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 我们的精神角落:沈大伟：

　　2009-2010年度在人们的记忆中，将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很难相处的年代，因为北京不仅对美国和欧盟，而且对许多亚洲邻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硬和蛮横的行为。就连它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变得有些紧张，从而加重了其自2007年以来不断下降的全球形象。北京令人不安的行为让许多观察家很想知道，其新近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将持续多久。这是一个暂时的还是长期的趋势？如果这是一种走向更大的自信和傲慢的长期和质的变化，那么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应对？

　　中国的新姿态方面，世人正在目睹的，部分地是一场持续而激烈的内部辩论的产物，它标志着较为保守的民族主义份子当前的一种共识，即采取强硬政策，并有选择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虽然国内目前看来存在着一致意见，但中国却仍是一个严重矛盾的、崛起中的、具有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的大国。。许多新的声音和行为主体现在是一个空前复杂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重点。了解这些相互竞争的身份，对于预测在世界舞台上，北京的这些日益矛盾的和多层面的行为将如何展现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发展方向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慷慨说都具有不同的政策含义。

　　约束性环境中的开放话语

　　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角色，没有任何国家进行过像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所进行的如此范围广泛、激烈和多样的国内讨论。中国的官方、半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界都就成为一个主要大国的机遇、危险、风险和责任展开积极的辩论。可以肯定，仍有一部分官方意见甚至否认中国是一个主要大国，而是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重要部分的意见否认中国是一个世界强国，认为中国顶多仅仅是一个地区大国。虽然这些传统的身份继续在政府的官方讲话和文件中得到阐述，但近期国内的话语倾向于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主要大国，或者至少已经完全走上成为主要大国的道路。因此，近年来话语已经转移到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大国问题上。

　　其他大国或有志成为大国的国家很少——如果有的话——进行这种自我反思性的讨论。中国甚至出版了各种有关如何成为一个大国的书籍。虽然这种讨论主要发生在半官方的政策界和学术界，但它也扩展到整个社会，因为2006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CCTV）播出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观看了这部系列片。它多次播出，描绘了其他现代大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苏联、日本和美国）崛起的条件，以便通过这些历史经验，提供有关中国自己的崛起的可能情境和信息。虽然该系列的主要重点围绕着使大国加速崛起（和衰落）条件，但结尾一集的主题却是，如何避免历史上的反复出现的主要传统大国和主要崛起中大国之间的“非对称性陷阱”。在其中，后者挑战前者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从而挑起紧张局势、竞争、冲突，甚至战争。中央电视台的这一系列片是继学者们在2005-2006年期间在中共政治局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之后问世的。因此，无论是中国的群众还是精英们最近几年都一直专注于期待成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所陷入的困境。

　　尽管由于宣传部门的限制，知识分子的环境受到一定的束缚，但有关中国的国际身份的讨论还是十分热烈和多样性的，从而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以窥见中国有关其他国家、各个地区和国际问题的思考，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新兴大国的不断演变的角色。最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中国的世界观中存在的多重的、有时相互矛盾的身份，以及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的争论。中国今天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国际身份，而是一系列相互竞争的身份。

　　了解这个国家内部讨论的内容和频谱对了解在自己的国家被迅速推上国际舞台时，中国人自己正在与什么作斗争具有核心重要性。很显然，中国对其新的国际地位毫无准备，而其迅速崛起的速度远远超过预期。对于中国人来说，令人感觉很刺耳的是，突然间要面对整整一系列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和责任的新问题和外部需求。那么，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如何看待世界和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呢？

　　有关中国国际身份的话语频谱

　　在中国人的语境中，不同的学派或思想及分析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虽然这些学派在知识上具有各自明显的特色，但认为它们相互排斥是不正确的；它们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但有时也互补。此外，个别的国际关系学者和中国官员经常是折衷主义思想家；虽然他们在一个学派的思想方面根深蒂固，但他们往往也发表与其他学派相关的意见。认知的复杂性占了上风。人们还发现，思想家群体与其所属学府不相关联。虽然如果能够给某一机构贴上“现实主义”标签，而给另一机构贴上“全球主义”标签会很好，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思想流派在各个机构与学府之间纵横交错。

