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处眼亮

——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
日期：2011-04-16 作者：林怀民 来源：《高处眼亮——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

《流浪者之歌》  

林杯民近影                    
    这本书是我三十多年来学习的札记，记录我在不同时期的执迷、探索与启蒙。
    
    写小说，学新闻，我从文字出身，早期作品《白蛇传》、《薪传》、《红楼梦》都有叙事的色彩。文字伤舞。舞近于诗。舞蹈的特长是以舞者的“生理发作”激发观众的生理反应，是能量的交换。
    
    我用了大约20年的时光，试图洗去文字的牵挂，用画面、用动力来思考。1994年的《流浪者之歌》之后的作品，我觉得比较成熟，舞者不必再为角色服务，肢体获得“解严”，动作繁复了，蕴涵也较深厚。与此并行发展的是，我不会写文章了。好容易坐定，总是找不到字。
    
    我思索，这册旧作新编的文集可以有什么意义？观舞之余的闲暇阅读。回顾中国台湾文化界一个学艺者的成长足迹。连侯孝贤也快成为大多数新世代的陌生人之际，我很愿意重复宣唱一些“古人”的名字，描绘他们的风范。如果幸运的话，也许触动了某个容易执迷的年轻人，引发他异想天开的憧憬，像邓肯、葛兰姆、巴兰钦、康宁汉、叶公超、侯孝贤那样震动我的灵魂。
    
    ——林怀民
    
菩提伽耶行吟
    
    回到台北，常常想起那清凉的菩提，那静静流过岁月的尼连禅河。云门舞者日日静坐，我流畅地编出《流浪者之歌》，关于苦修，关于河的婉转，在纷扰的日月里，希望能和大家分享一点安静的芬芳。
    
    我不知“菩提伽耶”这名字何时驻进我脑海里，这几年来，却时时渴望去这个地方。去做什么我也不明白。只晓得佛陀在一棵菩提树下悟道。暑假到临，在《红楼梦》公演的忙乱中，我匆匆订下机票。仍然不知为何一心一意想去。
    
    载客的小发财车挤出伽耶城垃圾如山的街弄。颠簸20分钟后，一片绿林迎面拂来，林后一弯泥河静静流淌。对岸山峦如墨，不高，却是危岩险峰，气势万千。小树林草皮上，孩童嬉戏，小马窜跃，系着金铃的小羊咩咩追寻母亲。我心头一震，终于来到法显河玄奘到过的佛的净土！
    
    菩提伽耶是只有一条泥路的村落，小店和摊贩依着大觉寺聚集成市。初建于六世纪，叠石成塔的摩诃菩提浮屠高达50米，由寺院拔起，直升蓝天。浮屠背后，2500年来第四代的菩提，树干无限延展，枝叶扶疏地护卫众生。树下佛陀正觉的金刚座，如今围起了栅栏。栅栏外深黑的石块上雕出佛的足迹，足形蓄水，浮着供养的小花。四际走道铺着白色大理石。挂单的各国僧人和朝圣者香客便在栏外席地趺坐。朝圣团在僧侣领导下唱合诵经。经文空隙间但闻远远近近的鸟鸣。
    
    午后，我常坐在庙外尼连禅河边发呆。季节风带来丰沛的雨水。然而，泥褐的河水看上去似闻风不动，时不时啵啵冒起大水泡，提醒人们河底激烈流转的生命。
    
    佛陀当年看到的尼连禅河，也是这样流动的罢。就在对岸林子，出家的悉达多太子苦修六年，日进一麻一麦，终于形销骨立，同时意识到热烈渴求悟道的欲望正是他得道的最大障碍。
    
    悉达多太子因此接受了村女的供养，移身渡河，走向命运早已为他安排好的金刚座。
    
    思想起佛陀渡河的决心，我临河惊叹。
    
    遗世独立，隐居苦修，是自我的完成。接受供养，接纳了他人的体温，在那接受之间，佛陀重返生老病死的俗世，于是渡了自己，去渡众生。
    
    即使面临死亡，《阿含经》告诉我们，佛陀并未像后来的神话那样，走得潇潇洒洒。他仔细嘱咐阿难，身后该如何火化，如何建塔。阿难受不了，跑到林子，呵呵哭泣。佛陀听到哭声，唤他回来，婉言安慰。美丽的涅槃原来竟有这许多美丽、婉转的不忍与不舍。
    
