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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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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娱乐教父”邵逸夫——百岁巨擘 人生比戏更精彩与电影结缘，邵氏根基初形成
  “娱乐教父”邵逸夫与电影结缘，邵氏根基初形成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 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接触到外来的新鲜事物了。自开埠以来，上海洋行、店铺、银行林立，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的商业、贸易中心，被誉为“十里洋场”，处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一派繁荣景象。到 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有“远东第一城”之称。　　 “锦泰昌”——老上海最著名的染料行，创办于 19世纪末，创始人是一个名叫邵行银的宁波商人。邵家世代在宁波朱家桥一带经营染料作坊，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在当地颇有名气。而邵行银自幼就展现出了非凡的经商天赋，少年时的一次上海之行，让他立下志向，一定要把邵氏的染料行开到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去，多年以后，他的这个宏愿终于变成了现实。　　 当年，只有二十几岁的邵行银孤身一人从老家宁波来到上海，创办了锦泰昌染料行。由于经营有方，注重信誉，锦泰昌很快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日渐昌隆，邵行银也成为了享誉上海滩的殷商。　　　1907年 11月 19日，深秋的上海，细雨蒙蒙，在锦泰昌染料行后宅，邵行银正准备吃晚饭。突然听到前堂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声音听起来十分急促。敲门的是家里的一位仆人，他告诉邵行银，太太马上就要分娩了。　　 听到消息，邵行银顾不上吃饭，立即叫上车夫，直奔医院。他刚走进走廊，就听到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法国女医生微笑着，用并不流利的中文告诉他：“恭喜你，邵先生，是一个男孩！ ”　　 邵行银兴奋地一把抱住法国女医生：“哈哈，我的老六，这是我的老六啊！”还没容女医生缓过神来，他已经直接闯进产房去了。　　 妻子一脸倦容地躺在床上，身旁就是已经包裹好的新生婴儿，婴儿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已经有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邵行银还是如初为人父一般，难掩喜悦，他抱着儿子，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依据邵家的族谱排行，邵行银为自己的第六个孩子取了个古怪的名字：邵仁楞。也许今天，人们对邵仁楞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是提起“娱乐教父”邵逸夫，恐怕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邵仁楞就是今天被人们敬称为“六叔”的邵逸夫。　　 邵逸夫的一生注定与电影结缘，他出生于中国电影诞生之初，他的出生地上海也是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他的世纪人生也随着中国电影历经艰辛、坎坷、磨难，最终走向辉煌。但是说起邵氏家族和电影的缘分，还是应该从他的父亲邵行银开始。　　 当时电影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刚刚传入中国，还处于默片（无声电影）时期。在当时的老百姓眼里，电影还是一种特别新奇的玩意儿，谁都不明白，那么一块儿白布上，怎么能凭空出现山水树木，人物牲畜为什么可以在上面活动起来？但是，善于经商的邵行银的关注点却与众不同，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他感到电影这个新兴的行业必将会有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　　 于是，就在别人还在对电影这个新奇的事物充满着种种猜测的时候，邵行银已经捷足先登，打起了电影的“主意”。耳濡目染之下，邵氏兄弟们也对电影娱乐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当然也包括少年邵逸夫。　　 邵逸夫的长兄邵仁杰毕业于上海著名的神州大学法律科，曾经是一位律师，后来转行到一家银行担任经理，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人人都羡慕不已的高薪工作和如锦前程，在父亲的授意下接手了一家名为“小舞台”的剧院，并改名为“笑舞台”。　　 当时的“小舞台”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经营不利，生意越做越清淡，最后到了不得不出手转让的地步。然而，邵氏父子毅然决然地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抢到手里，这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如果邵仁杰这么做是因为年轻气盛、经验不足，可是在商场上打拼多年的邵行银没有理由这样做啊？　　 就在人们疑惑不解、议论纷纷之时，“笑舞台”隆重推出了邵仁杰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新越剧《梁祝痛史》。优美的越剧唱腔和表演艺术融合在一起，十分符合当时观众的“口味”，“笑舞台”一炮打响，大扫此前“小舞台”沉闷冷清的气氛，人山人海的购票场面取代了多年来的萧条冷落，邵仁杰的名字也随着“笑舞台”出现在上海《申报》的重要版面。后来，邵仁杰扩大了“笑舞台”的经营，一方面走通俗路线，大演舞台剧，另一方面也经营影片的进出口生意，一时间颇受欢迎。　　 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军阀割据、连年战乱，再加上国外先进技术的冲击，以传统工艺为主的锦泰昌染料行日趋衰落，邵氏家族的产业就只剩下“笑舞台”剧院还在维持着惨淡经营。　　 邵仁杰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毅然于 1924年在上海闸北的横滨桥正式挂牌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并买来一部电影摄影机，准备自己拍制电影。从此，邵氏闯入当时尚属草创时期的中国电影业。　　 将公司取名为“天一”，顾名思义，就是天下第一的意思。邵仁杰认为，在商场上不想争天下第一，就不会成为一个好商人。这种不服输，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勇气在邵家的每个人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买卖电影片子到放电影，再到后来独树一帜，成立中国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天一电影公司”。在那个长兄如父的年代，邵仁杰的魄力和行事方式对邵氏兄弟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后来，自感孤军奋战、力不从心的邵仁杰把老二邵仁棣、老三邵仁枚也招募到了自己的旗下，兄弟们齐心协力，共同经营“天一”，由此迈开邵氏电影的探索之路。　　　20世纪 20年代的上海滩，美国滑稽明星卓别林的黑白无声电影非常流行。而当时的中国电影都是纪录性质的短片，还没有人敢尝试去拍剧情长片。邵氏兄弟以敏锐的眼光预感到这将是一项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事业。　　　1924年，“天一”出品了由邵仁棣编剧，邵仁杰导演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故事片《立地成佛》。影片讲述了一个凶狠残暴、无恶不作的军阀，在其爱子被打死后，得老僧指点，大彻大悟，遣妻妾、散钱财，放下屠刀，削发为僧，最终修成正果的故事。影片旨在以人的生、老、病、死和杀、盗、淫、妄、酒五戒为戏剧的核心，指点人生困惑。由于题材新颖，情节曲折感人，影片上映后，大受上海市民的欢迎，票房火爆，“天一”成功地掘到了第一桶金。　　 针对当时追逐欧化时尚的社会风气，在《立地成佛》上映的同时，“天一”特别打出“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的广告语，并以此作为“天一”日后的拍片宗旨，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称赞。在那个华夏民族饱受列强瓜分的时代，“天一”的这一宗旨更是在民众间引起天一影片公司强烈的共鸣，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从此，一个电影公司用它的起起伏伏折射了中国电影的百年传奇。　　 旗开得胜的邵氏兄弟为之欢欣鼓舞，他们乘胜追击，很快拍摄完成了第二部影片《女侠李飞飞》。影片主要讲述的是女侠李飞飞拯救一名被诬不贞的弱女子的故事。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武侠片，影　　片的广告语为“飞檐走壁之技，稗官野史历见不少，然终出传闻未见目睹，今李飞飞片中眼见此项惊心动魄之绝技”。其道德诉求为“专崇侠义贞节，一洗时下淫靡浮嚣的恶习”。影片上映后，更是轰动走俏，几乎是万人空巷。邵仁杰因此有了“中国武侠片开山鼻祖”
与这种文化、道德方面的保守立场相对应，“天一”早期的影片多取材自民间稗史、神话传说、坊间唱本、戏曲剧目、古典小说，如《梁祝痛史》、《孟姜女》、《珍珠塔》、《花木兰》、《义妖白蛇传》、《唐伯虎点秋香》、《五鼠闹东京》、《狸猫换太子》等，都十分受欢迎。　　 此时，正在上中学的邵逸夫也开始关注电影，看到兄长们干得热火朝天，邵逸夫实在心痒难耐，就去央求大哥，让自己也到“天一”工作，邵仁杰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让他到公司做兼职。邵逸夫为此兴奋得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而他与电影的不解之缘也从此开始。
 　破釜沉舟，抢滩上海滩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永远都是和时代同步，甚至走在时代的前列，在那个大多数中国人还处在蒙昧状态的年代，看电影却已经成为上海市民最为津津乐道的事情。　　 而电影公司里更是别有一番风景。进入“天一”以后，邵逸夫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他围着各种电影器材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发出惊叹的声音，时不时问操作机器的师傅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有时还自言自语，念念有词。邵仁杰被他可爱的样子弄得忍俊不禁，但还是在他面前摆出老板的威严架势，警告他不许动手碰任何机器，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　　 邵逸夫不知道大哥会给自己安排什么工作，管他呢，只要能拍电影就好。他没有想到的是，大哥让他做的工作却是一个打杂的“伙计”。除了要负责清扫片场，整理道具，还要随时听从那些派头很大的摄影师和演员的差遣指使。有时为了借一件道具，他还要骑着自行车，跑几十里路，十分辛苦。当然，邵逸夫绝对不甘心总是做这些杂七杂八的活儿，他的志向是拍电影。于是，他利用跑腿的工作之便，悄悄观察摄影师如何操作机器，放映师如何播放影片，灯光师如何操控各种光源等等。　　 邵仁杰对邵逸夫的要求十分严格，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当着公司其他人的面，毫不留情地骂他。邵逸夫常常憋着一肚子的委屈，但是他却从来不去反驳，也不找借口。他知道，大哥这么做都是为自己好，因为自己做的很好的时候，大哥也会毫不吝啬地鼓励自己。邵逸夫心里一直期盼的就是大哥能够让自己真正接触电影设备，参与到电影的拍摄中去。　　 机会终于在邵逸夫的“千呼万唤”中降临了，邵仁杰把他派到了放映组，专门负责跑片源。虽然还是个跑腿受累的活儿，可是邵逸夫却乐此不疲，因为他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电影器材了。　　 那时的电影院还有加映新闻片的业务，若有突发性的事件，邵逸夫便扛着摄影机到处抢拍，每次出去拍片都会累得汗流浃背，但出于对电影事业的热爱，邵逸夫始终没有怨言。就这样，两年下来，邵逸夫几乎跑遍了“天一”公司的所有部门，再加上勤奋又肯钻?，硬是把从摄影、编剧、剪辑到导演、电影制片各个环节的技能都学了个遍。正是有了这种全面的基础训练，使得邵逸夫在后来主持电影公司大局时，什么问题都能够不在话下，遇到困难也总能迎刃而解。　　 后来，邵仁杰从陶渊明的田园诗篇中获得启发，分别为自己和弟弟们取了别号：老大号醉翁，老二号?人，老三号山客，老六号逸夫。兄弟四人从此便以别号闯荡世界。　　　1925年，年仅 18岁的邵逸夫在大导演徐绍宇的指导下初试锋芒， 亲自操机拍摄了一部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的上、下集巨片《珍珠塔》，他的名字第一次和大名鼎鼎的徐绍宇三个字并列在一起，出现在海报和银幕上。这部影片上映后十分卖座，年轻的邵逸夫也因此信心倍增。　　 随着《珍珠塔》的成功，邵逸夫便正式扛起了大旗，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影片拍摄工作。就在这一年，邵逸夫独立操机，拍摄了一部名为《孙悟空大战金钱豹》的影片，这部电影也真正成了邵逸夫的成名之作。此后，邵逸夫又连续拍摄了几部电影，而且每一部都出手不凡，业绩辉煌。
就这样，老大邵醉翁做制片兼导演，老二邵?人做编剧兼财务，老三邵山客搞发行，而老六邵逸夫担任摄影和业务，邵醉翁的妻子，当时赫赫有名的电影皇后陈玉梅成为了“天一”的御用女主角，大家各自发挥所长、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这种家庭作坊式的操作模式，不但产量大，也节约了很多成本，一部部新片、佳片不断地由“天一”推出。
 　反“围剿”，风雨下南洋
电影真不愧是大工业的产物，成长非常迅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滩这个“遍地黄金”的地方，抢吃电影这碗饭的公司数不胜数，随着电影公司数量的增加和影片产量的提高，中国电影业的商业竞争也随之展开并日趋激烈。　　 但是，由于国内残酷的竞争和好莱坞影片的进入，能真正站稳脚跟的电影公司可谓是少之又少，其中大部分都是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年轻的邵氏兄弟只是众多电影淘金家族中的一员，新成立的“天一影业公司”既没有黑帮做靠山，又没有左翼背景，有的只是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宁波帮”吃苦耐劳的精神。　　 此时的“天一”虽然已经小有名气，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当时真正称霸影坛的只有“明星”公司一家，其电影业务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无论是从制作队伍还是从经营上来看，“明星”都是数一数二的。　　 由于“天一”公司出品影片快而且多，又首拍“古装片”、“稗史片”、“武侠片”，而且剧本多取材于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故事，虽然电影的质量和艺术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并不高，可是在当时电影尚处在成长期，整体的拍摄水平都差不多，观众的欣赏水平也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因此，这类影片反而更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天一”因此得以名噪一时，拥有了不错的口碑和“观众缘”。　　 由于回报快，“天一”的古装片经营策略引起了其他电影公司一窝蜂地效仿，由此掀起了一股古装片热，这使得“明星”公司失去了不少地盘，不仅改变了“明星”一枝独秀的局面，并且严重威胁到了“明星”龙头老大的地位。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小小的“天一”更是与著名的“明星”、“大中华百合”鼎足于上海滩的电影界。
与“天一”的快速成长不同，此时的“明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出现了亏损。为了挽回“老大”的尊严，“明星”提出“以毒攻毒”的进攻策略，不惜重金，以拍摄高质量的古装片抵制“天一”等公司拍摄的“低俗古装片”，这才有了《火烧红莲寺》的诞生。
《火烧红莲寺》的热映，使得“明星”扭亏为盈。面对“天一”的崛起，“明星”的掌舵人周剑云又联合了“大中华百合”、“神州”等五家知名的电影公司组成“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欲合力打压“天一”和其他小公司，建立自家公司的垄断地位，从而上演了一部“六合围剿”的“商战大片”，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商战。　　 掌握“六合”实权的周剑云制定了一条规定：任何发行商如与“六合”签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当时的“六合”几乎占有中国电影市场 60％的江山，各发行商自然不敢得罪财大势雄的“六合”，纷纷拒绝经销“天一”影片。
“六合围剿”给发展势头正旺的“天一”带来的打击无疑是沉重的。“天一”在上海的市场大幅萎缩，几乎陷于绝境。中国有句老话，“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铁壁合围式的“六合围剿”所带来的重重危机，“天一”公司真的能突出重围，绝地逢生吗？　　“宁波帮”的坚韧与不屈不挠的斗志再次在邵氏兄弟们身上显现出来。兄弟们坐在一起，共同商讨对策，挽救危难中的“天一”。“天一”是邵氏兄弟的支柱产业，“天一”万万不能倒，目前的事态如此严重，如果只是固守上海滩这个龙虎争霸的弹丸之地，不另想他法、另谋出路，“天一”的命运就只有消失或改转他行。要放弃自己辛苦打下的一片江山，邵氏兄弟无论如何也不甘心，那么，该如何避开“六合”的联合封杀，使自己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下去呢？　　 老大邵醉翁说：“狡兔也有三窟，既然‘天一’在上海无法大展身手，我们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世界乾坤大，我们可以在香港或者南洋设立基地，与上海遥相呼应。如此一来，进可攻，退可守，上海有什么风吹草动，也好有个照应。 ”
