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个性贪官独白：广东增城原高官称含泪索贿

　　“被逼”索贿、造假骗官、分散“理财”、以腐养赌……

　　十大“个性贪官”内心独白

　　新年伊始，反腐依然是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坚决反对腐败、严厉惩治腐败分子，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据中纪委、监察部透露，2010年共有119527人受到党纪处分，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其中不乏中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的大案要案。

　　由检察日报社发起编制的《法治影响生活——2010年中国法治蓝皮书》，对2010年的大案要案进行了梳理，将李荫奎、邱伙胜、陈小涛、王亚丽、皮黔生、乔志东、李九成、王思飞、郝鹏俊、李启红等10人列为“个性贪官”。这些人用新的手段贪腐，出现了“被逼”索贿、造假骗官、分散“理财”、以腐养赌等新形式的腐败案例。

　　“个性贪官”一词很快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什么叫“个性贪官”？贪官手段的“个性化”，对社会的危害有多大？

　　研究和分析这些“个性贪官”的案例，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开展反腐斗争。

　　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邱伙胜

　　“我被‘二奶’所逼，含泪索贿”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韦平平

　　2010年1月27日，坐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第18法庭被告席上的邱伙胜，曾是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即将年满60岁的他，与增城市人大信息网上公布的照片相差甚远，没有了往日的满面红光，一头浓密的黑发已变得稀疏发白，满脸皱纹和充满血丝的眼睛让他显得更加苍老和虚弱。

　　在庭审的一个小时里，邱伙胜一直扭头向旁听席张望，渴望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亲人。然而，当公诉人就他先后7次收受贿赂105万元的事实进行询问时，他自觉无颜面对亲人，停止了张望，垂下头辩解道，他受贿全因被“二奶”勒索，不得不“含泪”索贿。此言一出，旁听席上一片哗然，嘲笑声四起。

　　“二奶”挺大肚到办公室要钱

　　1999年下半年，时任增城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邱伙胜，几次接到一个名叫韩冲(音)的女子打来的电话。每次，韩冲都娇声软语，说一些仰慕他之类的话，还希望见个面。邱伙胜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便约在一处西餐厅相见。初次约会，邱伙胜找到了浪漫的感觉，从此跟韩冲电话往来频繁。仅仅数日后，邱伙胜到广州办事，便把韩冲约到华泰宾馆，与之发生了关系。

　　沉浸在温柔乡的邱伙胜没工夫想一个问题：韩冲怎么弄到他的联系电话的？原来，年仅25岁的韩冲是个很有手腕的女子，在增城一家公司工作，与许多商人关系密切。有个朋友托她帮忙调动工作，她听说邱伙胜是个“说话管用”的人，便通过生意场上的关系，几经辗转，从邱伙胜一个熟人的通讯录上偷偷抄下了他的电话号码。起初，韩冲绝口不提朋友调动的事。直到2000年初，韩冲觉得火候到了，才跟邱伙胜说。谁料邱伙胜让韩冲不要理这事儿，并问她是否缺钱用。韩冲十分机灵，立即改口说自己想办理移民需要些钱。第二天，邱伙胜就拿了23万元给她。

　　收下钱，韩冲便正式成为邱伙胜的“二奶”。邱伙胜跟韩冲“约法三章”，要循规蹈矩地跟着他，平常不要打电话给他，不要再帮人家办什么事，不要影响他的工作和家庭。韩冲表面上乖巧地答应了，但区区23万哪里能让她满足？2001年底，韩冲给邱伙胜打电话，称自己有了身孕，并直接跑到邱伙胜的办公室找他。邱伙胜顿时被“二奶”怀孕的事吓坏了，问韩冲到底想怎样。韩冲当即表示：“我想出国给你生下孩子，大概需要50万。”3天后，邱伙胜如数送去50万元。