    在尼连禅河畔，我第一次感知到佛原是个凡人，也有过凡人的彷徨与挣扎。因为慈悲，才通过修为与苦思，为众生指出救赎的道路。我感到温暖，感到佛陀的可亲与可敬。
    
    菩提伽耶村落外简陋的泥屋里住着黝黑干瘦的贱民，劳苦终生，不得一饱。大觉寺外，日日聚着上百的乞丐。初到时，我布施，烦苦，而且愤怒：佛陀涅槃2500年后，人世间似乎毫无改善。
    
    然而，佛陀不是万能的神，他最大的贡献应该是作为后人永恒的感召这一点吧。佛陀未竟的遗憾，需要众生努力修为，发愿，努力去完成，去弥补。
    
    我与僧人并肩静坐在菩提树下，醒眼时，但见阳光由浮屠尖顶穿过树隙直直落在额头，我心中喜乐，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
    
    回到台北，常常想起那清凉的菩提，那静静流过岁月的尼连禅河。云门舞者日日静坐，我流畅地编出《流浪者之歌》，关于苦修，关于河的婉转，在纷扰的十一月里，希望能和大家分享一点安静的芬芳。
    
从呼吸出发
    
    我对舞蹈与写作的兴趣都根植于对人的兴趣，而舞蹈似乎又比小说更亲近“人”。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终将在舞台上呈现。舞蹈之所以有趣，不只是动作，而是做动作的人。
    
    “你为什么不写小说，去跳舞了？”
    
    每隔一阵子，我总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的回答经常如此：“跳舞是我的初恋，写作是我的妻子。结婚后，遇到老情人，旧情复发，于是跳舞变成了我的情妇。”
    
    问问题的人每每愣住。然而，一位朋友追问下去：“妻子与情妇，你偏爱哪个？”
    
    “两个都爱。”我不假思索地说。
    
    其实“妻子与情妇”之说原只是个玩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跳舞于我是演剧，编舞则是写小说。我对舞蹈与写作的兴趣都根植于对人的兴趣，而舞蹈似乎又比小说更亲近“人”。这两年来，我跳舞，乃至不自量力地主持云门舞集，只因我遇到几个很棒的人。
    
    一般人写舞评，往往忽略他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第一样东西。他们滔滔不绝地谈编导、音乐、服装、灯光，甚至观众。一切都谈到了，却难得提起舞蹈之所以发生的主要条件——舞者。
    
    “人的肢体从不扯谎，”玛莎·葛兰姆如是说。舞者之间或友或敌，似乎不必经过很长的交往。有一回，排练休息时，我和女孩子们聊起一位大家都不熟的舞者。
    
    “她是很和气的人。”一个女孩说。
    
    “你怎么知道？”
    
    “看她跳舞的样子就晓得了。”答话的人有份斩钉截铁的信心。
    
    舞者每日的功课是学习如何运用肢体，做出正确的动作与姿势。然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手和脚，不只是跳跃和旋转；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个性与气质。所有的训练无法抹杀“人”的味道。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终将在舞台上呈现。高贵、虚荣、慷慨、温和或缺乏安全感，总会“纸包不住火”地流露出来。舞蹈之所以有趣，不只是动作，而是做动作的人。
    
    写小说时，角色的生死大权完全操在作者手中。编舞就截然不同。舞是活的，素材是活跳跳的人，不是纸上谈兵，因此更具挑战性。云门十几个舞者，性情各殊，情绪的起伏也各有其节拍。她们有时情绪高昂，宣称“世界上没有做不出的动作”，愿意一再尝试，反复排练。如果无精打采，不是拒绝合作，只因她不舒服或因发胖而闹情绪，或既发胖又伤风了。但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她的脸上一片阳光，每个动作令你目眩。舞者不是方块字，不能写了再涂，她需要关心。
    