兄弟们一致同意邵醉翁的说法，决定另辟蹊径，以退为进，走出上海滩，走出国门，开辟新的市场，他们的目光最终定在了华人聚集的南洋。　　 邵氏兄弟认为，南洋一带华人居多，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再加上背井离乡、远离故国的华侨们的殷殷思乡之情，也许在那里可以为国产影片开拓出一片前景美好的大市场。可是，派谁去南洋最合适呢？
“大哥，让我去吧！”邵逸夫主动请缨。
“六弟为人机灵，又熟悉业务，倒算是个合适的人选。”邵醉翁点了点头。邵逸夫按耐不住兴奋：“大哥，这么说你同意了？ ”邵醉翁摇了摇头说道：“六弟，你年纪还小，又在读书，这两年，你学习拍电影，已经荒废了不少学业，这一次总不能连书都不读了吧！ ”“可是，大哥你是‘天一’的掌门人，必须坐镇上海这个大本营，二哥又要编剧，还要主管公司的财务，也必须留在上海，如果也不让我去，那就只能由三哥去了。 ”　　“嗯，大哥，我也觉得应该让三弟去。三弟本来就负责影片的对外发行，擅长社交。除了他，似乎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二哥邵?人也说道。
“三弟，你看呢？”邵醉翁问一直没有说话的老三邵山客。《博亚洲华人锐企业家传管奇》第一理章　反“在围剿”，线风雨下南洋。
“去南洋开发市场，我当然义不容辞，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恐怕无力经营一家电影发行公司。不如我先去试探一下南洋的市场，到时候，再另行安排。 ”
邵醉翁点了点头，说道：“也好，那就这么定了，三弟，你尽快做好准备吧。 ”
这一天，春雨绵绵，寒气逼人，全无往昔的融融春意。在黄浦江边的外滩码头上，邵氏兄弟们依依惜别，邵山客孤身一人，带着几大箱子的“天一”影片的拷贝，踏上了去往南洋的漫漫征途。　　 周剑云见围剿并没有彻底打垮“天一”，反而让“天一”找到了新的市场，于是又实施了一出“双胞胎”计策，即打探到“天一”正在拍摄的影片，马上动手拍摄同名影片，赶在“天一”影片上映之前面世。但是此等行为不够光明磊落，反使“天一”得到更多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同情。　　“六合”的做法遭到了电影圈内外众多人士的非议，其内部也开始爆发矛盾，其他公司感到自己受到了“明星”的利用，又由于正值武侠神怪片泛滥，众多小公司以低成本影片进入市场，“六合”遂逐渐失势。最终宣告解体。周剑云的“双胞胎策略”及“围剿计划”是出力不讨好，到头来只落得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悲惨下场。
 　兄弟同心闯南洋，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在“六合”解体的同时，邵山客在南洋的事业正逐步开展起来，但是，这条扩张之路却走得十分艰难。　　 初到新加坡时，浙江口音的邵山客被来自广东、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拒之门外，幸得一位同乡的帮助，邵山客带去的几部“天一公司”的片子才很快得以放映，不久便大受欢迎，一时爆棚。　　 邵山客忙得不可开交，便给上海发电报，希望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这一年， 19岁的邵逸夫刚刚中学毕业，正在古都北京游览，考察清华、燕京等著名学府。收到兄长们传来的消息，邵逸夫心中的电影梦想再次升腾，他毅然决定放弃学业，远赴南洋，协助三哥开拓南洋电影市场。这次南洋之行也成为邵逸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经过数日的海上漂泊，邵逸夫终于抵达了新加坡。当时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商埠，每天都有大型客货轮进进出出，可是，这里的娱乐活动却十分单调，人地两生的兄弟俩要想站稳脚跟，谈何容易？再加上一些南洋片商也对他们进行打压、排挤，邵氏兄弟的南洋创业之路可谓困难重重，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恐怕很难体会其中的艰辛与苦涩。　　 开始的时候，兄弟俩租不到能放电影的戏院，便租空地搭帐篷，露天放映“天一”的影片。兄弟二人身兼数职，老板、场工、放映员、司机、杂役事事亲力亲为，两个人做的是十几个人的工作。　　 每天拂晓时分，兄弟俩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邵山客清扫场地，检查放映机，搭好帆布帐篷；邵逸夫则拿着写好的海报，拎着浆糊桶，走街串巷到处张贴。等忙完这些准备工作时，一轮红日才冉冉升起。兄弟俩便开始了早场的放映。当放完最后一场电影，送走最后一批观众时，就已经是子夜时分，兄弟俩接着拆卸帐篷，收拾放映机，赶到下一处地方，稍稍休息一会儿，就紧接着开始新的放映准备…
邵逸夫年纪虽小，但是脑子很灵活，他发现农村地区因为交通不便，人们很少有机会进城看电影，于是就和三哥商量把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和乡村作为开拓市场的突破口。邵逸夫的建议得到了邵山客的认可和支持，兄弟俩立即行动起来。　　 说是“开拓”，不过是两兄弟俩带着一架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在举目无亲的南洋乡镇巡回放映。当时南洋一带老百姓主要的消遣娱乐项目，就是起源于中国的皮影戏。当邵氏兄弟将电影在当地传播开之后，看电影就成了当地人们的主要娱乐活动。兄弟二人从实际出发，对放映设备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创新，他们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改装成一部流动放映车，过起了吉普赛艺人式的“流浪”生活。　　 白天，兄弟俩驾驶着放置电影放映机、影片拷贝及帐篷等必需物品的放映车，顶着烈日，冒着风雨，穿梭于马来群岛的各市镇、乡村、园林、矿场，饱受颠簸之苦。遇到路不好走的时候，他们就像苦力一样，亲自扛着沉重的电影机和影片拷贝徒步跋涉。这种“流动影院”大受南洋华人的欢迎，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观者如潮。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都是属于热带地区，长年高温，酷热难耐，毒蚊猖獗。炎热的夏季，太阳炙烤着大地，雷雨、台风说来就来。刚刚还是烈日当头，烤得人头晕眼花，转眼间就是大雨倾盆，把人淋成了“落汤鸡”，但恶劣的环境并没有阻止邵氏兄弟前进的步伐。　　 放映电影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那时的放映设备还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格地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员都会累得腰酸背痛，手臂沉重得连抬起来都很吃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每天放完电影，兄弟俩的身上都会被咬得大包连着小包，红肿不消，奇痒难耐。于是，他们干脆就穿着长衣长裤，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以此防止蚊虫的攻击。结果，每次收工，兄弟俩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就像刚从水里捞上来似的。　　 为了节约开支，兄弟俩还常常幕天席地、风餐露宿，有时为赶路，一天下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好几次，兄弟俩都因为过度疲劳，加上衣服不透气，而中暑晕倒。　　　这样的生活，对于自幼生长在富裕家庭，过惯了仆佣侍候少爷生活的兄弟俩来说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很多次他们都想放弃不干了，但是，一想到自己的使命和理想，似乎任何艰难困苦都算不了什么。为了放映电影，他们也曾遭遇性命之忧。　　 有一次，兄弟俩要穿越马六甲的一片森林，给林区的林业工人放映电影，他们扛着放映机，提着装拷贝的箱子，沿着崎岖小路艰难行进着。小路被茂密的灌木和杂草阻塞得不见缝隙，锋利的草叶把他们的手背、小腿划得鲜血直流，汗水流过伤口，就是一阵钻心的疼痛。于是，他们就一个人走在前面，负责用小刀砍开棘刺与灌木，开出一条小道来，另一个人负责扛着放映机跟在后边。　　 正当兄弟俩缓缓前行时，忽然感到身后有股冷风袭来，他们回头一看，一头花斑豹正张开血盆大口逼近他们，兄弟俩顿时吓得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浑身发抖。他们不由得紧闭双眼，抱在一起。就在他们以为自己即将成为花斑豹的“美餐”，殒命于此时，只听到“砰、砰”几声枪响，当他们睁开眼睛时，花斑豹的尸体就躺在眼前，伤口处还汨汨地淌着腥臭的鲜血。原来，林业工人见邵氏兄弟迟迟未到，就请几位当地的猎人前去迎接，果然看到了处于危险中的兄弟俩，这才及时出手救了他们的性命。　　 大篷车式的流动作业和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终于换来了不菲的原始积累。不久，邵逸夫兄弟的流动放映车就增加到了六部，南洋的蕉风椰雨、山山水水，处处都留下了兄弟俩的足迹，越来越多的南洋华侨都记住了这一对操着宁波口音、勤劳朴实的年轻人。　　 有一天，槟城首富王竞成找到了兄弟俩。王竞成对这对年轻人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大加赞赏。王竞成问他们：“小伙子们，你们现在的流动影院搞得很不错，但是咱们经商的人不能永远做行商，也不能永远当坐商，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坐商变行商、行商变坐商，才有可能做到财源达三江。你们考虑过下一步怎么办吗？ ”　　 邵山客说道：“王伯，我们何尝不知道拥有自己院线的重要性啊！可是，身在这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孤立无援，没有担保人，又怎么可能自己建院线呢？ ”　　 王竞成笑道：“谁说你们举目无亲？天下华人是一家，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骨肉同胞嘛。那就由我来做这个担保人，你们意下如何啊？ ”　　　邵逸夫一听，激动地说：“王伯，您是槟城首富，又是南洋的华商领袖，如果能得到您的担保，那就再好不过了。 ”　　 性格直爽的王竞成一拍大腿，哈哈大笑，“那就说定了，我来做担保人，你们尽快把院线建立起来，让咱们华人电影在南洋落地生根，这也算是你们的一大功德啊！ ”　　 有了王竞成的鼎力相助，许多困难都迎刃而解了。 1930年，邵山客和邵逸夫在新加坡挂牌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他们不惜重金包下了新加坡的“华英戏院”、吉隆坡的“中华戏院”、怡保的“万景台戏院”和马六甲的“一景团影戏院”，邵氏兄弟终于有了自己的院线，从今后既不需要再过吉普赛式的流浪生活，也不用再寄人篱下，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地按照自己心中的夙愿，发展壮大电影事业了。　　 就在邵氏兄弟的电影事业越来越红火的时候，他们结识了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大富豪黄文达和黄平福兄弟。黄氏兄弟在新加坡不仅开办了银行，而且拥有当时南洋一带最大的“新世界游乐场”。黄氏兄弟独具慧眼，认定邵氏兄弟是不可多得的“千里马”，便主动提出要与他们结盟，将“新世界游乐场”的经营管理权交给了邵氏兄弟。　　身经百战的邵氏兄弟不负厚望，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新世界”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年的总收入超过了黄氏兄弟数年收入的总和。后来，黄氏兄弟干脆把“新世界游乐场”的所有权转让给了邵氏兄弟。就这样，在邵山客和邵逸夫兄弟二人的通力合作下，再加上王竞成等南洋颇有影响力的华商的帮衬，“天一”终于在南洋站稳了脚跟，这为日后驰名世界的邵氏电影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邵山客和邵逸夫在南洋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国内，东北战事却日益吃紧，战火不断向南蔓延，上海也未能幸免。上海沦陷邵逸夫（右）与三哥邵山客在南洋的合影后，“明星”等电影公司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重创，或解体，或从此一蹶不振。而邵氏兄弟的“天一”因为拥有南洋这样一个暂时的避难所，得以存活下来。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若没有当年“六和围剿”的逼迫，也许邵氏兄弟不一定会想到要远赴南洋寻找“新大陆”，那么，也就不会有“邵氏电影”的巨大影响力，更不会有今天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东方好莱坞”的传奇了。
 　拍摄有声电影，开创邵氏新天地
20世纪 20年代末，随着有声电影的诞生，一个电影的新时代到来了。 30年代初，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南洋地区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人们连生存都感到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不少电影院因此关门停业，邵氏在南洋的影院生意也每况愈下，日渐清冷。　　 邵逸夫不甘心看到自己与三哥在南洋苦心经营的电影事业就此萧条倒闭，仍然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口。他发现，目前的有声影片全是好莱坞和西方生产的洋货，而华人影片公司生产的仍然是无声片。他意识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已经摄制出有声电影的情况下，无声片将面临绝路。“天一”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率先拍摄出有声影片，抢占国产影片市场。　　 几经思索，邵逸夫找到邵山客商量：“三哥，我想了好久，如果继续做无声片，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干脆拍有声片吧。现在大家的经济状况都很困难，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借此机会，捷足先登，做史上第一人。 ”　　 邵山客说道：“六弟啊，你这话算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苦于力不从心，所以才迟迟不敢出手。既然六弟你也有这个想法，那我们就兄弟齐心、放手一搏吧！不过，当务之急就是去美国买最先进的有声电影器材。 ”　　 生长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邵逸夫，在开明的父亲的引导下，得以远离当时陈旧僵化的私塾教育，而接受了新式教育。他早年就读于被誉为“江南第一学堂”的庄市叶氏中兴学校，后来，回到上海，在美国人开办的英文学校“青年会中学”读书。在那里，邵逸夫接触到了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新的思维方式，也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此次美国之行的重任也就落到了邵逸夫的身上。　　　1931年，邵逸夫辞别了三哥，启程去电影业最发达的美国。凡成就大事之人，似乎总要有一段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邵逸夫此次的美国之行，绝对称得上是一部“生死历险记”。
位于西半球的美国与南洋相距上万里，深不可测的海面变化无常，刚才还是风平浪静，顷刻间便狂风大作，轮船一会儿被推上峰顶浪尖，一会儿又跌入低谷。邵逸夫躺在船舱里，只觉得天旋地转，胃里翻江倒海般痛苦难受。数十天的风浪与颠簸，严重的晕船、呕吐，已经让邵逸夫浑身虚软、几乎脱水。就在轮船即将驶入美国西海岸之时，邵逸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以为终于熬过了晕船之苦，可是，他哪里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海难降临了。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轮船触礁了，海水从船底涌入船舱，轮船迅速下沉，无数的生命在顷刻间消逝。落水的邵逸夫死死抱着一小块木舢板，在茫茫的大海上漂泊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救援的船只救起。　　 就在邵逸夫与风浪、晕船进行搏斗，经历九死一生的同时，上海的明星公司率先推出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当这部影片在上海的新光戏院隆重上映时，立即引起了轰动，这让执掌“天一”的邵醉翁有些懊恼。拍摄有声电影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而且，几天前他已经收到邵山客从南洋发来的电报，说六弟逸夫已经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设备了，本以为“天一”这一次能够创造“史上第一”，没想到却让老对手抢了先。　　 于是，他给邵山客发了封电报，倾述心中的苦闷。邵山客也觉得颇为惋惜，但是想到不久之后，他们也将拥有自己的有声电影设备，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心中又充满了自信。于是，他对大哥说，既然没能争得“史上第一”，那就在技术上取胜，这才使得邵醉翁郁闷的心绪稍稍宽慰了一些。
大难不死的邵逸夫在医院昏睡了一天一夜，刚刚醒来，便顾不得身体的虚弱，偷偷溜出医院，直奔全世界最大的“电影梦工厂”——好莱坞。当他看到庞大壮观的电影基地，完备的电影制作流水线时，感到非常震惊。这次旅程让邵逸夫下定决心建一座属于东方人的“电影梦工厂”。
