南岳衡山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南岳游干班)。它成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汤恩伯、叶剑英为正、副主任。不久，改由蒋介石兼任训练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叶剑英任正、副教育长。后来，汤调河南前线，李默庵受陈诚指定继任教育长。游干班在南岳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1939年2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后因故推迟到4月上旬开学，7月5日才结业；第二期，1939年6月20日开学，9月20日结业；第三期，1939年11月20日开学，1940年2月3日结业。第三期后，1940年夏，游干班南迁祁阳、零陵等地，又办了四至七期，于1942年停办。
其时，张振国按陈诚旨意，在游干班内部办了两个谍报队，一个是第二期的第五队，一个是第三期的第十队。张振国亲自兼队长，阮成章由游干班第一期毕业后，做了情报队的指导员。这两个队的课目基本是情报搜集训练，学生男女兼收。训练课程除游击战术以外，有情报业务、化装术、通信术、侦察术、测绘术、窃盗、交通等。这批学生毕业后，多数跟张振国一起派到了九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其中的女生郭雅萍、廖国琼还分别与张振国和阮成章等先后结成了夫妻。当第五队学生毕业时，张振国回到长沙九战区长官部做了参谋处第二课课长。他利用这批学生，先后在湘北的浏阳、益阳、平江、湘阴等地成立了五个情报队。阮成章、余诚、王子民、肖赞何、刘汉屏、肖全才等就分别是当时的情报队长和指导员。这几个队的情报人员后来便成为早期“研究系”情报活动的主要骨干。
1939年12月，陈诚把第九战区交给了薛岳，自己兼任了设在湖南邵阳的第六战区司令部长官(后来到湖北恩施才正式组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基于陈诚的一贯作风，六战区的各级干部大都是由长沙九战区调去的。张振国在九战区任第二课课长时，深得陈诚器重。张建议把湘北的情报队编成一个联络组，改属六战区指挥。在得到陈诚批准后，张振国便自兼联络组长，也由湘北转到恩施，联络组便成为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谋处负责情报侦察的独立单位。第六战区长官部占据恩施之后，陈诚企图把湘鄂川地区培植成他的独立王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教集权于其控制之下。陈诚运用情报组织密布在各级机关、部队、学校内，作为其无形的触角，由上而下、由近及远地贯彻他的意旨，而起这个作用的最初是联络组，后来为研究室。
1943年夏鄂西会战期间，日军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先后向湖北远安、宜昌及宜都进攻。起初日军的行动系“扫荡”性质，而第六战区部队出于恐惧，开始到处宣传“日军以大军进逼恩施，直指重庆”，让蒋介石多为陈诚送钱、送粮、送装备。当时在对日军的兵力判断上，六战区长官部和蒋介石大本营军令部的意见是不一致的。尤其是日军进攻宜都时，八十六军的十三师一经接触就仓皇逃走，一直退到罗甫塘和三斗坪。这时“军统”和军令部二厅的前方特工，早已闻风后撤，因此军令部对日军行动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六战区研究室宜都情报组，由于没有料到十三师会逃跑得那么快，组长胡祖福及电台人员都没来得及后撤，结果只好在敌后公安县的斑竹场附近躲藏下来。因而对日军在宜都、松滋向五峰、长阳进犯的行动，能逐日用电报向恩施长官部报告，促使长官部下决心抓住有利时机组织决战，并取得这次保卫战的胜利。最后论功行赏时，张振国、阮成章以及宜都情报组长都分别得到“宝鼎”和“总勤”勋章。张振国邀功自炫，趁机向陈诚请求设立正式情报机构。陈诚电请军令部成立正式组织通讯室，得到了军委会的批准。它设有主任、副主任(少将或上校级)和四个股(一股主管总务，二股管情报，三股管人事考核，四股管通信)、一个无线电总台、一个巡回教育组；外部组织共有12个侦察班。这样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合计内外勤人员共有300名以上，它的情报搜集范围也就更加扩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当六战区长官部通讯室经军委会军令部批准并核发编制的同时，在长官部参谋处还有一个通讯组，它是主管部队通信补给指挥业务的。由于这两个单位仅一字之差，以致彼此业务文电经常混淆。通讯室名义不便对外，阮成章便建议用“研究室”名义对外行文，作为通讯室的掩护名称，而“研究系”的产生，也就由研究室的成立开始。自此以后，人们都只知道研究室，而不知道研究室实际是通讯室特务机构的代称。
1945年至1947年，是“研究系”势力发展的极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系”特务的势力不仅遍及华中，而且华北、华东、西南以及沿江沿海的重要港口，甚至一些人迹罕到的海岛，也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全国主要城市如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昆明、武汉、广州、青岛、厦门、福州、台北、沙市、宜昌、九江、安庆、镇江等地，都有“研究系”控制的据点。他们在各地的情报人员数以千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独立的特务集团。他们既非军统，也非中统，亦不属国防部二厅，算不上是一个定型的组织，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研究室。因此，人们把这伙特务称为“研究系”。
