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务处理步骤:过度关注涨工资 有转移矛盾之嫌

不患寡而患不公！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今年全国“两会”以来，收入分配不公的话题成为各方热议的一大焦点，专家献计献策，有关部门也陆续配合出台诸如上调最低收入工资标准等相关政策，并有消息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年底出台。

要改变扭曲的收入分配现状，无疑是好消息。

但就目前出台的相关政策而言，基本都围绕职工工资做文章，这是远远不够的。工资问题只是收入分配中的一个微小方面，学术一点说，它是初次分配的重要体现。

工资问题是市场层面的问题。首先，政府明令涨工资无疑有干预市场之嫌；再者，涨工资不是说涨就能涨的。

我们看看哪些人能在“涨工资”的一纸令下享受到实惠。公务员可以涨、事业单位员工可以涨、国企员工可以涨，概括说，就是处于垄断性质单位的员工可以涨。

但是，一般的民营企业则不然。正常市场环境下，员工收入与公司盈利成正比。不排除有部分经营效益不错的企业，有给员工加薪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当下的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谓是负重前行。税负本就很重，再强行让他们涨工资，就太强人所难了。如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背负的重压得不到缓解，给员工涨工资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这些中小企业的员工而言，收入“倍增”就只能是“被增”。

简单操作，容易引发恶劣后果。要求涨工资的结果只能是：工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更大的不公。

涨工资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全部，甚至说，它只是很小的一块。说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却将矛头指向“涨工资”，这种做法有偷换概念之嫌，其掩盖了真实的社会矛盾，也掩盖了政府不作为。拿涨工资说事，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员工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规避了问题的实质。

我们不可被这样的言论遮住眼。我们希望通过理清纷纷扰扰的现象，探求到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并邀请专家支招，探讨解决之道，这是我们做本期选题的核心所在。

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多个层面。因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进行综合性改革。

要调整收入分配不公，当首先明辨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抓主要矛盾、从根本入手，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否则，做表面文章，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很可能转移了矛盾，贻误了改革良机，致使问题越积越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越发突出。

我们不排除，很多时候，有关部门出台政策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结局往往与期望背道而驰。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借改革之名，进一步瓦解社会公正、公平和道义。

说到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应当是人，是国民的幸福感与生活质量。做什么都不能忘了初衷，“要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

华生:要看到收入不公的本质

对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目前大家谈论的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在认识上也有误区，认为政府用简单的提高最低工资的方法就能解决，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现在，大家的基本思路有两个：一方面，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只基于工资和劳动力本身，这样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政府在再分配过程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造成的。

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有三个：第一，收入分配差距最大层面还在城乡之间，城里人的收入是农村人的3倍，如果把福利算上就是5、6倍。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差距拉大最主要的原因，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就是城市化。大量农民工及家属都进了城，他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大幅度提高；留在农村的人，由于人少地多，他们的收入也会提高。

第二，从劳资方面看，现在，我们的劳动收入要交很多税，但对资本收入的征税很低，甚至很多资本收入是不征税的，这就是我们要重点调整的。但对劳资的调整已经不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问题了，涉及到整个税制的改革和设置问题，这是制度框架上的缺陷。

第三，政府的政策调整。在整个财政收入中，政府要拿多少？政府、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的收入比例应该重新调整，政府财政应该拿出一定比例反馈到居民头上。

(华生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霍德明:要改变以生产供给为主的政策导向

谈收入分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指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劳动力占多少比例，资本占多少比例；第二次分配是指用财税手段进行的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指保障、福利、捐赠，等等。中国的收入分配，严格讲起来，还只是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甚至可以说第一次分配都没有做好。

收入分配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中国的收入分配还没有脱离当初计划经济的思路。按照计划经济的理论，产品由中央统一计划生产，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出来能不能卖掉不重要。现在，中国的政策都是以生产面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只关心能生产多少，不关心能销售多少。

可是，用生产来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压缩生产要素成本。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为了提高利润，就要压低成本，压谁的成本？那就是资本成本和劳动力成本。

