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贤与李小龙:献给六十年代出生的人1

•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大的有四十七八，小的有三十八九。
•  上学都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
• 当时我们的主课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比起现在孩子的重磅“zhayao包”来，轻松多了。
•  我们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主人”...... 
•  六十年代的人从小就懂得憎爱分明。
•  在“五七”指示的光辉照耀下，我们背诵着毛主席的教导“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 我们从小就熟知自己的家史，与刘文彩之类的大恶霸不共戴天。我们心灵深处充满着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对旧社会的无比痛恨。 
•  那时候学习的榜样是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和欧阳海，是刘文学、戴碧蓉、草原英雄小姐妹这样的一些英雄人物。
•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电影只能看到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
•  记得当时的《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使得多少善良的中国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没有理由不使我们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全世界那三分之二依然饱受苦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无产者而感到难过和不安。
•  国产电影自然是以八大样板戏为主，那精妙的配乐、经典的道白和夸张的舞美，使人至今仍然难以释怀。
•  后来有了《决裂》、《春苗》、《战洪图》、《红雨》等一批带有强烈左的色彩的政治电影。
•  国家大事主要是通过有线广播和极少数的收音机进行传播，另外，就是《新闻简报》。
•  每当看到已显虚弱、苍老的毛主席无声地出现在银幕上会见外宾的时候，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拍着巴掌，为自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默默祝福。
•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大都记得难忘的1976年。三颗巨星陨落，一年之中我们同全中国亿万人民一样，经历了三位领袖逝世带来的无限悲痛，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带来的灾难和金色十月的无比喜悦。我们搭起防震棚，在低矮的窝棚里写作业；我们为毛主席戴黑纱，哭得声嘶力竭；我们举起标语小红旗，上街游行，欢呼打倒王张江姚……
•  天亮了，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那时候，李光曦演唱的一首《祝酒歌》最能表达这种喜悦的感情。
•  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科学大会的召开，使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
•  郭老那句“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在无数人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  华罗庚、陈景润的事迹激励着数以万计的学子们发愤读书，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世纪末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刻苦攻关。
•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为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叶帅的一首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期望，成为了我们奋发向上的动力。
•  没有人不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短短的二十年里，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而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绝对应该被浓浓的写上一笔。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出山，被历史地推上了政治舞台。他的复出，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
• 一时间，八块样板戏不演了，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听不见了。一批反映文革期间受害，生离死别和描写美好爱情的电影诞生了。《海外赤子》、《归心似箭》、《爱情啊你姓什么》、《瞧这一家子》、《甜蜜的事业》、《小花》、《戴手铐的旅客》、《等到满山红叶时》、《第二次握手》、《红牡丹》、《庐山恋》等等等等。
• 有电影，就必然有插曲。那时候的电影插曲实在是美，每每想起或唱起，就心潮起伏，情绪激荡，李谷一也成了我们梦中的歌神……
•  那时候高跟鞋、“飞机头”、喇叭裤、摇摆舞被普遍视为叛逆和异端
• 邓丽君等港台歌手的所谓靡靡之音还被斥之以黄色歌曲。
•  那时的文坛出现了一种“伤痕文学”，主要是讨伐“十年动乱”对人性的扭曲。文化艺术又一次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  国产的《敌营十八年》、日本的《血疑》、《命运》、《排球女将》、英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电视连续剧热。
•  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第一次颠覆了我们对英雄人物的理解。
•  电影《少林寺》产生的轰动效应，使街上一下子出现了无数个光头觉远。
•  那港台的武打录像片充斥着一间间低矮简陋的录像厅。
•  单田芳、刘兰芳的评书《隋唐演义》、《杨家将》、《岳飞传》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  那时的一本叫作《武林》的杂志，创造了全中国期刊订阅、零售之最。
•  香港电视连续剧在大陆异常火爆，尤以《霍元甲》、《陈真》、《射雕英雄传》、《人在旅途》等为代表。
•  文化生活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改善。
•  以前凭票、卡供应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已不再紧张，人们的着装也逐渐从千篇一律的灰、蓝、黄而变得亮丽多彩。姑娘出嫁的条件，已成为“三十六条腿”和双卡录音机、双缸洗衣机和一台黑白电视机了。 [
•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也有幸成了最后一批能够全部看完历届“春节文艺晚会”的人。也正是从那时起，“春晚”便替代新衣、鞭炮，成了我们每年除夕的热盼。
•  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奚秀兰的《阿里山的姑娘》、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留下了多少难忘的记忆！
•  董文华的一曲《十五的月亮》，唱响了讴歌最可爱的人，这一新时期最响亮的主旋律，对越反击战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 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如今大都已经步入中年之旅，成了单位和社会的中坚。
• 往事如过眼烟云，不同的经历造就了我们同前人、后人不一样的思维模式和处世原则。
• 回忆过去，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
• 回忆过去，会使我们在观照历史的同时，寻找出更符合于我们时代特征的精神和境界，使我们更加为生于六十年代骄傲和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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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时代，美好的回忆。快乐的童年，幸福的少年。毕业就工作，住的是公房，贫富都一样。人人学雷锋，天天穷乐和。~~~~~

