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弗利:走出秦城的周扬：耳朵被打残 仍然崇拜毛泽东(4)--军事频道-中华网-中国最大军事网站

    1927年“412”白色恐怖开始后，父亲抱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加入共产党。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党组织遭破坏，父亲独撑局面，为保存左翼文艺做出重大贡献。但“他需要支持的时候没有得到支持。”又因他当时年少气盛，没有处理好和鲁迅的关系，挨了骂，带着一肚子委屈到了延安。

    在延安，父母首先是有了回到家的感觉。不用躲避国民党的追捕。生活虽艰苦，但有了保证，不用为没钱发愁。他心情舒畅，工作积极。看来毛泽东对这个勤奋能干的年轻人也很赏识，安排住处，促膝谈心。当1939年底周立波到达延安时，父亲对他说：“立波，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不难想象，当年轻的周扬遇到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并得到他的信任和理解时，他便自然地从心底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从此，他跟定了领袖，跟了一辈子。完成了一个忠臣的使命。

    对建国后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的错误，他认为不能都推到毛主席一人身上，全党都有责任。30多年来，知识界文艺界受到的伤害最重，作为当年的领导者，父亲愿承担一切责任，从不上推下卸，他给许多蒙受了冤屈的老同志们道歉，不去辩白具体真相。

    人家骂他也不在意。有时，连了解内情的妈妈和他的老秘书露菲大姐都愤愤不平，他就说：“人家委屈了二十多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吐吐怨气骂骂人也可以理解嘛。”他和我谈到有人反对“伤痕文学”时说：“人家受了那么多伤害，为什么不能写写伤痕？”每当他对我说起这些老同志们经受的磨难和委屈时，从不提及这些人本身的一些缺点毛病，我感到他的道歉完全出自内心，是坦然和真诚的。

    如果人们能从同情弱势者的习惯氛围中走出来，冷静地审视一下历史，他们会发现，如果胡风或丁玲当了权，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说，可能他们“比周扬还周扬”。

    “文革”之后的父亲，是能深刻反思的少数共产党人之一，以至被人看做是“党内异端分子”。我想是他没有把党走过的弯路只看成是毛主席和“四人帮”的错误，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3月7日，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中央安排的。他在报告中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

    没想到，这一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由此引发了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给了父亲最后一击，一年后他便倒下不起，直到去世。

    记得1984年秋父亲住院不久，大约已进入冬季，听妈妈说，耀邦同志专门派人送来一个西瓜，那是朝鲜送给耀邦同志的，一共只有几个。当时反季节水果极少，不像如今一年四季水果都能买得到，所以十分珍贵。我觉得，在当时，胡耀邦同志也只能用送西瓜对周扬表示一点安慰而已。

    晚年的父亲为大多数文化界知识界的人们称颂。至死忌恨他的是极少数。袁鹰回忆1984年12月29日的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开幕时说，周扬从医院打来电话祝贺，“十秒钟的简单祝贺博得了两分钟的不息掌声。”“没有人发号令，没有人在主席台上带头，掌声完全是自发的，真心诚意的。”

    1月3日，356个代表自发签名的慰问信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作家代表团的联名信送到医院。我看过这两封信，是用毛笔(或粗水彩笔)写在几张大白纸上的。这信的思想是真诚的，感情是深挚的。

    在饱受病魔五年多折磨之后，1989年7月31日，父亲默默地走了。

    我从机关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去了。老秘书露菲大姐已到，我六神无主，全凭露菲张罗。没多久，一些领导和父亲昔日的部下也来到医院，大家决定暂时瞒着住在医院的母亲。把父亲遗体送到太平间后，我们赶紧回家布置了灵堂。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文联的同志，在夏义奎同志和露菲的指挥下，一切有条不紊。

    第二天开始，李瑞环、温家宝、王忍之、朱厚泽、翟泰丰等也来了，父亲生前战友部下学生朋友，母亲的熟人朋友学生，吊唁者络绎不绝，灵堂(客厅)摆满鲜花，只好把沙发搬到厢房廊下。院子里排满花圈。

    父亲在三个单位任职：中宣部，社科院，文联。也应是官方的丧事办理单位，不过实际上来的主要是文联的人。多半是夏义奎和露菲的部下，他们从早到晚不辞辛苦，有事我们一起商量，我就定心了。

    习仲勋同志来了两次，关心得很具体，嘱咐一定要把丧事办好，看到他很难过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宋任穷伯伯和钟阿姨来，建议把告别式定在9月，因为8月份中央领导人多数不在北京，同时，叫我把《周扬生平》稿好好找人看看。《周扬生平》原稿是顾骧同志写的，我作了少许修改，送交陆定一伯伯审阅。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和回稿。陆伯伯比父亲有过更多的血和火的战斗经历，几十年一起工作，两人意见未必完全一致，平时私人来往不多，他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知己。有这些可信赖的长辈的支持，我不怕什么了。

    9月5日早上，母亲坐在轮椅上到北京医院和父亲最后告别。她的眼泪早已流干，呆呆地看着父亲，抚摸着他干柴一样的手，坐了一会儿。她已虚弱得不可能去八宝山了。我托好朋友吴铁梅陪妈妈回友谊医院。一个多月后，妈妈也随父亲去了。

    父亲的告别仪式十分隆重，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灵车队伍很长，前面警车开道，在长安街上由东到西呼啸驶过，引起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好不威风。八宝山第一告别厅前人头攒动，花圈一直摆到了大门口，不够，又上库房取。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