　　由于相互竞争的国际身份，所以中国的外交政策同时反映了几个因素。这在官方政策中得到说明，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虽然这些是明显不同的政策取向，但它们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在作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界的解读和与之交往过程中，七个不同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频谱范围从左端的孤立主义倾向到右端的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持这种主张的机构都有。在两个极端之间，其它思想流派从现实主义色彩较浓的渐进到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取向。

　　本土主义

　　处于频谱的一个极端的是“本土主义”学派。这是民粹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集合。这一学派不信任外面的世界，寻求全面的国家自主权，不信任国际机构，认为中国不应该在国际上很活跃。它大声批评西方，特别是美国。该群体具有浓厚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取向。本土主义者是分散在一些机构中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实际上，它的一些主要倡导者作为独立学者进行活动。就他们拥有一个主管机构来说，他们许多人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研究共产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科研院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

　　本土主义者在国内政策辩论中是新左派的孪生兄弟。两者都认为，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尊严，用外国消极的影响腐蚀了中国文化，并损害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权和自主性。他们相信，假如中国从未向世界打开大门，就不会失去这些要素。他们认为，国内改革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平演变”——西方用来使中国和平演变、以削弱中共统治的一项政策——已经成为主要的国内威胁。在这方面，乌克兰和中亚的“颜色革命”在这一群体中引起了高度关注。因此，他们主张，政策上的主要当务之急应当是反和平演变，并关闭中国的大门。

　　这一思路的较早例子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即所谓《中国可以说不》学派。较近期的表现一直是畅销书的热潮，可以形容为“不满文学”：《中国不高兴》、《谁在中国不高兴？》，以及《中国为什么不高兴？》。后一作者群体包括一些曾经为《中国可以说不》撰稿的人。

　　关于国际事务，本土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是不公正的和有利于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仅仅通过勤奋工作是不能消除贫困的——全球秩序需要有根本的改变，以迫使收入和资源从北方重新分配到南方。在这方面，他们赞同“全球南方”学派的观点。作为优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本土主义者还认为，“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的国际化过程，这类似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描述。

　　2008-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种思路更为大胆，因为许多人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终于将世界经济推向了灾难的边缘，正如列宁在1917年所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认为，这种现象其实可追溯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对房宁等人来说，这场战争表明，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引起了马克思主义——更为准确地说就是新列宁主义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复兴和有关“新帝国主义”的一些文章及书籍的出版。虽然他们反刍了20世纪80年代的许多分析，但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解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秩序的新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大得多的进展。这些作者还指责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严重地过于软弱，把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归类为一种幻想。本土主义者包含超民族主义的和强烈反美的分子（虽然不像可以在中国互联网上找到的那些人那样骂骂咧咧）。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

　　在有关国际关系和中国今天的（即使不是永远的）全球角色的话语中，中国的“现实主义者”是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几个世纪以来，甚至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代，在中国知识界的世界观中，现实主义一直根深蒂固。中国的现实主义者把民族国家当作自己进行分析的核心单位，坚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拒绝接受认为跨国问题跨越边境渗透的论点。像别国的现实主义者一样，他们往往认为，国际环境呈无政府状态，不可预测，因而重视巩固一个强大的国家，使之能够在世界上施展才能，抵制外来的压力。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可以被细分为“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以及“强硬的”和“软弱”的阵营。其中每一类人都认为，国家必须加强自身的实力。但他们的区别在于，国家为什么目的而动用实力。硬实力派的现实主义者主张加强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和经济层面——而软实力派现实主义则强调外交和文化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应当利用自己新近形成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影响力，实质上对别国采取高压手段，迫使其遵循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他们认为，实力如果不用，就没有价值。例如，在他们看来，中国应当利用其所持有的美国国库券迫使华盛顿停止对台武器出售，或者惩罚向台北出售武器的美国大公司。他们希望中国在太平洋西部形成范围广泛得多的军事（尤其是海军）影响力，以迫使美国停止在靠近中国海岸线的地方活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同意，中国应当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应“随时备战”，动用武力基本上是为了阻止侵略和台独。

