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贵州省人民政府投诉网:王璞：浦熙修之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23:56:30
王璞：浦熙修之谜
我是在读日本名记者立花隆的书《我看美国》时, 同时读到浦熙修女儿袁冬林回忆她母亲浦熙修的书《此生苍茫无限》的。读着读着, 困惑我多年的浦熙修之谜渐渐有了解答的头绪。
立花隆一九七四年揭露首相田中角荣受贿的长篇报导, 导致了两个月之后田中的下台和入狱。当时她是文艺春秋杂志社的青年记者。迄今为止, 她己经出版了四十本书。在她这部比较日本报业和美国报业的书中, 有一句话令我印象特别深刻, 她说:
「人们经常说: 『没学过外语的人, 日语也不会明白。』报纸也一样, 不了解外国的报纸, 也不会了解日本的报纸。这不单是谁好谁坏的问题, 而是没有比较的对象, 认识就不可能准确。」
就把浦熙修与立花隆比较一下如何?
多年来, 对浦熙修的评价呈两极分化。一个极端的人捧她为「优秀的人民的新闻战士」。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她在《新民报》的记者活动, 似乎说明了她对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她以一纤纤弱女之质, 以手中一支健笔, 不畏强权, 不惧恶势, 写出了许多揭露当政者的新闻报道。她的大姐浦洁修在她去世二十八年之后给她的评价是「正直不阿, 机智勇敢」。这一评价也为一些人认同, 比如费孝通直到八十年代谈到她时还说:「经过十几年的交往, 我看到的却是个忠厚善良、勇敢正直的女性」。
可是, 又如何把她一九五七年一夜之间反水、揭发批判同居十年男友罗隆基的行为, 与「正直、忠厚、善良」这类词语连在一起呢?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回忆罗隆基的文章《一片青山瞭此身》中说, 反右运动中最让罗隆基伤心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浦熙修。......罗隆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 表情伤感, 语气也伤感: 『你们可知道, 浦熙修为了自己生, 不惜要我死呀! 把床第之言也当作政治言论, 拿到大会上去揭发......条条致命呀!』。」
浦熙修因为揭发罗隆基有功, 得到宽大处理, 虽也打成右派, 却保住了政协委员一职。她在处理大会上十分感激地说, 是党和盟组识使她从右派泥坑里爬出来, 看见了敝开的社会主义大门。她的行为, 九十年代被一些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斥为「无聇之尤」, 似乎也不为过。
如何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浦熙修还原为一个真实的人, 是一件艰难的事, 但却有必要。也许, 它能为我们理解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如何从中国文化政治中心滑落到边缘的过程, 提供一条线索。
浦熙修当年在新闻界的起点并不比立花隆低。论才气和敬业精神, 浦熙修都不输于立花隆。她受过良好教育, 诗书琴画俱佳, 上过名牌大学。所以从未学过新闻的她, 半路出家搞新闻, 就一鸣惊人, 写出许多颇具影响的新闻稿。说勇气和专业精神, 她也不比立花欠缺。她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采访, 一九四六年的下关事件中, 当一帮国民党打手冲过来时, 她奋不顾身扑在被采访者雷洁琼身上, 以至自己被打得半死。一九四八年因写作揭露当局的新闻稿, 被国民党抓到牢里, 也临危不惧, 据理力争, 甚至可以说视死如归。
她缺少了甚么, 才使得她的一生只有几年的辉煌, 最终只成为一位值得后人深思的悲剧人物呢? 我认为, 她所缺少的, 主要就是立花隆那样一种开放思考的精神。以及一种可以开放思考的环境。悲剧因她个人性格造成, 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 她是时代的牺牲品。
