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丹的幼苗多少钱一斤:父亲的自行车

 作者：乔秀清
　　记忆中,父亲骑着飞鸽牌自行车,在冀中平原上奔驰,乡间弯弯曲曲的小路像小河在车轮下流淌,路两旁是四季变幻的风景,车把上的小镜子映着春天的鲜花,夏天的雷雨,秋天的月色,冬天的雪花。父亲的确像一只鸽子,展开羽翼在飞,追着云,追着风,追着太阳,追着月亮,直到衰老之年才收起飞翔的翅膀。
　　父亲去世后,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就是那辆已经锈蚀的飞鸽牌自行车。它伴随着父亲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流失的岁月早已湮没了道道车痕,平原上的风把车铃声送到了遥远的天边。但是这辆自行车所承载的期盼、责任和重量牢牢铭记在我心里。
　　那是1959年,父亲担任村干部,隔三差五要到公社开会,很需要一辆自行车。可是,靠土里刨食的农民有几个买得起自行车呢?那时的冀中平原人们经常看到的是毛驴驮残月,老牛踏夕阳,骡马是少见的牲畜,偶尔见到一辆马驾辕,骡拉套的胶轮大车,那真是见到稀罕啦,人们很难看到汽车的影子。虽然骑自行车的人逐年增多,但多数是县政府和公社干部、农村教师,庄稼人有自行车的寥寥无几。父亲铁了心要买自行车,因家里没有存钱,愁得他整天皱着眉头。
　　母亲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劝他:“一个大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把咱家那棵大杨树卖了吧,我估摸着,卖杨树的钱买一辆自行车足够用的。”
　　父亲低着头叭嗒叭嗒地吸着旱烟,好长时间不言语,蓦地,他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了几下说:“这个法子我不是没想到,掏心窝子的话,我真舍不得卖那棵杨树,那是咱村的树之王,数它粗,数它高。唉,卖就卖吧,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听说要卖掉那棵大杨树,我难过得哭了。在童年伙伴面前,我经常炫耀自家那棵白杨树,树干有牛腰一般粗,树高几十丈,像巨柱支撑起一片蓝天。每年春天,毛茸茸的杨花挂满树冠,我和小伙伴们捡着落地的“蚂螂狗儿”,编织成项圈戴在头上,把春的信息传遍整个村庄。
　　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安慰我:“孩子,那棵白杨树是咱家祖传下来的财产,很值得珍惜,可是爹急着用自行车,等你长大了,也要学会骑自行车,骑着它你能办很多很多的事,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没过几日,我家那棵白杨树消失了,随后便是父亲将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推进家门。自行车很重,和自行车一般高的我根本搬不动。车架是蓝黑色的,锃亮锃亮的,车把、车圈闪着银光。我找来一块干干净净的布,将自行车擦了一遍,让它不留一丁点灰尘。我又按了按车铃,小院里立刻爆出一阵嘀铃铃嘀铃铃的响声,像百灵鸟在欢唱,打破了往日的宁静。母亲用红平绒布给车座做了一个漂亮的外套。父亲骑着自行车奔跑在通往公社的乡间小路上,穿行在大街小巷,嘀铃铃的车铃声比平原上鸟儿的歌唱还清脆悦耳。小时候,父亲对我宠爱有加,他用自行车送我上学、走亲、赶集,我感觉父亲带着我飞,穿过村边的柳林,田野的麦浪棉海,一望无垠的青纱帐,让我尽情地观赏平原上如画的风景。
　　真是乐极生悲呀!记得那天晚上,父亲的脸突然变得阴沉难看,他在黯淡的小油灯下低着头,吸着旱烟,屋子里腾起团团烟雾。

　　母亲说:“孩子他爹,甭为这事犯愁,你又不是哑巴,有一张会说话的嘴,跟他们商量商量不行吗?”

　　父亲说:“商量什么,上级怎么定的咱就怎么办,你我都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再说啦,我现在是村干部,党员干部不带头,群众能行动起来吗?”

