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格里尔斯:丧钟为北大而鸣

据《北京晚报》报道，从今年5月起， 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所谓“重点学生”，包括了从经济贫困到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校方将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此举在舆论引起强烈反响。>>>详细 

　　北大：学业会商并非管制学生

日前，北京“学业会商”引起社会关注。昨日，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通过北大网站表示“学业会商”并不是管制学生，也不处罚学生，是“学校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详细

　【观点摘要】

==闾丘露薇：北大如何与学生“会商”？

一些北大学生想不通，这样的举措，为何会成为新闻。为何媒体也好，舆论也好，看不到帮助学业困难的学生这个重点，而是把焦点放在了思想偏激上？其实，之所以会产生争议，是因为北大承担着很多人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北大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令学人向往，不仅培养出一大批有用之材，更是新思想迸发的地方。

也因为这样，思想偏激四个字格外令人侧目。偏激的标准是什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标准？比如，在一些学工部老师及北大学生看来，对学校食堂涨价几角钱大肆抨击，就属于思想偏激。可问题在于，很多时候不是涨多少的问题，而是涨价的程序问题，程序正确、理由充分，那么，涨两元钱也要比涨二角钱来得正当。如果忽略了学生提出批评的出发点和焦点，只看批评的结果，就把学生归为“思想偏激”，是不是会扼杀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由表达的空间？

大家对于北大的关注和焦虑，是因为还有期待。一名学生给我发信说：我最大的困惑是，有想法让这个国家做出改变的学生聚不到一起。而且，由于教育资源垄断，现在的北大已经极少有农村进来的学生了。他眼中的大学，一边是夜夜笙歌，一边是要被“会商”的同学。而那些快乐的学生，缺乏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同伴的同情。这才是真正让人担心的事。

归根到底，大学是培养学生人格和世界观的地方。承担此责任的，当然还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请问北大：思想不能“偏激”么？

懂得法律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是决不能“偏激”的，如果向法律范畴外“偏激”，就会受到法律承办，如果向道德规范外“偏激”，就会受到道德谴责。但人们也同时知道，惟有思想是无罪的，因为思想的世界只属于每个人自己，你可以持平和周正的中庸之道，也可以偏左、偏右，你更可以将这种或“偏激”、或“不偏激”的思想拿到台面上，和别人讨论、碰撞、争辩，批评别人也被别人批评，思想“偏激”可能为部分人所看不惯，却既不违法，也不犯错，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正是在无数“偏激”、“不偏激”思想、主张的碰撞、融合与妥协下，才逐渐形成的。

当代文明社会是思想开放的多元化社会，所谓“思想偏激”，无非是他人想法和大家不同，或干脆说，和提议“会商”者不同，这原本是正常现象，又哪里到了必欲“纠偏”的地步呢？思想本就是自由的，诛心之论，古今中外都饱受批评，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思想会商”，这种试图在思想上强行“大一统”的思维模式，似不符合人类的天性。

北大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的学府，“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直是北大引以为自豪的学术风气。自蔡元培时代以来，历届北大校方都能秉承、尊重这八字传统，有意识地选用、包容思想倾向和个人风格迥异，但学术专长突出、教学作风端正的师资。教授、老师是学校雇员，尚有在言行上与学校风格保持一致的需要和义务，学生尚处于学习、成长和思想成熟阶段，更应“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学术成熟、见解进步的前提和保证，就算“偏激”一点，又有多大问题，以至于要兴师动众去“思想会商”呢？

再者说，思想这东西，除了大是大非外，原本就是见仁见智的，在彼曰“偏激”，在此或言“平和”；某些人认为学生“胡思乱想”是偏激，需要“思想会商”，一些学生或许反倒觉得，胡思乱想是学生的自由和天性，对这种胡思乱想产生太多“胡思乱想”，甚至动议要“思想会商”，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偏激”。