所以，在以生产为主体的制度下，会造成了国家政策的方向性错误。一旦发生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成本就会被人为压低。

在美国，很多政策绝不是追求生产多少，从没有这个概念，美国包括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都是以消费来考虑生产的，从不要求企业要生产多少。

改变以生产供给为主的政策导向，应该是我们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方向。

(霍德明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袁钢明:政府要站在人民立场上

政府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给老百姓提高工资总要首先考虑生产力的发展，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发展，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先生产后生活，先投资后消费，这种观念早就陈旧了。站在资本家和生产者的立场，这种观念是维持不下去的，也是造成中国高投资低消费、国富民穷的原因。

政府每次提到提高居民收入问题就觉得难，说到提高国家收入就不觉得难。这是观念和视角的问题。

收入分配不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国家却视而不见。现在的矛盾非常尖锐，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程度，从各种统计数据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比如，20%的人掌握了80%的银行存款，中国富人在世界上的消费首屈一指；反过来，中国的贫穷程度在世界上也是非常严重的，中国屡屡发生的社会不安定事件，都跟收入不公有关系。

很多压力没有通过政治制度或社会结构反映出来，老百姓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能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表达出来。很多合理的机制不存在，所以，不合理的矛盾都被掩盖了、压制了。直到现在为止，很多工作还远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大家对《工资条例》要求很强烈的时候，政府就被迫出来说两句，然后再往后拖。到最后搞出来的东西还是只考虑国家和企业，没有从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因为老百姓没有权利参与政策的制定，政策的方向与政策决策机构、社会机构有很大关系。

很多东西应该制度化、法律化，比如《劳动合同法》就有它的强制性，如果企业不这么做，就要停产，被罚，光说不做不行。将来《工资条例》出台后，如果达不到最低工资标准，就应该被视为违法。当然，法律要定得合理，在合理的基础上要有强制性。

从税收方面考虑，现在的税收增长还是来自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部分是工薪阶层。这个事情大家都明白，对此批评的人也很多，但就是不调整，因为没有法律强制。

(袁钢明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萧国亮:要约束政府行政开支

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垄断企业与一般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是政府财政收入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中占有比例过大的问题。近七八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大致以30%的速度在增长，国有企业收入增长大致是百分之十几，而老百姓收入的增长低于10%。

要解决收入不公问题，首先应该减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太低，税率太高，根本没有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企业的税种也太多，税率过高，很多是重复征税，除了交税外，还要交很多“费”。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财政收支体制的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减缓财政收入的增速。

国家财政收入不应该上升那么快。有些人说，财政收入增长快，是因为财政支出太大。实际上，政府财政不应该支出那么多，除了公共产品外，其他项目应该由社会资金来投资，而不是由政府来投资。况且，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头，往往是行政经费开支和“三公”支出，浪费惊人。所以，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就要解决政府、企业和老百姓之间收入不平衡问题，尤其要限制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

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增长了以后，老百姓应该得到更多的实惠，这就是“民生”。我们现在是倒过来了，政府得到的最多，老百姓得到的最少。有一种说法，政府的钱多了，就可以保民生。

但是，按照经济学原理，自己的钱由自己来花是最经济的，也是最有效率的。这就像居家过日子一样，自己挣的钱由父母帮着花，肯定会出现浪费，因为父母不知道孩子真正需要什么。同样的道理，老百姓的钱应该由老百姓自己花，不用政府帮着花，政府觉得哪些贫困人口需要帮助，就直接给这些人发钱就行了，不必搞得太复杂，那样，政府也很累。

只有财政收入分配问题解决好了，才能去谈其他问题，比如国有企业问题。国有企业原来叫做全民所有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应该是归全民所有的，不应该是国家所有。国家只是全民雇来的经营者。所以，国有企业应该让每个老百姓都有股份，国有企业赚的钱大部分应该分给老百姓，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全民所有制。

在中国，仅仅讲经济学是不够的，还要讲政治经济学。我们现在的经济问题，到最后就是政治问题，所以，要尽快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萧国亮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