　　母亲说:“不就是两个自行车轮子吗,若是用坏了,咱再买两个新的。”

　　父亲说:“你知道不,首批蓝色加重飞鸽牌自行车,是国内最好的品牌,将来就是换上两个新车轮,也不如原装的好。”

　　母亲说:“你想开点吧,修建岗南水库是全省的一件大事,上级要求凡是有自行车的农民都要把车轮子卸下来送往工地,安装成小推车,小拉车,咱要是不答应,怎么说服群众。”

父亲说:“我没说半个不字,就是心里有点舍不得。”

　　母亲说:“这阵子就甭骑自行车了,跑腾着,身体还结实哩!”

　　父亲把烟袋锅朝鞋底使劲磕了一下,嘴里嘣出一个字:“卸。”

　　母亲捧着小油灯跟随着父亲走到外间屋,父亲取出工具,开始卸自行车轮子。我站在一旁看着,想安慰父亲几句,可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父亲用钳子小心翼翼地松解自行车上的螺钮,神情是那样专注,动作却非常缓慢,卸下一个车轮,已是半夜三更了。父亲把工具放在一边坐在凳子上,点着旱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眼睛盯着自行车,沉默不语。我轻轻叫了一声“爹”,父亲没搭理我,母亲劝我睡觉去。

　　我躺在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透过窗棂,给屋内洒下斑斑驳驳的碎银。直到鸡叫头遍,父亲才卸下另一个车轮,和母亲走进里间屋。

这一夜,父母没完没了地聊着,小油灯亮到了天明。

　　岗南在哪里?修水库干啥?那时我还是个毛孩子呢,不可能弄清楚 ,不过有一点我心里明白,父亲自行车的两个轮子被送往岗南水库工地,就好像是一只鸽子没了翅膀,怎么飞啊!想到这,我幼稚的心一阵阵绞痛。父亲在抗战时期担任本村“青抗先”主任,母亲担任“妇救会”主任,两个共产党员、村干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豁出命来和敌人干。如今,为了修建岗南水库,上级要求他们卸下自行车的轮子,他们能说二话吗?

　　村委会研究决定,由我父亲担任队长,带领20名民工参加岗南水库建设。父亲背上两个车轮子和简单的行囊,带领民工们奔赴岗南。

　　岗南地处遥远的太行山中,四面连绵的高山经过漫长岁月的风化变成了丘陵,每年夏秋季节暴雨频袭,山洪肆虐,致使滹沱河水泛滥成灾。我们村离滹沱河十华里,历史上曾多次遭受洪涝灾害。父亲和民工们一到岗南,便投入到紧张的水库建设工程。父亲带去的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安装成一辆小拉车,他和本村乔大盼结成对子,一个驾辕,一个拉套,奔跑在水库工地,每天要拉几十车土。乔大盼和我父亲是私塾的同学,解放后在临村小学当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回乡务农。他女儿乔杏芳和我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杏芳的母亲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还兼任我们的班主任。转眼间,父亲到岗南水库工地两个多月了,杳无音信。

　　又过了一些时日,父亲从岗南水库工地归来,他的脸变黑了,而且明显消瘦,手上结了厚厚的老茧,脚上的布鞋咧开了嘴。父亲把两个锈蚀的自行车轮子放在地上,对母亲说:“这两个小小的车轮子,作用可大啦,它运走了一座大山,驮来了一座水库。咱们要好好把它珍藏起来,让后人知道车轮子的故事。”

　　这时,杏芳和她的父母来到我们家,带来了两个新车轮,这是他们特地送给我父亲的礼物。

这完全出乎父亲的意料,他执意不肯接受。

　　杏芳的母亲说:“她伯伯,你就把这两个车轮当成孩子们想飞的希望,带着他们飞吧,飞得越快越高,越好哩!”

　　这番话,我和杏芳似懂非懂。我愣愣地站着,不知道说什么。杏芳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小嘴咬着手指,一双湖水般清澈的眼睛不时地窥视着我。

　　不久,父亲接到调往公社书店工作的通知,他将两个车轮安装好后,骑着自行车上班了。父亲所在的公社书店离家十几里远,每逢周末,父亲像时钟一样准时回家。我提前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只要发现院内地上的车印,就可以断定父亲回家了。父亲到家后顾不得歇一会儿,抄起扁担,挑着筲儿便去担水,直到把家里的大水缸灌满为止。我则找出干净的布块替父亲擦自行车,并且用打气筒将两个轮胎灌满气。虽然我还没学会骑自行车,但我知道自行车轮胎灌足了气,骑着省劲儿。

