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谢谢您的爱:孙皓辉－－《韩非子》：权力场变革法则的历史镜...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4 01:36:39
非，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奇绝高峰。
韩非之书，是一口凛冽的长剑，闪烁着慑人心魄的清冷光芒。
韩非的悲剧命运，在法家群山中最令人感慨唏嘘。
高大瘦削的身躯，冷峻傲岸的秉性，永远揉得皱巴巴的名贵丝袍，散乱无冠的长发，吟唱式说话的口吃病——这便是韩非在《大秦帝国》中的形象。自童稚之期骤然闪现于议政庙堂，到青少年时代在苍山学馆与李斯同窗，再到为存韩而违心入秦，最终冷清清死于云阳国狱；在自己所经历的每个历史转折点，韩非都是一道灵魂被撕成碎片的奇异光焰，令人目眩、扼腕，欲语不能而又欲哭无泪。
以生命与学说的奇异光焰，韩非在政治天宇刻下了永恒的印记。
韩非的悲剧，全部来源于两个根基：生当战国末世，生身王族之家。
这两个根基，几乎必然地决定了韩非的精神将被撕裂的悲剧命运。从第一方面说，韩非思想犀利深邃，极富实践精神，是战国法家名士群中出类拔萃的大师。孰料，其生不逢时，战国的分国变法浪潮已过，秦国催动的统一中国的大潮已经席卷天下，山东六国陷入岌岌可危的存亡绝境，已经没有了变法强国的现实条件。当此之时，韩非无论如何孤绝坚持，无论如何愤然努力，都无法像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等法家名士那样主持一国变法。也就是说，时代主流的变化，决定了韩非的变法实践的追求必然破灭，政治理想必然地无法实现。当其时也，除了投身秦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潮流，韩非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可是，韩非没有选择这条功业之路。
因为，韩非无法摆脱自己的第二根基——韩国王族公子的身份。
作为有惊世洞察力的韩非，其著作问世即流传天下。自然，这部大书也不可避免地流传到了当时的秦国，被秦王嬴政看到了，嬴政大为惊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当李斯告知秦王，这是韩非的著书后，秦王立即出兵“急攻韩”，威逼韩国立即将韩非送到秦国。此前，无论韩非如何“数以书谏韩王”，力主变法救韩，韩国都一直没有任用韩非。此时急难，韩王（韩）安却将韩非当作了救命稻草，给了韩非一个特使之身，将韩非当作“政治人质”送进了秦国。
这就是“乃遣非使秦”这五字史料的真相。
韩非“出使”，韩国当然会有一番秘密谋划。虽然，史料语焉不详，然根据韩非后来的作为，这条逻辑线还是很容易推断得清楚的。
请让我们先作一个基于无数事实的历史假设：假如，韩非像诸多入秦名士李斯、尉缭、姚贾、顿弱、郑国等等一样，全力投入秦国统一大业；至少，韩非一定会像李斯一样，成为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功勋巨匠；而以嬴政始皇帝对于国家政治结构的超强掌控能力，也一定不会发生后来的李斯姚贾“陷害”韩非的事件。果真如此，韩非的命运定然是另一番模样！
但是，韩非的灵魂却自我撕裂，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韩非入秦之后，没有投身秦国功业大潮，而是力图存续濒临灭亡的腐朽韩国。为了不使韩国灭亡，韩非先给秦王呈上了《存韩书》，力劝秦国不要攻灭弱小的韩国，而应该攻灭丰饶广袤的楚国。其后的韩非作为，史料无载。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后来的事实发展推定：韩非始终没有放弃存韩主张，又拒绝介入秦国任何谋划，与秦国君臣格格不入。从政治实践上说，这条路既违背时代潮流，又违背现实的政治法则。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谴责韩非——名士爱国，自有节操。
即或这个国家确实腐朽，一个人愿意为其殉葬，也当报以足够的敬意。
否则，便没有屈原精神，便没有基于历史主义而立就的民族精神界碑。
但是，社会价值法则永远不是一面性的。我们要说的是，政治法则的另一面。就当时的政治实践说，韩非的存韩之法太过浅显，很不高明。也许，这就是历史无数次上演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剧了。韩非的《存韩书》，极其类似于此前韩国的“献上党，移祸赵国”的策略，企图再次移祸于楚国。战国之世，历经生死存亡的几百年残酷大争，各国累积的政治经验都极其丰厚，秦国自然更是如此。当此之时，秦国君臣轻易识破了韩非的意图：将强大的秦军引向山水无比纵深而灭国难度最大的楚国，使韩国有喘息机会；若秦军在广袤的楚国战败，则韩国便有再造机遇！对于秦国利益而言，这是一则极为险恶的谋划。面对如此误秦之策，秦国庙堂不可能平静，秦王嬴政不可能不愤怒。
于是，秦国君臣的三项对策相继出台了：
其一，由李斯以同样的上书形式，反驳《存韩书》，揭穿韩非的用心；
其二，在韩非依然毫无悔改的情况下，将韩非下狱；
其三，开始向山东大举进兵之前，将韩非处死。
