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洱热:1960年代美国为何会支持台湾派特工骚扰大陆

牛大勇

美国纵蒋窜扰大陆

蒋介石的反攻日程虽因美国的掣肘而被迫推迟，又因中共的严阵以待而有所收敛，却顽固地不肯轻言放弃。

自1949年退守台湾以来，“反攻复国”的目标已经成为蒋介石集团的精神支柱，并赖以维系孤岛上的人心士气。长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舆论准备，使其自吹自擂的“反攻”犹如满弓之箭，势在必发。大陆暂时面临的经济政治困难，在苦撑待变的蒋介石眼中，无异于难得的良机。尽管再不敢孤注一掷，贸然发动全面进犯，但以小规模的侦袭窜扰，引发大陆民间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的动乱，这种幻想总像幽灵一般游荡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他继续要求松缰放绑，力图拖美下水支持他对大陆沿海的窜扰。美国虽然已经得知中国将尽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经不住蒋的死缠硬磨，终于准其发动严格限于20人左右的小股侦袭窜扰，绝不允许采取大规模行动。于是，东南沿海的局势转为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纵容下进行小股袭扰，大陆军民反袭扰的斗争。

1962年8月初，蒋介石再次通过柯克，要求美国给他提供登陆艇和用于轰炸、空降的飞机，一次空投20人到大陆搜集情报。白宫考虑再三，担心继续敷衍或坦率拒绝，都会引起蒋的不利反应，决定先把两架空投用的C123运输机送往台湾，却拖住轰炸机和登陆艇的供货。哈里曼助理国务卿8月8日指示柯克，可以参与研究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民变蜂起时实行水陆进攻的能力，但不得参与研究台湾面临中共攻打沿海岛屿时的反攻大陆问题。美国的方针是万一中共发动这种进攻，应尽量把敌对冲突限制在当地，并努力平息之。

肯尼迪8月22日批准了国民党实行不超过20人的空降行动。接着，国务院也改变了“努力防止（国民党人）从沿海岛屿发难”的政策，同意给台湾从美国采购橡皮艇发放许可证，理由是这些小艇不会使台湾单方面行动的能力有重大增长，反正台湾也能从日本等国购得等等。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美国的这点让步，希望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9月6日，他在阳明山官邸同柯克进行了一场约束与反约束激烈辩论。柯克一端出缺乏过硬情报这个老盾牌，蒋介石立即反唇相讥：除非对大陆采取行动，恐怕很难有美国政府认为的那种过硬的情报。台湾当局有许多未向美国透露的情报来源，即使透露，美国也未必承认它们的价值。柯克指出美国政府一直在密切跟进“国民政府”的小股空降计划，打算一俟两架C123飞机和机组人员准备就绪，就送来台湾。但行动的目标仅限于侦探性质。蒋立即提出，一旦探测到对方的弱点，就应以大批空降夺占一两个守备薄弱的城市，以唤起大量民众反叛。柯克提醒他，美国政府仍然觉得最好是把行动局限于小股空降，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向台湾提供轰炸机和登陆艇。蒋介石责问：如果大陆发生大规模起义，美国是什么态度？柯克说将视情况而定，不能预言。蒋于是愤懑地表示怀疑1954年的条约是否依然适用，目前形势下死守条约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他的政府必须重新考虑条约。柯克话里藏针地反问：“难道蒋总统提议的是废除条约，从而想让美国的军事和其他援助停下来”？蒋也不甘示弱地说：那就由美国政府看着办吧。但他接着还是给美国出了一个主意，即宣布反攻大陆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以此逃避美国负有阻止台湾进攻的责任。柯克坚称肯尼迪目前不能同意台湾当局的计划和希望。但柯克提议美台应通过两个组织来加强具体合作，一个是处理秘密情报的联合委员会，一个是研究公开作战的“420委员会”。后者发展为代号“蓝狮”的美台联合委员会，负责研究大陆一旦发生起义，台湾实施两栖作战的能力。

