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问答

主持人 高丙中：下面我们把提问的机会给媒体的朋友。

嘉宾：我问一个问题给高老师，刚才开会当中田教授和张教授都提到了关于原创制度和以后的国际化的发展，从我们这次参加培训的感受来说，很多学员从最基础的空间的需求到走出去的行动都有。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这种状况您觉得会持续多久？第二，在今后的时间里面，我们怎么样以这个机构有限的精力能满足这么多层次还有不同需求的口碑？谢谢。

主持人 高丙中：中国的民间组织参与国际舞台上的一些活动，环境跟气侯领域是一个很突出的代表，代表了中国民间组织走在前面的类型。我在过去的五、六年里面，有十个博士生在国外去做调查研究。我的信念是中国的人物在全世界流动，但是中国公民作为组织在国际上的活动确确实实太弱了，跟社会流动的国际化完全不成比例。这种国际活动的几个基本条件，就差一个我们以民间组织的方式来展开。我的看法也是乐观的，我们在这之前也在做相关的研究。

嘉宾：这个培训以后要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众口难调，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主持人 高丙中：有一些国际议题可能很自然的就有组织进去了，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比如说我们做老人照顾，自闭症，各种各样的特殊儿童，特殊年龄群体，弱势的贫困地区的救助，或者是扶贫项目，国际组织也好。中国自己的民间组织也好，在过去20、30年做了大量的个案和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在国际上做，如果我们有资源，因为我们有这种组织者，有项目的经验，有团队，与其说有一个日本的，有一个美国的组织，他们赞成国家去做，有他们的长处，但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组织，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走过来的，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是非洲国家，我们确确实实是有我们的角度，有我们人才的优势。一旦我们有这样一个意识，尤其是基金会有这样一个意识，他们愿意资助一些项目，我们现在有一些组织自己正好提出了创意，这两个一结合，也得有整个的配套。我们现在机会潜在的需求跟我们潜在的团队都是在这里面的，现在整个要有一个制度，基金会、国家的体制要有一个结合，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将达到海滨所预期的那样，未来十年有一个大的发展。

张海滨：我跟他们学员接触了两天，我感触很多，有一些是NGO领域经验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些是刚刚进入这个领域的，所以需求是多元的，多样的。我们这个中心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分层，一个论坛，一个研究项目不可能对所有人的胃口，一桌菜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把这些项目分开，变得更加有针对性。我是代表民间，我不代表官方。

袁瑞军：这个项目是2007年杨澜主席到北大来谈，后来我们跟哈佛的伙伴也是杨澜介绍的。当时大家一起做了20多家，跟哈佛的五个教授，北大的一帮人在暑期里做了调查，然后进行的设计。我是那一期的执行主任，当时一定要培养中国的NPO组织的最高端的组织，这些组织将会在中国的NPO发展中间起两个作用。这个培训不是一个操作层面的，是一个战略性的培训，培养领导人的视野、思考和全套的计划，我们邀请来的一定是你这个组织允许你来一个人，而且整个班要求多样化，我们的草根、民间、国际、半官方的、记者、大学老师，要求一定多元化。你可能是一个草根的，他是一个处长，那是一个局长，那是一个新华社的局长，激荡你的头脑，最后告诉你我们的税收的政策是怎么回事，人力资源的很具体的一种说法。这是这个培训的定位。

主持人 高丙中：这个不矛盾，我们现有项目的设计是培养一个理念，培养一个领域，只有把不同的方面的代表都在我们这个班里出现，我们才能更多的有交流，中国的现状怎么样，我们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共识，我们要推广一些什么东西，有了这些宏观的大的建构，再下一阶段才会很专业，我们两个阶段是一个结合的关系。

嘉宾：我是在云南做社区康复的工作，我是纯粹的从NGO的领域在社区里做了很多年，今天元志中和杨平两位先生提供的案例给我很多的思考，商业领域对我们公益事业的启发，也让我不停的思考。其中有一个担忧，有一个杞人忧天的想法，像元老师说的NPO是精英在做，很担心商业精英在做的话，专业人员配备如果不到位，和社区相差太远了。元先生提到了说北京人很难想到年收入才千把块钱的生存状态，会不会很好的NPO的很好的运作和很好的理念，对当地人的帮助有可能是帮倒忙。