就实说，秦王嬴政将自己殷殷强请来的大师下狱，内心一定是很矛盾，也一定很苦恼。可是，基于国家利益，基于奉行秦法，一个杰出的国君，是不能容忍某个人公然将国家引上不可预测的危险道路的。据《史记》说法，秦王后悔了，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了。但是，我对这一说法表示根本性怀疑：韩非尚至死不悔，临死之前“欲自陈”——要再次陈说自己的主张，自然不可能是转而向秦国表示忠诚效力；政治洞察力与强毅秉性毫不逊色于韩非的秦王嬴政，何能法令既出而悔之？下狱而赦免之说，更与秦法实践大相违背，不可信。
由李斯出面处死韩非，只是既定对策的实施方式而已。
从政治法则说，将韩非下狱处死，秦国利益使然，秦国法度使然。
说韩非之死是李斯姚贾陷害，是同门相残，实在太经不起推敲了。
作为生命个体之实践，韩非无疑是精神分裂的悲剧命运。
但是，作为思想家，韩非却是光耀万古的伟大星座。
韩非的伟大，表现于对社会政治的深彻洞察。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之世，韩非自囚深居，思通万里，烛照天下，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悉数化为煌煌阳谋，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权力场运行的冷酷法则。一部大书《韩非子》，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拙，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弗利之《君王论》，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品评《韩非子》，其深刻明彻，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严，其激越犀利，其狰狞诡谲，其神秘灵异，其华彩雄辩，其生动谐趣，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原的天才奇峰，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
《韩非子》之命运，与韩非本人的精神分裂的悲剧命运如出一辙：在一个以求变图存为主流的时代，在变革家手中，它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在迂阔守成的保守时代，在阴谋家眼中，它是权术之道的狰狞利爪。
用之于变革大业，《韩非子》是开山利斧。
用之于权术阴谋，《韩非子》是一剂鹤顶红！
韩非其人其书，被锐意进取者们一代又一代地揣摩着发挥着，被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们一代又一代地诅咒着谩骂着，不能以公法灭其学，则必以口诛笔伐追诬其人，追诛其心。但是，不管如何咒骂，《韩非子》始终都是揭示权力场变革法则的历史镜鉴，当道者尽可以公然反对，然却不得不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
韩非的政治洞察力，最典型的体现于《孤愤》篇章。
韩非的《孤愤》，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绝，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初读《孤愤》，一身冷汗，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浑身插满箭簇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形同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就实说，《孤愤》没有罗列一个血案，但却令人惊悚莫名。根本之处，在于《孤愤》以无与伦比地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地铺陈开来，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
让我们来看看，韩非是如何一层层揭开这一鲜血之路的——
首先，变法家的秉性与使命，决定了必然与旧势力不共戴天。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
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烛重人之奸行。
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
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孤愤》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谓之“四助五胜”。