美国修订军援目标

事后，泰勒在给肯尼迪的报告中承认，美国允许台湾保持一个适应进攻大陆需要的军力结构，又帮助弥补预算中的亏空，当然就使蒋有理由保持反攻的希望。原来美国援助台湾发展军事力量的目标之一是使其“在远东发生全面战争时，能广泛援助美军”。这个目标是个无底洞，它可以证明维持几乎任何规模的台湾军力结构都是合理的。每年高达1.6亿美元的军援计划已经能够适应防御台澎金马的合理需要。为了堵住上述的无底洞，泰勒建议把美国军援目标修订为使台湾军队能够：（1）维护内部安全，（2）用美国同意的援助保卫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3）保持三个师的远征力量，以供用于西太平洋其他地区。按照这个目标，台湾的陆军将减少到至多15个师，但以地对空、地对地导弹和预警飞机加强空防海防，并把大陆机场置于台湾导弹的瞄准镜中。他还主张更坦率地向蒋说清楚，对于支持他反攻大陆的要求，美国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

美国政策制定者立即表明他们的意图是什么，不是什么。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11月30日提出旨在“以压促变”的对华政策文件，特别提到要在坚持围堵中国、维护台湾政权的同时，“对北平甚至我们友邦铤而走险的越界行动保持格外警惕”。还具体建议：美国和国民党人都要避免进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将冒损失惨重的风险，为中共政权提供有效的凝聚力，并招来中共的反攻。“但是，我们应支持国民党人不断进行甚至大量增加小规模的试探和秘密军事行动，这对搜集情报可能有用，特别是可以探测共产党武装力量和公众的情绪，也可能使该政权失衡”。

扩大行动再度碰壁

由于美国一直在原则上允许对中国大陆进行小规模试探性的军事活动，蒋介石集团在大规模军事冒险暂不可行之下，从1962年10月1日开始，对东南沿海地区发动了小打小闹的捣乱和窜扰，企图激起民变，再伺机扩大规模。

大陆军民洞悉机先，早有准备，密切配合，从当年10月到12月，先后在广东沿海地区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空投的九股美蒋武装特务。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公布战果：总计歼灭美蒋武装特务172人，其中有7个特务纵队司令，14个副司令，1个队长、2个副队长，4个正副登陆指挥官。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3艘。缴获一批美制通讯器材和枪支弹药及伪造的人民币、解放军军服等等。台湾的报纸也承认已有172名游击战士不幸“成仁”，但还有其他游击战士继续战斗在大陆上。

中国的报道强调美国支持蒋介石窜犯的作用，重申陈毅副总理兼外长7月间指出的：“蒋介石匪帮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不论时间是早是迟，不论规模是大是小，都要由美国政府负责。众目睽睽，美国政府要想逃避这个责任，是绝对办不到的。”

中国的报道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国家谴责美国支持的侵略行为。美国深感处境狼狈。柯克直奔沈昌焕家中，向这位卧病在床的“外长”提出责难，转告他：“肯尼迪总统强烈地认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必须没有丝毫可被指责为侵略性的行动”。沈承认已获悉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小规模窜扰的结果令人失望。

但是蒋介石继续沉迷于激发大陆人民群起反共的幻想中，进入1963年后，不仅不放弃小股窜扰，而且加紧准备大举反攻，建造机械化登陆器材，训练伞兵，组建空降师等。据美国估计，台湾那时的装备，可以海运三万二千部队登陆，空运五千到一万人进行一次迅速的空降，而美方难以事先察觉和制止。

