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碧玉:洛阳名人—鲁迅

鲁迅：来洛阳为创作找感觉
□记者 孟国庆

1924年8月10日中午，一辆火车停靠在陇海铁路洛阳站，从车上走下来两个清瘦的中年人。
站台上并没有接站的人。这两个人出站后坐上人力车，径直往洛阳市区而去。来往的旅客和车站内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留意到：这两个人，一个是四年前以《狂人日记》蜚声文坛的鲁迅，另一个就是首发《狂人日记》的《晨报》编辑、人称“副刊大王”的孙伏园。
1　为《杨贵妃》采风
鲁迅是带着失望与希望并存的心情来到洛阳的。
从1922年起，鲁迅就开始构思长篇巨著《杨贵妃》，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总结唐玄宗统治期间，由繁荣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教训。
鲁迅曾对友人谈起过《杨贵妃》的腹稿。他说，以唐玄宗之明，哪里看不到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关系？到了马嵬坡上，军士们说要杀她，唐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能不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他授意军士的。
孙伏园回忆说：“鲁迅想把《杨贵妃》写成剧本：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
到1924年，这个腹稿已基本成形，就等着有机会付诸笔墨了。
恰在此时，国立西北大学邀请鲁迅等学者去西安进行暑期讲学，鲁迅本来不准备去，但是，他又期待西安之行能激发动笔写这部小说的“兴味”，就答应了。鲁迅说，把自己置身于李、杨“风流”了10年的地方，感受大唐长安的残留气息，以充实他“破费了数年之工”的这部小说腹稿。
鲁迅就带着孙伏园一起前往西安，去的路上并未在洛阳停留。但西安之行却让鲁迅很失望：当时的西安十分残破，现存的遗迹远不是古籍上说的那么一回事。残破还不要紧，政治人文空气颓废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鲁迅在后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
这时鲁迅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洛阳。
2　洛阳印象：乱
要知道，洛阳是唐朝的东都，盛唐时期洛阳的气象比西安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在西安没有触发灵感，说不定在洛阳能找到感觉。
抱着这样的念头，鲁迅改变了行程：他没有乘车直接回京，而是中途下车，到洛阳逗留。孙伏园回忆说：“陇海路经过洛阳，我们特下来住了一天。”
当时的洛阳为军阀吴佩孚所盘踞，别看洛阳城市不大，但地位不可低估：名义上中国的政局为北京政府掌控，但实际上为洛阳的吴佩孚所操纵，各省在洛阳都设有派驻机构，类似于今天的驻京办。
1924年的洛阳也显得分外热闹，因为吴佩孚正在洛阳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洛阳飞机场增设了洛阳至西安的航线，每天上午7时30分起飞，11时30分到西安；洛阳也设立了造币局，铸造银币、铜元；而是年洛阳最大的建设项目是公路路网，开封经洛阳至西安的公路计划在这一年建成通车，吴佩孚为此派人到汉口订购了100辆汽车、5万根电线杆，在是年7月刚刚运抵洛阳。
此外，吴佩孚表示欧美在华企业均可以承办这些建设工程。消息一出，比利时、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西班牙、荷兰等10国的建筑团队也在这年8月齐聚洛阳竞标。
鲁迅和孙伏园对洛阳的第一印象却不好。当时洛阳最好的“宾馆”是老城的“洛阳大旅馆”，鲁迅和孙伏园下了火车就入住洛阳大旅馆。