四助是：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门客学士之助。其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当道者擅枢要，则内外为之用。”有权力结交诸侯，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故有这四种助力。五胜是：一为官爵贵重，二为朋党众多，三为得朝臣多数，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辩护）；五为得君王爱信。
与当道者相比，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官爵低；无朋党依附；在朝野居少数；缺乏故交根基；与最高领导及其亲信疏远。
其三，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
韩非是这样说的：“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这是最为冷酷地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只可能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必死于私剑！终归是必须走上祭坛，充当牺牲。
其四，变法之士必为牺牲，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
韩非的预言，是冷酷的。但是，韩非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运动的酷烈，并深刻揭示了这种酷烈的根本原由——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冲突。但是，韩非仍然慷慨宣布：变法不会止息，变法家不会畏缩不前；凡变法之士，宁变法而死，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
“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
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
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
最后，《孤愤》篇对国家领袖提出了冷峻的警告:
变法之难，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国之不亡者鲜矣！
变法之士，孤存孤战，不得领袖支撑，变法必败！
有鉴于此，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韩非指出，最要紧的是两条：一则，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更不能凭着亲信议论而评判变法之士。
“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更不以枉法为治……
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毁诬之言起矣！
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士之吏废。
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二则，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杜绝贤路、惑主败法之罪行，否则无以变法。“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这就是韩非，灵魂被撕成碎片的悲剧实践家。
这就是《韩非子》，古典政治理论的最高峰，古今中外无可超越。
这就是《韩非子》，一口奇绝的双刃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咒骂也罢，赞誉也罢，谁都绕不开《韩非子》。
韩非之书，是一口凛冽的长剑，闪烁着慑人心魄的清冷光芒。
韩非的悲剧命运，在法家群山中最令人感慨唏嘘。
高大瘦削的身躯，冷峻傲岸的秉性，永远揉得皱巴巴的名贵丝袍，散乱无冠的长发，吟唱式说话的口吃病——这便是韩非在《大秦帝国》中的形象。自童稚之期骤然闪现于议政庙堂，到青少年时代在苍山学馆与李斯同窗，再到为存韩而违心入秦，最终冷清清死于云阳国狱；在自己所经历的每个历史转折点，韩非都是一道灵魂被撕成碎片的奇异光焰，令人目眩、扼腕，欲语不能而又欲哭无泪。
以生命与学说的奇异光焰，韩非在政治天宇刻下了永恒的印记。
韩非的悲剧，全部来源于两个根基：生当战国末世，生身王族之家。
这两个根基，几乎必然地决定了韩非的精神将被撕裂的悲剧命运。从第一方面说，韩非思想犀利深邃，极富实践精神，是战国法家名士群中出类拔萃的大师。孰料，其生不逢时，战国的分国变法浪潮已过，秦国催动的统一中国的大潮已经席卷天下，山东六国陷入岌岌可危的存亡绝境，已经没有了变法强国的现实条件。当此之时，韩非无论如何孤绝坚持，无论如何愤然努力，都无法像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等法家名士那样主持一国变法。也就是说，时代主流的变化，决定了韩非的变法实践的追求必然破灭，政治理想必然地无法实现。当其时也，除了投身秦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潮流，韩非要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可是，韩非没有选择这条功业之路。
