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任曹县县委书记:日共党员: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乃无可争辩的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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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就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川口认为:“不管如何强调‘天灾’,在四川的川西平原,根本不存在‘天灾’的因素,‘人祸’乃无可争辩。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D27版,作者:刘柠,原题:《1956-1973: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

1956年3月,一个日本人携眷来到中国,从此一住十八载,其间无法回国。夫妇更名改姓,乔装成中国人,以“国家干部”的身份,参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轰轰烈烈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实验中,改造思想。从整风、反右、“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直到在“文革”中,自己也被打倒。中日建交后的1973年12月,才辗转回到自己的祖国。如此传奇不是传说中的日共“延安派”或日籍八路军,而是发生在战后中日间的一段真实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叫川口孝夫(Yoshio Kawaguchi),1921年出生于北海道上川郡士别村(现士别市)的一个农家,他原在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机关军事部门工作。1953年8月,调到日共东京都委员会,因“白鸟事件”的关系,被分配到党的非公开部门(当时的日共处于半地下状态)。1955年7月,日共召开六中全会,两派(主流派和反主流派)统一,党的活动全面公开化。1956年3月,应组织上要求,离开日本,赴中国——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流放。

缘起“白鸟事件”

1952年1月21日晚,北海道札幌市警察署白鸟一雄警官骑自行车回家途中,遭人射杀。嫌疑人骑车逃遁。这就是日本当代史上的“白鸟事件”。

“白鸟事件”是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后期的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被暗杀的白鸟一雄,战时曾从事过以镇压左翼社运为目的的“特别高等警察”活动,战后作为札幌警署的警备科长,负责对半合法化日共的对策,对赤色分子镇压没商量,被日共看成是“凶恶敌人”。

1949年至1950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占领当局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大搞“赤色整肃”,将大批日共分子及其同情者开除公职,日共面临空前的压力。1951年10月,日共召开五中全会,通过了旨在以武力革命夺取政权的“五一纲领”。在日共的策动下,“山村工作队”遍布全国,一时间日本列岛“武装蜂起”,不无燎原之势。仅在北海道一地,就发生过市民哄抢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和在札幌市公所门前静坐示威的“我们要年糕”事件,均遭警方的严酷弹压,被认为是“始作俑者”的日共党员多数被捕。对此,北海道地区的日共组织给包括白鸟一雄在内的“刽子手”们寄送了数以百计的写有威胁性字句的明信片,以“恐怖反制”的方式展开了营救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白鸟事件”,日共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嫌疑者。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论是美占领当局,还是日本政府,对日共其实都有种除之而后快的心理,“白鸟事件”恰好为当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镇压口实。受事件的牵连,逾50名日共党员及其外围分子被逮捕;被捕者中至少有3人自杀,或出狱后离奇死亡;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承认与事件的关联,并在成为检方证人后脱党;10名党员虽然幸免于被捕,但被认为与事件有关,因而被迫流亡中国,川口孝夫夫妇就是其中的两位。

五一庆典和“人民大学分校”

刚到中国的时候,川口孝夫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都感到新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搞了6年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

抵京不久,正赶上1956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当毛泽东和外国来宾莅临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川口站在广场“听”城楼上面宣读祝词,“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见川口孝夫:《蜀国飘流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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