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的组词:经济增长能带来幸福吗？

2010年可能是我关键的一年，事极多，也较大，时间却和往年一样，还是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新年第一天，就给自己找了件事做：年底看到这篇文章，很是喜欢，因此今天把它翻成中文，也算是给新年开了个好头。原文标题是中规中矩的“The Easterlin Paradox Revisited, Revised, and Perhaps Resolved”，我按中文规矩把它改成轻度标题党。

经济增长能带来幸福吗？

Ed Diener，伊利诺伊大学、盖洛普组织（幸福研究先行者，外号人称Dr. Happiness）

Daniel Kahneman，普林斯顿大学、盖洛普组织（2002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伊斯特林(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经典论文是史上关于幸福(well-being)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他说，没有多少证据表明经济增长能提高人类幸福。具体来说，伊斯特林认为，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有了大幅增长，但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没有增加。伊斯特林总结了当时的数据，结论是，一个国家内的富人和穷人之间虽然在 “幸福”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国家平均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却较小或不存在。此外，他还认为国家财富随着时间的增加，并不伴随着主观幸福感的类似增加。
 
这个“伊斯特林悖论”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也令人疑惑：个人收入与幸福有关联，国家的财富却似乎没有这种关联（至少在相对富裕的国家）。伊斯特林用攀比心理（social comparison）来解释这个悖论——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相对（社会和财富）位置影响幸福，但当一个社会里的人均收入提高时，就没有任何主观幸福感的净增加，因为比较的标准也上升了。因此，

他 推测说，这个关于收入和幸福的矛盾发现，是由于只有在人们比周围的人更富时，收入才会对幸福产生作用，而当一个社会的总体收入增加时，就没有益处。伊斯特 林的论文非常重要，也充满争议。在这场辩论里，一方认为，对经济增长的过分强调，会损害环境和人际关系；另一方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 性。理查德·伊斯特林开了这响彻学术界的一枪，开始了持续25年的辩论。

许多学者反对伊斯特林。在2002年的一份文献总结里，Diener和Biswas-Diener【译注1】指出，有很多研究表明，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平均主观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关联。看来恰恰是因为由于国家收入和国家幸福之间的关联很强烈，伊斯特林才被误导了，因为他所依据的那些早期调查，都是在富国做出的，因此他所能得到的国家财富的范围非常小【译注2】。

随后的辩论集中在收入增加是否导致主观幸福感增加的问题上。例如，Hagerty和Veenhoven认为，虽然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不过平均来说，在那些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里，幸福也增长了。伊斯特林用他自己的分析施以反击。他指出在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惊人增长时，幸福的增长很小或不存在。反对者认为，或许这些国家是例外。

对国家和年份的采样，以及主观幸福感调查问题的措辞，经常会成为辩论的话题。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很多研究为这些问题带来了新的发现。

近年来，盖洛普组织进行了一项世界性调查，从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里采集到大量的有代表性的样本。Cantril的“生活阶梯”是这项调查里关于幸福的量据之一。经济学家Angus Deaton分析了各国平均生活阶梯和GDP的对数的关系。第一个结果是，数据得出了一个线性关系。收入的对数是对收入的恰当转换，因为它考虑了钱的边际效用随数量而减少，以及人们倾向于用百分比来看待自己的收入增加。生活阶梯对GDP的对数在富国里事实上上升更快。二，Deaton发现，国家平均阶梯得分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度达到了令人震惊的0.84【译注3】。事实上，不同国家之间的阶梯得分差异淹没了国家内部的差异。

经济学家Stevenson和Wolfers用盖洛普世界调查，并回顾了现有的大量证据，对伊斯特林假说进行了直接的回答。Stevenson和Wolfers也质疑伊斯特林的一些没有考虑到问题措辞的变化的分析。他们还提出了新的统计分析，包括一个对GDP随时间的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证据表明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但Stevenson和Wolfers谨慎地没有从他们对短时的变化的研究引出确定的结论。不过，他们进对世界调查进行了另一个分析，比较了阶梯得分对收入对数的回归斜率，因为伊斯特林的“攀比论”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的斜率应该比国家之间的斜率大。他们发现，没有任何数据支持这一预测。国家阶梯平均得分对GDP对数和个人阶梯平均得分对个人收入对数的回归斜率非常接近。一定要找出点什么来的话，那就是国家之间的斜率更大些。

