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事故心得体会:“南陈北李”?是如何建党的？

“南陈北李” 是如何建党的？

转载

刘继兴

陈独秀

李大钊

建党

文化

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佳话。“陈”是指陈独秀，“李”是指李大钊。2002年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早期组织”部分就开宗明义地写着：“最早在中国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南陈北李”之并称，彰显了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两人的姓前之所以冠之以“南”和“北”，并非单指陈为安徽安庆人，属南方，李为河北乐亭人，属北方，而主要是指建党时期陈独秀在上海、广东，而李大钊在北京从事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两人一南一北，交流往来，研究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名称、纲领、组织筹备等问题，最终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给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历史背景与领军人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有了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要成立，还需要有呼风唤雨、应者云集的领军人物。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两人都致力于先进思想的启蒙与宣传，早在五四运动之前，两人就都是思想界的明星了。他们两人的声望在五四运动中达到了高峰，陈独秀还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当时有诗盛赞他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独秀孤松（李大钊笔名）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黑夜，吾辈仰承。”可见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当时并驾齐驱的领军人物，并被比拟为“悬照古今”、被一代人仰承的“日月星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延安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说：“五四运动中，有中国的最觉悟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并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

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了一场震撼中国近代历史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思想上的解放。十月革命之后，他又将《新青年》转变为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造就了一批职业革命家。中共早期的革命领袖和骨干，几乎无一不是受到《新青年》的感召而走上中国革命道路的。早在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就高度评价陈独秀，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的谈话中，多次称“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还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人准备了干部。”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时，曾称“《新青年》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德在同史沫特莱的谈话中，谈及他读《新青年》后的感受时说：“恰如一个人遇到一次终身难遇，可能改变他全部生涯的机会。”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敏锐地看到一条新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李大钊逐渐认识到他长期求索的“理想的中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靠工人阶级，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成为现实。他于1918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从这时起，李大钊的思想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演讲与报刊文章中，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使李大钊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始有了可能。五四运动以后，他号召、组织先进青年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时，李大钊已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传》中有这样的记载：“1920年初，大钊同志就曾与中夏同志等酝酿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从介绍十月革命的革命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到创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组织，再到中共一大的筹备，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都起到了先锋与领路人的作用。

陈独秀长李大钊10岁。李大钊对陈独秀非常尊重，以师长看待，以学生自居，从不喊陈独秀的名字，总称仲甫先生，赞誉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
   
陈独秀对李大钊也是“非常钦佩，十分敬仰”。他赞誉李大钊“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躯，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 ”“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

“相约建党”的过程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不仅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19年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陈独秀又和邓初、高一涵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纪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陈独秀受了三个多月的牢狱之苦，在社会各界的营救、声援下于9月16日获释。

迎接陈独秀出狱的蔡元培当众宣布:“北京大学为有仲甫而骄傲！”李大钊则献上诗作《欢迎独秀出狱》：　　
你今天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从监狱的陈独秀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警察局不准他擅自离京。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根本不理睬他们的制约。1920年1月底，他到武汉参加了武昌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并发表了演说。警察们直到看了报上的报道，才知道陈独秀出北京了。于是，他们风风火火地跑到陈独秀家兴师问罪。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里描述了那生动的一幕：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陈独秀先生在家吗？ ”警察问他。“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
   
那位警察便拿了陈独秀的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
   
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
…… 　

胡适所说的“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的这一天，是1920年2月14日，为躲避军警的追捕，陈独秀头戴毡帽，打扮成讨账的财主，乘着一身账房先生打扮的李大钊赶着的带篷骡车，出了北京朝阳门直奔天津。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1927年5月，曾与李大钊同办《晨报》，并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的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做的《李守常同志事略》报告中，还提到1920年2月14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同去天津时的一个细节，说陈李二人“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骡车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后，仍然和陈独秀保持着紧密联系。1920年7月和9月，张国焘、张申府分别离开北京，南去上海。据当事人回忆，他们都曾把李大钊关于建党的意见报告陈独秀，陈独秀也通过他们把在上海的建党计划转告李大钊。张申府回忆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我和守常研究，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在这里，还须交代一下，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点燃星星之火
1920年4月间，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曾是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罗章龙回忆，李大钊曾找他们几名学生与维金斯基进行过一次座谈。维金斯基用英语向他们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也讲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种种困难。维金斯基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了解苏俄的十月革命。同时表示，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维金斯基离开北京时，李大钊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找陈独秀。
   
