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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主席党建思想，吸吮营养哺育新生
                                                             2011-04-06                                                    ——毛泽东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构成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代表著作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共产党人〉发刊词》、《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和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相比，毛泽东建党学说体系更加完整、内容更加完备，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学说。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毛泽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作用的论述，提出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重要原理。在政治建设方面，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纲领和策略的思想，发展为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重要原理。在组织建设方面，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把民主集中制提高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的高度，科学地阐明了民主与集中的辨证关系以及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目的。在党内团结斗争问题上，指出党内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斗争，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党内斗争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在作风建设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要具备优良品德和列宁倡导的求实精神，第一次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科学概念，创立了一整套党风建设的理论原则，探索了“整风建党”的实践经验，培养了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强调“思想建党”，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独创性的重要特色。开展“思想建党”，就是组织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适合具体情况的理论、观点、路线、政策。这样一个目的不是顺利达到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过程，才找到了一套比较适合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

           总结党内历次曲折、复杂的路线斗争，为了帮助全党同志更好、更快地探索真理、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

           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就是脱离实际情况，一厢情愿地用自己的主观臆想、主观愿望去代替客观事实，它有时候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有时候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例如，要革命必然首先要分清敌我友，然后在政策策略上必然要有斗争、有联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斗争和联合的问题上，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搞关门主义，搞四面出击，否认一切联合。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又跳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充满了幻想。毛泽东严肃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反过来，如果我们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那也是做不到的、滑稽的。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统一战线中的合作和让步都是以承认对方为前提的，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否则合作就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参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还指出：在可能的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的让步都应是互相的，而且是积极的，不应是消极的。他指出：“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又例如1943年6月当彭德怀在太行山就民主、教育等问题发表谈话时，毛泽东发现彭德怀的谈话有悖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当即写信予以批评：

         “德怀同志：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亦不合事实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6页)

           毛泽东教导我们：“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作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历来重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是符合伟大的斗争目标，同时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其中的政策、策略是否符合具体的实际情况。他强调“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毛泽东同时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让我们永远铭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象抵制日贷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整顿党的作风》）             让我们永远铭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恐怕是毛主席党建思想的精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