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妹子福利资源:郭生祥：华尔街“公开的秘密”与秘密精英联盟

华尔街“公开的秘密”与秘密精英联盟

郭生祥

东方的包袱

我作为一个东方人，长期生活在欧美社会，西方这样一个标榜民主的社会，平时感觉静悄悄的，遇到事情的时候特别是重大事情的时候，却有那么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我非常好奇这么大的分散，它如何快速集中的呢？而集中后，又如何分散下去呢？

尽管欧美社会的聚散采取的是社会有机的条块分割，这必要的条块分割是内部效率最大化，从而影响外部效能最大化，因而尽可能使整体效用最大化，但关键的是这条块分割如何做到既有扩张，又有均衡，还必须更加有序化。难道只有这公开的形式，内部没有一定的核心引导和支撑？反观中国社会的生态链基本上也具备了欧美社会的各种生态要素和形态，但是却总是难以做到更为有序化的聚散，其社会的条块分割不是把社会隔离、分化，就是效能低化、内部僵化，内外难以高效整合，变成真的分割。

也就是中国社会与欧美社会在生态链和生态形态上，基本上具备相同的要素，趋同感越来越强。按照信用聚散原理，应该具有相同的能效，但是为什么欧美社会明显的更有序化，能量更大呢？这背后还有什么不同吗？仔细观察欧美社会生态，发现自从欧美渐渐走上民主社会之后，集权只是慢慢从公众领域退出，却转入另一个被严格限定的“公开的秘密”领域，也就是由极少部分社会精英构筑的一些秘密精英联盟，通过一些特殊的组织、机构、形态制定一些特殊的目标，约束特殊的成员，采取特别的措施、手段、办法。在社会最关键的部门、环节和最关键的时期，保障社会形成合力，不偏离既定的目标，也就是保障一个复杂的社会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

整个社会通过公开的民主来寻得广泛的正义，又通过一定的精英联盟来获得推广的力量。这就是欧美社会有民主，但又没有民粹的原因。

精英联盟现象可以说从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就开始了，原来帝国的精英打着教会的形式转向精英秘密结盟，广泛地分布在金融和政治核心领域，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从阿姆斯特丹市银行到英伦银行，再到纽约储备银行，无不闪烁着那些秘密精英联盟活动的影子。

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留学美国的时候，我对于耶鲁大学骷髅会长期以来有一种抵抗反感的心态。但是通过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及华尔街导演的几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慢慢地对欧美社会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之强感到好奇。观察到正因为有以上这个小小的不同，欧美社会从公开的集权转向了被民主掩盖的秘密的集权。

秘密精英联盟和传统的秘密结社有一个显然的不同，关键的区别就在于“公开的秘密”。一般人认为这与秘密结社没有什么区别，容易把二者混淆，对于我最初就是这样，由于对秘密结社的印象认为带有某种程度的阴谋活动，为君子所不齿。但是当我不带任何偏见地有了了解之后，却又觉得还是有许多值得研究、商榷的地方。

对于社会中特殊的群体，也包括个人，难以排除他们有一些特殊的隐秘性需求。比如打麻将，大陆社会以前就认为属于赌博，即使在家里，时不时也会抓一抓。但是最近由于澳洲移民来的华人老人多了，西方社会就引导他们到俱乐部中去，因为这类活动谈不上高雅，需要在恰当的公开性下给予一定的隐秘性活动空间，起到中和的作用，这就叫“公开的秘密”。再比如对于夫妻性生活，你不能在公开场合提倡性，但是在两人世界里，却不能禁止。对于类似需求，注重以提供公开来满足某种特定的隐秘需求。总之，把秘密精英结盟也纳入“公开的秘密”，其实就是一种适当的鼓励和公开的限定。