　　与现实主义者进行的讨论显示出某种不满：他们希望中国运用好自己新近形成的实力，但却感到在这样做方面受到掣肘。正如一位所说：“由于中国在国外的态势得到加强，所以我们在国外的投资和利益越来越多。我们需要考虑如何保护我们的侨民、投资和利益。一种方式是充当实行炮舰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但鉴于我们以往的历史，这是不可行的。”

　　他们的思维中也有某种报复的成分。许多现实主义者都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虚弱而怀有一种强烈的悲愤意识。他们认为，既然中国现在强大了，就应当报复过去曾经欺负中国的国家。上海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重要的安全问题专家沈丁立解释说：“在10年到20年内，中国将成为高科技的一个主要的输出国——它可以对从前对我们实行制裁的国家实行限制性制裁！”在另外一个场合，沈丁立断言：“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能够一对一地应付任何国家。没有任何人应当试图领导我们，没有任何人应当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现实主义者可以在整个军界和一些大学以及智库中找到。人民解放军的刊物和书籍充满了强硬的现实主义言论。一些非军方的学者，譬如清华大学的阎学通和南开大学的张睿壮（他俩都曾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美国重要现实主义学者肯尼思？华尔兹的博士生），是自我标榜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阎学通在各种问题上持鹰派立场。在他看来，“和平崛起”是一项危险的理论，因为它向潜在的敌手（包括台湾）传递了一个信息，即中国不会动用武力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利益。阎学通曾经说，中国在必要的时候应当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以对抗台湾的法理独立行为。阎学通1997年的《中国的崛起》一书是有关加强和利用中国的综合性硬实力的一项宣言。

　　对张睿壮来说，“和平发展”观点，以及“多极世界”和“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的论点是错误的思想，错误地判断了国际局势，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政策上的失误。张睿壮主张对美国采取大胆得多的政策。他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损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对美中关系的现状应当感到不满，而不是满意。这种关系并非处于良好的状态。如果中国不反对美国，美国就会伤害中国的利益，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傀儡。”张睿壮还认为，多极状态是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的一种过于乐观的看法，低估了由于美国称霸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的挑战，削弱了中国的警觉。

　　在这些方面，现实主义者是有关中国的外部环境、两岸关系和美国问题的悲观论者。尤其是，他们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采取狭隘和自私的定义，拒绝接受有关全球化、跨国挑战和全球治理的观念与政策。中国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们往往认为（像本土主义者一样），西方争取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管理和治理的努力是旨在拖住中国、耗尽中国的资源和阻碍其经济增长的一个危险的陷阱。然而，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主义学派——它仅仅主张对中国狭隘的国家利益采取十分务实的定义，并加以辩护。

　　大国学派

　　另外一个群体可以确认为“大国”学派。其成员往往认为，中国应当把外交活动集中在处理与世界上各个大国和集团——美国、俄罗斯，也许还有欧盟——的关系方面，而较少地关注发展中国家或者多边主义：“大国是首要”是他们的座右铭。不出所料，这一学派的学者们是美国、俄罗斯和欧盟问题专家。有趣的是，这些分析家并不认为，印度、日本或者东盟是“大国”，尽管他们肯定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

　　这一学派认为，与大国没有牢固而稳定的关系会有损于中国范围广泛的利益，并使中国与本地区其它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是采取大国取向的一个明显的理由——西方大国（美国和欧盟）是先进技术以及资本和投资的主要来源。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单独的案例，但它却被看作是能源和军事装备的一个重要的供应国、投资的场所，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举足轻重。这一群体中的分析家往往认为，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因而主张，保持与华盛顿的和谐关系应当成为中国外交方面的当务之急。这些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属于中国的美国问题研究界，包括王缉思（北京大学）、金灿荣（人民大学）、吴心伯（复旦大学）和崔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个人。这一群体在江泽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期间占主导地位，因为他实行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但他们在胡锦涛统治下影响力就没有那样大，因为胡锦涛实行了比较多样化的外交政策。