经过认真走访和精挑细选，邵逸夫终于买回了全套的有声电影器材，带着这套“讲话机器”，风风火火地回到了新加坡。兄弟二人立即着手改造自己的影院，安装有声设备。由此，开创了南洋放映有声片的新时代。　　 放映设备有了，但是，有声影片还没拍出来，邵逸夫不得不自己坐下来写剧本。新加坡一年四季都酷热难耐，邵逸夫的两条腿上密密麻麻的布满了蚊虫叮咬的包，奇痒难耐，他索性打来一桶冷水，把脚泡在水里。就这样，邵逸夫一写就是半个月，可是他总是觉得不满意，于是，他一边继续拍无声片，一边摸索着有声片的拍摄技术，培训技术人员，并继续揣磨构思剧本。　　 然而，随着时局的动荡和左翼电影的兴起，“天一”的市场出现了萎缩，于是，邵醉翁对“天一”的战略做出了重大调整，把上海的“天一”交给了邵?人打理，自己则带着一大批制片人、技术人员、资金和设备南迁香港，在九龙土瓜湾北帝街 42号开设了“天一港厂”，以拍摄粤语片为主。　　　1932年，由邵醉翁导演，邵逸夫摄影，粤剧名伶薛觉先编剧并主演的中国第一部粤语有声电影——《白金龙》，在香港摄制完成，这也是第一部完全由中国人独立拍摄并制作完成的有声电影。《白金龙》在香港和上海隆重上映后，可谓石破天惊，立即引起了轰动效应。特别是在香港，更是场场爆满，连续公映数月，久盛不衰。白花花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流进了邵氏兄弟的口袋。此片还通过邵氏兄弟在南洋的发行网络，在广东人密集的东南亚华人社区放映，同样是赚了个盆满钵满。这部成本仅仅一万元的影片，让邵氏兄弟大赚特赚，仅在广州一地的票房收入就是拍摄成本的 60倍。　　 《白金龙》大获成功后，邵逸夫把“有声摄影器材”转手给大哥，自己则又回到老根据地南洋，借“有声放映器材”之威力，继续与三哥邵山客一道打理南洋的影片发行和游乐场，扩张他们的南洋市场，为大哥的“天一港厂”开辟更大的发行网络。他们的策略是，一边大量收购转让出售的戏院，建立自己的院线；一边尽量扩大发行网络，推销“天一港厂”的影片。　　 《白金龙》的成功，让邵氏兄弟和“天一”名声大振，自然也遭到了同行竞争者的嫉妒和眼红。 1931年，天一港厂莫名地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天灾”，连续两场大火，将片库里所有的存片和拷贝烧成了灰烬，场房成了废墟，邵醉翁苦心经营了数年的基业顷刻间被付之一炬。
面对这样的打击，邵醉翁大病不起，往日的雄心勃勃早已荡然无存。心灰意冷的他，逐渐心生退意，这位叱咤中国影坛，名噪一时的影业大佬从此淡出江湖。
事发后，邵?人和邵逸夫相继从上海和南洋抵达香港，商议重整邵氏的事宜，最后决定把“天一港厂”交给老二邵?人，邵逸夫则返回南洋，协助邵山客继续打理南洋的事业。
邵?人接手“天一港厂”后，立刻改换门庭，将“天一港厂”更名为“南洋影片公司”，决心重振昔日雄风，在香港再创出一番邵氏的宏图大业。很快，公司走出火灾造成的混乱，重新步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1937年，邵逸夫与黄美珍喜结良缘，第二年，生下长子邵维铭。也是在这一年，邵氏兄弟在南洋的事业进入鼎盛期，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爪哇、越南、婆罗洲等地拥有 110多家电影院和九家游乐场，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洋地区，并称雄东南亚影业市场。就这样，“天一”在上海、香港，“邵氏兄弟”在南洋，他们南北呼应，共同书写着邵氏家族的电影传奇。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打乱了邵氏影业的发展进程。 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相继攻陷南洋各地，邵氏影业遭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南洋的百余家影院几乎全部化为灰烬，邵氏兄弟苦心经营多年所创立的庞大产业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口。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远隔重洋，战火纷飞，兄弟之间音信全无、生死杳然。邵氏惨淡经营，直至难以为继，被迫关门了事，邵逸夫本人也因“拍摄反日电影”的罪名被日军扣留，关入地牢。从名震一方的影业大邵氏兄弟合影（左起邵?人、邵山客、邵逸夫） 亨到近乎一无所有的阶下之囚，邵逸夫陷入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境地。　　然而，对于邵氏兄弟来说，任何困难险阻，都不能削减他们对电影事业的热爱和振兴华夏电影的坚定信念，邵氏兄弟们蓄势待发，等待着重整邵氏雄风的机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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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亚洲华人企业家传奇》 的介绍：

本书精选了包括邵氏电影和TVB的创始人邵逸夫；“印尼首富”林绍良；“经营之神”王永庆； 马来西亚云顶集团创始人林梧桐；“世界船王”包玉刚；“澳门赌王”何鸿燊；“红色资本家”霍英东，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创始人郭鹤年；周大福珠宝集团掌门人郑裕彤；“华人首富”李嘉诚；菲律宾首富陈永栽在内的11位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企业家，细述他们从默默无闻、穷困潦倒到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最终富甲一方，回馈社会的全过程。
 　天命之年，打造“东方的好莱坞”
抗战胜利后，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就失去联系的邵氏兄弟，历尽艰辛，终于得以重逢。彼此牵肠挂肚了三年多，兄弟相见，自然感慨万千、相拥而泣。　　 邵氏兄弟重新坐到了一起，决心重新振兴邵氏电影事业，老大邵醉翁留在上海作为后盾，负责“笑舞台”和南洋影片公司在上海的发行业务；老二邵?人回香港恢复南洋影片公司，以香港为基地拍摄电影，供应上海及南洋的戏院；邵山客与邵逸夫继续在南洋扩展戏院，邵氏兄弟重新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返回南洋后，邵逸夫与三哥邵山客立即着手恢复院线。经历了战争，很多戏院已经面目全非，或毁于战火，或改做他用，即便是保存下来的也是破烂不堪。兄弟俩先选了十处过去人气最旺的戏院，同业主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因陋就简，放映卖座电影，等有了收入，再依次对戏院进行装修。
到 20世纪 40年代末，邵氏在南洋的院线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雄踞南洋院线商“龙头老大”之位。　　　1945年 8月，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原本就是自由贸易港的香港再次散发出“东方之珠”的魅力，此时也正是邵?人在香港重开南洋影片公司的大好时机。　　 于是，邵?人很快地将九龙城的南洋片场恢复起来。并在邵山客与邵逸夫的支持下，重新招兵买马，开始拍摄新影片。此时，电影产业也迎来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彩色电影。　　　1948年，邵?人和他的儿子把南洋影片公司改组为由他们父子控股的“邵氏父子公司”。与此同时，在南洋的邵山客与邵逸夫两人合组的南洋“邵氏兄弟公司”也恢复了运行。　　 上海与南洋成了邵氏父子公司的最大销售市场。与战前所不同的是，此时邵山客与邵逸夫的“兄弟公司”需向邵?人的“父子公司”购买影片，即邵山客与邵逸夫出钱，邵?人负责拍摄，一切开支由“父子公司”向“兄弟公司”报账，账目分得清清楚楚。这种经济上独立，业务上合作的产销联合体，拥有着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优势。　　 正当盛年的邵逸夫雄心不减，他眼光独到、嗅觉敏锐，认为电影事业要发展壮大，就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洞悉市场的变化，了解观众的需求，唯有如此，才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他发现，原来的那些电影器材已经老化落后了，不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就一定要舍得投入大本钱。于是，邵逸夫当机立断，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再次去大洋彼岸购买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影器材。　　　1950年，邵逸夫第二次远涉重洋，奔赴大洋彼岸。这一次的行程，更是让邵逸夫大开眼界。他不但去了美国，还去了欧洲和澳大利亚。他一边选购器材，一边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新观念、新思维。当他再度返回南洋时，一个邵氏影业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在邵逸夫的心中构筑出来了！　　 邵逸夫与邵山客调整了以往略显保守的经营方式，采取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发展策略。此时，他们的事业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电影业及娱乐业，还把触角延伸到了银行和房地产业。但电影业仍然是“邵氏兄弟”事业的重心，他们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及多年打拼的经验，采取主动进攻、四处出击的战略，在南洋遍撒大网，发现合适的戏院就通过收购或租赁的方式，网罗至“邵氏兄弟”名下。　　 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奋斗，“邵氏兄弟公司”不但恢复了战前的规模，而且比以往更胜一筹，邵氏影业再次展翅腾飞。
到了 1957年，“邵氏兄弟”在南洋创业了整整 30年，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拥有百余家电影院和十多座大型游乐场。　　 邵逸夫兄弟在南洋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而二哥邵?人在香港的电影事业却是江河日下。于是邵?人写信给南洋的邵逸夫和邵山客，表明自己对电影业无心恋战，希望他们兄弟俩能有一人来香港，主持邵氏影业。　　 就这样， 1957年的初秋，邵逸夫辞别了合作 30年的三哥，从狮城正式移师香港，从此开始了一段“笑傲江湖数十载”的新的人生历程。这一年，邵逸夫 50岁。　　 虽然年过半百，但是邵逸夫的精力丝毫没有减退。相反，他更加雄心勃勃，威风不减当年，立誓要再图霸业，创造出更多更大的辉煌。天命之年，尚有如此雄心壮志、如此势不可挡的气魄，不得不让人由衷地敬佩。　　 邵逸夫一到香港，顾不得洗去风尘，便立即动手开展工作。 30多年的电影生涯使邵逸夫意识到，国产片水准不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拍摄场地。而要想抢占香港这个制高点，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影院和出品自己的影片，但如果没有一个配套健全、设施优良的拍摄场地——影城，想拍摄出高质量的影片就无异于纸上谈兵。影人没有摄影棚，等于工人没有工厂、农民没有土地，邵氏要想在激烈的影业竞争中得以发展，成就霸业，就必须要走好莱坞式“梦工厂”的道路，建立属于自己的、最先进的电影制片厂。　　 可这又谈何容易？要建厂，就得买土地。香港这个地方寸土寸金，他只买得起位于清水湾的一座 46英亩的荒山。这里远离闹市区，杂草丛生，交通不便，杳无人烟，用邵逸夫的话说，“在山上向四周开枪，都不会击中任何目标。”要在这块废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制片厂，谈何容易？但邵逸夫偏偏就是“相中”了这里的“好环境”——远离闹市正是制作影片的理想之地。　　 说干就干，就在邵逸夫砸下巨资买下这荒山野岭的次日，他便挂出了一块金字招牌——邵氏兄弟影业有限公司。　　 尽管邵逸夫胆略过人，但是，却没有任何影界人士投奔到九龙这块尚未开发，看不见有任何厂房与拍摄设备的“邵氏公司”来，因为没有人相信“其貌不扬”的邵逸夫能在清水湾这个地方兴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电影城”，也没有人肯相信在香港的电影公司都不景气的年代，邵逸夫会创出令世人惊叹的事业。　　 但是，邵逸夫却依然执着地按照他自己所描绘的蓝图去行事。他先是在香港几张有影响的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上刊登了醒目的《启示》：“今为提高中国电影之水准，发展国片之国际市场，本公司有感于当今电影水准之低，决心改良设备，更新技术，发掘人才。现已选址清水湾建邵氏之影城，急需如下人才：制片、化妆、剪辑、配音、暗房、编剧、导演、演员等，公司将与同仁并肩奋斗，同甘共苦！ ”　　　这则广告果然收到了成效。不久，陶秦、李翰祥、卜万苍、岳枫、罗臻、何梦华、严俊等名导演来了；林黛、李丽华、乐蒂、张仲文、丁红、丁宁、陈厚、赵雷、关山等名演员也来了。此外，邵氏公司还物色到一大批摄影、制片、化妆、剪辑等方面的人才，不少剧作家也前来应聘。　　 另一面，邵逸夫也开始着手兴建心中酝酿、构想已久的影城。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往返于市区与清水湾之间，筹划着片场的设计方案，常常忙得忘了吃饭，直到肚子咕咕叫，才胡乱找点东西充饥。有时实在太困了，就把头伸到自来水龙头下，冲冲凉水，以消除疲劳。这样拼命的工作就连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吃不消，更何况年过半百的邵逸夫呢？可是，邵逸夫偏偏就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他工作起来，劲头、精力、效率都丝毫不亚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清水湾影城从 1957年开始破土兴建，历时七年才告完工。这座现代化电影基地，气势恢宏，配备有电影制片大楼、摄影棚、隔音片厂、混录车间、置景场棚、服装道具室、冲洗拷贝车间、放映室与行政大楼。还建有一条古装街，两旁尽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和古今中外的各种建筑。这便是邵氏影业帝国的根据地，亚洲最大的影城——邵氏影城。　　 邵逸夫在步入电影业时就已经认定，从事电影事业必须将制作与发行相结合，方有出路。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邵氏兄弟”展开了一个庞大的扩张计划，实行“每月一院”的方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物色适当的地点大开影院。短短几年，邵氏影院星罗棋布，迅速增至 130余家，其巨大的发行网络也在不断地完善中。此后，风格各异的影片从邵氏影城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 40多部，远远超过香港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
 　百花齐放，邵氏雄威“名震江湖”
在邵逸夫到香港之前，香港的电影院实行的是分级制，本土出品的电影只能在低级电影院放映。邵逸夫不信这个邪，他要用自己的电影征服香港人。为了打响邵氏影城的第一炮，邵逸夫亲自从几十部剧本中，选定了改编自民间故事《梅龙镇》、民间传奇《游龙戏凤》，描写明朝正德皇帝与民女李凤爱情故事的黄梅调电影《江山美人》。然而，财务人员一做预算，拍摄费用至少要 100万港币，便劝邵逸夫放弃。可邵逸夫不但坚持要拍摄这部影片，还大胆地起用了年仅 30岁的李翰祥担任导演。　　 李翰祥有着很好的美学素养和古典文学功底，他在 1956年拍摄的第一部黄梅调电影《貂蝉》，既创造了 30万港元的票房收入，又赢得了亚洲影展的五项大奖，这是邵逸夫重用他的原因。当然，这也是一个颇具风险的决定，因为此前香港影坛的几部黄梅调电影，除《貂蝉》外都反应平平。　　 但是，邵逸夫给予了李翰祥充分的信任和充裕的资金，使他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美学构想。李翰祥也不负邵逸夫的厚望，当《江山美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它那宏阔华丽、美轮美奂的影像，史诗般的艺术风格，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邵逸夫还请来有“港台黄梅调第一功臣”美誉的王纯为影片的音乐作曲，王纯以黄梅戏唱腔为主体，融合了江南小调和流行歌曲的元素，用单纯的曲调创造了一种醇厚婉转的意蕴，其中的一些唱段，如《扮皇帝》、《戏凤》等流传至今。