有趣的是, 袁冬林的回忆中也写到思考, 她说, 浦熙修被打成右派后, 「更爱读书和思考问题, 烟也抽得更多, 据我所知, 她通读了《毛泽东选集》, 反复阅读《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许多文章。为了给写文化史打基础, 读了《史记》、《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马克思)。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书, 为了解调查研究的方法阅读《达尔文的生平及其书信集》等。」
从这段话来看, 浦熙修读书不可谓不勤, 读的书不可谓不多, 但稍稍细看她这份书单可知, 它们宣扬的全都是一种思想, 一套理论。所以她的思考, 是封闭的思考, 而思考的目的也只是了迎合当政者和所谓的革命时代。这个书单可以说是愚民政策的体现。以前我们讲到愚民政策, 总是有一种错觉, 好象主导这种政策的人, 不许人民读书, 剥夺人们思考的权利。事实上, 愚民政策还是让人读书只是限定读书范围。只允许人们读这个范围以内、亦即宣传他们的主义、教义和思想的书, 除此之外的书, 一概列为禁书、邪书、离经叛道之书。所以秦始皇和希特勒相隔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远的空间, 竟然不谋而合, 上台之后立即焚书。烧去那些打开人们眼界的书。
在这样一种思维模式控制下, 浦熙修一门心思只知道跟共产党走, 运动开始她响应号召帮共产党整风, 运动中期无条件接受毛泽东那套「阳谋」歪理, 揭发批判同事朋友亲人, 直到八九十年, 他们以及他们后代的回忆, 大多还是在鸣冤叫屈, 狂表忠心:「我不是右派! 我是忠于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
浦熙修亦如此。袁冬林的回忆中写道:
「几经周折, 追悼会、悼词都一一落实, 但悼词中『......以达到她多年来期望入党的夙愿』这句话, 有关方面执意删除。我了解娘一生的追求, 对此我只能表示在保留意见的同时, 服从组织决定。」
如果说浦熙修按照共产党那套思路思考多年, 终于明白了一件事的话, 那就是明白: 作为党外人士无论多卖命地给共产党效力, 都没有用, 只有加入到他们中间, 才能被他们看成自己人。所以她打成了右派之后, 入党的要求反而更迫切了。她在一九六二年的日记中写道:
「今后计划五年十年内一边搞史料, 一边读书, 两者都有相当基础后, 能够搞出一部文化史来......沈大姐鼓励我申请入党, 今天长江同志的话使我觉得必须要照此做去, 我必须找个机会提出来......」
一直到她身患绝症,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奄奄一息之时, 这种要求得到共产党认同的心愿仍未死, 浦熙修在临死前,「自知自己不久于人世, 曾写信向周总理告别, 请党审查她的一生。」(见徐铸成回忆)
按照那套思路去思考, 即使是经历着文化革命那样一种残酷的现实, 她都看一不到这个明摆着的简单事实: 现在党内党外人士都不管用了。大家一律朋残酷打击, 而出毛病的, 正是她所信仰的那个主义和政体。我不知道, 在她临死的那几天, 眼看着亲人们都遭了厄运, 死的死,伤的伤, 一儿一女都流放在外, 远离身边, 自己住在医院都要遭到医护人员和病友批斗并被赶出院, 是不是终于有所感悟。从以下这段描写来看, 应是没有的:
「她吩咐刘婶, 她走时要穿上当年国庆节到天安门观礼时穿的衣服, 里面是本白色绸衬衫, 外套藏青色上衣, 白领翻在外, 下穿藏青色西裤, 嘱咐将这套衣服熨得平平整整挂到外面备用。说完她就昏迷过去......」
看到这里, 我真是泪盈于睫, 虽说心里却感觉这眼泪实在「没厘头」。不过,,当我看到下面的描写时, 那一颗挂在眼角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抢救中, 娘曾醒来说:『别费事儿了。』她感觉插着管输氧很不舒服, 自己拔掉了管子, 刘婶急忙说:『您等着冬林, 她会来的。』娘说:「『她来不了了。』随后, 娘就没有了任何反应, 就这样孤独地、悲凉地走了。」
大姐浦洁修、朋友费孝通等人说的其实也没错, 浦熙修是位善良正直的女性, 也勇敢, 也聪明, 也忠于自己的理想。如果我们只看她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历史, 和她日常与人交往, 我们通常用以贙美一个人的这些形容词, 似乎都可以用到她身上。然而, 这些形容词和她一九五七年的行为, 却实在对不上号。她是一个悲剧人物, 在她身上幻演的这场悲剧, 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袁冬林以下这段话说得发人深省:
