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文明出土文物: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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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投资狂潮

2011-02-12 11:04:31 来源: 《新世纪》-财新网  跟贴 10 条 手机看新闻

五年计划首年必现投资狂潮,未因“十二五”而改变,抢土地、资金和能源的竞赛一触即发。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竞争压力,“我们已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

2011年,以“4万亿”政府投资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画上句号,另一场抢夺土地、资金、能源的经济竞赛准备开跑。为了展现下一个五年的地区发展蓝图,不少省份已经开列好投资项目清单,并校正速度,只待发令枪响。

1月中旬以来,地方“两会”先后召开,各省2011年及“十二五”时期增长目标和思路逐渐显露。

据本刊记者初步统计,截至1月底已经召开“两会”的26个省份中,多个省提出未来五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折合为年均GDP增幅将达15%左右,另有多个省将“以大项目带动大投资”视为关键战略。

如此,尽管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五年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今年及整个“十二五”期间,多数地方政府实现规模赶超的决心依然坚定。

现实是,目前的增长势头若延续,则经济恐有发热之嫌,控制通胀更添新忧。金融危机后的第二年,中国经济迅速回归到原来的两位数增长轨道。初步测算,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0.3%。而环顾各地,增速高于此值的比比皆是。

截至1月25日,已经公布2010年经济增长初步核算数的24个省(市、区)中,除北京GDP增速低于全国0.1个百分点、上海与全国持平外,其余省份经济增速均高于10.3%,天津增速最快,达到17.4%。

“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并没有改变对投资的依赖,也没有改变对高增长的依赖,目前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非常迟缓。地方投资冲动很可能是2011年最大的问题。”一位参与全国“十二五”规划讨论建言的专家向本刊记者如此道来。

设法搭上国家规划的顺风车,或自行在省区内设计宏伟建设计划,在这些未来数年即可望见效的具体项目前,“调结构”显得似乎没有那么迫切,发展路径的依赖很轻易地沿袭旧制。

不过,继续以政府为主导,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去向,继续以投资推动GDP的规模累积,这种“铺摊子”的冲动,在当前也面临现实的挑战。

资源、能源、环境的约束,中央政府“转方向、调结构”的决心昭示,即是一道“紧箍”。此外,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向本刊记者谈到,地方政府每年都有投资冲动,最终冲动得以释放还是被摁住,取决于中央是要保增长还是防通胀。“2011年恰恰是防通胀的一年,所以年初就会看住、看好。”他这样坚信。

并非所有人对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的执行到位充满信心。“只怕控通胀实际上还是让位于经济增长。”一位外资证券公司的中国经济学家有此担心。 

冲动难抑

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坦言竞争压力,“我们已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

截至1月底,已有26个省份召开“两会”,公布2011年及“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本刊记者的初步统计显示,“十二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速目标低于10%的,仅有北京、上海、河北、浙江和广东省。至少有青海、广西、宁夏、四川、贵州、重庆、福建、黑龙江、云南、安徽等10个省(市、区),更是提出未来五年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折算为年均GDP增速接近15%。

2011年,“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已有15个省份提出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超过10%,重庆增长目标最高,为13.5%。而此前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2011年全国GDP增长目标初定为8%。

虽然地方经济增速高于全国是多年惯例,但考虑到地方设定预期目标多留有余地,实际增速往往更高。

2011年,若无有效“减压”措施,则地方冲动助推下的经济快增及由此带来的需求端偏紧,难免拉响红色警报。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10.3%的数据发布后,瑞银证券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将2011年中国GDP增速预测从9.0%上调至9.6%,并认为今年中国经济走势仍是“不着陆”,投资过快增长是最大风险之一。

地方政府之间争项目、争经济总量和增速排名,是增长冲动难抑的重要原因。本刊记者此前在西部某省发改委采访时发现,当地官员聊起周边省份GDP数据及排名时如数家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此次“两会”上,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即坦言竞争压力,“十二五”时期各兄弟省(区、市)特别是西部省份将呈现新一轮加快发展、竞相发展的逼人态势,贵州省面临既要“转”、又要“赶”的双重压力、双重任务,既要缩小在“好”的方面存在的差距,更要把“慢”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好,“我们已没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战。”

此外,2011年各级政府换届,这带来了各地快上、新上建设项目的集中暴发期。

去年下半年以来,已有陕西、黑龙江、甘肃、湖南、贵州、湖北、江苏、河北八省省级党委和政府换届。自今年起,全国省(市、区)、市(州)、县(市、区、旗)和乡镇四级党委将陆续换届,地方各级人大、政府和政协换届选举工作也将开始。

如此大范围的官员、人员变动,为近年之最。

据瑞穗证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观察,中国的政治周期以十年为单位,前五年经济增长较为迅速,后五年经济增长略有下滑。总体上讲,中国正在经历下一个高速增长的五年。“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又逢政府换届,内生增长动力旺盛。”

中西部接力

抓紧启动实施一批“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争取更多进入“国家笼子”,成为紧要任务