　　然而，这一学派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重视俄罗斯。北京大学的潘维认为，对中国来说美国是一条死胡同。他说，寻求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异想天开，因为这种关系弊大于利。潘维和与之志同道合的思想家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调整，并符合于与莫斯科之间的更加密切的关系。这些批评者要求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因而与本土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持相同的看法）。他们同样对邓小平首先提出的、最近30年来得到采纳的思路持怀疑态度。这条思路就是注重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

　　一直到几年前为止，这一学派的一个分支一直认为，中国应当在外交方面重视欧盟，因为欧盟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支柱。但是，自从2008年以来，他们的声音消失了，因为布鲁塞尔的组织工作失调，欧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软弱无力。中国的分析家们已经对欧盟感到失望和幻灭，并且对其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欧盟会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一个“新兴大国”。

　　虽然学者们就注重大国是否明智的问题展开辩论，但是他们指出，中国的多数高级领导人和决策者在中国的国家需要与利益问题上很务实，因而仍然采取重视大国的做法。他们的逻辑是，中国如果与上述三个大国当中的任何一个关系紧张，代价都会太大。尽管如此，在这种取向方面显然发生了调整，即放弃对美国的“排他性的”注重（就是江泽民时期的做法），而是在胡锦涛统治下采取比较均衡和全球性的政策。

　　亚洲优先

　　在这一频谱中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主张中国的外交集中于邻近的周边地区和亚洲邻国。“亚洲优先”学派认为，中国的邻近地区不稳定，这会严重阻碍国家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因此应当注重加强关系和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建立稳定的环境。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每一个大国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后院。”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讨论了各种地区发展趋势，包括不断演变的地区多边架构、美国的角色、印度的角色、朝鲜问题、东盟的角色、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其它亚洲议题。这些讨论是在没有重大的分歧和辩论线索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出所料，这一学派主要由亚洲问题专家（而不是研究世界其它地区或者国际关系的专家）组成。

　　亚洲优先学派最初是在90年代末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9年的“和平与发展问题辩论”——这场辩论的结论是，中国一直对周边地区态度过于消极——之后，中国开始大大加强对周边外交的重视。北京开始以“睦邻、富邻、安邻”的名义，进入了一个在本地区进行积极的合作外交的长时期。这一“亚洲优先”战略在1997年以后的10多年中取得了很大成果，因为中国成功地显著改善和稳定了与所有周边国家的关系。然而，自从2009年以来，中国与本地区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因为北京采取了比较大胆的，偶尔还是好斗和苛刻的调子和姿态。在南中国海和地区多边机构的建设问题上与东盟之间的摩擦加重、在领土争端和政治问题上与印度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2010年9月在一艘渔船闯入有争议的海域问题上与日本闹翻，以及天安舰事件发生后中韩关系的恶化，都使得北京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这些最近的关系紧张严重损害了中国在本地区的形象，以及10年来的积极的关系建设工作。

　　亚洲优先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亚群体就是主张“多边地区主义”和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人们。他们有别于主张在较大程度上以国家为基础的战略的人们。这些个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构成主义者”，他们从国外的国际关系构成主义中汲取知识上的灵感。他们强调规范性的行为而不是国际法，主张使合作性的和集体性的行为制度化。中国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的张蕴岭一直处于这一运动的前沿，并各自对建设亚洲的地区制度学派和加强中国在这种机构与制度中的参与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重中国在亚洲内部的关系的人们这样做并不排除与其它地区或国家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平衡问题。他们主张相对于大国或者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言，不要忽略亚洲国家。

　　全球南方学派

　　“全球南方”学派认为，中国的主要国际身份与责任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一群体的观点与中国长期以来把自己看作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同有很大关系。其成员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安排中国长期以来的伙伴国和受保护国重要性的次序（或者最起码是把这些国家考虑在内的一项比较均衡的外交政策），并提倡维护这些国家的利益。这种推理表现在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非合作论坛、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发展各国在20国集团中的利益、提供“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计划与债务减免，以及要求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承担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