　　可韩冲并没有出国。2002年中，她又打电话给邱伙胜，说不想要这个孩子了。两人见面后，大吵了一通，邱伙胜愤怒地嚷嚷“分手”，韩冲立刻回敬道：“分手可以，但要补偿。”有备而来的邱伙胜立刻从一个信封里拿出3万元扔过去，韩冲见状冷笑：“3万就想摆平这件事？起码也要加多一个零吧。”说完就摔门而去。

　　最终，双方以25万元人民币“成交”，解除包养关系，自此两人再不联系。

　　在法庭上哭红眼睛

　　邱伙胜前前后后给了韩冲98万元。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9年底，邱伙胜急急忙忙找到增城市经贸委主任钟某，满眼泪水地说“有急事，需要用钱”，问钟某有没有15万元。钟某心中盘算，几年前自己竞争市外经贸委主任的职位时，多亏时任市委组织部长的邱伙胜“点了他的名”。于是，钟某凑足15万给了邱伙胜。

　　2000年5月，邱伙胜又神情凄凉地找到增城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主任列某，称“家里有事”，索要20万元。列某在许多商业项目上受过邱伙胜关照，当即答应了。

　　2000年6月至2002年5月，增城市公安局原副政委黄某两次接到邱伙胜的“借款”电话。邱伙胜放声痛哭：“我家里出了大事，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家破人亡。”黄某从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升任副政委，是邱伙胜一手提拔的，他毫不犹豫给邱伙胜分别送去15万元和20万元。

　　与此同时，邱伙胜还找了某公安分局的副局长李某，几乎下跪哀求：“如果没钱，我和老婆都要被逼跳楼！”李某的官位也是邱伙胜“照顾”来的，他便火速将15万元奉上。随后，邱伙胜又通过李某，两次向商人何某“借钱”，何某每次都给了10万元……

　　这些行贿人供认，他们愿意给邱伙胜钱，一是因为邱伙胜头顶上的官帽，“曾经给过自己不少恩惠”；二是因为邱伙胜的眼泪，“让人担心他家里真出事了”。他们哪里料到，这些钱都转手进了邱伙胜“二奶”的腰包。

　　对于累累罪状，邱伙胜供认不讳。然而他的自我辩解，却成了法庭上最“精彩”的一幕。他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二奶”的威胁。“我当时(听到韩冲要钱)很生气，说要将韩冲抓起来，但她并非等闲之辈，听我这么说，竟扬言‘今天你抓我，明天就有人来抓你’……”说着说着，邱伙胜的眼泪又下来了。他的辩护律师接着说道：“涉案人员均供述邱伙胜请求凑钱，甚至是流着眼泪求帮忙……一个上级竟然是求下级，并不是勒索、施压，或利用职权逼迫，并不具备索贿的情节。”听到这里，旁听席上众人都感到不可思议，难以认同。

　　当法庭最终判处邱伙胜7年有期徒刑时，邱伙胜没有提出异议，他放弃了最后陈述的机会，用哭红了的眼睛目送家属离开。

　　走出法庭后，记者耳边仿佛还在回荡着公诉人庄严的声音：“邱伙胜在分管公检法期间，主动索取贿赂没打算归还，其中涉案人员中的4人均为他曾经亲自提拔或点名同意升迁的官员。而他与韩冲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是最终导致其索贿发生的原因，可以说是‘因色用权’。”这4个字，道破了“含泪”索贿这一荒唐的“个性化腐败”的根源。

　　乔志东，情妇充当腐败“中介”

　　2010年9月29日，杭州市江干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乔志东因受贿罪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52岁的乔志东原是一名医生，后走上仕途。从2005年1月起，乔志东出任江干区城建办主任，同时兼任10多个重点民生项目工程的法定代表人。城建办主任一职，看上去官不大，权力却不小，经手的项目动辄就是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金。这些钱怎么花，给谁花，乔志东一个人就可拍板。他成了建筑商的重点公关对象。