柯克1月16日向蒋介石递交了美方对其反攻方案的研究结论，认为蒋没有力量满足渡海登陆、空中掩护、后勤补给等等进犯大陆的需要，再度否定了蒋的反攻计划。固执的老蒋满心不悦，故伎重演。他乘柯克1月19日返美动手术之机，绕过这位不招人喜欢的大使，直接会见蓝狮委员会美国委员、防台美军司令迈尔逊。拿出一份《国军在大陆登陆的重要指导原则》。其中第1至4条讲登陆兵力规模，可供登陆的地点，第5条提出不应把美国卷进来，第6条声称：“这种军事行动系中国内政，是一个独立国家行使自己的主权，所以其他任何国家皆无须插手”。哈里曼闻讯即令驻台“代办”高立夫1月22日向台湾当局澄清：美国不同意修改1954年条约和换文，蒋所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必须按照条约规定，经双方一致同意。

回国动手术的柯克2月4日接连向邦迪和肯尼迪汇报了台湾形势，指出由于蒋介石集团紧锣密鼓地准备反攻，美国正面临一个“春热”期。蒋军自行登陆后，很可能陷入困境，必然求助于美国，美国届时无论想不想干，都得被牵着干。另一方面，中共可能实行空中反击，轰炸渡海的敌军和台湾港口，美国也面临是否依照美台条约投入战斗的难题。美军一旦和北京开战，可能就意味着走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即一场世界性的灾难。柯克的情报来源使他坚信，蒋介石一伙总是千方百计要把美国卷入战争。这位在太平洋战区驰骋多年的老舰队司令，向年轻的前海军上尉肯尼迪讲述了战后美蒋之间的种种龃龉。指出蒋从来不反省自己在战略、民心等方面的失误，只知埋怨美国援助不力。他若有朝一日返回大陆，也不会感谢美国，只会没完没了地给美国找麻烦。他建议美国重新考虑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台湾是否对美国利益必不可少？

对如此有限的慷慨，蒋介石报以模棱两可的口信：无意规避条约和相关协议，但应在条约范围内对解决大陆问题有所作为。据高立夫“代办”判断，蒋介石的意思是希望美国不要事先反对他反攻大陆，一旦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宣布撒手不管，拒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高立夫的结论是，“目前情况下给蒋更大的行动自由，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哈里曼对此完全同意。

得知美国这一态度后，蒋介石3月5日亲自致函肯尼迪，辩称大陆日益增长的不满、毛泽东——赫鲁晓夫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造成空前的机会。促请美国给他充分支持。肯尼迪4月11日回信阐明：美国只能帮助台湾建设和防卫，“根据我们对形势的现行估计，不能同意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美国之所以如此，中苏同盟关系仍是其顾虑的要素之一。直到7月底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时，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康仍认为虽然中苏分歧很大，但未必很深，也不见得会最后分裂。哈里曼也不认为中苏两国会分裂，如果蒋介石在大陆登陆，苏联会全力支持中共。

原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曾向负责政治事务的美国代理副国务卿约翰逊探问：万一台湾不经美国同意就进攻大陆，美国政府会做什么反应？约翰逊毫不含糊地回答：将引起毫不留情的最严厉的不利反应——如果台湾当局无视自己的条约责任，美方的条约责任是否还有效就成问题了。台湾应考虑它到底愿不愿意同美国保持条约关系。

就这样，台湾试图让美国默许其扩大行动规模的努力又一次碰了壁。

蒋经国访美无功而返

在美国有限度的支持下，蒋介石不能大规模进犯大陆，又不甘心看着中共顺利渡过目前的难关。不能大动就小动，他要继续以小股窜扰，外加政治战、心理战，在大陆引发动乱，再趁机扩大军事行动。

美国则力求把台湾的行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规模上，处处防备蒋逐步升级。

由于柯克患病，肯尼迪任命赖特将军接任。赖特1963年6月底到达台北，很快就促成蒋经国访美。这是双方都希望沟通战略的一个机会。

蒋经国9月6日至13日访问华盛顿。先会见了已经升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老朋友克莱恩，转达蒋介石的新战略：一年半内不进行军事进攻，除非大陆发生叛乱。希望美国支持国民党的秘密作战和大规模增加小股渗透活动。