《江山美人》一炮打响，创下当时香港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被台湾著名的影评人黄仁、杜云之评选为中国一百部名片之一。影片获得了1959年第六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最佳彩色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乐、最佳录音和最佳艺术设计共十二项金锣奖。这部电影不但使邵氏公司在香港站稳了脚跟，也使李翰祥声名远扬。　　 紧接着，邵逸夫又不惜重金，把《杨贵妃》、《梁山伯和祝英台》搬上了银幕。这两部倾注着邵逸夫心血的巨片上映后，在香港、台湾以至东南亚一带掀起了一股中国古装片的狂潮。从此黄梅调电影走红港台 20余年，其中“邵氏”作品就达到了 30余部，占港台黄梅调电影总产量的 3/5。　　　邵氏的黄梅调电影不但成为美学的塑型者，也直接奠定了这一类型影片在电影史上的意义，其受欢迎程度还在电影史上留下不少笑谈。据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一位老太太看了 120遍。反串梁山伯的女影星凌波到台湾访问，万人争睹，人群散去后，地上遗落了不少眼镜、发卡、鞋子。　　 邵逸夫以黄梅调影片俘虏了女性的“芳心”后，又以新武侠片建立了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消费群体。新武侠片是相对兴起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武侠片而言，它最大的不同在于“以真实的动作，立判生死的打斗，代替过去虚假的、神怪的、舞台化的武打和所谓特技。”作为“邵氏”新武侠片的代表人物张彻和胡金铨，差不多是在同一时代革新了武侠片，他们也因此被视为新派武侠片的宗师。　　 张彻的武侠片被誉为“阳刚武侠”，其中激荡着令人血脉贲张的豪情壮志，剧情突显的是男人的情谊和惨烈的结局。其开山之作是《虎侠歼仇》，而奠定其武侠片地位的则是《独臂刀》。邵氏经典武侠电影《独臂刀》是“邵氏”第一部赢利超过百万的影片，也第一次使男影星的地位超过了女影星。　　 如果说张彻的武侠片展示的是一种暴力之美，那么，胡金铨的武侠片则展现了一种诗意之美，因此被称为是“文人武侠”。虽然他只拍摄了一部《大醉侠》，便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和而离开了邵氏公司，但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却是邵氏的其他武侠影片所无法超越的。　　 这部影片除了塑造了“大醉侠”这位平素形如乞丐、醉鬼，关键时刻才露出侠义本色的另类大侠的形象之外，“男装帅气，女装俏丽”的侠女金燕子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的其他元素，如清幽的高山流水，悠扬畅快的配乐，集中了所有冲突的边疆客栈、禅林寺院、草木山石，蓑衣刀剑，甚至每一个动作眼神，都拍得美轮美奂、震撼人心。这部影片被认为是“ 1965至 1966年间新派武侠片中成绩最美满的一部”。 40年后，在 2002年戛纳电影节上，《大醉侠》与金 •凯利的《雨中曲》、黑泽明的《影武士》等在“旧片重放”环节中放映。该环节是为回顾电影史上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影片而设立的，《大醉侠》在中国甚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大醉侠》、《独臂刀》开拓了武侠电影的新局面，成为了中国武侠电影里程碑式的作品。从此以后，邵氏影片不仅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倾倒无数观众，就连一向对中国电影不屑一顾的欧洲人、美国人也纷纷前来订购邵氏的影片。除了主打古装片和武侠片，“邵氏”的其他类型影片也有很大成就，如文艺片《后门》、《不了情》、 《一毛钱》，“彩色宽银幕”的歌舞片《千娇百媚》、《花团锦簇》、《万花迎春》等都是叫好又卖座的影片。　　 可以说，“邵氏兄弟”促成了 20世纪 60年代香港电影业的繁荣，所摄制的影片均是脍炙人口，开创了电影发展的前进方向，在电影史上具有标杆性意义。而且早在建立邵氏影城之初，邵逸夫就开始在香港推行电影明星制，创办了香港最早的娱乐杂志之一——《电影周刊》，并特别聘请邹文怀担任主编。《电影周刊》内容丰富，生动活泼，设有“影星生活”、“邵氏明星”、“国际影坛消息”等特色栏目，不仅捧红了一大批电影明星，更是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而邵氏影片及邵逸夫本人在推广中国文化上更是功不可没。在每部影片里都打上中英文字幕，也是邵逸夫的首创和发明。　　 然而，当邵氏影业渐入佳境时，公司内部发生巨大的人事震荡， 1970年，在邵氏工作了 12年，素有“宣传鬼才”之称的邹文怀，因与邵逸夫意见不合，与其分道扬镳，而且还带走了何冠昌、蔡永昌等不少邵氏的精英骨干，自立门户，成立了后来名扬香港影坛、成就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嘉禾影业公司。邹文怀此举差一点使邵氏公司陷入“人去楼空”的窘迫境地。但是，这并没有动摇邵逸夫把“邵氏兄弟”公司做大、做强的决心。在邵逸夫的苦心经营和力挽狂澜下，邵氏公司安然渡过难关，并继续发展壮大。　　　20世纪 70年代，邵氏电影进入了黄金时代。李翰祥的宫廷历史和风月影片，张彻的武侠动作阳刚男性影片，刘家良的功夫武术动作影片，楚原的古龙小说系列等影片上座率都很好，几乎是场场爆满。邵氏声势可谓如火如荼，在历届亚洲电影节中共得大小奖项 46项，创下中国电影史上的纪录。邵逸夫的身价也不断攀升，而“邵氏出品”更是成为了那个年代华语电影的黄金品牌。　　 与此同时，邵氏影院开始闯入世界影业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影院，并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　　 进入 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 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 40多部华语影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这不仅为各国观众带去了欢乐，也对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邵逸夫不仅仅是把电影当作一种赚钱的工具，更是将它作为一项事业来追求。他常说：“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不会过早地就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我深深体会到拍电影是很大的挑战，它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这也正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　　 邵逸夫以实际行动来要求自己成为精通电影的专家。他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每天早晨 6点钟，邵逸夫都会准时起床，每天的工作时间在 16小时以上，他的劳斯莱斯车里也配有办公设备，连途中的时间都不浪费。　　 在邵氏影城他的办公室旁边，有一间试片室，那是邵逸夫每天必到的地方。试片室的最后一排有一张舒适的沙发，邵逸夫每天都要在这里坐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不管是国语片、日本片、西班牙片、印度片、意大利片，还是德国片、法国片、墨西哥片，他都会看，这其中还包括邵氏公司出品的好看的或不好看的影片。从 20世纪 60年代初起，邵逸夫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九部，一年 700部，邵逸夫可谓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邵逸夫就是要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去了解影业行情，去研究人家如何作秀，去揣摩观众的口味，去发现新的选题。例如在创制新武侠片的时候，邵逸夫就常常放意大利黑帮片、日本剑侠片和美国 007影片给员工们看，以资借鉴。　　 邵逸夫看电影，有一个精妙的“理论”，叫做“两只眼睛看电影”。邵逸夫说：“在香港，我永远用两只眼睛看一部电影，一只是‘商人的眼睛’，另一只是‘艺术家的眼睛’。”　　 在邵逸夫看来，所谓“商人的眼睛”，其意义在于电影既然是文化商品，那么，追求卖座率是天经地义的。要想“卖座”就要迎合观众口味，把电影拍得好看，只有电影好看，符合大众口味，观众才会“买账”。因此，邵逸夫的制片方针就是“观众至上”。　　 电影更是附着于精神文化的艺术商品。古人说“言之无文，其行不远”，如果一味的“观众至上”，一味的媚俗，甚至伤风败俗，那么也将最终被观众或市场所抛弃。所以在“商人的眼睛”之外，还得加上一只“艺术家的眼睛”，也就是说，他要求邵氏拍的电影不但“叫座”，还要“叫好”。　　 邵逸夫是一个做事一丝不苟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要求精益求精，即使是最细微的部分，也不能忽略，一件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是绝对不会放松的。　　 许多熟悉邵氏电影的观众都会对“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宣传语印象深刻。作为邵氏的特色商标，如果现在哪个电影公司敢在自己出品的每部影片都打上类似的标签，恐怕早就被观众的口水给淹没了。而当时的“邵氏”确实是有这份自信和实力的。当然，这与邵逸夫的严谨与执着是分不开的。　　 为了树立邵氏的良好形象，为了保证影片质量，邵逸夫亲自对每一部影片进行严格把关。在他看来，观众看了劣片一定非常不开心，看多了，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没有好的戏，做了劣片，若无法补救，就亲手烧掉，毫不手软。　　 邵逸夫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邵氏家族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事业名副其实的拓荒英雄。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中国电影的每一步变迁都有邵逸夫及其家人付出的心血。从 20年代从事电影业到现在，邵逸夫亲历了电影不同时代的演变，目睹和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兴衰与成长。
 　进军电视业，书写 TVB的岁月风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日本、美国，电影已经成为“夕阳产业”。
在香港，随着电视“飞入寻常百姓家”，电影业也受到来自电视业的强大冲击，开始走下坡路，电影的市场在日益缩小，逐步失去了昔日鼎盛时期的灿烂光辉。　　 然而，电影业的冷清萧条，并没有给邵氏影业带来太大的影响，相反，此时的邵氏影业尚处于如日中天的黄金时期。而一直致力于电影业的邵逸夫也凭着职业的敏感，意识到必须把业务向多元化发展，于是，他悄然把精力转向刚刚起步的电影的姐妹艺术——电视业。　　　1965年，香港政府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邵逸夫立即觉察出电视作为艺术的后起之秀，今后将有无限广阔的市场和不可估量的潜力。于是，他联合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加竞标，最终邵逸夫与利孝和、余经纬及“美英资金”投得香港的免费电视牌照，合资创办了“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即无线电视台（ TVB），公司最大股东利孝和出任董事局主席，邵逸夫为常务董事。
1967年 11月 19日，无线电视台正式开播，从此，一个庞大的电视集团开始起步。　　 多年来一直从事电影娱乐业的经营，邵逸夫亲历了不少“挖角”的战争，因为，他深知麾下无星的窘迫。自从进入电视业起，邵逸夫就一直在心中酝酿着一个“明星制造”的计划。　　　 20世纪 70年代初，在邵逸夫的建议和推动下，“无线电视”和“邵氏兄弟”公司就联合创办了被誉为“港星摇篮”的“无线艺员训练班”。　　　 1971年，“无线艺员训练班”首次开班。那时的香港没有专门培养演员的演艺学院，“无线艺员训练班”也就成为了香港艺人的“明星梦工场”。此后，这个培训班每年举办一期，学期为一年。这是一条成熟的造星流水线，艺员前期学习表演、台词、舞蹈、武功、编剧理论、摄影概论、电视工程等基础知识，后期是表演实习，中间经过多次考试，优胜劣汰，毕业者即成为“无线电视”和“邵氏兄弟”的签约演员。　　 或许连邵逸夫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原本自产自用的明星培养基地日后竟然撑起了香港，或者说是整个华人演艺圈的半壁江山。此后，从这里走出了一大批华语影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有的成为了家喻户晓的 TVB当家台柱；有的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华人明星；还有的成为了在华语影坛乃至国际影坛上享有声誉的大导演、制作人。他们中有我们熟悉的周润发（ 1974年第 3期 )、陈玉莲 (1977年第 6期 )、汤镇业 (1979年第 8期 )、黄日华 (1980年第 9期 )、苗侨伟 (1980年第 9期 )、刘德华 (1981年第 10期 )、周星驰 (1982年第 11期 )、梁朝伟 (1982年第 11期 )、刘嘉玲 (1983年第 12期 )、杜琪峰 (1975年第 4期 )、关锦鹏 (1976年第 5期 )，可谓是人才辈出、星光熠熠。　　　1980年，“无线电视”董事局主席利孝和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利氏家族和美英资金不愿派人入主无线，邵逸夫以最大的私人股东身份接任了董事局主席一职，开始全面掌管 TVB。此时，一直与 TVB为赢得收视率而争斗不断的“丽的电视”（亚洲电视的前身）也借着 TVB易帅之机，步步紧逼，掀起了一轮又一轮收视大战，欲彻底将 TVB“斩落马下”。　　　“新帅”邵逸夫则以大将之风从容应对，他集中力量经营所属的电视明珠台（英语）和翡翠台（粤语），在电视业务发展方面锐意革新，大刀阔斧地重新排兵布局，将“邵氏影城”的明星和香港艺术界的精英网罗到门下，力阻“丽的”的强大攻势，最终击败了“丽的”，为无线挽回了颓势。　　 正如当年拍摄邵氏电影一样，邵逸夫大胆启用各有所长的多方面人才，拍摄制作了大量风格各异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剧，不但在港岛独占鳌头，更是将影响扩及中国内地及台湾、澳门，甚至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万水千山总是情》、《霍元甲》、《上海滩》、《火凤凰》、《京华春梦》、《射雕英雄传》等巨制在香江掀起一轮又一轮收视狂潮，此后，这些经典剧集更是红遍华语电视圈，在上个世纪 80年代的内地和东南亚引发了万人空巷的盛况，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此后， TVB节目制作始终走在华人电视业的前列，武侠剧、家族剧、商战剧、警匪剧、生活剧、爱情剧、喜剧等各类型剧集均有不俗表现，影响深远，久播不衰。　　　1987年，邵氏停止了所有电影制作，至此，曾在电影王国中煊赫一时的邵逸夫，激流勇退，淡出影坛，正式将事业的重心转向电视业，并创造了一个电视王国的辉煌史。一代电影王国 ——“邵氏”，虽然已经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而产生而发展而辉煌而消逝，但是它留在几代人头脑中的记忆，永远都不会消逝，“邵氏电影”永远都是不可复制的历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TVB在香港电视圈是绝对的一枝独秀，在收视独大的局面下，邵逸夫并不满足于现有成绩，十分注重发掘和培养人才，不仅为香港影视圈输送了大量人才，也捧出了大批红星。　　 男星最为观众熟知的，当为周润发之后的“无线五虎将”——黄日华、 刘德华、梁朝伟、苗侨伟、汤镇业。刘德华和梁朝伟如今已是顶级巨星，而黄日华、苗侨伟、汤镇业当年也是红极一时的偶像明星，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黄日华塑造的正直英武的大侠郭靖，苗侨伟塑造的风流倜傥、亦正亦邪的“小王爷”杨康，汤镇业的“风流公子”段誉的形象至今为人们奉为无法取代的经典。　　　女星方面，在汪明荃、赵雅芝、郑裕玲这三位公认的“阿姐”之后，相继捧出了陈玉莲、曾华倩、戚美珍、黎美娴、刘嘉玲、蓝洁瑛、周海媚等明艳动人的“当家花旦”。　　　邵逸夫推动的 TVB一年一度的选美盛事——“香港小姐”，同样也制造出不少当红女星，多年来，“香港小姐”评选一直是香港娱乐界的一大盛事，这不仅给邵逸夫带来了重要的商机，而且还为 TVB提供了艺员后备力量，如赵雅芝、李嘉欣、张曼玉、袁咏仪。这些风华绝代、各具特色的无线花旦无疑是 TVB最靓丽的风景。
 　邵逸夫亲手打造的流行乐坛 “四大天王 ”
20世纪 90年代初， TVB创办了“劲歌金曲”这一经典栏目，邵逸夫更是以独道的眼光将黎明、郭富城、张学友、刘德华力捧为流行乐坛的“四大天王”，并在当时年轻人中引发追星狂潮，结果四人在乐坛火速上位，并成长为香港乃至华人娱乐圈里呼风唤雨的巨星。而“四大天王”这一称呼更是延用至今，即使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今天，他们的影响力也丝毫不减当年！　　 紧跟潮流是 TVB经久不败的秘诀。邵逸夫将自己的经营之道比作女士选择高跟鞋，一会儿粗跟，一会儿细跟，美与丑的取舍只在于是否合时宜。几十年来，邵逸夫的影视王国，不仅为他积聚了巨额财富，还造就了大批观众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影响了几代人的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更为亿万观众带来了无限欢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与时常出现在娱乐版头条的明星身份相比，邵逸夫或许更愿意被视为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他做事勤勉、精通业务、市场敏锐度极强，对成本锱铢必较，老一辈港商的致富之道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邵逸夫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他少年入行，甘愿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学习各种业务技能，剪辑、摄影、化妆、剧本、导演等，电影制作的每一个方面和环节他几乎样样内行，而在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方面他更是行家里手。　　 青春年少他与兄长一起远赴南洋打拼三十余年，积累起不菲的身家，却在天命之年选择赴港“创业”；在事业已处于巅峰之时，他又毅然淡出拼搏了近 50年的电影业，转而进军新兴的电视业，那时的他已年过古稀。即使忽略掉他所创出的那一番业绩，他的魄力、胆识与毅力也值得今日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一代景仰和学习。