    编舞前，我虽胸有成竹，结果却常与原计划相去千里，而往往比构想来得好。舞者的特性使单薄的观念丰富，使模糊的感觉成形呼吸。如果没有吴兴国，我大概不会把京剧的《乌盆记》改编成《奇冤报》。他把复兴剧校的训练带到云门来。他轻易地翻一个跟斗，甩甩水袖就把京剧的味道揉进舞里。然而，吴兴国是个纯真的大孩子，他的三言两语永远可以把你逗得哈哈大笑。因此《奇冤报》中的鬼是个可爱的鬼，没有森森鬼气，只让你觉得可亲——中国的鬼不是撒旦，常常是充满人性的。
    
    舞者的生涯是寂寞的。肢体是他的世界，惰性是他的敌人。流汗喘息，朝夕苦练，但求灵活舞动，做完美的表达。偶尔荒废功课则前功尽弃，从头再来。舞者不是机器，但机械式的规律却是一种必要。台上的几分钟，往往是多年苦练加上无数次排演的结果。然而，掌声不是最终的目的，舞者最大的满足在于自我完成。
    
    云门舞集的年轻人不是舞蹈家。像所有的年轻人，爱玩爱闹，爱谈恋爱。我们爱舞，却不“认命”。生活得太顺利，或太不顺利，常是向舞蹈告假的借口。每个人都轮流请过假，除了何惠桢。然而，有阵子，到了上课时间，何惠桢打扮齐整地大声宣布：“今天不跳舞！”然后扬长而去。她去看京剧，一连看了七天。第八天，她脱去长裙，换上紧身衣，从呼吸做起，开始她遗弃一周的功课，脸上带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决心。
    
    编舞的人，遇上何惠桢这样的舞者，需要大量的耐心。她的眼中只有直线。她心急口快，疾恶如仇。她的技巧是经年苦练出来的胜利。她编出来的舞常是方正的排列，动作棱角多于曲线。叫她跳跃飞驰，她如鱼得水。教她“满板”，她遵命照办，却是举步维艰，痛苦不堪。去年，何惠桢在《秋思》里，扮演一个沧桑的中年妇人。排舞之前，我请她躺在地板上，摊开双手，用两分钟的时间，缓缓握拳，再用两分钟的时间慢慢摊开。她闭起眼睛，紧锁眉头，十分可怜。整整八天，她没学到一个动作，却成功地松解双眉，把自己的个性收敛起来，企图进入剧中人的世界。《秋思》的演出，虽有瑕疵，却赢得不少女性观众的喜爱。重要的是，舞者何惠桢更上一层楼，在这个舞里长大了。
    
    人与人的交往常常改变了命运的途辙。舞蹈中的人性成分，以及我所遇到的舞者，使我从一个“写小说的”变成“跳舞的人”。只要对生命依然怀抱热情，只要大家依然共同工作，我知道我们还要舞下去。从呼吸出发，通过表演，与观众互通声息。
    
出走与回家
    
    我怀念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人没有特定目的的贫穷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出走。纪德的《浪子回家》颠覆了《圣经》的道德教训：回家的浪子，帮助弟弟离家出走。出走。回家。再出走。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断出走。
    
    1969年9月，我初到美国读书。在旧金山机场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尔摩……
    
    那是个惊吓的启蒙经验。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课本的地名，原来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那年五月，摇滚乐、大麻、性爱，50万人大聚会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震动了全球的年轻人，而我来自戒严的台湾省。一年多以前，巴黎、东京、纽约、伯克利，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台北，我衷心崇拜的、曾在明星咖啡厅仰望的作家陈映真被警总抓走，写作圈子的朋友私下转告，不知所措，也有人彻底避谈。
    
    可以这么说，到了美国，我才开始走进世界。
    
    1970年圣诞假期，我从读书的爱荷华，一路候补机位，用学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达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个水族馆。我第一次看到海豚，乐得张开了嘴。
    
    看完海豚戏球，我对着太平洋的落日发呆，转头才发现人全走光了。到了馆外，停车场是空的，也没公车了。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边横着大拇指等便车。
    
    一位长发嬉皮让我上他的车。他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不知要往何处去之后，便安静地说：“那么，到我家过一夜吧。”
    
    睡到半夜起来上厕所，只见起居室里五六个长发男女安静坐着，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房间里有印度线香的味道，也许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静。我回房间继续睡。第二天早上，另一个长发嬉皮顺路把我在公路边放下。我横起大拇指等车。
    
