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保利商品交易中心:“维稳办”副主任自杀昭示着什么

　　据20011年4月23日《新京报》消息：4月20日，山东聊城市阳谷县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自缢于办公室内。自杀或与工作调动有关。阳谷县委回应称调动工作系死者主动提出，陈国庆原任信访局副局长，要求解决正科级待遇，组织才安排其调往维稳办。陈国庆，今年50岁，去年11月，从县信访局副局长调任维稳办副主任(正科级)，履新不到半年时间。陈国庆自杀前留遗书一份，表达对工作调动不满，认为“任命是违反原则的任命”。阳谷县委宣传部称，陈调任大约一月后，突然提出没有维稳办这个单位，没有编制，认为自己失去了单位，并将很快失去工作，由此背上思想包袱，并产生抑郁心情，多次向领导反映。陈的遗书说，“没有这个单位，没有这个编制，怎么能任命一个干部呢?使我失去单位，并将很快失去工作，使我失去生命，折磨得我没法活下去。”据陈国庆生前朋友讲，陈有妻、女和80多岁老母，平时为人老实，低调，谨慎，曾对工作调整耿耿于怀，家人劝过多次。

　　“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自杀昭示着什么?

　　一、“维稳办”将告“寿终正寝”。众所周知，“维稳办”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这个“创新”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见不得阳光，“维稳维稳，越维越紊”。数年下来，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怨枉钱，害苦了多少百姓。去年“跑步(部)前(钱)进”的“驻京办”撤了，百姓拍手称快;如果真的有一天全国所有的“维稳办”全都撤了，百姓们当然更高兴。

　　高兴的不止于撤掉一个机构。“驻京办”撤了，不知道这些人“消化”到哪里去了，“维稳办”撤了，这部分人也许可能要“下岗”了。“下岗”是应该的，当年国企改革有多少工人“下岗”，难道政府机构改革就不该让官员“下岗”吗?

　　该撤的岂止“维稳办”，起码还有“信访办”和“政法办”。“信访办”是“二传手”、“三传手”，只转信不办事，要它干嘛?“政法办”高居于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之上，直截妨碍司法公正，要它干嘛?如果说精简政府机关是深化政治改革的一场暴风雨，中国的老百姓一定会热烈欢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惜现在还没有暴风雨，耳边只有一点风声，天上只有一片乌云。

　　什么是“好社会”?官员少，警察少，医生少;官员闲，警察闲，医生闲。这样的“好社会”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向。什么时候政府让这“办”那“办”的官员和国企改革时候的工人一样都“下岗”了，我们就看到了“好社会”的一缕曙光。

　　二、从心理素质看，政府官员是“承受力”最差的群体，远远不比上草民。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唐王镇司家村村民韩进因卷心菜价格低迷自杀，今年才39岁，陈国庆都50了，如果陈国庆有韩进一半的“承受力”，就不至于自杀。由此可见，“承受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环境决定的。政府官员、“砖家”“叫兽”收入高，承受物价上涨的能力就高;穷苦百姓收入低，承受物价上涨的能力就低。10年前年薪就达700多万元的任志强说他买房子像买白菜一样，几万元一平米的房价根本不高，但是对于年薪只有三四万元甚至只有一二万元的穷人，上万元一平米的房价怎能“承受”得起?政府官员、“砖家”“叫兽”高喊把物价上涨控制在“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我想如果让他们的收入降到与穷人一样的水平上，即使物价不涨，他们也早就自杀了，他们的“承受力”，肯定比陈国庆还低得多。

　　三、由于“欲壑难填”，“权力统吃”制度下的官员人人自危，公务员就成了“高危职业”，“高危”的岂止“县委书记”?做了公务员就想当官，当了官又想当大官——尽管这些年政府已经“慈悲为怀”，大大放宽了官职的“编制”，最终还是“僧多粥少”，无法满足那么多官员贪婪的欲望。于是“官斗官”甚至“官杀官”的闹剧就无休止地上演起来。这种争斗，比商场更阴暗，更残酷，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或者更大的官员作靠山，根本无法取胜。然而这只是他们看到的一个方面，还有他们看不到的另一方面——民众普遍的仇官情绪，就像一座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爆发的火山。仇官的不只是穷人，更是富人。在官员们看来，富人是他们的朋友，因为他们对富人致富有功;其实富人骨子里的仇官思想远远甚于穷人，因为官员往往“不劳而获”，“坐地分赃”，冒风险的都是富人。

　　怎么办?作为国家，要在制度设计上“还政于民”，“把权力关进笼子”;作为个人，为官要抱一颗平常心，能官能民，不把做官当作终身职业。

　　四、官场如商场，官场里也有“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命运同样掌握在“强势群体”手中，这也符合“丛林规则”。“屁股决定腰包”，相对而言，“信访办”是个“清水衙门”，“维稳办”不过是“刮胡子”的，弄到这些部门去的人，大概后台都不怎么硬，腰包也不怎么鼓。改革大潮来了，“弱势群体”首当其冲，这也符合“潜规则”。

　　官场人满为患，考公务员热却高烧不退。陈国庆自杀了，合肥工大团委副书房陈刚自杀了，热衷于考公务员的人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你将来会不会是陈国庆第二、陈刚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