长期以来，在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研究人员都是用一个单一的、通常是生活满意度或笼统的“这些天的幸福感”的度量。很久以前，Diener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主观幸福感的定义：“生活满意度高，正面情绪多，负面情绪少”。 Kahneman和他的同事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分开了生活评价和幸福感觉，而后者也是由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决定。这次世界调查鉴于以往的经验，包括了对不同情绪的状态的二选一问题，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本文作者都是盖洛普的资深科学家）。我们与William Tov和Raksha Aror一起对阶梯（对生活评价的衡量）和对正面情绪及负面情绪的衡量进行了平行分析。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伊斯特林假说很可能对生活评价是错的，但对情绪则仍然站得住脚。

跟着Deaton对阶梯和收入对数的分析，我们对2008年初得到的整个世界调查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个人阶梯得分和其国家的GDP对数的相关度是0.42。加入了个人自己的收入，只把相关度提高到0.44。这里的相关度比以往的研究高，因为盖洛普调查覆盖了世界上的所有收入，包括那些最穷的人，他们在过去的调查里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阶梯的数据显示出生活评价和收入之间有强烈的联系，同时也意味着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什么是“好生活”的标准，基本一致。这和伊斯特林的假设不同。

对情绪的研究结果则不同。收入对数和情绪平衡的相关性要弱得多：在国家一级是-0.31，在个人层面是0.14。在国家一级上，我们发现，和收入能更好地预测阶梯得分不同【译注4】，国家的腐败水平的客观指数（我们把它解读为对信任的衡量），要比GDP的对数更能预测该国人民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Positive Psychology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我们发现，一些社会和心理因素，比如学习新的东西、能够在紧急情况下依靠别人，能非常有效地预测情绪，而物质财富和收入则与阶梯得分密切相关。

我们还发现，当我们比较收入对阶梯得分和情绪的影响时，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有所不同。回想一下，伊斯特林的预测是，由于攀比心理，一国之内的斜率应该更陡。Stevenson和Wolfers却发现，大多数国家内的斜率比国家之间的小。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发现，在133个国家里，99个国家之内的正面情绪的斜率要比国家之间的大（p<0.001【译注5】），119个国家之内的负面情绪的斜率要比国家之间的大。这些结果并没有证明伊斯特林假说在情绪方面的正确性，但显然与该假设一致。

我们还根据Veenhoven的世界幸福数据库（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和最近的盖洛普世界调查，研究了近几十年来主观幸福感的变化。我们的发现证实了最近Inglehart得出的结论。我们观察到收入增长与阶梯得分上的生活评价的增长有0.54的相关度，但收入增长与幸福增长的相关度却是-0.13。收入增长与生活满意度增长的相关度为0.25。换句话说，在用Cantril的自我设定奋斗量表（Self-Anchoring Striving Scale）衡量的生活评价上，伊斯特林假设是错误的。然而，和生活评价相比，“幸福” 与情绪更加相关；它并不随着收入增加。虽然伊斯特林似乎在生活评价上是错的，他的理论在情绪上似乎还是对的。如果我们假设积极的情绪，尽管可能受到收入的一些影响，但主要是由性情、个际关系、创造兴趣和投入体验的活动来决定，那这个理论是讲得通的。

如果我们的结论可以复制，并且能经受住其他科学家的质疑，那么其意义是深远的。首先，它们表明，经济增长不足以增加所有类型的主观幸福感。事实上，更深远的结论是，全国平均的即时幸福和财富只是弱相关，表明经济发展不会大幅提高这类主观幸福感。第二个意义是，我们在未来的研究里必须更加小心，一定要衡量主观幸福感的若干类型，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衡量生活满意度。三，这些发现支持国民主观幸福感报告这一概念，因为经济报告不能完全反映社会在进步还是退步。Diener和他的合著者们在最近的《幸福与公共政策(Well-Being for Public Policy)》一书中，提出有必要建立社会幸福报告，这样的报告可以使许多领域里的政策辩论更清晰，比如环境、健康和工作。最后，这些新发现表明，我们需要在社会对正面和负面情绪方面加深研究。

主观幸福感里那种类型更重要？许多哲学家都认为，反省式的生活判断最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人们的努力目标。Kahneman在早期著作中认为，即时情绪是幸福最重要的衡量。我们现在同意，两者都是重要的。

伊斯特林开启了行为科学中最重要的辩论之一。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数据比1974年多得多。我们的初步结论是，理查德·伊斯特林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他的假设需要修改。现在看来，经济增长可能对人们的平均即时情绪只有轻微的影响，但却可能会提高了人们对他们的生活的评价。但是，即使是微小的相关，也可以积少成多为最富有阶层和最贫穷阶层的悬殊的绝对差异。为什么收入与情绪和生活评价的相关性是不同的？这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