因为，韩非无法摆脱自己的第二根基——韩国王族公子的身份。
作为有惊世洞察力的韩非，其著作问世即流传天下。自然，这部大书也不可避免地流传到了当时的秦国，被秦王嬴政看到了，嬴政大为惊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当李斯告知秦王，这是韩非的著书后，秦王立即出兵“急攻韩”，威逼韩国立即将韩非送到秦国。此前，无论韩非如何“数以书谏韩王”，力主变法救韩，韩国都一直没有任用韩非。此时急难，韩王（韩）安却将韩非当作了救命稻草，给了韩非一个特使之身，将韩非当作“政治人质”送进了秦国。
这就是“乃遣非使秦”这五字史料的真相。
韩非“出使”，韩国当然会有一番秘密谋划。虽然，史料语焉不详，然根据韩非后来的作为，这条逻辑线还是很容易推断得清楚的。
请让我们先作一个基于无数事实的历史假设：假如，韩非像诸多入秦名士李斯、尉缭、姚贾、顿弱、郑国等等一样，全力投入秦国统一大业；至少，韩非一定会像李斯一样，成为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功勋巨匠；而以嬴政始皇帝对于国家政治结构的超强掌控能力，也一定不会发生后来的李斯姚贾“陷害”韩非的事件。果真如此，韩非的命运定然是另一番模样！
但是，韩非的灵魂却自我撕裂，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韩非入秦之后，没有投身秦国功业大潮，而是力图存续濒临灭亡的腐朽韩国。为了不使韩国灭亡，韩非先给秦王呈上了《存韩书》，力劝秦国不要攻灭弱小的韩国，而应该攻灭丰饶广袤的楚国。其后的韩非作为，史料无载。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后来的事实发展推定：韩非始终没有放弃存韩主张，又拒绝介入秦国任何谋划，与秦国君臣格格不入。从政治实践上说，这条路既违背时代潮流，又违背现实的政治法则。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谴责韩非——名士爱国，自有节操。
即或这个国家确实腐朽，一个人愿意为其殉葬，也当报以足够的敬意。
否则，便没有屈原精神，便没有基于历史主义而立就的民族精神界碑。
但是，社会价值法则永远不是一面性的。我们要说的是，政治法则的另一面。就当时的政治实践说，韩非的存韩之法太过浅显，很不高明。也许，这就是历史无数次上演的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剧了。韩非的《存韩书》，极其类似于此前韩国的“献上党，移祸赵国”的策略，企图再次移祸于楚国。战国之世，历经生死存亡的几百年残酷大争，各国累积的政治经验都极其丰厚，秦国自然更是如此。当此之时，秦国君臣轻易识破了韩非的意图：将强大的秦军引向山水无比纵深而灭国难度最大的楚国，使韩国有喘息机会；若秦军在广袤的楚国战败，则韩国便有再造机遇！对于秦国利益而言，这是一则极为险恶的谋划。面对如此误秦之策，秦国庙堂不可能平静，秦王嬴政不可能不愤怒。
于是，秦国君臣的三项对策相继出台了：
其一，由李斯以同样的上书形式，反驳《存韩书》，揭穿韩非的用心；
其二，在韩非依然毫无悔改的情况下，将韩非下狱；
其三，开始向山东大举进兵之前，将韩非处死。
就实说，秦王嬴政将自己殷殷强请来的大师下狱，内心一定是很矛盾，也一定很苦恼。可是，基于国家利益，基于奉行秦法，一个杰出的国君，是不能容忍某个人公然将国家引上不可预测的危险道路的。据《史记》说法，秦王后悔了，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了。但是，我对这一说法表示根本性怀疑：韩非尚至死不悔，临死之前“欲自陈”——要再次陈说自己的主张，自然不可能是转而向秦国表示忠诚效力；政治洞察力与强毅秉性毫不逊色于韩非的秦王嬴政，何能法令既出而悔之？下狱而赦免之说，更与秦法实践大相违背，不可信。
由李斯出面处死韩非，只是既定对策的实施方式而已。
从政治法则说，将韩非下狱处死，秦国利益使然，秦国法度使然。
说韩非之死是李斯姚贾陷害，是同门相残，实在太经不起推敲了。
作为生命个体之实践，韩非无疑是精神分裂的悲剧命运。
但是，作为思想家，韩非却是光耀万古的伟大星座。
韩非的伟大，表现于对社会政治的深彻洞察。在那剧烈动荡的大争之世，韩非自囚深居，思通万里，烛照天下，将鲜为世人所知的种种权力奥秘与政治黑幕，悉数化为煌煌阳谋，陈列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权力场运行的冷酷法则。一部大书《韩非子》，使古往今来之一切权力学说与政治学说相形见拙，人类文明之绝无仅有也！即或后世西方极为推崇的马基雅弗利之《君王论》，也远远不可与其比肩。品评《韩非子》，其深刻明彻，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严，其激越犀利，其狰狞诡谲，其神秘灵异，其华彩雄辩，其生动谐趣，无不成为那座文明高原的天才奇峰，那个时代的学养旗帜。
