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大歌神下一期歌手:胡德平：是“全民所有”还是“全民所无”_东方视点的博客_凤凰博报

胡德平：是“全民所有”还是“全民所无”

2011-04-15 11: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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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谈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

文/ 胡德平

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编者：

胡耀邦是深受中国人爱戴的政治家，22 年来，对他的怀念从未中断。人们怀念他光明磊落的性格、博大的胸襟抱负、民主的工作作风……

胡耀邦是一位真正以人为本的政治家，他曾对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胡启立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正因如此，他赢得了亿万人民的心。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精神也体现在胡耀邦的经济思想上。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其长子胡德平先生说：“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关于如何看待地尽其利和保护国家资源的问题，耀邦同志曾说：除国家可能和必须经营的大型的、大宗的、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之外，原则上公社就可以通过上级规划，相互协商，联合起来，地尽其利地有计划地兴办一切可能兴办的工业。

耀邦同志认为，公社、社队解决资源问题，总的方向是“地尽其利”，变国家独享的资源为全民共享，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开辟生产道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凡属是中小型的地下资源和地上资源，甚至国家一定时期不能经营的大型资源，都可以放手让当地及附近的人民公社联合起来开采、开发和加工。

这里，耀邦同志的提法是国家经营资源，而不是说国家对资源的所有权，所有权应属全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采矿业、冶炼业和金属加工业发展势头很猛，最明显的就是煤炭业和钢铁业的生产。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突破了基础工业发展的瓶颈。

如今我国各类企业享用国有资源已逐渐成为现实，一些私营企业也开始享用国家的公共资源，但不公平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在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国企、私企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如何定位、发挥作用，如何合理使用占有资源，仍需明确，不能忽而国退民进，忽而国进民退，长期拉锯。公有资源如何按市场配置这篇大文章，还应继续做下去。

一、是“全民所有”还是“全民所无”

我国改革之前，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尽管全民企业为国家财政作出了巨大的利润贡献，但总引不起全民对企业的热爱和衷心拥护，很多大型国企甚至为资源利用和当地群众发生激烈冲突，原因就在这里。耀邦同志向毛泽东主席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他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

耀邦同志认为“大全民”和“小全民”相关，有一致性：大全民是由许多小全民构成的，没有小全民就没有大全民。离开许多组织起来了的共同劳动、共同富裕的小全民所有，就谈不上有什么大全民所有。他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我们就不必再拘泥困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应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社队企业，以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若还要一味强调集体经济低级，全民所有“一大二公”高级的话，我们仍将生活在空话之中。

我国现在有各类所有制的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方向有何异同呢？私营企业摆脱家族企业，改制为股份公司，股份制又摆脱多家股东成为上市的公众公司，是不是进步呢？毫无问题是进步，因为它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私有经济的社会化方向。那么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多个股东的股份制企业，股份制企业又改为上市的公众公司，又怎样呢？我认为甚为明显的就是国有独资公司已变为全民和股民的企业了。但为何股东、股民可以分红，外国的股东、股民也能分红，全民则不能分红？如果这样的模式成为定式，那么全民的企业岂不成为股民的企业了吗？有人说全民不分红，但政府却分到了利润，政府代表全民享受了权益，所以全民可以不分红，这无论如何是讲不通的。

我国宪法第六条明确了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法律地位。把全民企业叫做国有企业也通，但千万要注意应该用“国有”注释“全民”，而不能用“全民”去注释“国有”。否则就会大大把事情搞乱。若再把国营企业理解为政府所有制的国营企业，那么国企迈向行政垄断企业的障碍就不多了（自然垄断的企业和国家专卖专营的企业除外）。如果此风一起而不止，那么我国就会出现特殊的利益集团，改革就是为他人做嫁衣了。20 世纪不就有这样的意见，行政垄断企业的高管人员要求在企业中入股，还要设立期权吗？

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好险！幸亏被制止。

1983 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以后二十多年来，国企并未上缴利润给政府，只是最近两三年才把利润的5% 或10% 上缴给政府。能否以政府的名义代替全民？能否以政府财政代替全民的权益？我想都不可以。国有独资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后，仍要体现它的双重性，作为上市公司，它应该给股民分红，并受股民监督。作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我认为同样应给全民支付红利，政府应得的是税收，而不是利润，因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它占用的资源是全民的资源，利润的一部分就应给全民。国有企业绝不能以给国家上交税收而回避对全民应尽的义务，同时应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

为避免形式主义和愚弄全民的做法，不必像俄罗斯那样，每个公民领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证券，全民所得的红利按人头划分也很难操作，或可全部纳入社会保险基金，或可采用别的形式整体使用。经济学家陈志武给全民所得的红利起名为“国民权益基金”，很恰当。

二、“全民所有，谁共谁的产”

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耀邦同志完全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远远大于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革命的积极性。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上，他坚定支持个体劳动者、集体经济、乡镇企业，对有雇工行为的私有企业也未采取那种封杀、打压的态度。每个时期，在耀邦同志的头脑中都有“共产党”三字在起作用，但能否把“共产党”和雇工、私营企业结合起来呢？

耀邦同志发挥毛主席的话，谈到了“全民所有，谁共谁的产”的问题：

十年前主席就非常深刻生动地指出：不是社共队的产，而是队共社的产。引申起来说，不是国家共公社、地区的产，而是公社、地区共国家的产。

我认为这种观念若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就会产生认识上的飞跃。所谓优化配置资源，就是要用市场供求的关系配置资源，但对社会主义来说，远远不够，因为这种资源不是私有的，也不是国家垄断的，优化配置资源还应该体现在市场配置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上，这才能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开辟最经济、最得人心的发展道路。