然而，为了追求表现，“研究系”处处锋芒毕露，导致全民声讨。由于研究系骨干分子张振国处处树敌，先是与昆明龙云的公子争夺陈佩秋，影响了陈诚本人的声誉，其在南京和刘蓓蓓勾搭的黄色新闻又在京沪报刊上曝光，陈诚更是恼怒，表示对张振国“永不录用”；另外也由于“研究系”的骨干见上层失了依靠，便心灰意冷，纷纷另择高枝。
不久，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研究系”这个组织便烟消云散，再也见不到影子了。但是其组织内部究竟还有哪些成员？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还剩多少成员？这些问题人们已经无从知晓了。
概括一下国民党中央政府下设的主要情报安全部门存在时间：
1938年8月-1947年，中统局是存在滴
1947年-1949年军统局改为党员通讯社的招牌
1949年-?党通社改名内调局
1932年4月-1938年8月，复兴社特务处是存在滴，不要乱用，说他们4X年还在。
1938年8月-1946年6月，军统局是存在滴。
1946年6月-？继承军统衣钵，血脉相承的部门是保密局。
1946年6月，部分军统部门并入国防部二厅，二厅亦负责部分情报安全工作。
至于中统和军统之间的矛盾，那就源自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了，也就是徐恩曾与戴笠二人之间的较量。
具体详情你可以看看相关的书籍如《军统和中统秘史》 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系统起源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军统”和“中统”，如今演变为六大部门，即“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局”、“警政署”、“调查局”、“海岸巡防署”（简称“海巡署”）和“宪兵调查组”。其中“国家安全局”有“情治太上皇”之称，隶属于“国安会”，主要是协调其他情治单位的特工和反间谍业务。
“军事情报局”前身为“军统”，曾改为“国防部情报局”。1984年其正副“局长”涉嫌震惊岛内外的“江南命案”，“情报局”滥用职权的弊端暴露无遗。备受美国压力的蒋经国被迫将其改组为“军情局”，主要从事针对大陆及海外的军事情报业务。
“国防部宪兵司令部”旗下的“宪兵调查组”，按规定只负责“军中保护与防卫”，但长期以来还要配合警方查案。2003年，该机构宣布，不再执行一般刑事案件的司法警察任务。
2000年正式挂牌的“海巡署”，前身为“戒严时期”最大的情治机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隶属于“行政院”。其主要职能是打击危害“台湾安全”及走私、偷渡等海上犯罪行为。
“警政署”隶属于“内政部”，除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刑事犯罪、管理“出入境”以及执行山地管制等任务外，还配合“国安局”进行社会调查与情报活动。
“法务部”辖下的“调查局”，前身为“中统”，目前职权重点是维护“台湾安全”和打击社会重大犯罪活动。除接受“国安局”委托的“政治侦防”业务外，还要负责查贿、缉毒、防止重大经济犯罪等。
六大情治单位虽各有隶属，但自成一体，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像“国安局”虽隶属于“国安会”，但直接对“总统”负责，“国安局长”由“总统”直接任命。 台湾国安局：台特工情报活动最高督导协调机关
局长薛石民
“国家安全局”简称“国安局”，是台湾当局特工情报活动最高督导、协调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督导和协调“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等特务机关的特工情报、反间业务活动，以及他们与“海岸巡防总司令部”等治安单位有关业务活动的配合协调工作。
“国安局”内部共设五个处：一处负责大陆、二处负责海外、三处负责岛内、四处负责战略情报、五处负责电讯。此外，还有其资助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和亚洲与世界社。在台湾岛内各重要城镇与港口、要塞都设有工作站，并在美国、日本等海外地区设有督导组。以前，在内工作人员除了必须都是国民党党员外，仍以军人为主体，也有一些由警官和国民党党务人员充任的。政治大学的东亚研究所、文化大学的大陆研究所、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所等也有“国安局”的介入。
台湾的情报单位绝大多数源于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军统”与“中统”。“军统”与“中统”撤退到台湾后进行了重组，职能不断扩大，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使台湾岛内长期充斥着一股神秘、恐怖的氛围。经过演变，目前台湾当局的情报机构主要有：“国家安全局”、“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内政部警政署”、“总政治作战部”等，而“海岸巡防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仍担负部分情报搜集任务，也协助情报部门展开各项工作。台湾的情报机构不但成为统治者独揽大权、统治社会的工具，而且成为台独势力的顽固堡垒和强力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