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欧亚男科乱收费吗:中国的问题在于文化的断裂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各种问题矛盾的累积也是让人提心吊胆——一个没有泄气阀的锅炉，其水温越高，其危险越大。什么是一个时代的安全阀门？学贯中西的人才大师是也。然而，今天的中国，有这样的大师和人才么？ 1923年，梁启超先生曾对清华即将赴美的学生们说：“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饶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如今的现实是，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在许多方面泯灭或消释了由不同文化、不同空间、不同领域所带来的差别与隔阂。还有商业化，快节奏，视听文化的冲击使得文化的生存似乎都成了问题，文化界投机浮躁心态成了大师产生的最大敌人。虽然有一些著名人物不断涌现，但是他们虽然不愧为业内精英，却缺少文化的综合，还很难被称为大师。很多著名作家，可是从他们的作品中又难以体会到曾经沧海、饱读诗书。中国的文化怎么了？五千年的文化还能孕育出大师吗？

更要命的是那一代曾在解放前受过完整教育的民国培养起来的一代人才正逐渐走入历史。譬如：张岱年，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早在1936年，张岱年就完成了他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他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最有威望和成就的大师。张岱年于2004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董辅礽，中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瞩目的研究成就使他得到了“一代经济学大师”的美誉。2004年7月30日，董辅在美国病逝，享年77岁。陈省身，20世纪世界级的几何学家。他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的发展，被杨振宁誉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2004年12月3日逝世，享年93岁。费孝通，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费孝通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费孝通于2005年4月24日逝世，享年95岁。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1955年在美已20年的钱学森冲破美方重重封锁回到祖国，他心中抱定了要为新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做出开创性的伟大研究。1999年，他被授予实至名归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10月31日逝世，享年98岁。 季羡林 ，著名语言学家，梵文专家。2009年7月11日8点50分左右在北京病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仁珪曾评价，“季老的过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任继愈，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出生于山东平原，毛泽东曾评价他“凤毛麟角、人才难得”，熊十力称他有“古人之风”，这种评价在近代文人中是赞誉极高的，2009年7月11日病逝。他们的逝世以及他们逝世后的后继无人，正在昭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可怕的文化断裂时期。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即认为文化不单与立国相关，更与个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生存价值都息息相关。屈原、李白、苏轼、曹雪芹，古代历史上的大师如点点繁星镶嵌在中华文明的历史星空上。近代大师仍层出不穷，胡适、陈寅恪、顾颉刚、齐白石、张大千、梁漱溟、傅雷、赵元任、刘天华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文化最后一代守夜人的胡适、陈寅恪等人其修养可谓中西兼备。

先看国学。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封建科举制度仍然存活期。固然，科举制度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即要求并影响了当时的读书人（也就是文化人）必须具备雄厚的国学基础。所以，胡适、陈寅恪等人是从小接受了非常严格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具备无比扎实的国学基础的。这一点，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便划上了句号。所以说，胡适、陈寅恪等人是最后的一代国学大师是不会有大错的。其后的茅盾、曹禺、老舍、巴金等文化俊杰，在国学方面就差多了。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而直到50、60后这一代，国学降到了几近于零的极限位置了。

50、60后这一代人，入学从学写“毛主席万岁”几个字开始，再就是熟读“老三篇”（《毛主席语录》中的一部分），不久，干脆连课本也没有，只有以报纸来代替教材，或者根本就是以生产劳动为主，学而非学，——“教育要革命”，学生要以“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语录）——实际只剩下“劳动”一部分了。所以，很多学生，高中毕业了，除开认识了少数若干汉字，背上几条毛主席语录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简直是一无所知的。 当然，以后，或者少量的有家庭背景的50、60后们通过课堂外自学也受到一定的传统文化的感染是另外一回事，是不具备普遍意义的。 　　

再看西学。胡适、陈寅恪等人既是最后一批国学大师，同时是最早的一批接受完整西方教育的学者。他们也都不仅通晓多种外国语，而且都有出国留学，到西方学习最先进理论的经历。这方面虽然他们非绝学，却也无愧于开拓者的称号的。所以，就学贯中西来说，这一代人属于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不会有大错的。而50、60后们，接受中小学基础教育时期，一度是废弃了外语课程的。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外国语，照样干革命”。自然，也没有明文规定就彻底废除外语教学了，可所谓“学”，一般中小学生，最多也就略认识了几个英语字母而已。所以，在西学这一块，50、60后们的青少年时期，其白痴程度，在中国不是空前，也一定将是绝后的。

所以，我们看到江泽民、朱镕基这一代在六十年代前就完成了自己大学教育的政治家在国际舞台上十分自如地用英语或俄语发表自己政治见解时，毫不奇怪，然而，随着这一代人走入历史，还有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人么？尤其是在逐步走上中心的五十、六十年代生人之中？

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断裂，有时代、土壤和风气体制的原因。

就时代而言，我们那批逐渐消失的大师大都产生于百年前的清末民初。那个时代恰逢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瓦解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激荡中，产生了一代伟大的学人。现在之所以不容易出现大师，与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的断层关系很大，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教育都有很多问题。没有相当好的教育怎么可能出一些大知识分子呢？

就成就大师的土壤、人文条件而言，要成就一位大师，除了天赋、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态度等个人因素外，也需要良好的客观条件和环境。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同时兼具这诸多要素，惟其如此，大师的出现从来就是凤毛麟角。社会的物质条件可以逐步积累，并且一定是越来越进步，人文条件却并不必然如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很可能看不到下一位大师的出现。现在这批政治家、学者、文学家在求学过程中恰逢各种运动此起彼伏，这是“先天不足”，而在治学过程中又曾受到各种不正确观念的影响，走过一些弯路。至于年轻一代学者，他们的父母则往往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传统文化涵养。西谚有云“三代培养一位贵族”，试想，一对知青父母又怎能对子女的文化底蕴起到太多潜移默化的作用？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极端观念流行。我们往往过于强调竞争，却忽视了对个体的人格塑造和全面陶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就成就大师的风气、体制而言，现在的风气体制也是人才无法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过去，启功先生早年生活清苦，没念过大学，全靠自学、勤学、苦学，砥砺成才，成为学问博、通、专、精，文史书画造诣深厚的一代大家。而现在的教育、学术界更多的是“浮躁的风气、功利的心态和僵硬的体制”，往往用量化标准来衡量学术成就，这样的土壤很难造就大师级的人物。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垣把身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师的启功带到师大，最终成就一代大师，如果放到现在，只有中学学历的启先生恐怕很难登上大学讲坛。

龚自珍曾有云：“自康乾以来，风气日颓，世有三等：治世。乱世。衰世，三等之世，各观其才可知，而今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垄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非民无才，即有才的，也被不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起视其世，乱亦竞不远矣。”今天中国，庶几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