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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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至1923年6月)
一、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
19世纪中叶,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然而,打开这大门的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大不列颠王国的鸦片烟土和坚船利炮。外国资本的侵入虽然给中国带来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引起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不过侵略者的目的不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从此,我们国家一步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原有的自身发展的进程被打断了。
自那时起,中国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陷人水深火热之中。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是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解决独立、民主、富强的问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为了救祖国于危亡,拯民众于水火,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无数志士仁人为此抱恨终天。
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那时,帝国主义列强恣意横行,清朝政府昏庸腐朽,国势衰败,民不聊生,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于是,中国人在进行各种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初步生长起来,这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而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和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些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那时中国人着实为此高兴了一阵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民思想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辛亥革命打乱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可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胜利是巨大的。它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中华民族在本世纪的第一位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完整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它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中华民国刚呱呱坠地,又不得不在痛苦中挣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盘根错节,统治着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广大农村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军阀的割据和相互之间的连年混战。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制,剥夺公民一切合法权益,官僚政客和土豪恶霸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社会力量。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为了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他们彼此间进行着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军阀统治加剧了对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主要表现在军队猛增,军费膨胀。全国陆军1914年为45.7万人,到1919年增至138万人。北京政府的军费支出约占财政支出的70%。北洋军阀依附帝国列强,大借外债,出卖主权。政府及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及各种票证,以及军阀战争的烧杀破坏,兵匪的抢劫掳掠,给整个社会带来的是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经济,在农业上,军阀官僚代替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利用权势,强占或强买大量土地,成为各地最大的地主。在封建官僚统治和帝国主义大量倾销商品、原料、粮食的打击下,农民家庭手工业逐渐破产,粮食生产减缩,农村经济凋敝。工业生产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而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中国畸形的社会经济结构,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小。战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以广设工厂、银行,投资铁路,倾销商品等手段,继续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又陷于停滞、危机以至破产状态。民族资本企业走向危机。
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
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国资本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始建立工厂企业,这些企业里雇有中国工人,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随后,产业工人也出现在60年代清朝官办的企业和70年代民族资本企业中。19世纪末,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增加到200万人左右。中国工人阶级是个新兴的阶级,它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等。另外,它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因而革命最坚决和最彻底。第二,中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集中性,工人阶级多数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青岛、广州、大连、哈尔滨等大城市和一些大的企业中,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大部分是破产农民出身,它同广大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农结成巩固的联盟。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决定了它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但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长期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低、比较容易接受小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影响等弱点。但这些都不是主要方面。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人的斗争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工人罢工斗争日趋频繁,日益显示出自身的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的40年中,工人罢工总数约百余次,而从1912年到1919年5月,罢工就达130余次。这一时期,工人罢工斗争的特点,一是由经济斗争逐渐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二是由分散的自发的斗争转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例如,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916年反对法国侵吞连接法租界的天津老西开地区的斗争,不仅规模大,而且具有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斗争性质。特别是在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中,天津法租界1000多工人,在工团事务所统一领导下举行了同盟罢工,迫使法国做出让步,实行老西开地区中法共管,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的不断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先进的革命理论的指导和本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准备了物质力量,也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阶级基础。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辛亥革命并没有使中国走上独立、民主、富强之路。相反，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了中国的耻辱。那时,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装饰门面、争权夺利的形式。活剧、闹剧、丑剧一幕紧接一幕,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着。
现实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于困境。宋教仁等大批革命党人惨遭反动军阀的杀害。旧的道路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而新文化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风暴。一部分努力探求改变中国现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主义展开猛烈进攻。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到北京。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的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潮流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革命的。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D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在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据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科学除狭义的自然科学外,还指广义的社会科学,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它宣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它所追求的只是个人解放,并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因而,它不可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
但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这时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暴露出来。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次大战伤亡达3000多万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浩劫。这就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的新途径,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的爆发