当一些东部或沿海省份已力有不逮时,追求高增速和投资高增长,仍是大多数中西部省份及新兴开发区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9%的基础上,宁夏回族自治区希望201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以上,并提出了“投资是第一拉力,项目是发展基石”的口号。

青海省则提出要确保“十二五”期间投资成倍增长,具体实施路径是“以大项目带动大投资,以大投资带动大发展”,称要规划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项目,并梯次推进。

过去两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中,中央及各地项目投资大批上马。后“4万亿”时代,不仅已经开工的项目要保证续建完成,继续上项目的惯性依然很强。

湖南省发改委主任蒋作斌就指出,要珍惜近年来在抓投资、抓项目方面形成的好氛围和打下的好基础,力度不能减、劲头不能松,抓紧启动实施一批“十二五”规划的重大项目,争取更多进入“国家笼子”。湖北省也提出,2011年争取中央投资份额不减,策划推进重点项目不减,保持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不减。

“十一五”期间年均生产总值增长22.5%的天津滨海新区,将采取“指挥部+管委会+开发实体”的“战时”模式,五年总投资将超过15000亿元。2011年,天津市将建设180个大项目,投资2500亿元以上,其中,滨海新区1200亿元。

今年中央政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被地方政府视为继续上项目难得的好时机。

青海省省长骆惠宁就提出,要用足财政政策,抓住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机遇,争取今年国家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资金总量继续增加、中央代发地方政府债券规模超过上年。

对于部分东部及沿海省份,在持续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现在到了调低经济增速预期、淡化GDP总量的时候,同时,他们不得不考虑投资之外新的增长路径。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十二五”期间的预期年均经济增速均为8%,处全国最低档。

服务业受到更多的倚重。北京市提出,到“十二五”末服务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8%以上,上海和浙江的目标分别是达到65%和48%。广东也称,要显著提高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初步建成华南服务业中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张焕波编制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数,对各省2009年和部分重点城市2000年至2009年转变发展方式的成果进行评估。

对于东西部省份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表现出的差异,他向本刊记者表示,不能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考虑,各省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应该考虑,只是转的程度不一样,中西部不能重复别的城市走过的老路,要提前布局,不能为了发展速度什么项目都引进。

要速度还是结构?

追求速度易,不追求速度难,难在政府改革

在各级政府及官员的报告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与结构调整这类目标并行不悖,或可兼得,而在实践中,却时显存在矛盾。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列出的诸多结构调整目标,在“十一五”规划甚至更早前就已经提出,但进展仍是迟缓。

从“七五”期间便开始参与五年计划(规划)研究制定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就曾向本刊记者坦言,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当然会有问题,如就业问题,但目前“两位数的增长,绝对不可能是长期的”。

各级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策的实施者,如何协调速度和结构之间的轻重缓急,无疑是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的关键所在。

北京“十二五”规划提出的GDP预期目标8%,比“十一五”规划低1个百分点。对此,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在“两会”期间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是想实实在在通过降增速,把更多精力放在转变方式和结构上,为结构调整留有空间,上项目、拼投资没有意思。

深圳市提出未来五年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转变,预期“十二五”年均GDP增速10%,比“十一五”低3.5个百分点。

不过,天津市滨海新区副区长郑伟铭认为,不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对速度有不同的要求和理解。“中央要求滨海新区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没有一定的速度是不可能的,当然前提是必须有质量和效益。”

“十一五”期间,天津滨海新区保持着年均22.5%的增速,未来五年的目标是年均增长17%以上。“速度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没有速度是不行的。如果光用GDP来说事,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没有GDP做支撑,科学发展也是没有基础的。”郑伟铭1月15日在“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上道出地方的发展逻辑。

在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看来,转变发展方式和发展速度并不矛盾。“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要向转变发展方式要速度,如果转变不好,不可能出现高速度,只能在经济运行中被淘汰,在竞争中被淘汰。”河北省石家庄市副市长栗进路在同一场合这样说。

张焕波说,提出转变发展方式这么多年,很多地方政府关心的还是GDP、财政收入、投资要增长多少。其原因,一方面是“上级考核需要这些东西”,另外,从地方政府自己的利益考虑,有了增长速度和规模,可以支配的资源就多一些。

对此,安徽省芜湖市副市长史晓东说,现在谈“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快”的评价比较好量化,如GDP的总量和增速,都能反映出“快”,但是对于“好”的评价,量化的东西不多。

目前看来,在GDP挂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天平很容易偏向追求速度一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尤显不足。张卓元认为,改变这一现状有多个途径,最重要的是推进改革,政府改革是重中之重,即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调控平衡术

三个看点:能源、资金和土地

各地大上投资项目的征兆,发生在国内通胀已处高原的情况下,这很可能从需求层面进一步推高物价。

2010年12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比上月小幅回落,由5.1%降至4.6%,不过,这丝毫不能平抑市场人士对今年通胀的担忧。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测算,2010年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9.8%,意味着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年化环比GDP增速,从三季度的9.4%反弹到约12%。

