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女娇宠记txt:杨继绳与大饥荒调查：后二十年没说假话

转播到腾讯微博

杨继绳。摄影/邵欣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出版了《邓小平时代》（1998年）、《三十年河东》（2010年）、《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2006年）等著作。

他是思想上的晚熟者，四十年的记者生涯，跟着反右和“文革”跑了二十年；之后的二十年，才没再说假说。“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早就认识了，真正理解它，耗费了10年的青春。”

求真路上的杨继绳

这是一家因敢言而著名的杂志社。某宾馆院内的二层小楼，《炎黄春秋》几间办公室，简陋地排列其中。笔者的到来将杨继绳从一场尴尬的探访中解救出来，他哈腰扶着门，客客气气地对上访的老太太说：你看，我有采访，抱歉哈，你看，实在抱歉哈。

从新华社退休两年后，杨继绳便来到这里，到现在已是7年。他坐在对面，始终笑眯眯的，端然得像旁边那台笨重的显示器，说到那些荒唐的往事，他表现出的，是令人惊异的平静。

饥饿

此生，杨继绳再不能忘记那个跟在人群之后呼号奔走的年轻的自己—他带着空白的脑子，从农村来到清华，满腔赤诚—而父亲的死，正在背后渐渐淡去。

1959年4月，19岁的杨继绳读高中，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见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赶快回去。”

杨继绳当即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3斤大米，赶回家中。

走到湾里，杨继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门前的油树（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根也刨了，池塘早被捞蚌的乡亲放干了（过去乡亲不吃蚌，嫌它腥）。没有鸡犬相闻，没有孩子的欢笑。一片死寂。

父亲就躺在床上，两眼无神，脸上的皱纹宽阔而松弛。“父亲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两个月前还好好的。”—上次见面，杨继绳没有注意到父亲因饥饿而浮肿的双腿—当时生产队偷偷杀了一头牛，父亲叫他回来吃牛肉。这头牛是父亲养的，父亲说自己不忍心吃，那些肉，杨继绳自己吃了。

杨继绳用带回的米做了稀饭，父亲一口都没有咽下。三天后，便与世长辞。这个曾教导儿子斗地主时“被枪毙的也不全是坏人”的农民，最后饿死在“亩产万斤”的土地上。

杨继绳将此归咎于命运—他没有意识到，在那些更远的地方，正有千万人如他的父亲一样，开始微胖、无力、皮肤一摁就是一个坑，他不知道，饥饿正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席卷那些沉浸在“大跃进”数字狂喜中的人。

自1954年离开乡村进入县城求学，杨继绳所带着的，唯有那片空白如纸的头脑。他至今还会唱那首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当面他说好，背后搞破坏……

而如果能有什么在内心深处埋下一根小小的火捻，并在日后偶尔提醒过他的，那就是父亲的死。

死亡

1960年，杨继绳考上清华大学，没能学习自己心仪的新闻专业，而是调剂到工科。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学生，依然谦逊。

清华第一课，杨继绳参观了清华大学反右派展览，然后下乡劳动两个月。那一年，他20岁，正处求知若渴的年纪，但是，清华大学一直以来深以为豪的人文精神，早已在七年的院系调整、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年前反右斗争中消失殆尽，当杨继绳来到这里，面对的仅仅是一片被清扫一空的精神废墟—偌大的图书馆全被封闭，除了工科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论著，他看不到任何“闲书”，他不知道朱自清、不知道吴宓，甚至对于获得诺贝尔奖的校友李政道和杨振宁，辅导员也吹风说：这两人思想反动，不要学他们走“白专”的路子。

面对这封闭世界，杨继绳如大多数同学一样，单纯而温良。但是，如果说内心那根火捻仍在警觉地立着，另外一些接踵而至的事件，则令他内心的警觉又苏醒几分。

1967年，寻常的夏天，清华大学一号楼前的花坛照例人声喧哗，杨继绳和同班同学坐在长椅上聊天，“突然听见不远处二号楼有什么‘啪’一声掉在地上—有人从四楼的厕所跳下来了！”等他们飞奔过去，人已经死了，软绵绵没有形状地拧在地上，黑黑的血在周围溅出一组梅花。“马上就被人提走了，留下地上有个坑。”死掉的人是个右派分子，被下放农场劳动几年，后来政策宽松了，学校准他回来，可同学们都瞧不起他，宿舍的人不愿意和他一块住，把他行李放到厕所，可是他选择从那里跳下来。

“西边第二个窗户。”杨继绳说他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就是西边第二个窗户，后来，海外作家王友琴写《文革受难者》，曾打电话给杨继绳核实这一细节。

再后来，更多的人相继以这种方式死去。1967年，杨继绳已从清华毕业到了新华社总社。“新华社的黄亭子宿舍东边，有色冶金院内，我们开会，就听见旁边‘砰’一声掉下来个人。”

那些被逼迫的人，家人支持的，还能熬过来，如果家庭没有温暖的，也就一死了之。那个年代，家庭的温情极易显露出其脆弱。杨继绳记得，新华社有对夫妇，是早年归国华侨，上过延安，建国后分在新华社。“文革”时，海外背景成了罪状。四个孩子不懂事，夫妻俩自杀了。孩子们还很高兴，说要吃饺子。到现在，四个孩子或独身或离婚—“文革”给他们留下的，除了一顿饺子，还有难以为外人体会的深层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