随后蒋经国会见了哈里曼和小希尔斯曼等政要。在会见邦迪时，他再次转达了其父的乐观估计：鉴于美苏关系的缓和，如果台湾现在采取行动，苏联不会援助中共。台湾承认大陆问题要靠政治而不是军事来解决，但政治的定义包括了政治战、心理战、外交行动、沿海窜扰、小组空投等等。台湾当局打算分三个阶段，各以6个月为期，把海上窜扰和空投活动从小规模提到中规模，再到大规模。蒋经国还神秘地宣称，台湾已经侦察到大陆的导弹发射基地和原子设施所在地，希望与美国共同设法消除之。

邦迪答复：美国把削弱中共政权特别是核发展的措施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将最慎重地考察进行的可能性。但他强调，美国政府厌恶触发重大冲突，若大举进攻中国大陆，将使中苏重归于好。美国远大利益在于让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成效。

9月11日，蒋经国会见肯尼迪，向他递交了蒋介石的信件和两个附录，内容是要求美国支持空投突袭行动，提供海空运输工具和武器装备。蒋经国具体说明，台湾想在未来一年至一年半中，使用尚未动用的4架C123，再要5架C130运输机，还需要增加登陆舰，将突袭规模增到每批500人。时机成熟时，占领长江以南的一省或数省。肯尼迪质问：鉴于台湾当局最近小股窜扰的失败，有什么根据相信空投100到300人或登陆300到500人会成功？蒋经国绕山绕水地从禁核条约扯到中苏论战，再扯到不能坐视中共走出困境，要趁机骚扰破坏。但在肯尼迪的叮问下，只好承认前一段的窜扰不太成功，伤亡率达85％。肯尼迪坦率指出，看不出这些骚扰给大陆政权造成了什么混乱。美国觉得特别缺乏来自中国大陆的可靠情报，在古巴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可靠情报。美国如果支持蒋的行动，其角色难免为人所知，这对美国是极为严重的。美国不想卷入被认为是进攻大陆而又会失败的作战行动。

谈到联手摧毁中共核基地的事，肯尼迪表示愿以一切“合理的手段”削弱中共力量。他问蒋经国，是否有可能空运300至500人到远至包头的中共核基地，而飞机不致被击落？尽管台湾飞行员驾驶的美制高空侦察机屡被击落，且从无大型运输机成功飞越大陆内地之先例，蒋经国却好象蛮有把握似地回答：这种行动是可行的。

美国应付归应付，打发走蒋经国之后，并没有就此采取进一步行动。肯尼迪除了表示将“仔细研究”台湾增加运输工具的要求之外，最后允诺的唯一事情就是同台湾密切协作搜集大陆情报。

潮起潮落失与得

台湾当局经过两年多来对肯尼迪政府的反复试探，至此总算认清美国不会在目前形势下同意它向大陆公然发动军事进攻，同时也确认美国会继续同它结盟，同大陆敌对，并在一定限度内默许和纵容它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侦袭窜扰活动。肯尼迪的这个态度，为其后任所继承，也就限定了六十年代台湾当局对大陆的行动规格。此后一段时间，台湾当局尽管于心不甘，不时向华盛顿提出鼓动性的建议，不断将一批批“复国勇士”送往大陆“取义成仁”，但撼不动大陆军民的铁壁铜墙，也拖不动美国更深地下水，夹壁之下，此路不通。六十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的窜扰活动只得面对无情的失败，悄然沉寂下去。

似乎可以认为，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计划是因美国的制约而未能实行，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根本行不通的计划，是痴人说梦。从六十年代大陆和台湾两边的实力和人心的状况来看，可以料定，蒋介石的反攻只能遭到覆灭的下场。何况大陆方面对此已有所准备，严阵以待，台湾连突然袭击的效果都达不到。所以反攻计划的流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不现实的。这也是美国不能支持它的原因。