 回忆60年代出生的人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代的经历太过平顺，虽然平顺的经历可以造就平和与宽容，但却无法激发深刻的思索和大胆的创建，所以我们注定是平庸的。平顺的经历使我们无须去创建什么，只需在前人已经画好的路线上走就是了，这养成了我们的惰性，使我们缺乏行动力。
   迷醉在红色里的童年和少年      要了解60年代生人的精神特质，就不能不从红色说起。
　   在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红色的：红旗、红太阳、红像章、红宝书、红袖标、红领巾等等，还有与红色相关的革命理想、革命意志、革命豪情和革命斗争。

　　
　我们没有选择地深深地迷醉在一种神奇的气氛里。到处是革命宣传画、革命标语、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大批判专栏上的大字报小字报、黑板报、革命小人书，还有高音喇叭里的亢奋激昂的社论、革命歌曲，所有这些都营造了一种温暖的、令人激动的氛围：祖国大地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万道金光照耀下，到处莺歌燕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有翻滚的麦浪，有沸腾的工厂、还有威武的解放军战士保卫边疆。在社会主义祖国温暖的大家庭里，同志之间总是互相爱护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即使有天灾，也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领导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军民共同奋战，谱写着一曲曲抗灾救灾的胜利凯歌。

　　我们就觉着四周的人们一律精神抖擞，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引下，一面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苏修、美帝和一切阶级敌人做斗争，一面辛勤地劳动着、奋斗着。克服种种艰难险阻，不畏惧任何敌人，每天都在向着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伟大目标高歌猛进。

　　我们坚信广播里传来的坚定激昂的声音：“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总之，我们这些小孩子所经历的以声讨和文字批判为主的相对温和的斗争方式以及不太激烈的斗争程度并没有破坏我们身处温暖世界的总体感觉。
　　我们是红小兵、红卫兵
　
　　60年代初出生的人还当过红卫兵，我们也要和大人们一起参加革命斗争。我们写儿歌，写黑板报，写批判稿参加革命大批判。我们学工学农学军，搞社会调查，听先进人物做报告。我们还参加很多其他的集体活动，比如游行。

　　那时天天讲阶级斗争，有激情、悲壮和崇高的情感体验。正是这种体验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感冲淡和平衡了那个时代食物和物质的简陋及匮乏。现在回头看来，也许这种有着一致的信念和利益的同质群体中的充实感和彼此的认同感正是我们少年时代的精神美味吧？这里且不论这种信念是否激进、虚妄、愚昧、荒谬、可笑。

　　幸福的童年
　　我们没有赶上那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虽然1960年、1961年、1962年出生的人在娘肚子里挨过饿，但毕竟没有挨饿的记忆。虽然我们生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吃的主食里有一半儿是窝头，可偶尔还是可以吃到些好东西。