==教育问题的又一恶例：北大在剥夺思想自由

思想的火花，真理的嫩芽，由于其超前与独秀，往往不为流俗所认识，从而成为“偏激”论的受害者。

梁启超先生100余年前就曾谈过“偏激”问题：“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敬告我同业诸君》)在他看来，“偏激”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只有不同思想观点的相互补充，相互切磋，相互矫正，才能达至真理。古今中外的教训证明，因“思想偏激”而进行“学业会商”，不仅阻断了真理的门径，熄灭了思考的热情，而且剥夺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从而使公民权利与解放思想沦为笑柄。北大的这条新闻，让人不禁想起蔡元培为该校制订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训。正是秉持了这样的校训，在“五四”前后的若干年里，北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摇篮。不仅各路学术精英汇集北大，而且文化社团风起云涌，民主自由蔚成风气，从而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的独特传统。“会商”“偏激”举措一出，由不得人们不感慨系之。

曾任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认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梁启超在总结中国的兴衰史时曾指出，“吾尝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中国积弱溯源论》)而“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最为便捷的途径莫过于教育。他引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话说：“凡半开专制君主之国，其教育之目的，惟在使人服从而已。”(《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为此他叹道：“吾不知其所以设校之意，将以智之乎？抑以愚之乎？”我们必须正视，当下的一些高校蝇营狗苟，追名逐利，文凭取悦于官场，学位贱卖于铜臭，甚至学术造假，论文剽窃，种种恶习已经不堪名状。添此“思想偏激”的“学业会商”，是否又会创造一个恶例？

　==容不得“偏激者”的北大是谁人天下

有个23岁的清华大学学生，在图书馆里写了一个“重口味”的故事：儿子跟后妈乱伦，同母异父的兄妹之间乱伦……。你说这学生是不是“思想偏激”？

这个学生叫曹禺，那个故事叫《雷雨》。他挺幸运，没有活到如今的北大校园，不然，他将因为“思想偏激”受到校方“学业会商”，可能得交待一下：他哪来这么多龌龊的思想？为什么他这么仇富？他有没有下一步行动？

没有思想的自由，就没有创新，没有对所谓“偏激”的宽容，就不可能有自由的思想。为“少数派”提供一个自由宽松的空间，能为全世界带来创新的惊喜；但如果桎梏之，阉割之，扭曲之，只会把天才弄成庸才。如今全球最牛的社交网站Facebook，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在大学里做这个网站的初衷，只是想搞一个泡妞的平台，方便宿舍之间联系。扎同学如果在中国大学里搞Facebook，如此低级庸俗，铁定“非死不可”。

这次北大的“偏激门”，突显了大学的衙门化。这次的“会商制度”直接管到学生的“思想”上，伤及北大自由办学的灵魂，却是校内的衙门——学工部提出来的。可见，教授治校、学术独立神马的，都是浮云，学工部才是王道。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在一个不宽容、没有异端的权利、整齐划一的时代里，只能产生金字塔、兵马俑，唯独产生不了伟大的思想，以及独立的人格。

容不得“偏激者”的北大，还是那个国人共同景仰的思想家园吗？试问今日之北大，竟是谁人之天下？

==会商“偏激”学生，北大传统的挽歌

“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北大。的确，曾经有太多思想光泽，让北大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符号。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令人内心激荡的北大传统，现在笼罩上沉厚的暗影，而这块天地里自由与个性的空气越发稀薄。

这样的空洞与压抑，现在就聚焦于 “北大将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上。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查晶表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会商”透露的“调整、统一”意味不言自明。

“北大，已经不是以往的北大”，这是网友发出的沉痛叹息。这些年有关北大传统沦陷、精神矮化的事层出不穷，也一次次激起有关北大精神坍塌的讨论。但是相关的管理者似乎不为所动。

北大校长蒋梦麟描述过北大当年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问题。”面对这生动的场景，真不知道现在那些要把“偏激”学生“送到疯人院”的干部与学生，会不会一脸羞惭，知道那是北大上演的一曲精神传统沦丧的挽歌。

学者刘军宁曾说，“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捍卫自由。”悲哀的是，曾经为别人争取自由的北大，现在竟然沦落到要别人为它争取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