提到“公开的秘密”这类话题，显然这是一个与社会建设提倡公开性相反的隐秘性话题，有的人说我们的社会也有隐私法、保密法的调剂与规范，但是对于一些许多特殊的需求，由于不太可能去大张旗鼓地倡导，还是需要给予一定的“公开的秘密”以“圈养”。而对于一些特殊的理想，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生物链上增加这么个环节，一是增加神秘，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在周遭的压力下，提高动力；二是限定圈子以便减少阻力，提高协调效率；三是便于保持目标的坚定性和纯洁性，尤其对于那些具有重大的战略博弈方面的理想和计划，适合这种“公开的秘密”。

一般来说，许多私性的、隐秘性的东西往往混杂着好的和不好的趋向，就尽可能地创造“公开的秘密”予以限制和保护；而对于某些特殊的组织要实现其所谓伟大的理想，一时还不需要暴露战略意图和目标，相当长时间内可允许它小圈子化、隐秘化，就是“圈养”起来，视之为“公开的秘密”，既正面地利用了这类组织好的一面对社会的带动作用，又限制了它的负面影响。这样就辩证地处理好了这类群体或个体行为的公开性与隐私性、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利益之间的矛盾，处理好了文明社会对小圈子社会的“公开的秘密”。

“公开的秘密”是社会生态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公开的社会组织在今天的时代，基本上是张扬的，各种构建也是基本齐备的。但是有公开性必有公“闭”性相对，这是符合自然对称原理的，这就是“公开的秘密”，也就是在一个正常社会需要有一定的自发性、暂时还难以公开的隐秘性组织，协助一个健全的社会做到聚散效能化、有序化，这类组织是社会生态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显然隐秘性需求既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组织的，完全应该多研究隐秘性组织的特殊社会功能，依法给予规范，为健康的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建设也要注意社会心理研究，在满足社会心理需求方面，隐秘性组织也有正面的社会功能。

保有一些隐秘性也是人的一种天性，社会组织也要注意这种隐秘性的特殊功能。一个社会隐秘性越好，才使社会的开放越健康，而不是相反。社会有各种声音，有的适合公开出现，有的是暂时的、分阶段的，可采取隐秘性活动，按照一种特别的程序与社会进行沟通和规范，直到社会条件成熟，再转为公开。

因此，在中国社会建设中，有明组织的功能和需求，也有暗组织的功能和需求；如果这两类性质的组织处理得好，刚好是这个社会健康的标志，而不是相反。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类“公开的秘密”也不能违法，没有什么治外法权。

这样说来，这类“公开的秘密”类社会组织，在社会动员生态链上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环节，对一般社会功能有时候是一种补充和救济。

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对于那些伟大的战略目标，一时需要韬光养晦的，完全可采取精英结盟的秘密形式，以便在事物的关键部位、发展的关键环节、历史的关键时期，保障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不偏离既定的目标、既定的轨道，跨越各种非理性和不确定性。

西方社会的传统

西方社会至今，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领域，还保留有这类具有正面作用的“公开的秘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文化与传统形成时期，比如基督门徒、欧洲骑士、耶鲁骷髅会。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要实现伟大的理想和目标，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去设计、动员与执行、落实，这些强有力的组织就在道统和血统之间，通过政统与法统来维系，通过明组织和暗组织来实施，通过“公开的秘密”来限定和发展。

由于血统的不同开放性，对内的凝聚性，对外的排他性，加上道统的公开性、客观性，从而使人类社会与文明呈现政统和法统上的千差万别。

世界全球化潮流下，由于中国农耕文化的局限性，长期存在着组织效能不高的特性。既要吸取历史上有过的秘密结社危害社会的教训，当他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恶性膨胀，尾大不掉；又要充分利用他们在和平的扩张时期，利用公开的秘密暗组织的理想和纪律，有效地组织和动员。今天在和平建设时期，对于重大社会活动和变革的组织和动员，对于经济和金融重大利益配置的效能，可以让他们协助来实现正常难以实现的效率，达到正常难以达到的目标。特别是今天在一个世界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有没有这样的组织，内外有没有这种看似没有组织，却比组织威力更大的一种现象存在，就显得十分考究。