    1972年，我打工存了钱，经欧陆返台。纽约到卢森堡的学生包机每人90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据手上的《每天十元游欧洲》，找青年旅馆过夜，也睡过公园，认识了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个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几个朋友，一起混了几天。吃饭，大家凑钱买几条面包、几瓶便宜红酒就打发了一顿。这些来自各国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离去，大伙儿就在便宜小酒馆为隔日要启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来，误了车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认识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达，他要去摩洛哥，我的护照要等上一个多月才能取得签证。从此我一人独行，去意大利和希腊。
    
    在卢浮宫、在乌菲兹美术馆我第一次感觉到“颜色”。从希腊的天空和爱琴海，我终于知晓蓝色有无限的层次和变调。在日内瓦，我看到一本美丽的画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敦煌壁画。
    
    通往曼谷的学生班机由雅典起飞。才走进世界，又得回到窒息的台北；观光尚未开放，一般人收入极少，我不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出国，躲到厕所狠狠哭了一场。
    
    没想到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出国，频繁的程度使我想起机场和坐飞机就要自闭地郁闷起来。跟云门出国是工作，十次九次，演完第二天必须离开；没有主办单位可以大方地让三四十个人不演出，住旅馆。
    
    1988年到1991年，云门暂停的三年间，我随心所欲地跑来跑去。背起包包，住10美元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宾、尼泊尔和印度。
    
    印度！许多人怕去印度，因为脏乱和贫穷，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这些，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两回气后，我有了“顿悟”：即使慢上七八个小时，火车一定会来。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终于摆脱时程表！
    
    印度的燥热飞尘、天天在街头上演的生老病死，为我晓示生命的本质。我也去过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烧一半的残尸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圣水”，仰头吞下。生死有界，流水无痕。我惊悸而感动。
    
    不知不觉，去了9次印度。印度安顿了我。毛躁起来时，闭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车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静定一点。我开始觉得云门的工作不是磨难。得失心淡了以后，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独的背包旅行，让我看到许多山川和脸孔，见识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后共通的人性。旅行为我打开一扇扇门。回了家，我阅读，追寻曾经碰触过的文化，关心去过的国家，远地的战争仿佛也与我有关。更重要的是：离开台北，隔了时空的距离，台北，还有在台北的自己，变得特别地清明，因而逐渐培养出对付自己的能力。
    
    我怀念六七十年代年轻人没有特定目的的贫穷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出走。
    
    2004年，我把自己获得的60万奖金捐出来，成立“云门流浪者计划”。5年间，41位年轻朋友在“流浪者”的奖助下到亚洲各国学习，去奉献，去挑战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我们要求“流浪者”单独旅行：一个人走才能增加与当地人互动，确保和自己对话的机会。我们也期待旅行的时间不低于两个月：希望他们可以完成紧张、兴奋、疲累、挫折与重建的几个阶段才回家。
    
    常有人问，对“流浪者”有什么期待。我们祝福他们带着新的视野，以及对自己的新观点，重返台湾的生活。如此而已。“流浪者”的旅行只是他们生活的逗点，没有这趟旅行，他们的才华与热情一样会灿烂开花，但因为有过这番交会，我们沾染了年轻朋友圆梦的喜悦。
    
    年轻人逐梦的勇气、落实梦想的毅力，是社会进步重要的本钱。而告别年轻多年的我，因为这个计划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励。工作胶着苦闷之际，遥想张子午骑着自行车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土耳其，直至葡萄牙大西洋海边；林乙华到印度参加喜马拉雅山登山训练；陈乃绮辞去台大医院研究员工作，“捐出”八个月，到柬埔寨和老挝，参加当地登革热的卫教、防疫的活动；辅导台北游民多年的杨运生在日本深入观摩游民辅导机构的运作。我的世界变得宽阔，对自己的沮丧感到可耻，因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圣经》里，浪子的故事以落魄的浪子回家，得到父亲宽容的拥抱做结。纪德的《浪子回家》颠覆了《圣经》的道德教训：回家的浪子，帮助弟弟离家出走。
    
    出走。回家。再出走。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断出走。
    
    摘自《高处眼亮——林怀民舞蹈岁月告白》作者：林怀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