　　在收受财物的过程中，乔志东尽显“创新才能”。在与杭州一家彩印公司老板高某打交道时，乔志东先是打借条向高某“借”39万元，此后一直未还。当高某再次送给他45万元时，他不直接收钱，而是将这笔钱冲抵他之前的“借条”。

　　为了避免直接索贿的罪名，乔志东还充分调动身边人去开口要钱。母亲过节日、妻子买轿车、妹妹买保险、侄女读高中……这些人在乔志东的指使和暗示下，争先恐后地向有求于他的老板们开口。

　　乔志东有3个情妇，他创造了把索贿和“管理”情妇相结合的一套办法。情妇们买房买车买奢侈品，不需要来找他，直接找老板们。他既能耳根清净，避开争风吃醋，又能以情妇做“中介”，自己坐收渔利。

　　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原局长陈小涛

　　“‘当官在于活动’害了我”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 江舟

　　海口市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地税局)龙华分局原局长陈小涛的落网，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他畏罪潜逃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过个年再回去自首”。2009年1月24日是大年二十九，躲在江西朋友家里的陈小涛满以为能实现心愿，没想到他的自由时间就跟新年钟声一样，进入了倒计时。25日，除夕当天的凌晨，陈小涛被捉拿归案。2010年4月2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陈小涛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办案人员介绍，1993年至2008年，陈小涛非法收受贿赂共计1056万元人民币、20万港币(约合17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约合53万元人民币)。

　　跟上级“交流”腐败经验

　　陈小涛的“个性”之处在于，他从不掩盖自己的受贿行为，甚至还跟上级“切磋交流”腐败经验。“对于社会上流传的‘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的说法，自己觉得挺有道理，没想到现在害了我。”陈小涛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1998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他来到上级——海南省地税局原副局长兼海口市地税局局长陈谟林的办公室。在简明扼要地汇报了分局的工作情况后，陈小涛说：“分局各项工作及我个人成长进步，全靠陈局长关心支持，这些我都心中有数。我这个人不会讲客套话，中秋节快到了，给您留下5000元，买些东西吧。”假意推辞后，陈谟林收下了这笔钱。

　　有了第一次，接下来就方便多了。1998年和1999年的春节、中秋节，陈小涛每次都会给陈谟林送去5000元，陈谟林都欣然收下。而从2000年至2008年的9年间，这笔钱从5000元“涨”到了5万元，而且是给陈谟林和他妻子各送一份。算下来，陈小涛共向陈谟林送去“过节费”92万元。除此之外，陈谟林曾先后7次到丹麦、瑞典、日本等国考察。陈小涛每次都会在陈谟林出国前，到他的办公室送上5000美元(约合3.3万元人民币)，7次共送3.5万美元(约合23万元人民币)。

　　金钱让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腐败也成了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句出自《汉书》的名言，却成了陈小涛和陈谟林大肆受贿的借口。“我说趁着局里管理混乱，我们边收税边发财。那位副局长(陈谟林)则说，应是边发财边收税。” 

　　“这些年来，我头脑里产生了一个误区，错误地认为我被提拔为海口市地税局龙华分局局长，我手中的权力是上级个别领导给的、是自己奋斗来的。”陈小涛笔下的“个别领导”，自然指的是陈谟林。多年的权钱交易，让陈谟林成了陈小涛最大的“靠山”。因此，尽管15年间纪检部门不断接到对陈小涛行贿受贿的举报，他却从未受到深究。

　　曾有5年腐败“间歇期”

　　“大学毕业生——税务官员——阶下囚，我走出了这简单却又令人费解的人生‘三部曲’。这其中包含了自己的青春激情、志向抱负和贪欲及堕落的脚步声，也夹杂着思想矛盾斗争的复杂情感。到如今，那昔日的自由、辉煌和家庭的温馨已成为过眼云烟。”陈小涛的这段话几乎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陈小涛出生于1963年，20世纪80年代初，陈小涛从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原海口市税务局振东分局工作，很快博得了单位领导的器重。1993年，30岁的他被任命为振东分局第二税务所所长。