邵逸夫一生信奉“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人生信条，他认为自己的财富是取之于民众的，理应用之于民。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之上，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早在 1973年他就设立了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从 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内地。从那一年起，邵逸夫平均每年都拿出 1亿多港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他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 20多年来，邵逸夫一共向内地捐助了 30多亿港元，兴建了 5000多个教育和医疗项目，以“逸夫”二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即使已过耄耋之年，邵逸夫依然身体力行，多次亲临内地视察捐赠项目。此外，邵逸夫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邵逸夫可谓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1990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为表彰邵逸夫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将新发现的 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年，美国旧金山市将每年的 9月 8日定为“邵逸夫日”。2002年 11月 15日，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资助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邵逸夫奖”设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三个奖项，每年颁发一次，奖金 100万美元。如此巨额奖金足以媲美被视为国际最高自然科学奖项的“诺贝尔奖”，因而被称之为“ 21世纪东方的诺贝尔奖”。　　 邵逸夫有一个有趣的英文名字叫 Run Run Shaw，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有多个版本。一说他在天一影片公司做勤杂工，在他大哥邵醉翁手下鞍前马后，如同一个跑腿的小厮；一说邵逸夫初到新加坡时，常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送拷贝；邵逸夫自己的解释则是他原名邵仁楞，上海话“仁楞”与英文 Run Run的读音相近。但无论是哪一个原因，邵逸夫的人生就是这样，一直处于奔跑状态。即使是在已逾百岁的今天，他也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作为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粤语内容资料库、全球股票市值最大的华语传媒、亚洲最大中文节目内容的供货商，邵逸夫所执掌的 TVB王国在香港地区占据着近乎垄断的地位，“邵氏出品”的影响力，是无法用语言来估量的。可以说，作为无线及邵氏两大媒体娱乐王国的掌门人，香港乃至全球最高龄的在任上市公司主席，邵逸夫缔造了香港影视的黄金时代。已过期颐之年的他，在香港的文化史上，绝对是一个即使再过一百年都不能被忽略的标杆性人物。
第二章　“百业大王”林绍良逃难爪哇，战火中的小商贩
 　“百业大王”林绍良逃难爪哇，战火中的小商贩
1916年 7月 16日，林绍良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海口镇牛宅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林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田为生，因有不少祖传水田可以耕种，再加上父亲林元载勤劳上进、朴实敦厚，生活过得还算殷实。在父母的教诲和熏陶下，林绍良继承了家风，性情温和，聪慧机智，颇得父母的喜爱。　　 林元载一生务农，目不识丁，深感没有文化之苦，于是先后送林绍良兄弟到私塾读书。林绍良自幼就聪慧过人，悟性极高，而且能过目不忘，再加上他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学业进步很快，深得老师的赞赏。他先后念完了《四书》、《诗经》、《幼学琼林》、《左传》等古代典籍，对书中的忠烈侠士极为崇拜，同时也使他具备了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令父母感到十分欣慰。　　　15岁那年，林绍良结束了他的私塾生活，因为学业优秀，私塾的先生建议他到县城的大学校去读书，但是父母却认为，像林绍良兄弟这样读过私塾、能识文断字的，就已经算得上村里最有学问的人，念再多的书，终究也是要娶妻生子、养活家人，早点谋个营生比什么都重要！　　 父亲不希望林绍良继续当农民，而是希望他能够弃农从商，走一条与祖辈不同的道路。于是，便在村口的交通要道处租下一间小屋子，开起了一家汤面馆，并交给林绍良经营。虽然林绍良很想继续读书，但看到父母已经为自己安排好了一切，懂事孝顺的他，就只好顺从父母的意愿，当起了面馆的小老板。这家小小的汤面馆也就成为了林绍良的第一份产业。　　林绍良做事的原则就是认真、执着、勤勉，不做则已，做就要做到最好。他一人独揽了店里店外的大事小事，而他的经商天分也在这个时候开始显现出来。他头脑灵光，讲究诚信，手腕灵活，不到半年，这间小得很不起眼的小店就被他经营得有声有色，赚了不少钱。小小年纪的林绍良也成为令同龄人羡慕不已的“老板”。　　　1935年，父亲林元载因病去世。当时，大哥林绍喜已经离开福清，去印尼谋生多年，未满 19岁的林绍良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担负着养活全家的重担。为此，他更加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自己的汤面馆。虽然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太平了，但地处偏僻的福清还算安逸清闲，老百姓的日子还是一如既往。
然而，好景不长，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沦丧，福清也未能幸免。兵荒马乱中，整个福清百业凋敝、人心惶惶，林绍良的汤面馆也被迫关了门。此时，日军又开始在镇子里、村子里大肆抓捕劳工为他们修建工事。为了避免被日军抓去做劳工，许多青壮年纷纷逃离福清，远渡南洋谋生。林绍良也打算去印尼投奔早年到那里谋生的叔父林财金和大哥林绍喜。　　 看到三儿子也要跑南洋，母亲心里十分不舍。林绍良劝慰母亲说：“阿娘，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如果我留在家中，恐怕会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那很可能就会死在里头回不来了，到外边就不一样了，印尼那边有叔父和大哥，也不算无依无靠啊！ ”　　 虽然母亲觉得林绍良说得有道理，但是他连福清之外的地方都没去过，第一次出门就得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那么远的路，那么乱的世道，一路上又没有人照应，这让做母亲的如何放得下心呢？　　 就在母亲左右为难，没办法作出决定的时候，村里恰巧有一位印尼华侨回乡探亲，林绍良便去求他带自己去印尼，华侨爽快地答应了。见此情景，母亲也自然应允了。　　 临行前，母亲握住林绍良的手，含泪说道：“儿啊，到了异邦，待人处事要有中国人的教养，凡事多忍让。万一跟人发生争执，一定要记住：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步，逼虎伤人。 ”　　 林绍良和那位华侨计划以“父子”身份上路，一来可遮人耳目，二来可省一半路费。他们在厦门顺利通过关卡的盘查，登上了一艘开往南洋的荷兰客轮。这是 20岁的林绍良第一次离家远行，而目的地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印度尼西亚。　　 抵达印尼后，林绍良直接去了在中爪哇的古突士镇。这里是一个华人聚集的地方，林绍良叔父林财金在这里经营着一家花生油店，算是已经站稳了脚跟，大哥林绍喜则在叔父的花生油店里当店员，于是林绍良就被安排跟着大哥做学徒。　　 当学徒，自然是最繁忙、最辛苦的。为此，林绍良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空余时间还要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及爪哇方言。
当时的印尼也不是安乐之邦，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已蔓延到这里，爪哇岛上烽火连天，经济凋零，做生意十分不易，很多商家的生意都面临倒闭，叔父的花生油店也日渐冷清。　　 林绍良认为，总是在店中坐等顾客上门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他便向叔父提出要到外面去推销，叔父答应让他去试试。于是，林绍良走街串巷，挨家挨户，上门推销花生油。走出去推销果然非常有效，林氏花生油店的销售额成倍地增长。叔父对林绍良的推销方式大加赞赏，将他转为正式店员，还给他提了薪。　　 有过当小面馆老板经验的林绍良一直想着要独自出去创业，以寻求更大的发展。于是，他一面帮叔父打理花生油店，积累经商经验，一面省吃俭用，为自己积攒创业资金。　　 两年后，林绍良终于攒足了可以做些小本生意的钱。于是，他做起了贩卖咖啡粉的生意。那段日子对于林绍良来说，是创业历程中最为艰苦的时期，他每天半夜三更就得起床，先将买来的咖啡豆磨成粉，再用旧报纸包成小包，天还未亮，他就骑上自行车，赶到六七十里外的三宝垅市去贩卖。此后，林绍良又陆续贩卖过洋火、布匹等小商品。虽然都是些小本薄利的生意，但因为林绍良不怕吃苦、勤劳肯干，几年下来，他不但赚到了一笔数目不少的原始资本，还积累了很多做生意的经验，磨练了意志，这些对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林绍良的人生机遇几乎都和战争牵涉在一起。三年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后，日军登陆印尼，一直对印尼实施殖民统治的荷兰人撤走了，许多工商业被征作军用，林绍良的小贩生涯也被打断了。
 　乱世中彰显英雄本色
战乱没有动摇林绍良立志发展一番事业的决心。城市被日本人控制，他就到偏远的乡村去寻找机会，他先是去了古都日惹，然后去了很多小地方，最后搬到了马兰，在不断的辗转颠沛中，林绍良一点点地积累着人脉、经验和资本。就在林绍良奔波于印尼乡村之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美梦”也一天天地走向尽头。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发布了投降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随着日本侵略军退出印尼，印尼人民发起了“八月革命”，建立了以苏加诺为总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遗憾的是，胜利的曙光很快便散去了。当年的秋天，英国以解除日本武装为名，派遣军队侵占印尼，荷兰政府也以盟军名义从欧洲派兵在雅加达登陆，以图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为了赢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印尼共和国的军队和人民，面对英、荷军队的入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战争打响后，当地华商在中华总会的领导下，大力支援了印尼的抗战。林绍良凭借自己对世界格局的观察，坚信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必将属于印尼人民，一个崭新的国家必将在战争后崛起。　　 乱世出英雄，少时熟读史书的林绍良预感到自己的事业或许能在这场战争中找到一个契机、一个新的生长点，于是，他毅然加入到当地中华总会，支援印尼的抗战队伍，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与印尼人民共进退，他的命运也由此彻底改变了。　　　1946年至 1947年之间，林绍良受中华总会的委托，掩护一个为摆脱荷兰军方情报人员的追捕，隐蔽在古都日惹的印尼军方高级领导人。此人名叫哈山•丁，是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他在林家藏匿了一年多，与林绍良结成了莫逆之交。　　 林绍良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一年的掩护会给他的命运带来多么大的影响和转变。通过哈山•丁的关系，林绍良结识了爪哇第四军区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统治印尼长达 32年之久的“铁腕”总统苏哈托。　　 在当时，由于殖民军的封锁，共和国军队的军火、药品奇缺，林绍良得知这种情况，很是忧虑，如果局面持续下去，肯定无法抵挡荷兰殖民者的侵略，但他从中也发现了一个大大的机会，一个能让自己的事业与一个国家的军队实现双赢的机会——为军队运送必要的军用物资。　　 这不但是一个大胆的想法，更是一条无比艰险的道路。一个军队都难以完成的使命，这个连一天兵都没有当过的年轻人有什么本事去完成？但林绍良坚信自己能行，他找到蒂波尼哥罗师的军官们，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和决心。对于处在困境之中的孤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军官们不但对林绍良的英勇行为大加赞赏，还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安全保护。　　 在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了运输路线之后，林绍良便踏上了这条充满凶险的征途。凭着对地形和海路的熟悉，林绍良用帆船载着从新加坡购买的武器及军需物品，左右回旋，巧妙地越过荷军封锁线，把一批军火物资安全地运到了中爪哇印尼军中。就这样，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林绍良押运军火，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荷军的封锁线，如入无人之境。当这些军需用品运抵前线时，印尼官兵无不向他欢呼致意。林绍良从军火生意中不仅获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同时又与苏哈托等印尼军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他日后事业上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绍良在这场印度尼西亚为自由而战的战役中，获得了今后让他飞黄腾达的政治资源，而后的另外一场战役则成为了其人生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20世纪 50年代初，印尼发生列岛分离主义叛乱，盛产丁香的苏拉威西、北苏门答腊因动乱导致产量大减。当时，中爪哇地区生产的丁香烟远近闻名，销路很好，大大小小的烟厂应运而生，规模发展到上百家。这样，作为香烟原料的丁香的需求量也随之大大增加，每年高达 2万多吨，供不应求。但战争爆发后，苏拉威西、北苏门答腊与中爪哇之间被战火阻隔，长时间等不到原料的中爪哇烟厂，纷纷面临停产和倒闭。　　 打通了军火贸易之路的林绍良，决定抓住这次机会，再开辟一条丁香贸易之路，而这同样是一件无比冒险的事情。丁香生意的利润确实诱人，但要从另一个盛产丁香的马鲁吉群岛把丁香运抵中爪哇，则必须穿越荷兰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如果稍有不慎，很可能就会人财两空。　　 林绍良没有贸然行动，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还是蒂波尼哥罗师上校团长的苏哈托，希望得到他的建议和帮助。因为这对中爪哇的烟厂和经济发展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苏哈托听了以后，当即表示支持，甚至答应派兵保护。有了苏哈托的特殊照应，林绍良有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根据以往运输军需品的经验，林绍良设计出一条丁香运输路线：先从产地马鲁吉群岛装货后，绕道新加坡，再经先前已经熟悉了的运输军需品的通道，突破荷军封锁线，运到中爪哇的古突士，最后将丁香送到中爪哇各地的烟厂。此举果然奏效，不久，林绍良组织的第一批丁香便安全地运达那些“嗷嗷待哺”的烟厂厂主手中。　　 从此，林绍良在马鲁吉和古突士之间频繁往来，苏哈托也言而有信，每次都为林绍良“保驾护航”，使得他的丁香生意在战火纷飞中畅通无阻，越做越大，金钱也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林绍良的腰包。
就在林绍良的丁香生意做得如火如荼之际，经过长期艰苦抗战的印荷之战，终以印尼获得独立而告终。此时的林绍良已经是名震东南亚的大富商了。
 　雄才韬略，成就“百业大王”
对于林绍良来说，古突士虽然是他的发迹之地，但是在获得一连串生意上的成功之后，这里已经不能满足他事业上的宏图大志了。为了求得更大发展， 1952年，林绍良将自己的贸易公司从古突士镇迁到了首都雅加达，而他的事业，也从此进入到一个全面开花的大时代。　　 当时，印尼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林绍良在仔细分析了国家的经济形势后，设定出一条清晰的商业路线，先从大众最为需求的衣、食、住、行开始，立足于国计民生，适应国民经济需要，这也是林绍良恪守的一个经营思想。等有了更好的基础后，再根据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自身实力，抓住时机，进入其他领域。衣、食、住、行，衣在首要位置，林绍良遂决定从投资纺织业入手。 1952年，林绍良先后在尼默和布拉巴亚建立两座独资纺织厂，后又与人合资在古突士和万隆创建了慕利亚纺织厂和达鲁玛纺织厂，由此形成了有一定实力的纺织集团。　　 此后，林绍良又利用印尼丰富的橡胶资源，开办了轮胎厂，以适应当时印尼汽车工业的需要。接着，他又陆续投资了一些看似非常不起眼，但又存在着极大发展空间的行业，生产诸如花生油、肥皂以及当时市场上十分短缺而所需资本又甚少的铁钉、自行车零部件等国家最需要的产品，以此来支持印尼的国家建设。　　 应民族经济之所需，补民族经济之所缺，林绍良的举动自然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广大印尼人民的认同和支持。随着企业的发展，他又逐渐把目标放在进出口贸易之上，在新加坡和香港寻找商业伙伴，并与之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　　 在企业扩展的过程中，林绍良遇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这让他体会到，无论是从事商贸，还是开办工厂，都必须取得金融界的支持，必须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而要想实现自己的宏愿，使自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则必须建立起自己的金融链条，如果能拥有自己的银行则更是上上之策了。　　　1957年，林绍良找到泰国的金融业巨头陈弼臣，在陈弼臣的盘古银行的帮助下，在印尼创办了中央亚细亚银行，并亲自担任董事长。凭借已有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人脉资源，林绍良先后在印尼的泗水、三宝垄、棉兰、巨港、万隆等城市设立了 14家“中亚银行”分行和支行，由此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金融业务网络。　　 有了银行做后盾，林绍良得以自如地应对企业资金的周转，在生意场上如虎添翼，并开始向工业、贸易、金融等多方面发展，为林氏财团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林绍良的大哥林绍喜和二哥林绍根也分别来到雅加达定居，大哥经营地产业，二哥从事财政业，三兄弟互为依存，相互帮助，共谋发展。　　　1960年，印尼政府颁布了《禁止外侨经营零售商法令》，这使得华商经营的工商业受到了不少限制，变得举步维艰、困难重重。 1963年，印尼政府又开展了对抗马来西亚的运动，使印尼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也受到了阻碍。但此时林绍良的企业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型的商业集团，具备了承受挫折、应对动荡，对抗危机的实力，因而，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和影响。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谙居安思危之道的林绍良，又开始密切注视着新的发展机会。　　　1965年，林绍良与他的好友兼同乡林文镜等人合资创办了华仁谊集团，后来，华仁谊集团属下的企业逐渐发展到了 30多家，包括银行、建筑、地产、纺织纤维、水泥、面粉、钢铁、航空运输、贸易服务等诸多行业，而且均有不俗的业绩。至此，一个兼有工业、商业、金融业的林氏集团矗立在了人们面前，林绍良也成为了印尼企业界的新巨头之一。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印尼经济开始复兴。 1967年，林绍良迎来了事业上的又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年，在战争中和他结为生死之交的苏哈托出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次年，苏哈托政府颁布了《国内投资法令》，鼓励社会各界大力投资兴业，开展经济建设，这也为包括华人在内的国内外企业家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林绍良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利用他与苏哈托总统以及其他军政官员的良好关系，在事业上大展拳脚，以实现林氏企业集团的跨越式发展。　　　1968年，林绍良旗下的美卡有限公司和默朱布阿有限公司获得了政府核准的丁香进口专营权。林绍良得以继续经营自己所熟悉的丁香生意，并迅速雄霸市场。到了 1986年，林氏集团旗下公司进口的丁香量，已占据非洲盛产丁香的马达加斯加和桑给巴尔总产量的 90％之巨。林绍良也成为了印尼家喻户晓的“丁香大王”。　　 印尼原本是个条件优越的农业国，但因长期受殖民主义单一经济的影响，粮食不能实现自给。独立之后，虽然有不少国家给予印尼经济上的援助和支持，但政府每年还是要拿出大量外汇进口面粉等食品，这成为了国家经济的一大负担。面对这一问题，林绍良向印尼政府提议建立自己的面粉加工厂，加工援助国送来的小麦原料，以此来缓解印尼国内过度依赖进口的问题。　　 政府很快采纳了林绍良的建议，并将全国面粉生产 2/3的专营权交给他。为此，林绍良投资 10万美元，再加上印尼国际银行给予的 280万美 元的贷款，创立了波戈沙里公司。