维金斯基的来访，让陈独秀非常兴奋。他对张国焘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正是在维金斯基的鼓励下，陈独秀加快了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步伐。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全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对于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1920年9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后，把陈独秀希望赶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思，告诉给李大钊。张国焘记得，“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的表示赞成。 ”此前，他还考虑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成熟。但此时，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开展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 10月，李大钊与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负责人。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接着，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第建立起来了，迅疾呈星火燎原之势。在这些组织的建立过程中，陈独秀和李大钊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1920年初，陈独秀去武汉讲学期间，结识了失业工人郑凯卿和时任《汉口新闻》报记者的北大学生包惠僧，对他们宣传革命道理。1920年秋，刘伯垂被陈独秀介绍入党，并派回武汉筹建党组织。与此同时，他又派李汉俊到武汉，找到昔日留日同学董必武，请他帮助共同建党。是年秋，包惠僧、刘伯垂、董必武、陈谭秋、郑凯卿等人成立中共武汉支部，并“推定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

1920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回湖南后，陈独秀给毛泽东寄来《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委托他在长沙建党。11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

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陈独秀曾写信给他的朋友——济南齐鲁书社负责人王乐平。王乐平比较开明，但无意建党，就将此事委托给济南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和济南一中学生邓恩铭。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建立了共产党济南早期组织。

1920年9月，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曾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共产党”。陈独秀来到广州后，对其进行改组，重建了广东共产党支部，一批无政府主义者退出，陈独秀亲任书记，后改由谭平山继任。

1920年10月，张申府应邀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陈独秀委托他建立法国支部。张申府回忆说，到了法国“介绍刘清扬入了党。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总理入了党”，“不久赵世炎到了法国，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接着陈公培也到法国来了，他也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于是我和周总理、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没有正式名称，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 。1922年7月，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负责人为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蔡和森、李立三于1921年11月回国后，由陈独秀和陈公培介绍他们入党。

旅日支部的主要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都是陈独秀在上海介绍入党的。施存统回忆说：“我于1920年6月2日去东京，与周佛海联系，成立日本小组，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陈独秀在前往广州途中曾逗留香港，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3人特意上船拜望。不久，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他们在香港创立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

当时，这些党组织散布各地，有的还远涉重洋，名称很不统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后来一些党史著作将党初创时期的地方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在各地建党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13位代表中和李大钊有重大联系的有4位，非重大联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李大钊革命情怀影响的代表有6位。特别是毛泽东，曾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李大钊影响下的这些人，在其成长过程之中，李大钊给予了他们真诚关怀与热情引导，使他们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　　

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纲领规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的基本任务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各项活动，加强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研究与领导。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诞生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了。

有人问陈独秀，人们说“南陈北李”，你比他如何？他答曰：“差之远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问者说，自谦乎？他说：“真言实话，毫无虚饰。 ”

其实在建党的过程中，“南陈北李”相比较来说，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应该更大些。1995年，肖克将军明确指出：“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但陈独秀应属首位。”“一大”时，当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陈独秀的学生或追随者。其中，他在北大时的学生有：张国焘、刘仁静、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张太雷、罗章龙、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等；他亲自上课指导过的学生有：罗亦农、肖劲光、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柯庆施等；他亲自介绍入党的党员有：施存统、周佛海、赵世炎、陈公培、蔡和森、李立三、刘伯垂、林伯渠等；他的直系亲属有：陈延年、陈乔年；其他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俞秀松、恽代英、包惠僧、林育南、郑凯卿、王尽美、邓恩铭等，也都是受他影响很大的追随者；他的挚友同事有：李大钊、张申府、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而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仅他的学生、追随者和亲自介绍入党的就有8人。（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