　　这个职位让陈小涛第一次拥有了权力，他很快尝到了甜头。1993年下半年，陈小涛将该所辖区内的企业介绍给澄迈县税务局马村税务所进行异地征税。马村税务所领导送给陈小涛20万元，作为“感谢费”。那时，陈小涛的年薪不过1万元，这相当于他20年的工资。这笔巨额横财让陈小涛内心的害怕多于喜悦。“当时我告诫自己：‘将自己辖区的税源组织给了别人，自己从中受贿，这是违法犯罪。今后不能再干了，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了。’”

　　此后的5年间，陈小涛的确做到了廉洁守法、克己奉公。由于工作出色，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因而，我错误地认为，那次受贿行为，其实是自己吓自己，没有必要担心东窗事发，也许只有天知地知。” 1998年9月，陈小涛在陈谟林的帮助下，被提拔为海口市地税局四分局局长。

　　不久，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为在纳税方面得到陈小涛的关照，将3万元现金送进了他的办公室。陈小涛收下了这笔钱，再次开始了敛财生涯。最疯狂的时候，陈小涛明目张胆地在办公室里受贿。“记得有一次，我派下属蔡某办理某公司股权变更业务。事成之后，蔡某拿着该公司给的35万元贿赂款请示我怎么分，我随口便说：‘我是老大多拿点，你具体办事也辛苦，给你15万元。’”

　　直到2008年底，海口市地税系统一批人员的腐败案件陆续被查出，陈小涛发现形势不对，便畏罪潜逃了，两个月后被抓获。

　　权力姓“公”不姓“私”

　　陈小涛坦陈，海口地税系统执法环境不良，是他堕落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由开始的不想收不敢收，到敢收也敢送。整个地税系统形成了上行下效的坏风气，如要不跟着感觉走，就难有立足之地。整个系统形成了‘不给钱办不了事、办不快事’和‘小事小送，大事多送’的潜规则。另外，就是制度没有落实，权力监督缺位，造成了上级监督无力、同级难以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局面。”

　　一位参与办案的检察官也告诉记者，陈小涛之所以能够明目张胆地行贿受贿15年，最大的原因是监督缺位。他认为，目前反腐工作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完善一个行业、一个单位的规章制度，使之更好地对“一把手”进行有效制约。

　　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陈小涛本人对权力的认识发生了扭曲。“扪心自问，自己坠入受贿犯罪的深渊，主要原因是将公权变为了私权。……现在，我才认清了权力姓‘公’不姓‘私’。权力一旦姓‘私’，那个‘兽’就会向你张开口。什么时候来‘咬’你，那就要看情况了。”

　　郝鹏俊，“煤官跌倒，蒲县吃饱” 

　　2010年8月30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有期徒刑20年。

　　蒲县人合计了一下，专案组查获郝鹏俊及其亲属存款1.27亿元，再加上35套房产变现价值1.7亿元，他的财产比蒲县一年的财政预算还多3000万元。因此人们编了一首民谣，“煤官跌倒，蒲县吃饱”。这首民谣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60岁的郝鹏俊出生在贫苦农家，由水利员、镇长、县地矿局局长一路奋斗上来，把钱看得很重。2000年，他利用地矿局局长职务之便，借款2万元非法购买了一张采矿许可证，开始经营蒲县城南岭煤矿，踏上“官煤”之路。此后8年里，经过非法开采、挪用公款、贪污、逃税等多种手段，城南岭煤矿成为当地一个大煤矿。在2005年全国展开政府官员入股煤矿大清退行动期间，郝鹏俊名义上把煤矿转让给妻弟和堂弟，实际上他仍是幕后老板。

　　有了钱，郝鹏俊迷上了买房。他在北京市宣武门外大街、朝外SOHO、南三里屯这些寸土寸金之地买下了35套房产。

　　2008年9月8日，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发生后，蒲县纪委书记在突击检查城南岭煤矿时发现了非法开采等问题，从而牵出“山西煤焦反腐第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