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水域、沙漠、雪域……都是全民共有的资源，应让国家、地区、集体和自然人“共产”，这些主体可以组成各类公有、私有，国有、国营和混合所有制等形式的企业，平等合理使用这些资源，共享分用全民的公共资源。

耀邦同志所谓的“共产”资源，就是共享分用，有偿租让。其标准就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而不是国家垄断资源的效益，也不是完全由资本说了算的效益。这种社会经济效益表现在：凡是少数人可以办的事，就不需多数人去办；凡是民间可办的事，就无需政府办；凡是地方可办的事，就不需中央办。我国乡镇企业为什么能迅速发展起来？当时的政策，就是乡镇企业能办的事，政府就鼓励它与当地国企竞争，或限制国企进入。

这样做就会产生如下效果，在一切谋利性的国有企业中，每个公民都有均等化的一份红利，就不会产生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一切接受政府信托，经营公共产品的国营企业，就不会大赚老百姓的钱。如果公共产品以赢利为目的，即便赢利再多，也会落得个财聚而民散的结局！所以必须把国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严格分开。

此外还要有以赢利为目标，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私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国家提供大量的税收和就业。私有企业好理解，纯属私人性质，民营企业最好的例子就是联想，就是公有资产的所有者请专业人士经营。这两种企业也要严格区分。两种企业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和赢利性的全民企业竞争，全民企业竞争不过，就应让渡其资源或股份，以求让社会的活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刺激全民企业提高竞争力。

这里之所以要强调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利、金融和一切资源，讲究效率，最终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积极增加公共财政和扩大公共事业。这里用得着毛泽东同志的那种说法：你是真想而不是假想，你是十分想而不是几分想。要做到社会的公正，缩小贫富差距，你就要讲效率，讲劳动生产率。须知，我国的GDP 总量虽然已占世界第二位，但整体的国家竞争力仍然很低。我国发电的装机容量已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总和，但GDP 总量仍在美国之后。

三、资源向全民开放

耀邦同志主张全民共享分用资源，在“文革”中只分到县市、公社、生产队组合的经济组织，建言信中并没有提到自然人。“文革”以后，他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同时在中央多次强调要从实际出发看待雇工问题。1986 年8 月18 日，耀邦同志在辞职之前的5 个月，和德中友好协会的副会长托马斯先生有过一次谈话。他说：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而言，绝对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不仅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生活的提高同样有好处……一部分小私营企业，规模不大，资本数量很小，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将采取可能的方式来实现其增长，但无论如何，私企不能超过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1986 年11 月17 日《世界报》（德国）

耀邦同志对此想做些什么工作呢？他说：

在今明两年，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领导个体、私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党内需要找个时间讨论几个经济问题，看是否像马克思说的那样，雇佣人员多于七个人就是剥削，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推敲。——1986 年11 月17 日《世界报》（德国）

对于马克思的剥削论还要推敲，是什么原因呢？还是从实际出发，他的观点是：现在的私营企业雇佣工人与旧社会情况是截然不同的……现在，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工人领取工资，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也不能说这其中完全不存在剥削，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是建立在西欧几百年前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的，现在时代不同了。——1986 年11 月17 日《世界报》（德国）

据对外友协会长陈昊苏提供的材料，耀邦同志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内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在争论，按马克思的说法，雇工超过七人就是剥削。我看这种争论没多大意思。——《胡耀邦总书记在接受联邦德国德中友协主席托马斯·海勃勒尔博士采访时的谈话要点》

此时，耀邦同志关于全民“共产”全国资源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资源已经彻底向全民敞开，也包括向自然人、私营企业敞开。此时，他又想到了新问题：中国的一些私营企业也要不断地获取资源，他们通过优惠信贷发展企业，这样的发展一旦形成规模，就将其改造成集体企业。对于私企的老板，只要是有能力的人，我们也会把他们提拔为经理或厂长。——1986 年11 月17 日《世界报》（德国）

耀邦同志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看来，古代中国“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思想，文字表述非常优美，逻辑又相当辩证；同时，他又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矢志献身于中国共产党的崇高事业。对科学理论他务尽其行，对亲身实践他务尽其功。尽管如此，用他的话来说，他仍是一个“历史上的过渡人物”。我相信，他晚年若重读给毛泽东主席的这封建言信，他不会有任何愧怍之心，因为在人民群众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他又登上了一座新的思想高峰。

（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摘自1969 年党的九大召开前夕《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

本文后记：

耀邦同志作为一位共产党人，一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涉及经济领域的任何一项改革方针、政策，他均将此方针、政策与共产党牢牢挂钩。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资源、劳动对象都是全民所有，既非私有，也非国家垄断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可以利用，地方、集体企业也可以利用，私有、民营企业同样可以利用，就是自然人利用也应鼓励。鼓励解放了的人民大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共全民全部待开发资源的产！但党和政府的目的导向应该十分明确，就是建设民富国强、繁荣发达的社会主义祖国。各种经济主体和全民共有的资源结合得越紧密、地位越平等、政府执法越公平、党的意识形态越解放，我国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国民财富的分配才能越趋向合理。

耀邦同志当时就认为我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全民所无”、“全民皆困”， 他认为我党应追求的是“全民皆有”和“全民皆富”。如果这一观点不错的话，我国的改革还差得远呢！

                                         —— 本文摘选自由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人物》杂志2011年第2期封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