当这座印尼历史上的第一座现代化面粉加工厂在雅加达建成时，苏哈托总统亲自到场，主持了落成典礼。随后，林绍良又陆续建立了两座现代化的面粉加工厂。在此后 10年中，林绍良的面粉公司所生产的面粉已达到国内需求总量的 80％以上，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面粉公司。林绍良也在获得了“丁香大王”之称后，再添一桂冠，成为印尼首屈一指的“面粉大王”。　　　在此之后，林绍良依靠自己所获得的多项专营权，围绕食品行业开展一系列投资，成功占有了印尼 90％的方便面市场， 35％的牛奶市场以及超过 30％的食用油市场。仅在粮油食品行业的发展，就足以令林绍良称雄商界，呼风唤雨。　　　 1975年，鉴于《印尼经济发展计划》制定后，外资、合资企业纷纷投产，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林绍良敏锐地预感到已经被冷落很久的建筑业必将渐渐复苏，并兴旺发达起来。于是，在苏哈托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林绍良出资 1亿美元，建成了年生产能力 100万吨的狄斯丁水泥厂。 1978年林绍良又投入巨资创办了年产 200万吨的大型水泥厂。仅仅三年时间，他旗下的水泥公司所生产的“三轮牌”水泥的年产规模就提高到了约 1000万吨，控制了印尼全国水泥市场的半壁江山，成为印尼最大的水泥企业集团，并由此推动印尼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大的水泥生产国和出口国。林绍良的王冠也因此再添一顶——“水泥大王”。　　 之后，林绍良又再次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大举挺进印尼的房地产市场，并且收获颇丰。他先后在雅加达等地购得 2100公顷的土地，推出多个大型地产项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林绍良的集团每年在房产方面的投资几乎占到印尼私营建筑业 20％的市场份额，他也因此成为印尼最大的房地产商，没有让“地产大王”的桂冠旁落。　　 1982年，林绍良耗资 1.2亿美元在雅加达建造了新式办公大楼，其中，大都市大厦是其“三林”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此外，在加里曼，“三林”拥有 20万公顷的森林租借地，进行林木采伐，经营林木产品。　　　20世纪 80年代初，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印度尼西亚每年都需要大量的钢板，每年仅仅从日本就要进口 7亿美元的薄钢板。印尼政府为了节约外汇及发展本国的钢铁工业，决定在国营喀拉喀多钢铁厂建立一间冷轧钢板厂，可这至少需要 8亿美元的资金。由于喀拉喀多钢铁厂连年亏损，一时难以筹足资金，故决定向外国银行借款。但外国银行提出，必须有 40％的股份掌握在可靠的私营厂商手中，方可提供贷款。喀拉喀多钢铁厂遂向林绍良的三林企业集团求助，希望他们能够投资入股，挽救民族工业，林绍良毅然应允。于是，该轧钢厂由林绍良财团和另一位杰出华商徐清华财团共同投资 40％，喀拉喀多钢铁厂占股份 40％，卢森堡的塞斯塔锡尔股份公司占股份 20％，三方合作进行兴建，其中林绍良的个人投资达到 9600万美元，再加上外国银行借款的 5520万美元，芝勒贡大型轧钢厂终于在 1987年建成投产，年产薄钢板 85万吨。从此印尼就不再需要每年花 7亿美元进口薄钢板，而只需花 2亿美元进口一些原料，这样就等于每年为政府节约了 5亿美元。林绍良在这场挽救民族工业的行动中可谓功不可没！　　 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印尼政府逐步对印尼本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制定了一整套内联外引、奖励私人投资的政策措施，这为私人企业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林绍良紧紧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继续加强原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另一方面又和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组成合资企业。至此，三林集团的投资遍布印尼、泰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内地及香港、越南、北美、欧洲、澳洲，员工多达 2万人。其海外投资以电信、银行、地产、市场营销为主，并且在雅加达、巴东、泗水等重要城市坐拥十家大型超市及购物中心。　　 但所有这些被林绍良做到“大王”的成就，都远不及他在另一个行业——金融业上的规模、实力和影响力。
早在 1971年，印尼政府开始整顿金融业，颁布了《私营银行合并条例》，一些因资金不足、经营管理不善而陷于困境的中小银行，便纷纷趁着这个机会合并或易主，以求得生存与发展。作为中央亚细亚银行掌门人的林绍良也在寻找着让“中亚银行”脱胎换骨的良机。可是，在银行的经营与管理方面，林绍良只是个门外汉，虽有一些励精图治的思想，但是却不知如何实施。
就在他为中亚银行如何发展一筹莫展之时，上天让他遇上了一位“贵人”。
1972年，林绍良因公事前往香港，在飞机上，一个熟悉的面孔跃入了他的眼帘。眼前这位温文儒雅的中年人，不正是目前风头正旺的“金融界奇才”李文正吗？
没错，42岁的李文正在亚洲金融界可谓是一个家喻户晓、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因为“奇迹”般地挽救了 数家濒临倒闭的银行，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并实现滚动式发展，被新闻界和银行界誉为“医治银行的专家”，而且素有“亚洲钱王”的美誉。　　 前几天的报章杂志刚刚报道了李文正辞去泛印度尼西亚银行执行总裁的消息，现在的李文正恐怕是各大银行都瞄上的“救命稻草”、“希望之星”，现在，这个“救命稻草”就在自己的眼前，林绍良当然不能“放过”！　　 于是，在五六个小时的行程中，林绍良和李文正一起探讨了银行业的现状和前景，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相见恨晚之叹。
交谈中，林绍良发现，李文正的很多关于银行及金融管理与改革的想法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而自己所缺乏的正是李文正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于是，林绍良以中央亚细亚银行 17.5％的股份作为酬劳，真诚地邀请李文正出任中央亚细亚银行的执行总裁。　　 实际上，林绍良在提出这一邀请时，心里并没有底。因为他的“中亚银行”的规模比李文正的“泛印银行”小得多，资产只有“泛印”的 1/33，存款额也只是“泛印”的 1％。况且，在金融界，李文正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就像三国时期，有“卧龙凤雏，得一必得天下一样”的说法一样，在如今的金融界，谁能得到李文正的辅助，谁就能占据亚洲银行及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可是纵观整个亚洲的银行及金融业，比“中亚银行”规模大、实力强的银行实在 不占少数，李文正这条金融界的“蛟龙”，能看得上自己的这湾“浅滩”吗？　　 而在李文正看来，虽然目前“中亚银行”的规模很小，但是却是林绍良的财政支柱，有林氏集团庞大的实力作后盾，该银行的业务发展潜力极为巨大，这就为英雄提供了用武之地。而且李文正对于林绍良这位有勇有谋、名震东南亚的“红顶巨商”也十分敬重，于是他十分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不久，李文正高调出山，正式宣布加盟“中亚银行”，出任执行总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林绍良在给予了李文正密切地配合和大力地支持的同时，也全权授权给他，使他的聪明才智、大胆决策和稳扎稳打的经营作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林绍良和李文正二人的通力合作和精心操作下，“中亚银行”很快拟定并展开了一系列新措施：他们先是大幅增资，塑造“中亚银行”财势雄厚的形象。接着，他们又四处留意和寻找能兼并的小银行，通过兼并这些小银行，迅速壮大“中亚银行”的整体实力及分行分布网络。与此同时，他们又继续展开市场攻势，积极吸收市场上的大量游资，尤其是那些还没把钱存放在金融机构的华人家庭和商家，并调整保守的贷款政策，大胆发放贷款，支持或联营各种项目。　　 此后，“中亚银行”就像破土的春笋般茁壮成长，并飞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其总资产就飞涨到 175亿印尼盾，银行客户在一年之内猛增六倍之多，存款和贷款分别增长四倍和十三倍，净利增加 35％，业绩是创办 18年以来最佳的一年，随着业绩的提升和利润的增长，林绍良也同样信心倍增。　　　1974年，林绍良抓住政府开放资本市场的良机，决定将中央亚细亚银行与美国旧金山国际化学银行、日本长期信贷银行、英国苏格兰皇家银 行以及香港信和集团共同投资组成多国金融公司，经营中长期贷款业务，至此，“中亚银行”已成为了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私营银行。之后，“中亚银行”更是获得印尼财政部批准，升格为外汇银行。紧接着，林绍良又策划了“中亚银行”对印尼商业银行的收购，进一步壮大了旗下金融事业的规模。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林绍良通过旗下的华仁谊集团以“猛虎下山”之势，大举挺进海外市场，在香港建立起了第一个境外金融机构——中亚财务公司，并通过这家公司吸收了一大批外国资金到印尼。紧接着，第一太平财务公司、第一太平地产有限公司、永加公司等企业陆续落户“东方之珠”。之后，林绍良又买下了美国旧金山爱尔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的股权，并于 1984年在纽约设立第一家“中亚银行”海外分行，由此打入了北美市场。还在纽约另设了一家名为太平洋贸易中心的公司，专门协助印尼的中小型企业开拓美国市场。 在此后的几年中，“中亚银行”的总资产迅速膨胀，到了 1983年，“中亚银行”的总资产比原来增加 332倍，存款额增长 1253倍，除了在全印尼设有 32处分行，还在新加坡、台北、香港、澳门及美国加州、阿肯色州、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　　　同样是在这一年（ 1983年），林绍良在美国权威商业杂志——《公共机构投资者》公布的世界最富有的 12位银行家名单中名列第六，除银行资产超过 40亿美元外，据估计，林绍良集团非金融业的资产也超过 30亿美元，财团总计资产约达 80亿美元。林绍良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东南亚以至全世界都屈指可数的“银行巨头”、杰出企业家。　　 时间迈入 1988年，这一年的 10月，印尼政府颁布了进一步促进金融业自由化的全盘措施，已经 72岁的林绍良老当益壮，继续和李文正联手，展开了一系列的扩张行动，仅在一年内，“中亚银行”增设的分行、支行和办事处，就如同天罗地网般遍布印尼各岛。用当时人们的话说，只要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有“中亚银行”的标志。至此，不仅在印尼，在整个东南亚，“中亚银行”也是公认的规模最大的私营银行，其总资产超过 150亿美元，林绍良也因此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金融大王”！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中亚银行”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都设有分行或办事处，是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印尼银行。　　 依靠众多的银行作后盾，林绍良的资金自然是源源不断，因此，他又将触角伸向了国际贸易领域，一登场便一鸣惊人。在短短数年内，林绍良先后购买了美国、荷兰、泰国、菲律宾和香港的多家公司，又为自己赢得了“商贸大王”的桂冠。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林绍良已经建造起一个由两大集团组成的，庞大得令人咋舌的企业王国。这两大集团，一个是以林绍良三兄弟命名的三林集团。该集团旗下拥有“中亚银行”以及经营进出口贸易、制造业、建筑业的多个企业。另一个是由林绍良与林文镜合资组成的华仁谊集团，该集团以专营金融业务的第一太平投资公司和专营贸易的第一太平企业公司为主，业务跨越亚、美、欧、非各洲。两大集团下属的企业多达数百家，分布在印尼各个城市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业务涉及到金融、地产、矿产、汽车制造、电子、交通、种植、木材、航运、建筑、旅游、保险等 70多个行业。林绍良也以其雄厚的财力、庞大的势力，称雄印尼，威震东南亚，被誉为“百业大王”、“亚洲的洛克菲勒”。　　　从一碗面条、一包咖啡卖起的林绍良用近 5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商人奇迹般的蜕变。如今的林绍良，是印尼最知名的企业家，同时也是印尼拥有财产最多的人。在印尼，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几乎都和林绍良及其企业集团有关，人们每吃一块面包、每抽一包香烟、每穿一件衣服、每一所居住的房子、每一次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甚至每买一件电器都可能是在与林绍良的企业集团打交道。　　 由于林绍良的巨大成就， 199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学院授予他“院长奖章”，这对于一个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项殊荣。
 　凤凰涅槃，危机后依然屹立 
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突然降临，并迅速蔓延整个亚洲，受其影响最大的东南亚经济几乎陷入了绝境。而林绍良所面临的更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其中既有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也有社会政治的激流暗涌，还有竞争对手的落井下石，明争暗斗、趁火打劫，凡是能想象到的困难，都在此时重重压来。