　　自从父亲到公社书店工作后,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取书,往返一次四十多华里。若是风和日丽的日子算是幸运,有时遇上暴雨,父亲就用雨衣把车上的书盖严实,自己被雨淋个透湿;若是风大,不能骑自行车,他就推着车赶路。那年冬天,父亲去县城取书,赶上一场暴风雪,他推着自行车艰难地挪动着脚步,后半夜才返回公社书店。许多老百姓特别是学生称他是“文化使者”,再苦再累他也觉得值。我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比别人更早地读到最新出版的好书。诸如《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旗谱》、《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些书都是父亲给我买来的,渐渐地,我变成了一个“书迷”。

　　1960年我和杏芳一起考入县重点中学,学校离家二十多华里,我一个月回家一趟,难得见父亲一面。自然灾害之年,我和同学们都吃不饱肚子,有时父亲到县城办事,顺便来学校看我,给我送来新书和母亲亲手做的玉米面饼子。我和杏芳争着阅读父亲带来的新书,一起分享父亲带来的干粮,记得,那是个雨后的黄昏,父亲骑着自行车冒雨赶了几十里的路程,到学校给我送干粮,同时还给我带来新做的一套衣服。父亲告诉我,他躺在床上吸着香烟睡着了,把被褥烧了好大的洞。公社补助了他几丈布票,他借机让母亲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说实在的,我从小就拾姐姐的旧衣服穿,见到父亲送来的新衣服,甭提多么高兴了。当我发现父亲自行车的两个轮子沾满泥巴,便用洗脸盆取来水冲洗,然后用旧毛巾擦干净,送父亲走出了校门。这时,月牙儿已钻上柳梢,淡淡的月光映照着父亲那慈祥略显疲惫的脸庞。父亲骑上自行车走了,我知道他没吃晚饭,饿着肚子返回几十里外的公社书店。

　　1964年冬季,好大的一场雪把冀中平原变成了银色世界。正在河北深县高中读书的我被批准参军。父亲得知这个喜讯,高兴得几夜难以入眠。抗战初期,父亲和叔叔兄弟俩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八路军,结果叔叔如愿以偿,披上粗布褂子跟着游击队远走高飞了。身为村干部的父亲留下来,继续带领青年们挖地道,烧炮楼,拦截敌人的运粮车,配合游击队作战,在抗日烽火中炼成了铮铮铁汉。可他毕竟没有穿上军装,成为真正的军人,心里不免有些遗憾。当我接到入伍通知书时,父亲抢了过去,捧在胸前,看了一遍又一遍。

　　父亲说:“儿子,你叔叔是军人,你很快要穿上军装,走进军营,咱们家可成了双军属啦!”

　　我对父亲说:“是,咱家出了两个军人,在全村是第一户。”

　　父亲说:“你还有三个弟弟哩,过几年,我还要陆续把你几个弟弟送到部队,咱们家就成了军人之家了。”

　　在安平县城读高中的杏芳听说我要参军,特地赶回家为我送行,还连夜为我做了两双绣花鞋垫,偷偷塞到我手里。那一刻,我发现她的眼圈红了。

　　雪后初霁,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像一个冰球冒着寒气,平原上的残雪尚未消融,像一片片的棉絮,村里的老爷爷胡须上挂着冰碴儿,孩子们眉毛上浮着白霜,猫儿狗儿卧在火炉边不敢出门。这么冷的天,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去新兵集结地,四十多里冰雪路,临别时已是夕阳西沉,父亲扶着自行车站在路边,一双满含泪水的眼睛看着我,久久不肯离去。

我对父亲说:“爹 ,回吧,到家还要走四十里路哩。”

　　父亲抑制不住离别的情绪,竟然呜呜地哭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泣。人世间即使铁打的汉子也有儿女情长。

　　在父亲面前,我故作坚强,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对父亲说:“爹,放心吧,到了部队,我一定好好干,不给爹丢脸。”

　　父亲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骑上自行车离开了。暮色中,我看见父亲用力蹬着自行车,像是在攀越高山,车轮子在苍茫的大地上缓缓地转动着,转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