可是，台湾当局通过这场闹腾，给美国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干扰和牵制了肯尼迪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终于还是把美国拖入对其小股侦袭窜扰活动的援助中，达到了使美国继续同台湾拴在一起，同新中国保持敌对状态的战略目标。由于国际风云的复杂变化，也由于台湾当局制造的海峡紧张局势制约了美国政策上的选择余地，1962年中美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和僵硬。

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为例，自1962年台海局势紧张以来，一直陷于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的是非争辩之中。9月9日，国民党空军一架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南昌上空被击落。20日中美大使会谈时，中方就此事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种间谍活动完全由美国情报部门操纵，是美国煽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国的结论是，U2事件证明肯尼迪政府比其前两任在对华政策上更富于冒险性，更不负责任。卡伯特辩解说，飞机是台湾当局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购买的，美国政府对制造商卖出的飞机的用途不承担责任。中方既然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台湾自然会采取侦察之类的预防措施。此外，他重申在6月23日会谈中的声明仍是美国的政策。

台湾空军依赖美国的装备和训练，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其高空侦察机多次深入大陆腹地拍照，也早为中共察觉。这次击落U2飞机，就是根据对其多次飞行路线的分析，精心设伏的结果。这是1958年以来在中国大陆上空击落的第四架美制侦察机。中方之所以由此提出肯尼迪政府更有冒险性的结论，应该是在中苏论战激化的背景下，对美国政策性质的一种判断，也是为了向美方施加更大压力。

1963年2月20日举行第114次会谈时，美方纵容蒋介石集团侵袭大陆的事实已被揭露。在世界舆论的谴责下，美国处境十分尴尬，又不能放弃对蒋帮窜扰的支持，于是会谈的口径有所变化。国务院指示卡伯特应继续不承认美国卷入侵袭行动，但避免重申去年6月23日会谈中所作的无意支持台湾当局进犯大陆的保证。

至1963年下半年，鉴于中苏分歧的扩大，美国国务院曾考虑在华沙会谈中采取更为和解的调门，看看是否能得到中方的回应。谈判代表卡伯特奉命在9月11日第117次中美大使会谈中宣称，美国对中国打算“保持坚定而不敌对的态度”，并准备“耐心等待直至王（炳南）那一方愿意合作，缓和紧张”。

然而，中方尚未来得及对这一表态的含义仔细研究并作出回应，11月初台湾当局派遣美制U2高空侦察机被击落于大陆一事，又把中美关系推往继续敌对的方向。到了11月13日双方约定的下一次大使会谈，也就是肯尼迪生前的最后一次中美会谈，主题却成了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抗议与反抗议。王炳南把美方刚刚表达的“坚定而不敌对”的对华新立场斥责为“谎言”。他历数美国飞机军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空降蒋帮的游击队、邀请蒋经国访美、参与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南越和南朝鲜扶持代理人、装备印度军队、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等敌对行动，一一予以严厉谴责。卡伯特除了一一辩解之外，还坚持要求释放美囚，交流记者。双方的会谈依然陷于僵局。

据大陆方面的资料，从1962年10月到1965年，大陆军民共歼灭登陆的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击沉和缴获各型登陆用的船艇24艘。在海上歼灭国民党军小股袭扰武装47股，部分歼灭和击溃13股，击沉各种舟船18只，缴获20只，击毙约100人，俘获316人。还击沉“剑门”、“章江”、“永昌”三艘战舰。空中1961年到1967年共击落美制蒋军U2高空侦察机5架，RF101侦察机3架，F104战斗机1架，P2V7型飞机3架，以及RB57、无人驾驶侦察机等多架。从这个角度讲，台湾损失惨重，大陆战绩辉煌。

但从现在披露的美国档案资料来看，和当初大陆的人们想象不一致的是，美国上层人士包括军方将领访台，几乎都是致力于“拴紧”而不是“策动”蒋介石的反攻。同样，美国使节和顾问在美蒋合作机构中扮演的角色，也往往是“制动器”的作用多于“发动机”。美国对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态度，基本上可以说是不许大打，只准小闹。台湾闹不下去了，就只好黯然收场，海峡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