高广深：我觉得这个担心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目前的好多城市里面，其实已经发现了好多有商业背景的人来做事情，往往做出来以后会发现有一点点本末倒置或者是南辕北辙。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大家现在看到更多的是NPO在社区提供服务的时候自己的能力建设的硬伤还比较多。我们一定要思考，会不会引进的过多使得我们本来要做的事情丧失了本来的意义。

元志中：友成普融在创立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类似的问题，像我这样的一个董事总经理确确实实对基层的事情接触的少，但是在我们的公司里，比如说我的副总就是一个草根NGO出身的，我们现在的风险控制总监在大银行里做了将近15年以上，但是他也有建行县支行的工作经历，我们在选拔人才组合班底的时候都有这方面的考虑。友成普融不可能到村镇一级，到农户一级去直接提供支持服务，所以我们是提出来了支持县一级的NGO组织，给他们能力建设，他们再去组织村镇一级的分中心，那些分中心里面的信贷员最后直接到农户去。这是一个渠道的问题，刚才那位先生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为什么呢？这就是我的说计划周密，阴谋的过程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想到了。

南方都市报记者：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召开过基金会中心网的开通仪式的研讨会，我想问一下今天咱们谈NPO的应责力的问题，从基金会本身的透明度角度来说，这个和今天会议的主题有什么样的关系吗？其次，从那个中心网本身的开通，基金会本身的透明度问题的讨论来看，现在这个基金会有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NGO本身也有有政府背景的和草根NGO等等，他们在公开自己的无论是账目、投资人信息和捐款人信息，还有他本身的资产流向、项目信息等等这方面等公开到什么程度？

袁瑞军：虽然这个基金会中心我们听说了，但是那天我没有到场参加，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跟徐永光先生聊过了，他们那天启动仪式的全部的发言原文的放在了网上，大家可以去看。现在一共是1800多家的基金会信息全部上去了，查询的方法就在窗口上输入基金会的名称，就能进去。我说信息现在是公布的两页纸的很简要的几大块，谁也看不懂吗？他说不是，是政府规定的，刚才我们记者问的是公布的标准，是在政府要求你必须披露的信息项的基础上，他们自己还要再加一些项目，但是这个量大到多少，我现在也不能说的很清楚，但是肯定是比我们以往两页纸已经多了很多。不但多了很多，还有就是他们自己作为一种自律联盟，主动的要披露一部分信息。公募和非公募的量非常大，他们说你们的研究太方便了，信息都是电子的，非常方便。今后我们学界也好，实践部门也好，想做基金会研究，条件和以往相比是今非昔比了。

主持人 高丙中：用应责力这个概念来看基金会网这个行动，原来你只要经过民政部门的年检就可以了，现在主动的把社会当做一个应责的对象，我做了什么东西，我有多少收入，有多少花费，做了什么项目，当然不是全部，我在网上公布，他就是预先给一个交代。原来是把政府作为应责的对象，以它为主，其他的东西可以带过，现在觉得我们必须要跟整个社会都有一个交代。从应责力的概念来理解，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袁瑞军：这两件事有没有关联，这两个会是没有关联，但是师老师在策划的时候选中了这么题目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个原因在于中国现在大家已经看到了，就像今天早晨扶贫基金会的刘文奎副秘书长讲的，基金会是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石，发展的根基在这一块，公信力的建设。

师曾志：因为一直在具体的负责一些大家的安排的事情，一直也没有跟大家很好的交流。今天上午徐永光参加了我们闭门会议的时候说了两个关健词，一个是你们这个会议是第一次提出来公益事业转型这个概念，第二个是应责力有多重要。我们是第一次作为一个会议的主题把它提出来，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回答刚才那位记者的问题，今天有人说政府也在推广CFC，说这个概念会大大的流行，意义就在于我们每个人，或者是组织机构，我们资源的第三次分配的时候，实际上政府机构对于民众的信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有好几件大事，公益事业的转型在当下的社会，我个人观察到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是一个转型的过程，这个转型我特别费周张，从学理上来讲，这个词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意味着结构的转型，结构的变化。我们在我们论坛当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个转型不简简单单是问责政府，问责媒体，问责企业或者是问责什么，NGO组织现在的发展最主要的还是问责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应责的能力是什么。

