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效应3神堡任务:几位影响我一生的清华人

几位影响我一生的清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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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几位影响我一生的清华人

在本周我主持的一个百年清华研讨会上，一个记者问演讲者，“清华出了这么多的能人，是不是有一种清华基因？”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本科不是在清华读的。但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个人都是在清华开始他们的本科教育。也许，清华的基因源自清华大学的本科教育。

1978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系主任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陈嘉教授。陈嘉1929年在清华学堂念书，由庚子赔款的奖学金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和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回国后先后任教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南京大学）。

我到南京大学报到上课后，一直盼望着看到陈嘉这位学术泰斗。终于在一个雨天，同学们聚在教室门口，看到一辆浅色的上海牌轿车停在外文系二层小楼门口，车门打开，这位７1岁的老人，脚穿胶靴，一边打开雨扇，一边从车上走下来。从此以后，这位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给我们整整上了一年的《英语文学选读》和《英美概况》两门课。陈嘉教授在文革前起草的已接近完成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选读》手稿因文革被抄家抄掉了。我们上课使用的教材是陈嘉教授重新动笔伏案工作到到深夜，为我们重新编写的。

陈嘉教授对文革后恢复高考后招进来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厚爱有加。他亲自给我们这些一年级本科生上课。对我们的期末考试还分为口试、笔试两种。笔试他亲自阅卷。口试三人一组。在炎热的南京火炉天气里，我们77级和78级两届学生近八十个学生，整整考了两天。据他女儿后来回忆，考试完登记分数时，分数登记纸上的格子很小，女儿让上中学的孙女帮他誊写，但他还是叫孙女把登记好的分数再报一遍由他校对。他说：“这是学生辛辛苦苦学的分数，可不能把它搞错了啊！”他的心里总是想着学生们。

我来清华大学教书12年，一直以陈嘉教授作为我的榜样，给清华本科一年级学生上课，是我最爱上的，也是花时间最多的课。2004年，顾秉林校长动员30名教授给本科一年级开设新闻研讨课。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给清华本科生开设的《新闻采访写作》是最早获得国家精品课的课程之一。

1982年，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工作。在北京下火车后，到处问理论物理所在哪里？结果发现这所世界瞩目的研究所坐落在中关村一小对面的木板房小院里。到了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报道后，发现那里的一半研究员过去都是从事秘密工作的——研究核武器的。所长周光召、副所长何祚庥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生。

“你在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吗？”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文字彬彬的中间人走进我办公室，问我。

”文革开始，小李刚上小学，不可能参加过红卫兵，“所人事处长替我回答。这位女人事处长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和蔼可亲。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光召教授，今后你主要是为他做外事秘书，“人事处长说。

周光召教授离开我办公室后，我陷入了沉思。我在想，他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多年后，我终于发现，中国虽然文革早已结束了，但是由于中原文化的遗产，红卫兵式的人物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这种红卫兵式的人总是要利用各种政治动向和政治运动兴风作浪，搞暴民政治。正如一位学者把今天的网络社会形容为“新媒体＋大字报”。我们要时刻警惕红卫兵以各种时髦的旗号或好听的标签再现。

我在理论物理所工作了3年，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周光召、何祚庥、郝柏林、戴元本这些学部委员带着研究生围着小黑板开头脑风暴会议，有的时候也看到杨振宁和李政道来这里参加讨论会。

这听起来十分荒谬，英美文学毕业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助理工作。但是，这份工作虽然是给周光召所长和何祚庥副所长做秘书工作，却让我学习了一种清华人特有的理性的、科学的和宽阔的眼光看世界、看社会，也包括看媒体。在这几位大科学家身边工作，他们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留给我终生难忘的教益。周光召刚当理论物理所所长的时候，我常在黄庄302汽车站看见他排队等公共汽车。一次因工作需要，去他塔园的家汇报工作，发现他住的就是两间小房子，坐在厨房里，一边吃湖南人爱吃的辣椒拌面，一边跟我谈话。在理论物理所的三年里，我接触最多的是何祚庥院士。他每天来所里取报纸，一来就到我办公室跟我聊天，谈的都是国内政治、国际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事情。

我在这群清华毕业的科学家身上看到了做人的高贵品质、远大志向和创新精神。当时，李政道教授通过CUSPIA项目，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选拔了一批优秀的本科生去美国的名牌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但是，周光召和李政道也同时担心，这批博士回国后的工作问题。在理论物理所的木板房里，周光召一连几天跟李政道教授思考这个问题。几天后，他们找到了答案，在中国设立博士后制度。由李政道亲笔给邓小平的信，提议在理论物理所试点博士后制度。没想到，邓小平很快就同意了，几年后，博士后制度在中国全面实行。

在理论物理所工作期间，正值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每年要为周光召所长起草上百封英文信件，接待无数的西方科学家。自以为英语交流水平很高了。但是，有一次，中科院在科学会堂举行Ｙａｎｇ－Ｍｉｌｌｓ规范场国际研讨会，杨振宁先生和Ｍｉｌｌｓ的报告要现场分别翻译成中英文。我自以为没问题，结果，杨先生和Ｍｉｌｌｓ教授一开口讲话，我就呆住了：全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和听不懂的数学和理论物理前沿新名词。这个难堪的经历促使我在后来的研究生院新闻系读书的时候，决定做一名科学记者，培养自己尊敬科学权威的态度，不可以做一个自以为是，动不动就挑战权威的记者。

１９８４年，中国知识界一场活跃。那年，北京举行了四次文代会，我那天在《人民日报》上读了王若望在第四次作协的讲话，跟他一样也心潮澎湃，深夜也学着他独自一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带着这样一种激情的理想主义，我那年冬天偷偷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要去当记者。没想到，竟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英语成绩高达98分（满分100分）。周光召院长知道后，开始不同意，跟我商量，让我一边在中科院工作，一边在北大刚刚成立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读何祚庥和龚育之联合培养的在职研究生。我坚持说，我要读新闻学。光召院长又打电话给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温济泽院长，希望我作为在职研究生去读书，毕业后还回中科院。但是，由于我坚持毕业要当记者，光召院长最后对我说，“就放你走了吧”。

临走前，我向光召院长告辞，并向他保证，一定要做一名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好记者。研究生院毕业后，我做了长达10年的科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