一方面，因为企业集团规模庞大，业务遍布风波所及之处，而且贷款基本上是美金，应收账款却是印尼盾等当时跌值最快的东南亚货币，因此，林绍良集团的资金严重缩水，损失惨重。　　 而另一方面，饱受冲击的印尼经济，激化了国内潜伏已久的各种矛盾，经济危机迅速演变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1998年 5月，印尼爆发了旨在推翻苏哈托独裁统治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活动，强权的苏哈托倒台了，其家族财产面临清算，与之相关的企业也受到了牵连，与苏哈托保持了近半个世纪亲密关系的林绍良和他的企业集团自然首当其冲地被置于风口浪尖，成为被打击报复的对象。　　 苏哈托下台仅仅几天，印尼的紧张局势虽有所缓和，但林绍良的压力丝毫未减。由于苏哈托的两个子女在中央亚细亚银行拥有 30％的股份，导致了“中亚银行”的存款挤提。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中亚银行”分行门前，前去提款的人每天都是大排长龙，“中亚银行”在十多天中存款流失约 11.5亿美元。鉴于“中亚银行”的规模及重要性，曾有四家私营银行想协助其解决大量存户的提款问题，最后终因“负担沉重”而放弃。最终，凝结着林绍良最大心血的“中亚银行”被收归国有。　　 印尼的金融危机和苏哈托的下台，不仅只关系到林绍良涉足的银行业，几乎是在转眼之间，三林集团主要的企业都由赢利转为亏损，其中“印尼水泥公司”外债达 8亿美元，“印尼食品公司”外债更是达到了 10亿美元之巨，林绍良不得不将许多资金调离印尼。　　 为了清偿政府 9亿美元的债务，林绍良将印尼的三个最大的企业——世界最大的方便面食品企业“印多福”、亚洲最大的水泥厂“印多水泥”和汽车工业“印多汽车”一一出卖。其中“印多水泥”和“印多汽车”被政府转售给外资，“印多福”则由第一太平集团动用 6.5亿美元出面收购 40％的股份，控制权仍然在林氏家族手上。对于此时的林绍良来说，最大的期望就是企业能生存下来，至于发展壮大企业，已经不敢再去想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林绍良的企业集团陷入了关乎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之时，骚动的印尼又发生了恶性排华事件。林绍良作为印尼华商领袖，自然成为了被攻击的头号目标，暴徒不仅大肆抢劫其分布在印尼各地的银行及公司的现金与财产，还放火焚烧了他位于雅加达的私人宅邸，其中，停在宅邸内的五辆汽车被彻底烧毁，一些重要的企业文件和家庭生活照片亦遭到毁坏，林绍良个人的大幅彩色画像也被暴徒抢去损毁。他的城市酒店更是被烧得面目全非。　　　当时正在美国治疗眼疾的林绍良得知此消息后，大为震惊，一时间几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银行的钱都拿走了，家族资产被拿出来登记。对于少年创业，在商海中打拼近 70年，已是耄耋老人的林绍良来说，这是他人生中面临的最大难关。　　 然而，经历过战火与硝烟洗礼的林绍良并没有因此放弃。那时候，他的企业集团在全球拥有员工 62万人，单在印尼本土就多达 22万人，如果在这个时候放弃，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不说，这么多人失去饭碗，将会是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　　 波诡云谲之间，原本已经逐渐淡出企业管理层的林绍良拍案而起，年过 80的他宝刀不老，以必胜之信念，重披战袍，再战江湖。有时候，人无法抵抗自然规律的袭击，也无法扭转大势所趋，但是，危机面前，坚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却能带给人转危为安的希望。　　 林绍良坚信自己能够度过难关，因为他有着虔诚的信仰，那就是诸善奉行必得上苍厚爱，一生行善无数的他重新开始集合众人之力重整河山。这期间，他率领着家族成员及企业老臣，精心谋划，审时度势，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舍得”大战：尽可能通过“舍弃”（出售）具有较高市场价值，但风险系数大，或者非核心产业的资产与业务，以换来资本、时间与政策环境，偿还企业的债务，进而“得到”（保存）公司核心企业与产业（如三林集团）的稳定和发展。而已经担负起集团重任的他的子女们更是为父分忧，全力以赴，共商企业的复兴大计，政府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这个时候向林绍良伸出援手。　　 古人云，得道多助，林绍良最终跨越了这道人生大坎，在狂风暴雨中平稳着陆。
走出阴霾的三林集团仍然继续雄居亚洲主要多元化企业集团之列，并且在经过一翻整合后，显现出新的、更旺盛的生命力。　　 在印尼，三林集团拥有全球最大的方便面厂，占印尼 80％的市场；拥有全球最大的面粉厂，年销售量达 350万吨；拥有印尼最大的电视台和 100多家涉及软包装、水泥、汽车、航运业、保险金融业、房地产、电信业的工厂及公司，而且是肯德基在印尼的特许经销商，拥有近 200家肯德基连锁店，其旗下的养猪场，亦供应着新加坡猪肉消耗量的 90％。　　 在印尼之外，三林集团在新加坡拥有新加坡最大的面包厂；在菲律宾拥有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的主要股权；在澳大利亚，三林集团也管理着涉及化学工业、农业畜牧等业务的多间公司。　　 此后，林氏集团把更多的目光和精力投向海外和正在崛起的中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商业技巧来奠定成功基础，而不再依赖某种特殊的政治关系。　　 曾经有人说过：什么是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经历九死一生之后，还能活下来。按此而论，经历了那场几乎称得上是灭顶之灾之后，依然绝地逢生，重整江山的林绍良以及他所建立的商业帝国，无疑是真正的成功者！
 　难忘故土，守望祖国
作为一个难忘故土的华人，林绍良的中国情结始终如一，早在 1981年，林绍良旗下的太平洋集团就在中国大陆设立鞋厂。即使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印尼政治危机等多重打击之后，林绍良投资内地的热情依旧不减，在他的老家福清，当地的工厂、学校及旅馆，都有林绍良的投资，其累计投资金额已超过 1亿美元。　　 林绍良还和自己的同乡，也是多年的合作伙伴，印尼富商林文镜一起在家乡福清建起了一座占地达 5000公顷的工业园，为了纪念他们二人的父亲林元载和林洪宽，这座工业园被命名为“元洪工业园”。如今这座工业园已经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向政府缴纳了大量的税收，为促进福清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林绍良的创业是以支持印尼民族独立战争开始的，他也因此得以结交了苏哈托等一大批军方的高级将领，而这些高级将领在战争结束后又长期统治着印尼。特别是林绍良与长期担任印尼总统的苏哈托私交甚密，二人常常在一起会谈商讨印尼的国家经济发展大计，这也为他选择投资方向提供了很多难得的机会。他是印尼商界中唯一可以自由进出苏哈托私人住所及总统府的人，而且军方还向他提供一个全职的贴身保镖，林绍良在雅加达近郊的住所也长期受到官方的保护。可以说，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为林绍良的事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对他事业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但政府的扶持与帮助仅仅是林绍良成功的一个因素，扎根印尼，立足于国计民生，适应国民经济需要，为政府排忧解难，则是林绍良恪守的一个经营思想，也是他获得印尼政府支持的前提，同时也是他赚取大量利润的强有力保证，而林氏企业集团的发展也几乎见证了印尼战后经济的发展轨迹。林绍良为印尼工业填补了多项空白，为印尼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起到了“应民族经济之所需，补民族经济之所缺”的作用，因此，也自然赢得了普通印尼民众的认同与尊敬。　　 政府的支持、民众的认同，这些都只是林绍良事业成功的客观因素，林绍良自身大企业家的眼光、个人不懈的奋斗以及他对机遇的把握，面对困难与危机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雄才大略才是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个人的创业，一半靠机遇，一半则靠个人奋斗”，这也正是他事业成功的真实写照。　　 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林绍良却是个天生的商业奇才。林绍良曾说：“生意成功的秘诀，是要为顾客服务，赢得顾客的信任。”他还说：“商场如战场，掌握市场信息，对于经营者来说必不可少。”林绍良善于摸清市场的变化，改变经营方针，他能“从大处着手，考虑周全并深入到细节”，绝不贸然投资、鲁莽行事，拥有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气魄与才干。　　 此外，林绍良也十分善于抓住机遇，注重人才的选用和培训，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林绍良曾十分感慨地说：“我所学不多，本无力量经营如此庞大的企业，现今之所以能有所成就，主要是善于选择共事的伙伴。 ”　　 可以说，在林绍良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华商所拥有的一切美德：诚信、勤勉、朴素、感恩、勇于挑战、不怕失败、坚忍不拔、奋斗不懈。　　 而今，林绍良已经年逾九旬，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岁月和 70年的商海沉浮之后，他更加期待的是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家乡，听一听久违的乡音，吃一吃家乡的地瓜稀饭…
第三章　“经营之神”王永庆
 　“经营之神”王永庆
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个“神”一般的人物，他出身贫苦、身材瘦小，学历不高，却依靠自己的勤勉与智慧，白手起家，开创了一个富可敌国的拥有一兆四千亿（台币）的庞大的商业帝国。
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首屈一指的亿万富豪，从不识“塑料”二字的“门外汉”到赫赫有名的塑料博士、“世界塑胶大王”。王永庆，一个仅有小学文化的寒门子弟，以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带领着台塑实业，在台湾产业领域推动合理化管理，使其从一家几度濒临倒闭的小公司，一跃成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塑胶王国”，成为台湾企业的卓越典范。
今天，王永庆这个名字和台塑这艘超级战舰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的力量记忆，代表着一种坚毅的奋斗精神和强大的道德力量。而他的奋斗历程绝对称得上是一部“闯”与“创”的传奇，就连一向骄傲挑剔的日本人也由衷地对他心生敬畏，把他与日本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相提并论，尊称其为华人的“经营之神”。
 　走出去，外面是片天 
1917年 1月 8日，王永庆出生在台湾台北县新店直潭的一户贫苦的茶农家里。他的祖籍是著名的茶乡福建安溪。清朝末年，清政府闭关锁国、腐败无能，国力江河日下，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福建沿海一带的一些农民、小生产者眼看着生活无以为继，只得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台湾寻找生路。王永庆的曾祖父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后来，王家人便定居在直潭，世代以种茶为生，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着。
由于茶树生长周期的原因，茶农们一年大约只有半年的时间（春季到秋季）有一些微薄的收入，其余时间就只能赋闲在家，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因此，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王永庆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母亲出外捡煤块、木柴，以便能换取点零钱，贴补家用。但是，还是免不了忍饥挨饿。有时实在饿极了，就只好偷偷地摘路边的番石榴吃。家里偶尔“改善生活”，能分到一小碗甘薯粥，在王永庆看来就像是过年一样。　　 王永庆七岁那年，父母实在不忍心让他失学，就拿出多年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积蓄，把他送进乡里的学校去念书。那时候，学校离家有十公里的路程，王永庆每天必须天不亮就起床，先去挑几趟水，把家中的大水缸灌满，然后步行去上学。别人家的孩子上学都是穿着漂亮的新衣服，而王永庆却连一套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他的裤子是用面粉袋改做的，上面还印着“中美合作”的字样；用来阻挡烈日风雨的草帽早已破了好几个洞，可还是舍不得扔掉；没有书包，母亲便把两块破布拼接起来给他装书本；仅有的鞋子磨破了，他就干脆赤着双脚在泥泞的山路上奔走！　　 每天放学后，王永庆还要扛着一袋 50斤重的饲料回家喂猪。 50斤的重量，对于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有些不堪重负。王永庆几乎每走几百米的距离，就换一下肩膀，等到他回到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双肩红肿，大汗淋漓了。　　 王永庆 9岁那年，家中的顶梁柱——父亲王长庚积劳成疾，卧病在床，全家人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母亲瘦弱的肩上。王永庆看到母亲日夜不停地操劳，总想多帮母亲做点事。挑水、担柴、洗衣、做饭、养鸡、养鹅只要是他力所能及的，他都尽量多做。　　 除此以外，王永庆还找了一份帮人放牛的工作，一个月赚 5毛钱，一来可以交学费，二来也能够贴补家用。就这样，他勉强读到小学毕业，便被迫告别了学校，到茶园做了一名小杂工。　　 值得庆幸的是，王永庆有一位睿智开明的祖父，在祖父的教导和影响下，王永庆学会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其实，王家初到台湾时曾经有过一段算得上小康的日子，王永庆的祖父王添泉因此得以成为直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中过秀才的他，还曾在当地开了间私塾，颇受人尊敬。尽管私塾先生的身份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不少书香气息，却对改善家庭经济没有多大帮助。随着新式教育的兴起和普及，王家私塾再也无力支撑，最终关闭。从此，只能靠种茶作为唯一营生的王家人，日子过得越来越清苦。　　 王永庆并不是那种安于现状的人，他总是思考着如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去开创一片新天地，他暗自为自己定下了人生的目标。但是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走出直潭，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去闯荡一番。　　 可是，当王永庆把这个想法告诉父母和家人时，除了祖父王添泉，没有人支持他的想法。一天，王添泉把全家人聚集到一起，对他们说：“种茶人为了让茶树发育良好，常常要一根根地清除掉茶树周围的杂草，可是我们这里常年多雨，土壤经过长时间的冲刷，加上没有植被的保护，导致了土壤的大量流失，这片茶山迟早会变成废山。所以，我们要是一辈子、一代代都靠种茶为生，永远都不会有出路的。长庚辛苦了一辈子，也没能让你们过好日子，倒是把自己折腾了一身的病。阿庆是读过书的人，我也不希望他一辈子困在这里，走上一代人的老路，还是让他到外边的世界闯一闯吧，说不定能闯荡出一些名堂来！ ”　　 祖父的这番话深深地敲击着王永庆的内心，也更坚定了他出外闯荡的决心。这一年，刚满 15岁的王永庆，怀揣着家人东拼西凑来的一点盘缠，独自踏上了谋生的道路。在他的心中，有一条康庄大道在等待着他，虽然要经历一番艰难险阻才能到达，但是他坚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就一定能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王永庆一路上风餐露宿，风雨兼程，来到了位于台湾南部的嘉义县。日据时代的嘉义是台湾的商业重镇，更是米谷的集散地，嘉南平原生产的粮食集中于此，南输北送，使这里成为了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在这里，王永庆开始了他闯荡天下的生涯。
 　创意营销，小米店开始的第一桶金
初到嘉义，机灵聪慧、又能识文断字的王永庆顺利地在一家日本人开的米店谋得了一份学徒工作，管吃管住，每月 40元的工钱。　　 虽然工钱并不多，但是能够有一个可以安身的地方，也不至于挨饿，还能够学到些实用的技能，王永庆觉得非常幸运。而且，白花花的米饭对自己来说，曾经是最为奢侈的食物，而今后竟能与它终日为伍，一想到这些，王永庆便感到兴奋不已，也倍加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　　 在日本老板的严格要求下，王永庆每天都起早贪黑，跑前跑后，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每一项工作，深得老板的赏识和信任，逐渐由一个后堂的杂工，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前堂店员。　　 不过，王永庆却没有安于现状。他一边暗中用心观察、学习老板经营米店的诀窍，一边省吃俭用筹措资金，勾画着自己做米店老板的美梦。　　 一年以后，年仅 16岁的王永庆做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创业决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米店。　　 当时，小小的嘉义，米店林立，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年轻气盛的王永庆不知深浅，贸然投身此行，前景很不乐观。因为之前当学徒和店员挣来的钱大多都寄回家去给父亲治病了，所以，他手头的全部资金只有东挪西凑来的 200元钱，这只够他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承租一个小得可怜的铺面。此时，他的两个年幼的弟弟也从直潭赶来，帮助他打理米店。　　 由于米店规模小，地处偏僻，又缺乏知名度，比起那些经营多年、颇具规模的老字号大米店，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因此，在米店新开张的那段日子，任凭王永庆如何费力叫卖，生意仍然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一连过了好几天，王永庆的米店一笔订单也没有达成，这让他苦恼不已，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那些大米店都忙得不可开交，而自己店里却连一个顾客的影子都看不到呢？　　 经过细心观察，王永庆发现，原来那些规模较大的老字号米店不但能做自己无法做到的大宗买卖，还兼做零售，且拥有一些固定的顾客群，这些顾客总是习惯地去这些大米店或离家近的米店买米，这样一来这些大大米店就抢占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而小米店的生意本来就鲜少有人关照，他的这个地处偏僻的“弹丸”小店就更是无人问津了。　　 无奈之下，王永庆决定背着大米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可是一天下来，人累得筋疲力尽不说，大米也没卖出去多少。因为大米不像其他的生活用品，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是每月定时买好大米，放在家里，谁家也不会真的等到没米吃了才跑去买米。所以，遇到上门推销大米的王永庆，人家都以家中尚有余粮而拒绝。
