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贵阳小河王宽中转:政府公信力的社会性来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9:29:41
前不久，《人民日报》刊登系列评论文章，探讨“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这一国家课题。这些文章总结出提振公信力的五种路径或维度，分别是“学会倾听”“政府公开透明”“维护群众利益”“制度执行力”“干部作风”。然而，这些说法并不是重建公信力的关键，实质提振政府公信力需要启用另一种视角。
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讲座教授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里指出，在现代社会，存在一种极端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官员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如果这种倾向存在于一个弱公民社会里，便尤为流行。
观察当今中国，我们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例子在验证斯科特的理论。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官员的极端现代主义倾向即使不是最严重的，也位列前茅。中国的“城市化病”可谓是最典型的写照。在近些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严重的“贵族化”“大跃进”倾向，片面追求城市的单一化、美学化，忽视城市的真实情况和普通百姓的现实需求。换句话说，只追求“土地”的城市化，忽视“人”的城市化，而“人”的城市化才是城市化的根本。
权威的社会性授权来源才是关键
单一从国家的视角而非人民的视角兴建工程，即使打着“为人民谋福祉”的旗号，也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这还不算是最糟糕的，更坏的是在这种极端现代主义流行的时候，经常发生一些野蛮拆迁、强占农民土地等侵犯民众利益的事情。中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高压“维稳”，就与此高度相关。这对政府公信力的侵蚀无疑是巨大的。官媒如此高调讨论此事，影射了这种公信力的流失已经相当严重。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历史传统中有很多的营养值得去发掘和汲取。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里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机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中央所做的事是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回自如的双轨形式。
传统社会地方整合之所以能够达成，在于地方权威的权力来源与地方体系的密切关联。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从中央到地方依次呈递减状态。中国特有的维权现象“上访”便说明了这一问题。换言之，地方政府的信任危机，在整个中国体制内最严重。“县委书记被妖魔化”，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费孝通称之为“地方社会的侵蚀”，结果不但造成基层行政的僵化，而且地方政府公信力也遭致巨大打击。
理性观察中国，当前基层政府信任危机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其承担了不对等的“财权”和“事权”。地方公共服务要求越来越高，财政汲取增长能力相对滞后。部分学者呼吁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进行再改革，也是有现实经验支持的。但问题的关键绝不止于此，还存在更为根本的原因。注意观察中国社会就不难发现，近几年政府公信力下降，往往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土地问题，二是“维稳”异化问题。
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政府的话语体系与民众的价值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与民争利甚至侵犯百姓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影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主要障碍。打破这种困局的惟一途径，便是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利益一致性，构筑权威的社会性授权来源。这已在世界各国经验里被无数次证明。
简言之，提振政府公信力的根本，是以制度化的方法，确立权威的社会性来源，强化权威的社会基础；建立个人或组织对公共权威的确认和授权关系，用这种授权保证基层政权与授权人利益的紧密联系，迫使它不得不为授权人服务。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政府才可能具有强大的公信力，人民才可能真正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