　　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的父辈或者在激情中燃烧，或者在被激情煎熬，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我们，因而我们的童年是少有管束的。那时倡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所以我们的课业很轻。批“师道尊严”，使老师不太敢管我们。那时更谈不上有现在的升学和竞争的压力。所以除了在学校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以外，我们仍然有充裕的时间在街上、在乡间的野地里、在未被污染的小河边尽情地无忧无虑地游荡玩耍。

　　我们从小就接受忆苦思甜的教育。小学一年级语文中的一课是《翻身不忘毛主席》：“爷爷七岁去要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不忘共产党。”我们还经常被告之：“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孩子总是饥寒交迫。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那么地幸福。”

　　这一切使我们确信我们是在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哺育下茁壮成长的幸福的儿童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醒悟

　　

　　  我们基本没赶上“文革”最惨烈的时期，或者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很模糊，很少受到过大的刺激。等到我们有清晰记忆的时候，“文革”已经进入相对温和的时期了，特别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那时“文革”初期的暴力、血腥已经大大消退，斗争对象也多是古人或死了的人，比如孔老二、宋江、林彪。即使是“批邓”，也是一种思想批判，而非肉体消灭。

　　我们基本上没有赶上上山下乡，没有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吃过苦头。尽管60年代初出生的人有少数人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但他们去的一般是条件比较好的近郊农村，而且很快就回城了。

　　长大以后我们才知道，“文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是一场黑色的亦或是灰色的经历。“文革”被定性为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浩劫和灾难。我们的很多长辈兄姊控诉“文革”十年是群体癫狂、是非颠倒的年代，是使人回归兽性而无所顾忌的年代。尤其是在“文革”初期，充斥着血腥的武斗、充满人格侮辱的揪斗、摧残和迫害以及传统文化遗产的毁灭。那个年代提醒人们：人其实是那么的可怕，人可以离野兽是那么的近！他们将永远地诅咒那个特殊的年代，永远地对它心存余悸，或者永远地对它怀有某种复杂的悔恨交织的情愫。

　　我们的幸运
　　在我们的少年时期和青春早期，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并成为最先的受益者。可以说我们是生逢其时，在开启人生的关键时期我们没有被耽误。我们还自然而然地承袭了旧体制的余温，那时教育还没有产业化，学费极低，更没有什么择校费、赞助费。高中毕业以后有机会上大学、大专、中专，大中专毕业后会顺理成章地拿到一张盖有鲜红印章的派遣证，所以不发愁没工作。如果是城市户口，没考上大学的也可以由国家分配工作。

　　困惑与失落
　　当我们眼前的红色渐渐流变成了令人迷乱的杂色，或者令人颓丧失望的灰色时，我们感到了困惑与失落。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并没有“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1974年1月《红旗》文章语），而是以其成熟的政治体制、民主和人权理念、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雄厚的资金、重新“杀”了回来，并且像一条翘着尾巴、精力旺盛、颐指气使的牧羊犬一样，管理着世界上它以为属于它的“羔羊”。在现实中，我们的梦醒了，知道了我们的落后，知道了并且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强大是因为有它先进合理的地方。我们陷入这样的精神困境：理智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儿时的经历有很多是荒谬和可笑的，但在情感上却又感到深深的不甘，还是觉得那些理想主义的实践是那么美好，是那么有意义。

　　躁动、急进和挫败
　　当然，面对扑面而来的种种诱惑，青春的我们也未能免俗，我们也曾躁动。因为虽然我们有理想主义打底，但也不可能不受到西方传来的“个性解放和自我实现”价值观的影响。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我们中的很多人也曾陷入了对世俗成功的蝇营狗苟的追逐和争斗。极少数人“成功”了，但大多数人随即便败下阵来，因为我们最终不能适应其中肮脏、残酷、冰冷的弱肉强食的规则。此时，我们头脑中的理想主义情绪并没有死去，只是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这些情结仍然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并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进取”。