包括刚才政府官员也好，或者是他们谈到的这些问题，政府已经开始在寻求跟民间组织的合作，但是这种合作的互信如何建立，包括刚才有同学听到了企业开始积极的参与的时候，马上就是一种不信任，觉得企业有很多的阴谋在后面。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提出这样的一种问题，我个人一直认为很多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就在于大家的互动，大家的讨论，我们能够达到一种相对的共识。有的时候这种共识不能马上达到，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可能一下子想起来了原来在那个论坛上我们说过一句什么话，在哪次培训上我曾经反对过什么，但是今天突然意识到这个特别重要。这就是我们做这个培训，做这种论坛的意义，而没有强求大家一定要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嘉宾：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学的一名学生，首先非常感谢老师能让我们同学参加这次培训。接下来我想就刚才老师说到的社会创新这样一个话题想请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我们的大学生，如何能够在公益领域更好的发挥我们大学生创新的能力，可以提供给大学生哪些方面的支持呢？

元志中：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了快20年了，像徐永光先生的基金会中心的概念至少在13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个网今天的开通其实我是从社会新闻上看到的，13年前我们一起讨论过。为什么在13年前就提过这个呢？这个领域最好的是美国，他们有历史，美国有联合之路等等等等很多的机构，作为捐款人来说，当然有权利知道这个钱用到哪儿去了，我们中国的基金会和美国的基金会是相反的，他们大部分是非公募基金会，在设立的时候已经有财东愿意掏钱，我们直到今天绝大多数是运作机构。运作机构更多的是筹款组织，向大众筹款，如果不能公开自己的信息，大家凭什么信他。非公募基金会是一个拨款组织，就是一个平台机构，把钱拨给那些符合他的宗旨的那些项目机构，咱们这儿有的叫草根NGO，有的叫社会服务机构，这是不一样的。当年提这个的时候，我的印象特别深，第一是希望工程对香港的壹周刊提出了置疑。第二，是一个特殊人群的特殊行业，那个时候不草根，那个时候几乎都是1949年以后的贵族，真是的特殊人群的特殊行业。

那个人是因为我认识谁，我能认识谁，他给我钱是让我帮他认识谁，那个年代很多有资格拿到基金会牌照的人在干什么，可能干的不是在座的草根NGO干的我们理解的公益事业，这个情况下问责必须要提出来。那个时候的捐款人，包括老百姓在问我的钱哪儿去了？那时候的基金会约等于骗子。因为搞了很多，像万里行，很多事情不是搞一个万里行的活动，义演的活动就能做到底的，这是一个历史，是补充刚才这位记者的问题。问责为什么今天要提出来，而且这么艰难，实际上是一个行业的自律，也是公益人自己的良心，这个不是政府要求的。

关于这个同学提的问题，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像友成基金会这样的基金会的产生，我们十几年前就说我们给公益组织的从业者一定要支付一个体面的，有市场竞争力的报酬，如果你得到的报酬是有市场竞争力的，你在选择到企业去做雇员，还是做公务员，还是做非营利组织乐观雇员，从收入角度不用去考虑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人选择第三部门。这是一个过程，现在这样的机构终于出来了，越来越多了，你选择的路也越来越宽了。

嘉宾：我来自一个残疾人的组织，张海滨老师曾经说过NGO发展不平衡的负面的作用，不是正面的竞争。张海滨老师看到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我们也感受到NGO组织做了这么多年，NGO也在分化，一些比较成功的NGO组织和相对于更加草根，更加萌芽状态的组织在慢慢的被边缘化，这个状态也是我们NGO很难团结起来，很难共同发展，扩大自己的声音的一个原因。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北大、哈佛、阳光公募基金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创新性的研究。另一个问题，对NGO组织做了很多的倡导工作，包括各种研讨会。我们对政府倡导的力度还是不够的，基于我们对公益基金国际创新研讨会的希望，我们觉得刚才老师说了中观和微观政府都在尝试，宏观为什么那么难以推动起来，我们政府怕什么，我们要站在政府的角度给予一些研究，或者是一些案例。像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何保证稳定，使得我们政府能够放心，是不是有一些可操作的方法，假如说没有答案，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假如这个引起关注，会对NGO的发展和对政府的主动的变革是不是更有一些帮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