当中国人民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一个工农群众当家做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前景,给他们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极大地吸引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这以前,中国思想界中已经有人在谈论社会主义,也有人介绍过马克思的名字和某些著作片断。但那时没有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十月革命的成功,对深受封建压迫和贫穷落后之苦的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更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颂扬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7月和11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也逐渐成熟。同时,也 形成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了的阵营。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在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这场新的人民大革命,是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它的历史起点的。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会议竟规定战败的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就在学生们遭到严厉镇压的关键时刻,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办学校、办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开始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着主要作用。1919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晨报》副刊也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传记和思想文章。一些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1月至12月,杨输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长文,全面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李达则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李汉俊发表了60余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文和文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开始陆续翻译出版。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出版。9月,《新青年》成立了编辑、印刷、发行三位一体的新青年社,负责译介出版马列主义著作。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同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强调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并“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于1920年三四月间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后,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先后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1920年9月,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应该起而仿效。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他著名的学生领袖如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走上这条道路。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选择和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共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但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注意同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初主要还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一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才开始的。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威处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小组成立后,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主义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一是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利用已有的或自己创办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9月起,《新青年》杂志成为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上海小组还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一些小组还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团体,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派别也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号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强调中国不可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只能是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突出地宣传了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并使国家走向消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驳斥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议会道路。这些论战,帮助了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三是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周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1920年11月,上海小组领导的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此后,长辛店、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也相继成立了工会,并开始发动工人举行罢工。通过这些工作,工人群众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逐步地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书记。其后,北京、天津、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为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党的一大的召开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一一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并在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首要政策是组织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还了解不多,还不懂得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一成立就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它的一个重大优点。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等三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一一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指明了斗争的道路。也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它表明,中国人民经过挫折与失败,终于找到了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四、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党的二大与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8月,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活动,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因此,党要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形势,其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进行重新瓜分,实为重新瓜分中国。会后,各帝国主义列强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国内各派军阀的混战日益加剧,中国政局更加混乱。中国民族工商业陷入停滞,小资产阶级大量破产,劳动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迫切要求党提出斗争纲领,以便指导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
正在这时,列宁为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议案》,阐明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性质、动力、对象和前途。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次大会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了解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联系中国实际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是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制定的。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确定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同时在联合战线中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方式,大会的设想是邀请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等民主派开会共同协商后,再集合全国各城市的群众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委员长,张国焘、蔡和森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
党的二大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破天荒地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就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个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自由的奋斗目标,从而武装了广大革命群众,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香港海员罢工是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1922年1月,香港海员6000多人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人林伟民、苏兆征的领导下举行罢工。3月初,香港全市10万余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工人们陆续从香港返回广州。
同年9月,安源路矿(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17000多工人为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等举行罢工。由于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在工人群众中做了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罢工准备周全,工人组织严密,斗争策略正确,在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下,迫使路矿当局接受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坚持了3天的罢工宣告胜利。
10月,拥有50000矿工的开滦煤矿,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与唐山党组织的负责人邓培等具体指导下,为增加工资和要求承认工人俱乐部等举行罢工。罢工中,矿局的英国资本家勾结军警,对在矿局门前示威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打伤50余人,但工人们宁死不屈,没有一人私自复工。罢工斗争坚持20多天,未达到预期目的。工人在增加少许工资的条件下忍痛复工。这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是继香港海员罢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达到顶点。这次罢工的直接目的是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与此同时,南方的罢工斗争也不断涌现。如汉阳钢铁厂工人、长江海员、粤汉路武长段、汉口扬子江机械厂、长沙泥木工人、汉口英美烟厂、上海金银业、上海日华纱厂、上海英美烟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及长沙手工业工人相继举行罢工。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坚强的战斗力,同时把斗争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转变为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推动、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虽然最终遭到严重的挫折,但它仍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它密切了党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巩固了党在工人阶级中的组织基础,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但中国共产党从中也得到一些重要的有益的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进行合法斗争,是不行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