　　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集体实现”和“个性实现”这两种价值观集于一身的矛盾体。这表现在，我们既有幼年时期养成的泯灭不掉的理想主义情结，又有青年时期接受的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正因为如此，再加上青春期的冲动，我们中的一些人在80年代末曾经激进过，爆发过，但在现实面前很快就沉寂下来。我想这是我们必然要承受的挫败，因为平顺的经历所赋予我们的天真、幼稚和脆弱，使我们还无力承担社会变革的重任。

　　我们为什么沉默
　　相较于50年代生人的大哥哥大姐姐，70年代生人的小弟弟小妹妹，以及80年代生人的小孩子，总体来说我们显得比较闷，不善于“发言”。虽然个别人曾经做过一些“零星”发言，但并没有激起60年代生人集体“发言”的热潮。为什么呢？我想有以下这些原因：

　　我们的经历太过平顺，既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炫耀的，又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们没有前代人跌宕起伏的经历，自知阅历浅薄而不敢妄言。

　　我们的过渡色彩最强，既有一点50年代生人的特征，又有一点70年代生人的特征。但我们最不纯粹，既没有50年代生人的练达和成熟，又没有后生代的摆脱了传统牵绊的、彻底以自我为中心的松弛与自如。我们一时很难归纳出自己的特征，所以只好沉默。

　　60年代生人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一些人还身居高位，已经无需用集体发言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力量，或者说，已经过了那个时段。

　　平顺的经历造就平庸、惰性、脆弱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代的经历太过平顺，虽然平顺的经历可以造就平和与宽容，但却无法激发深刻的思索和大胆的创建，所以我们注定是平庸的。平顺的经历使我们无须去创建什么，只需在前人已经画好的路线上走就是了，这养成了我们的惰性，使我们缺乏行动力。平顺的经历使我们心性脆弱，面对挫折和困难我们缺乏勇气和韧性。

　　价值观的自相矛盾造就忧郁和散漫
　　“个体实现”和“集体实现”这两种价值观总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争斗着，使我们备受折磨，到底选择谁？我们经常会无所适从。

　　如果内心（崇尚集体实现）与现实（崇尚个体实现）之间的冲突长期得不到排解，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神经衰弱和抑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某著名主持人，他生于1963年，曾经患过严重的抑郁症。事实上，以心理学的观点看，典型的60年代出生的人都或轻或重地有抑郁的倾向。


　　
　                 　      1976年、1977年年历上幸福的儿童。

　　壮年时，开始怀旧
　　如今，当我们40岁左右的时候，无论在世俗意义上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很多人都开始怀旧。这一方面是由于年龄使然，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又重新遭遇了精神困惑，比如信仰真空，道德沦丧，是非模糊，价值观混乱，拜金主义泛滥等等。回望和梳理一下过去，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或许有助于我们决定今后往哪里去。

　　回首逝去的岁月，往昔的激情、理想、憧憬、风发的意气和对光荣的渴望已如云烟般退去，虽然隐隐地我们总感到远方诗意的召唤，但那个境界对我们来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于是心中不免生出些许的伤感和惆怅。但令我们欣喜的是，我们重新发现了心灵深处在儿时就已构筑好了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园的多宝格内藏着许多温暖的体验、记忆和情结，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抚去上面的尘土，细细地把玩起来，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虽然幼年的情绪一度曾经成为我们前行的包袱，但现在，我们宁愿以为这些情结是我们这一代可以享用终生的宝贵财富！我们时时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前行的理由和底气。

　　或许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历史老人，他好像对我们这一代人格外眷顾。他在给了上一辈人酸涩的青果、辣椒、黄连，甚至是毒药的同时，却往童年的我们的嘴里塞入了一枚甜蜜的糖果，这枚糖果的甜味注定要让我们躲在心灵的小屋里回味一辈子，陶醉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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