「在旧中国, 她不畏强暴, 敢于揭露事实真相......在民主革命斗争中, 她真是意气风发, 活得轩昂, 若当时牺牲, 会死得壮烈。」
可是为何在新中国, 她身上的这些优秀品质就发生逆转了呢? 她屈从强暴, 在压力下甚至不惜捏造事实往曾经生死与共的爱人身上泼脏水, 她低声下气, 活得窝囊, 最后, 她死得悲惨, 死后还遭人垢骂。
然而, 我还是为之一哭。
我哭她死也死得莫名其妙, 糊里胡涂。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毁了的。
浦熙修这类右派, 以及在她前后被共产党从肉体到精神彻底摧毁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当初跟着共产党与国民党斗时, 认定了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目标, 就是他们的理想, 这种信仰也为社会, 为他们所尊崇的亲人朋友所肯定。所以他们一往无前大无畏; 与章伯钧们不同的是, 他们在这么作着时, 心中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思想, 他们只是跟着自己信赖的人后面走, 一旦被所信的人所拋弃, 同时也为整个社会为自己的亲朋友好拋弃时, 他们就从精神上垮了。
为何立花隆敢于冒当政者权威之大不韪, 写出揭露首相的新闻? 因为民主的制度使她言论自由的权利受到保护, 还因为开放的读书和思考使她心明眼亮。在《我看美国》那本书中, 有个细节值得注意: 立花隆写出那篇导致田中内阁垮台的报导, 是在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的两个月后。她承认自己受到水门事件报导的影响。她、美国那两位报导水门事件的记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以及揭露美国越战政策的记者哈伯斯坦, 都说他们因自己的文章承受了巨大压力。尼克松曾公开咒骂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是「一堆破烂」, 肯尼迪一再威逼《纽约时报》炒了哈伯斯坦, 越南总统夫人更咒骂伯恩斯坦道:「真想把他烤着吃了!」, 这些记者所受的压力, 不可不大谓不大。令我想起人们质疑浦熙修的话:
「五七年她承受的压力究竟有多大?」
无论如何, 从外部压力来看, 不比她当年在国民党政权下受到的压力大, 毛泽东只不过把她打成「那名能干的女将」, 没把她抓进牢房, 她还没有生命威胁, 甚至也没对她拳脚交加。
但她所承受的压力确实非立花隆等民主国家的记者所能比拟。也非今天我们没承受这种压力的人所能想象。压力来自精神和舆论。当你周围所有的人, 包括至亲好友, 都在以革命的名义向你发出声讨, 最要命的是, 他们手中挥舞的是那面你虔诚信仰、为之不惜献身的真理之旗。而当初的信仰凭的是青春激情和热血, 并不是象章伯钧罗隆基那些真右派们, 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得来。在浦熙修, 情况还有其特别之处, 摆在她面前让她作出抉择的两方, 力量对比实在悬殊, 一方是看上去条条占着理的毛泽东、共产党、新中国; 一方是己经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爱情。何去何从, 似乎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更何况, 一方的声音铺天盖地, 不容置辨; 而另一方, 在那种势不可挡的语言暴力面前根本就失去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利。我们不妨假设一下, 若是当时浦熙修处于与立花隆相似的社会制度, 罗隆基们也可以发出他们的声音, 除了当政者的思想外, 她还有接受其它思想的可能, 她是否会垮得那么惨?
当托洛斯基、布哈林事件的档案在苏联解体后公之于众时, 人们惊异于: 怎么这多大智大勇、有着钢铁般坚强神经的人物, 面对着那些莫须有的叛国指控, 竟然都供认不讳, 低头认罪, 把自己送上死路呢? 我想, 以上的阐释, 也许是一种回答。
不堪承受的压力来自精神, 来自牺牲者的内心。在盲目信仰的愚昧和恐惧中, 他们的精神垮了。不得不相信了自己是这个光辉强大的政党、宗教、或是国家中的一个败笔, 理应抹去。
浦熙修也是其中细弱的一点。
来源: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