但是，洛阳大旅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孙伏园回忆说：“一进去就失望，洛阳大旅馆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阳大旅馆”，但是他也没有说想象中的洛阳大旅馆到底该是什么样儿。
3　逛街到老城
安顿下来后，鲁迅和孙伏园就前往老城的老街老巷“找感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看能不能淘几件古董。
鲁迅的一大爱好就是收藏古玩。刚到西安时，鲁迅就约陪同的西安朋友去买弩机。负责接待工作的西北大学讲师兼省长公署秘书的张辛南是顺德人，听说鲁迅要买“弩机”，以为是要买“卤鸡”，就纳闷：卤鸡在北方城市都有，自己家乡的卤鸡倒是颇有名声，倒没听说西安的卤鸡有什么好吃。最后通过孙伏园他才了解到，鲁迅说的是“弩机”。
根据鲁迅日记记载，他在西安仅弩机就买了5具。
鲁迅认为，洛阳也是古都，古玩自然不会少，这对他来说自然也是“淘宝捡漏”的好机会。
然而，逛了一圈后鲁迅发现：洛阳的古董铺虽然不少，但货物不及西安的多，而且摊位上摆的基本上都是假古董。
在街上逛了一大圈，鲁迅期待的提笔写作的感觉也一点儿都没有找到。孙伏园回忆：“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绩，只觉得跑来跑去的都是妓女。”
但鲁迅逛街也不是一点儿收获也没有。当天下午，他花北洋政府的旧币18元买了一匹汴绸，还花8角钱买了两个土偶，算是旅游纪念。
傍晚，鲁迅和孙伏园在一家名为“景阳庄饭店”的饭馆匆匆吃了饭，就赶回了洛阳大旅馆。
一个历经千年战火洗礼、又在军阀统治下的洛阳哪还有什么盛世气象？这次逛街让鲁迅大失所望，他没有继续逛洛阳的名胜古迹，到旅馆后就准备休息。
鲁迅没有想到，他晚上还会休息不好。
4　夜遇“西藏王爷”
从文献记录上看，洛阳大旅馆各种“服务”是比较齐全的，不仅仅有客房，还有“演艺中心”。
大概是旅馆内的隔音效果不好，鲁迅和孙伏园躺下后就没有清静过。“先是东拉胡琴，后是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组，闹得个天翻地覆”。
好不容易到了晚上11点多，鲁迅和孙伏园刚要入睡，大旅馆忽然又闹腾起来了：有一个贵宾入住了。
哪个贵宾这么大的排场？鲁迅和孙伏园一打听，原来来的是班禅喇嘛的特使，是给吴佩孚吴大帅进贡的，人们称之为“西藏王爷”。
说是进贡，其实是前来请吴佩孚主持公道的。1923年，九世班禅因和十三世达赖失和而出逃至内地。1924年6月10日，九世班禅到兰州，受到甘肃督军陆洪涛、专程从北京赶来的“迎护专员”李迺（nǎi）芬等高级官员和数千群众的迎接。李迺芬还宣布了民国大总统曹锟签署的赐给班禅大师的“致忠阐化”封号。后来，九世班禅经太原到达北京。
九世班禅虽然出逃，但是他一直期望回到拉萨，这就需要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吴佩孚就是北洋政府里能拍板的人，所以九世班禅的特使就来到洛阳“做工作”。
无独有偶，特使也选择了洛阳最好的旅馆——洛阳大旅馆。
鲁迅和孙伏园看到，特使，也就是人们称的“西藏王爷”，“穿了枣红宁绸红里子的夹袍翩然莅止”。
孙伏园是个活泼好动的人。他撇下鲁迅，到人家特使的窗外去偷窥。他回忆说，“西藏王爷”已经脱下了外袍，穿了条土布白小褂裤，在床上懒懒地躺着；他脚上穿的并不是怎么样的佛鞋，却是与郁达夫君等所穿的时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样。”
这个“西藏王爷”似乎不会汉语，带来的翻译汉语水平也不高，跟外人的交流不多。虽然这样，但他的声势并不小，“出去小便，也得由两个人扶着”，所以，旅馆里还是人声鼎沸，这样一直到天亮，旅馆才安静下来。
而鲁迅和孙伏园，则“没有睡好觉”。
就这样，没有玩儿好也没有睡好的鲁迅和孙伏园，第二天一大早，就带着失望和遗憾匆匆乘火车离开了洛阳。
西安和洛阳之行让鲁迅有些意兴阑珊，他的《杨贵妃》此后也因种种原因未能提笔创作，这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