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豌豆图片 植物 简笔画:权力制衡比“自我限权”更可靠-搜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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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制衡比“自我限权”更可靠
来源：山西新闻网 2010年07月16日11:58河北大名县委书记王晓桦自2009年春节前上任后，连续出台10份文件变更干部任用制度，甚至专门出台《大名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规范》，规定县委书记“不临时提出调整干部动议”。这些举措直接限制了王晓桦本人的权力，是典型的“自我限权”。（据7月7日《中国青年报》）
看惯了大小官员热衷于争夺权力、自我赋权扩权、公然炫耀权力、肆意滥用权力的景象，突然读到县委书记王晓桦自我限制权力、谨慎对待权力、谦抑使用权力的故事，让人不禁耳目一新。
在现实语境下，用人权被认为是最大的权力，用人腐败也是最大的腐败。在许多地方，干部任用一直是县委书记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县委书记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力。王晓桦拿自己享有的用人权开刀，创设一套新制度来规范、限制自己的用人权，说明他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怀有深深的警惕，惟恐自己用权不当，损害党委、政府的形象和百姓的利益。这种难能可贵的警惕意识，是权力自省的起点，也是“新权力观”生成的起点。
“新权力观”秉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官员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并非越大越好，因为权力的本性决定了，“权力可能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语），权力天然需要受到限制和监督。王晓桦认为，他自我限权“也是在保护自己”，此言绝非矫情。道理很简单，一个官员手中的权力越大，他行使权力的空间就越大，他既可以轻快自如地做更多好事，也可以方便快捷地做很多坏事，而且还可以打着做好事的旗号，轻而易举地做更多的坏事，最终必然会毁了他自己。所以，王晓桦自我限权，也是在努力杜绝自己运用权力做坏事（如卖官）的可能，是在保护自己免于做坏事的危险。
从百姓的角度看，加强对官员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就是要使官员运用权力做事——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比以往更加困难。甚至可以说，为了达到“官员运用权力做坏事更加困难”的目的，百姓宁可“承受官员运用权力做好事也更加困难”的代价，像王晓桦那样对权力怀有警惕的官员，也宁可面临“运用权力做好事更加困难”的无奈。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逻辑环节上，县委书记王晓桦的自我限权，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他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限制自己身为县委书记的权力——主要是通过变更干部任用制度，限制了自己的用人权。另一方面，报道中说，“他又不得不运用县委书记的身份，强硬地推广这一制度”。如果说王晓桦已经实现了自我限权，那么，他“强硬地推广这一制度”的权力又从何而来？既然他能“强硬”地推广某项制度，就说明他手中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力，如果他愿意，如果他认为必要，他完全可以“强硬”地把某项制度一举取消，那么，他的自我限权又有多大的可靠性呢？
从根本上讲，官员自我限权虽然体现了权力自省的美德，却好比“坐在椅子上把自己举起来”，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是永远无法克服的。真正有效地限制官员权力之道，只能是在自我限权之外，从权力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入手，使外因通过内因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县域层面，要有效限制县委书记的权力，应当从党内监督（党员和纪检机关的监督）、人大的政治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检察院法院的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角度，强化党内民主对县委及县委书记的监督制约，以及其他权力机关对县委及县委书记的权力制衡，强化社会舆论、人民群众对县委及县委书记的权利监督。
只有通过权力对权力的制衡和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形成良性的政治生态平衡和完善的治理结构，才能用外力把坐在“椅子”上的权力者“举”起来，使权力者走上“权力须法定，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滥权必追究”的正道。
(责任编辑：徐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