在古罗马，当蛮族推翻西罗马帝国后，在其境内建立了一系列蛮族国家，其中三百多年以后，法兰克王国在查理大帝的手中臻于鼎盛。查理一生经过五十多次的战争，将西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并由罗马教皇加冕为“伟大的罗马皇帝”。这样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三百多年以后，欧洲又出现了一个“罗马人”的帝国，查理曼帝国。“帕拉丁”原本指跟随查理大帝征战四方的十二名武士，罗马教皇加冕查理大帝后，这十二名武士也自然而然地荣升为“神的侍者”，成为“圣骑士”的代名词。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骑士是从公元八世纪下半期、欧洲进入封建时代以后开始的。由于封建君主的武士必须装备齐全，拥有良好的坐骑和一定数量的随从，因此要有经济上的支持。那些大贵族便通过向武士分封土地，既满足了他们对土地作为财富的要求，也使他们成为大贵族的附庸，渐渐形成了一个附庸于大贵族的特定阶层——骑士阶层。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运动，使蛮族人野蛮好斗的因素与基督教的神圣信仰融合在一起，使那些以刀剑为生的武士一跃而成为基督的卫士。骑士不仅发誓效忠于其主人，而且立誓成为教会的卫士、寡妇和孤儿的保护人，骑士脱离了其蛮族和异教的背景，而被整合于基督教文化的社会结构中。结果，骑士像神父和农民那样被视为中古欧洲社会不可或缺的三个器官之一。

在近代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论欧洲如何地四分五裂，其骑士精神一直都存在着，并且呈现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转入地下，采取秘密组织的形态；二是转入极上层、极少数的政治领域，极上层、极少数的货币、金融和资本领域。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家，一直都比较活跃，特别是每到历史关键的时候，他们的身影就闪烁出来，并且多以天命自居，大有替天行道的味道。

欧美历史在各个关键时期，哪一个少得了他们的身影？

美国也在少数领域继承了欧洲的精英结盟

美国这个最早建立起民主自由制度的国家，为连续不断地保证民主的集聚功能和生命活力，有意识地、系统性地推动了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废奴运动、两次参加欧洲战争、全球化与民主化。从而不断强化了美国社会的组织和动员力量，即是聚散能力，在美国社会的这些变迁历史中，有一种社会精英，他们通过明的、暗的精英结盟的形式，通过一些特殊的训练和组织运动，推动美国社会始终围绕自己的理想与目标。这些精英始终走在理性的前沿，它们的作用和价值是不可否认的，比如耶鲁大学的骷髅会之类。

骷髅会1832年由耶鲁大学毕业生威廉·拉塞尔创立，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赴德国游学一年，据说他在那里结识了德国某一秘密组织的成员，并从此迷上了秘密社团。回到美国后他召集了大学里一批好友，成立了这个秘密组织。在耶鲁，还有像卷轴会和钥匙会（Scroll and Key）、狼首会。其他像哈佛大学的Porcellian Club、剑桥大学的Cambridge Apostles等，都是性质类似的精英组织。

被神话了的骷髅会，很多人相信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由该组织策划的，包括原子弹的研制、《时代》与《新闻周刊》两大国际舆论级美国媒体的成立、猪湾事件、肯尼迪遇刺案、水门事件及美国的外交政策等。2004年在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和共和党推举的两名候选人小布什和约翰·克里都是骷髅会成员。曾经有三名骷髅会成员当上了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老布什和小布什。在商界，摩根士丹利的创办人就是一名骷髅会成员，洛克菲勒家族的多名成员也都参加了骷髅会，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几乎就是骷髅会成员的天下。另一个骷髅会会员主宰的领域是教育界，多位耶鲁大学校长是骷髅会成员，而在1886—1985年的99年中，有高达80%的耶鲁教授来自于骷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