《韩非子》之命运，与韩非本人的精神分裂的悲剧命运如出一辙：在一个以求变图存为主流的时代，在变革家手中，它是焚毁黑暗的熊熊火把；在迂阔守成的保守时代，在阴谋家眼中，它是权术之道的狰狞利爪。
用之于变革大业，《韩非子》是开山利斧。
用之于权术阴谋，《韩非子》是一剂鹤顶红！
韩非其人其书，被锐意进取者们一代又一代地揣摩着发挥着，被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们一代又一代地诅咒着谩骂着，不能以公法灭其学，则必以口诛笔伐追诬其人，追诛其心。但是，不管如何咒骂，《韩非子》始终都是揭示权力场变革法则的历史镜鉴，当道者尽可以公然反对，然却不得不悄悄地按照其法则运行。
韩非的政治洞察力，最典型的体现于《孤愤》篇章。
韩非的《孤愤》，不是诉说自己的孤绝，不是宣泄一己的愤懑，而是为天下变法之士的命运愤然呼号。初读《孤愤》，一身冷汗，眼前梦魇般浮现出翻翻滚滚的惨烈场景：车裂商君的刑场尸骨横飞，浑身插满箭簇的吴起倒在血泊灵堂，形同枯槁的赵武灵王正疯子一般地撕裂吞咽着掏来的幼鸟，嘴角还淌着一缕鲜红的血……就实说，《孤愤》没有罗列一个血案，但却令人惊悚莫名。根本之处，在于《孤愤》以无与伦比地洞察力，烛照了变法志士无法避免的悲剧命运，将血腥的未来赤裸裸地铺陈开来，冷森森地宣示了变法家的血泊之路。
让我们来看看，韩非是如何一层层揭开这一鲜血之路的——
首先，变法家的秉性与使命，决定了必然与旧势力不共戴天。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
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一旦任职），则烛重人（当道权臣）之阴情。
能法之士劲直，听用，则烛重人之奸行。
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朝纲）之外矣！
如是，智法之士与当道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其次，当道旧势力拥有既成的种种优势，变法之士则是先天劣势。《孤愤》一一列出了当道者的基本优势，谓之“四助五胜”。
四助是：诸侯之助，群臣之助，君王近臣之助，门客学士之助。其所以有此四助，根由是：“当道者擅枢要，则内外为之用。”有权力结交诸侯，有权力决定群臣利益分配，与君王之近臣内侍利害相关，有权力财力给士人门客以养禄，故有这四种助力。五胜是：一为官爵贵重，二为朋党众多，三为得朝臣多数，四为国人多趋于传统而一国为之讼（辩护）；五为得君王爱信。
与当道者相比，变法之士却是五不胜：官爵低；无朋党依附；在朝野居少数；缺乏故交根基；与最高领导及其亲信疏远。
其三，如此态势之下，变法之士的命运结局必然是走上祭坛做牺牲。
韩非是这样说的：“资（根基）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这是最为冷酷地预言：变法志士只要违背传统势力之利益，只可能有两种结局——不死于公法，必死于私剑！终归是必须走上祭坛，充当牺牲。
其四，变法之士必为牺牲，然变法之士死不旋踵代有人出。
韩非的预言，是冷酷的。但是，韩非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韩非清醒地看到了变法运动的酷烈，并深刻揭示了这种酷烈的根本原由——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冲突。但是，韩非仍然慷慨宣布：变法不会止息，变法家不会畏缩不前；凡变法之士，宁变法而死，也不愿为腐朽将亡之邦殉葬！
“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
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
沿袭旧途而存国，不可得也！”
最后，《孤愤》篇对国家领袖提出了冷峻的警告:
变法之难，要在君主，君主不明，国之不亡者鲜矣！
变法之士，孤存孤战，不得领袖支撑，变法必败！
有鉴于此，韩非告诫欲图变法之君王，该当如何认识并保护变法之士。韩非指出，最要紧的是两条：一则，不与左右亲信议论变法之士，更不能凭着亲信议论而评判变法之士。
“修士（人品高尚之士）不以货赂事人，恃其精洁，更不以枉法为治……
人主左右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毁诬之言起矣！
治乱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士之吏废。
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二则，君主一定要明察权臣朋党用私、杜绝贤路、惑主败法之罪行，否则无以变法。“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这就是韩非，灵魂被撕成碎片的悲剧实践家。
这就是《韩非子》，古典政治理论的最高峰，古今中外无可超越。
这就是《韩非子》，一口奇绝的双刃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咒骂也罢，赞誉也罢，谁都绕不开《韩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