“在通胀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实体经济继续以12%的年化速度增长,会使通胀进一步恶化,对宏观稳定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马骏在1月20日提出预警,中国实体经济增长超预期,将进一步导致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升,并加大通胀预期。

马骏分析,农产品价格上升,相当程度上是经济增长过快等因素导致的成本推动,和流动性过剩带来的对农产品的投资性需求拉动。如果不把经济增速降下来和货币控制住,难以从根本上控制食品价格。

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去年12月物价数据后,多家投行上调其2011年中国CPI预测。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将2011年CPI预测从4.3%上调至4.5%;瑞银证券将平均通胀率预测值从4.3%上调至4.8%;华泰联合证券的预测值从4.2%上调至4.6%;德意志银行的预测值最高,从4.4%上调到5%。

1月以来,影响物价的诸多因素发生变化。国内南方冰冻降雪、北方持续干旱,不仅影响蔬菜水果等的短期供应,更有可能冲击全年的粮食产量。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高,中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胀再度升温。

1月19日,追踪20多种商品价格走势的标普高盛商品价格指数触及近27个月新高。

此外,2010年已经凸显的工资上涨今年仍将继续。鲁政委认为,在当前鼓励增加居民收入以便刺激消费、用工紧张的情况下,在出现第一波物价上涨后,很可能会诱发工资上涨,由此进一步推高后续物价,陷入物价—工资的螺旋式上升。

避免经济过热,降低通胀风险,并且在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方面有所突破,取决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前瞻性和节奏、力度把握。

在马骏看来,目前政策面临两种选择,其一是继续保持目前事实上仍然过于宽松的宏观政策;其二是立即采取较大力度的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今后几个月的新增贷款和新开工项目,迅速提高利率。

两种政策指向不同的结果。若采取前者政策,短期内环比经济增速能保持在10%以上,但未来通胀可能再次超出预期,导致此后不得不大幅紧缩货币政策、突然大砍投资项目,并在更大范围实施价格控制;采取后一种政策,争取在一两个季度之内将环比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8%左右,下半年通胀才有可能控制在4%以内。

“要争取中期内稳定宏观经济,短期内必须要忍受一些调整的痛苦。”马骏直言。

2010年中国货币和信贷投放难控,背后即是对各类投资的容忍或放纵。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的确应该关注,不过不必太担心,宏观调控有一些硬性办法,以前有银根、地根两个闸门,现在还有节能减排这个闸门,“掐住能源、资金和土地,速度是可以压下来的”。

对于中国决策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从来都不缺乏,问题是经常囿于对经济下行的担忧而出手迟疑、力度不足。

2010年下半年,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很多地方政府强制拉闸限电,即便如此,四季度经济增速仍然强劲反弹。“十二五”开局之年,节能减排能否与经济增速有所平衡,尚存疑虑。有人担心,2010年末节能减排大考过后,被压抑的地方工业项目投资就会反弹。

对于不少地方提出“十二五”GDP翻番等较高的增长目标,张平在今年1月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略显担心。“如何审视、认识能源工作,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要有新的提高。”他提出,“不能敞着口子用能(源),不能敞着口子排放。”

货币政策回归稳健的基调已经确定,截至目前,央行已经连续七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两次上调基准利率。不过,汪涛认为,这些动作并不是严厉的紧缩政策,法定准备金率频繁上调是央行重启对大量外汇流入的对冲操作,加息则是在“追赶”通胀预期。

马骏建议加大货币政策力度,最好一次性加息50个基点,给市场以冲击,让市场意识到央行大力度解决负利率的决心。

年初,央行提出将采用动态差别准备金率来更有针对性地管理流动性。差别准备金率的计算中,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状况、杠杆、拨备、审计结论、信用评级、内控水平、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都将作为参考系数,其中不乏主观性指标。而它对贷款的调控作用尚难判断。

目前为止,监管部门还没有明确设定2011年信贷规模目标。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银行人士认为,预计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还是会明确全年信贷规模。“起码会有个新增贷款幅度,或者贷款增速的大概区间,估计会在7万亿元上下。”一位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贷后管理部门负责人说。

此外,上述国有银行部门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今年央行总行可能赋予地方中心支行和分行一定的权限,通过单一客户比例等几个硬性指标,加强对地方小银行的微调,“可能是吸取以往教训,以前经常是一旦大银行信贷收缩,小银行马上就接上,银行之间贷款买卖后,总的贷款规模还在整个银行体系”。

尽管央行在流动性管理和信贷调控方面祭出多种工具,汪涛认为2011年GDP和通胀仍然有上行空间,因为“尚不清楚在市场对2011年信贷会有多少缺乏一致看法时,人民银行通过管理基础货币供应或准备金率工具是否能很快管住信贷”。

土地政策是影响投资增长的另一道闸门。1月初,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在全国国土资源会议上坦言,虽然中央要求“十二五”开局之年要防止盲目“铺摊子”、上项目,但各地加快发展势头强劲,土地需求十分旺盛。

地根是否会进一步收紧,尚待观察。

(本文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