坐地卖粮没有效果，上门推销又不见成效，这让王永庆头疼不已。他感到，要想打开销路，在市场立足，自己就必须要有别家米店没做或做不到的优势才行。可是，该从哪里入手呢？　　 正当王永庆一筹莫展时，一位邻居上门来买米，见王永庆放在角落里的一袋米十分干净，一点秕糠、沙子都没有，于是指着这袋米说：“这袋米看起来很干净啊，我就要这袋了。 ”
王永庆笑道：“这袋当然好啦，我们把秕糠、沙子都挑了出来，准备留着自己吃的。 ”
“如果你把所有的米都弄成像给自己吃的米一样，还愁生意不好吗？ ”邻居的一句话，让王永庆豁然开朗！　　　20世纪 30年代的台湾，稻米的收割和加工技术还很落后和粗糙，农民基本还处于手工作业的状态，稻谷收割后都是铺在马路上晒干后再脱粒，因此大米里有不少秕糠、沙粒、小石子等杂物。人们在做饭前要反复淘洗，非常麻烦。但是这种现象很普遍，无论买家还是卖家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王永庆想起了祖父曾说过的一句古训：“不惜钱者有人爱，不惜力者有人敬。”他没有那么多钱，唯一能做的是不吝惜时间和力气。“如果我卖的米都像是给自己吃的一样没有秕糠、沙粒，是最干净的，顾客买回家后也不用那么费力去淘米，那么大家也就都愿意来买我的米了！”于是，王永庆决定从提高米的质量上入手，以此打开销路。　　 说干就干，王永庆带领两个弟弟一齐动手，不辞辛苦，不怕麻烦，一点点将夹杂在大米里的秕糠、沙粒统统清理干净，然后再出售，这样一来，他店里的米质比起其他米店要高一个档次。一传十、十传百，王永庆的米店生意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三兄弟几乎每天都要加班加点地处理顾客的订单，虽然辛苦，却乐在其中。　　 从这件事上，王永庆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做什么生意，都要当成是做给自己的，只有把顾客放到自己的位置上，才有可能做得更好，而唬弄顾客也就等于唬弄了自己。　　 有一天，一位主妇慕名来到他的店里买米，原本打算买三斗，却因为太重提不动，便想改买一斗，王永庆就主动帮这位主妇把三斗米提回家。王永庆心想，顾客都是自己来买米，再自己提回去，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或者体力单薄的妇女来说，真的是大大的不便了。而且年轻人整天忙于生计，工作时间很长，很少能抽出时间来买米，所以买米事情大多是落在这些老人和妇女身上。　　 于是，王永庆一改其他米店的传统，提供“送米到府”的配送服务。无论天气好坏，无论路程远近，只要顾客一声召唤，他立即免费送米到户。
一天晚上，外面下着倾盆大雨，王永庆忙完店里的活儿，已是深夜。他迷迷糊糊地刚睡着，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开门一看，原来是嘉义火车站对面一家客栈的小伙计。小伙计说客栈来了几位客人，还没吃饭，刚巧厨房没米了，请王永庆帮忙送一斗米。当时，卖米的利润极其微薄，一斗米只能赚一分钱。从心情上来说，王永庆不愿冒着这么大的雨赚这一分钱，但为了维护自己米店的信誉，他二话没说，量了一斗米，披上一条麻袋当雨具，将米送到了客栈。等他回到家时，全身都已经湿透了。　　 自从王永庆提供了送货到府的服务之后，他的米店生意开始蒸蒸日上，王永庆又添购了运输工具，这样就可以同时多送几家，减少在路上消耗的时间。　　 当时并无送货上门一说，王永庆的这一做法可谓创举。即便是在今天，送货上门充其量也只是将货物送到客户家里，或根据需要放到相应的位置。而王永庆给顾客送米，却并非送到就算，他会细心地为顾客擦洗米缸，再将米倒进米缸里。如果米缸里还有陈米，他就将陈米倒出来，然后将新米倒进去，再将陈米放在上层。这样，陈米就不至于因陈放过久而变质。这个小小的举动令顾客们深受感动，铁了心专买王永庆的米。　　 每次给新顾客送米，王永庆都会在本子上细心记下这家的米缸容量，有多少人吃饭，几个大人、几个孩子，每个人的饭量如何，据此估计这户人家下次买米的大概时间。到时候，不等顾客上门，他就主动将相应分量的米送过去。这样一来，不但这家顾客可以无断米之忧，而且他可以确保顾客不会因为断米而临时转向其他米店买米，也就留住了自己的顾客群。　　 由于嘉义大多数家庭都靠做工谋生，收入微薄，许多家庭还未到发薪日就已经囊中羞涩。主动送米上门，如果马上收钱，碰上顾客手头紧，一时拿不出钱来，会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因此，每次送米，王永庆并不急于收钱。他把所有的顾客按发薪日期分门别类，登记在册，等顾客领了薪水，再去上门收米款，极大地方便了顾客，因此，每次收钱都十分顺利，从来没有拖欠的现象。就这样日积月累，王永庆亲手建立了一套十分明晰的客户档案，这在当时又是一大创举！　　 由于王永庆精细、务实的服务，他的米店在嘉义的口碑越来越好，他个人的名气也越传越大，整个嘉义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心细如发、处处替顾客着想的少年老板，他的生意也自然越来越红火，由起初一天卖不到 12斗米，到后来一天能卖上百斗米。　　 凭借着几年的资本积累和客户积累，王永庆因势利导，把卖米赚来的钱往上游发展，在最繁华热闹的地段租了一处比原来大好几倍的房子，临街的一间用做店面，继续卖米，里间用来做碾米车间，碾出来的米，一部分用作自己的米店销售，另一部分卖给其他米店，这时的王永庆，已不仅是米店小老板，而是拥有碾米厂的小业主。
睿眼识金，大胆转型 
正当王永庆想继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时，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实施了粮食统一管理的措施。一时间，除了日本人开的米店、碾米厂，其他嘉义米商的生意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许多米店纷纷被迫关门，王永庆的也未能幸免。　　 米店与碾米厂关门后，王永庆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一蹶不振，毕竟十余年的米店经营，已经帮助他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商经验和一定的商业资本，他完全有能力转投其他行业，重新开始。　　　26岁那年，王永庆在家乡附近的乌来和斗六地区先后买了一些土地，从当年那个一无所有的贫苦的农家少年，变成了一个小地主。与此同时，他又在嘉义的乡下开了一家砖窑厂，不过由于当时身处特殊的历史时期，砖窑厂最后还是没有发展起来。　　 嘉义既是稻米的集散地，同时也是木材的集散地。 1943年， 27岁的王永庆开始转向木材业发展，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这一次投资几乎令他血本无归。那段日子，应该算是王永庆前半生最为黯淡的时期了。所幸的是，建南汽车货运的一位姓林的老先生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才使他得以站稳脚跟。　　 王永庆是一个既勤奋又特别善于思考的人。他发现当时农家养的鹅都很瘦，原本养四个月能长到五六斤重的鹅现在只能长到两斤重，只因为鹅也没有吃的。于是王永庆到处收购瘦鹅，同时还低价向粮食部门购买碎米杂粮，派人去捡农家丢弃的烂菜叶，然后做成混合饲料喂给瘦鹅吃。结果原本只有两斤重的鹅在两个月内能长到七八斤重，其间的利润自然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王永庆从中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在失意之时，要像瘦鹅一样忍饥挨饿，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只要不死，一旦机会来临，同样也能像瘦鹅一样，迅速肥大。而瘦鹅之所以瘦，原因并不在鹅，而在于养鹅的人方法不当。经营企业也是一样，企业经营不善，问题不在员工身上，而在于老板的管理方法不当。这就是王永庆创造的日后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瘦鹅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被迫退出台湾，结束了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在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台湾光复。　　　20世纪 40年代，经历了战争洗礼、殖民控制的台湾，正可谓百废待举。在美国经济的援助下，台湾当局开展了第一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台湾的经济也由此获得了飞速的恢复和发展。此时已届而立之年的王永庆，也正是事业有成、春风得意之时。他雄心勃勃、卯足了劲，准备大干一场！　　 此时，随着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大产业均是风生水起、水涨船高，在众多行业中，王永庆睿眼识金，发现大多数商人都喜欢投资那些风险小、收益快的行业，而极少去关注建筑业等成本高、收益慢的行业。在他看来，战争期间，饱受日本飞机轰炸的台湾，处处断壁残垣，各方面的建设方兴未艾，建筑业必将会是一个前景无限光明的行业，而建筑最需要的就是木材。于是，他把经营的重心再次放到了木材上。
果然，建筑业在台湾逐渐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再加上王永庆的大胆开拓、锐意经营，他的木材生意蒸蒸日上、越做越大，商业资本越积越多，成为了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木材商人。　　 很多商人看到经营木材的高额收益，都纷纷转投此行业，经营木材的商家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王永庆便毅然决定急流勇退，退出木材行业，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王永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果断而睿智，事事都比别人领先一步。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创业， 30岁时，王永庆的资产已经达到了 5000万台币，这为他接下来开创更大的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
从一无所知到塑胶大王
20世纪 50年代初，台湾的“工业局”推出一系列工业发展计划，把亟需发展的纺织、水泥、塑胶、玻璃、人造纤维等几大行业列为重点支持项目，其中包括利用美国援助兴建的石化工业基本原料——聚氯乙烯（PVC）塑胶粉。王永庆经过思考，认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就和创业伙伴一起去找政府的有关部门，申请这个项目。
可是由于王永庆当时对塑胶一无所知，结果不但没有申请到项目，还被大大地奚落了一番。　　 其实，政府是想把这个项目交给当时在台湾化工业中地位高、影响力大的企业家何义去做。何义原本答应投资建厂，但是这一计划拖了将近两年也没有着落。这期间何义曾到日本、美国、欧洲考察了一番，认为依照现有的技术能力、生产水平，台湾的塑胶产品，从产量到品质，无论如何也竞争不过日本的产品，所以不愿向台湾的塑胶工业投资。
无奈之下，这个风险大、利润不高的项目还是落到了貌不惊人的王永庆手里。　　 消息传出，王永庆的朋友都认为他是想发财想昏了头，纷纷劝他放弃这种异想天开的决定。当地一个有名的化学家，还公然断言称，王永庆根本不知道塑胶为何物，开办塑胶厂肯定要倾家荡产！　　 其实，王永庆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并不是心血来潮、铤而走险，而是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分析研究。虽然他对塑胶工业还是外行，但他向许多专家、学者讨教过，还拜访了不少有名的实业家，对市场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甚至私下去日本考察过。他认为，烧碱生产地遍布台湾，每年有 70％的氯气可以回收，用作制造聚氯乙烯（ PVC）塑胶粉，这对发展塑胶工业绝对是一个大大有利的条件。　　 就这样，只有小学文化的王永庆花了一年的时间学习、了解塑胶知识，而这些知识为他以后的生产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4年 3月，王永庆和商人赵廷箴等人合作，筹措了 50万美元的资金，连同美国援助的 67万美元，开始兴建台湾岛上第一家塑胶公司——福懋塑胶公司。公司于 1957年正式投产运营，并改名为台湾塑胶工业公司，总部设在高雄，王永庆担任董事长。从此王永庆开始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塑胶大王”之旅，并为此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当时，王永庆的塑胶公司月产量仅仅 100吨，是全世界规模最小的塑胶工厂。而同时期的日本或欧洲的工厂月产量已经达到 3000吨以上，因此王永庆的产品根本没有规模效益可言。更糟糕的是，他还受到了两个极其恶劣的因素影响：一是市场需求的问题，当时台湾的月需求量只有 50吨，这意味着王永庆的工厂每月都会有至少 50吨的库存；而且当时的日本同类产品物美价廉，充斥着台湾市场，台塑公司生产的首批产品在台湾只销售了 20吨，仅仅是产量的 1/5，明显是供大于求，成本根本无法收回。二是由于使用了美援采购机械，按规定，其开支必须经过美援管理机构——怀德公司的审查。 1955年 3月，怀德公司正在审查中，突然遭到美国国会某议员的反对。理由是 67万美元的巨额援助款，每月仅仅生产一百万吨，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因此，美援也被搁置了下来。后来经过台湾当局的苦心争取，美方才在当年的 12月恢复援助。　　 然而，更大的困难来自产品的质量，当时王永庆生产的塑胶原料主要用于制造塑料薄膜，再制成吹气玩具、塑料雨衣之类的日用品。但由于品质不过关，那些雨衣一穿就破，以至于当时的台湾人认为化学品都是骗人的。其余用途像用软质的 PVC压制成细条状，编制成小袋子，消耗数量也十分有限。所以台塑经营惨淡、业绩平平。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是，台塑生产的 PVC塑胶粉，销量十分惨淡，库存堆积如山，公司的处境可谓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几乎到了山穷水尽、奄奄一息的地步。　　 按照生意场上的常规，供过于求时就应该减少生产。可王永庆却反其道而行之，下令扩大生产！这样一来，当初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合伙人都没有了信心，不敢再跟着他冒险了，纷纷退股。而王永庆却表现出了一个优秀企业家的远见卓识，他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为此，王永庆几乎变卖了自己的所有财产，买下了公司的全部产权，使台塑公司成为他独资经营的产业。　　 为了挽救自己苦心建立起来的企业，王永庆四处求救，寻找工厂的出路，这时，有人建议他去开拓海外市场，因为当时台湾岛内根本无法消耗如此众多的 PVC塑胶原料，走出去是唯一的出路。但走出去的战略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大的压力来自于规模：王永庆的工厂月产仅仅是日本的 1/50。而台湾的人口不过是日本总人口的 1/10，如此巨大的数据差异背后，意味着成本价格的竞争力。 经过仔细比较、研究、分析，王永庆认为，产品销不出去，并不是真的供过于求，而是因为价格太高，要想降低价格，就只有提高产量以降低成本。　　 于是，在决定了走出去的方向后，王永庆决定扩产。在积极筹备工厂扩产的同时，台塑也不断寻觅地点，开设塑胶产品二次、三次加工厂。　　　1958年，王永庆投资创立了自己的塑胶产品加工厂——“南亚塑胶公司”，专做塑胶的二次加工，直接将一部分塑胶原料生产出成品，如塑料胶布、胶皮等，同时帮助台塑销售 PVC塑胶粉。　　 这一年，王永庆的工厂已经达到了月产 210吨的规模，但相较于国际上的企业，规模成本还是太高，王永庆再次力排众议，决定继续大规模扩产。　　 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销路自然打开了。王永庆的塑胶生产也一发不可收拾，台塑公司和南亚公司双双大获其利！　　 各项举措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陆续展开，王永庆的二次扩产计划完成后，产品品质也得到了极大的保证，于是他四处寻找合作伙伴，开设了卡林、新东等几家三次加工厂。到 1960年，王永庆的塑胶企业的月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了 1200吨，加上台湾廉价的劳动力，台塑的国际竞争力已初现端倪。王永庆再也不必为产品销售而苦恼，库存积压的问题一去不复返，台塑和王永庆从此迈上了成功之路。　　 那段岁月是王永庆一生最为难忘的，每当回忆起投产之初的艰难，王永庆总是感慨的说：“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发展恰似一片荒芜的土地。我们所面对的是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原料困难、市场极其狭小等重重困难。在这种极其艰苦的处境当中从事塑胶原料的生产，就好像是一个手中缺乏工具的人，开始在极为贫瘠土地上拓荒耕耘。 ”　　 后来，尽管台塑的总部已经迁至台北，并且兴建了豪华气派的台塑大楼。但是王永庆仍保留了在高雄的那间狭小简陋的办公室，这是为了让员工们牢记那段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的艰苦创业的历史。　　 到 1978年，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台塑集团的营业额突破 10亿美元，一举奠定了台塑在世界同行业的地位。但王永庆有着更大的野心——他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台湾岛内，他的视野在全世界。　　1980年，王永庆正式进军美国。他计划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筹建一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PVC塑胶工厂，其中包括一家氯乙烯（ VCM）厂和一家聚氯乙烯（ PVC）厂，年产量在 24万吨以上。工厂于当年 6月正式开始兴建，策划、设计、安装、施工、试车完全由台塑一手包办，大大节约了建设成本。该厂于 1983年正式投产，一船船 PVC原料由美国运回台湾，解决了台塑多年来原料短缺的问题。　　 同时，王永庆还先后出资收购了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氯乙烯（VCM）厂和德克萨斯州的一家聚氯乙烯（ PVC）厂。之后，他又以 1950万美元买下美国 JM塑胶管公司的八个下游工厂。　　 至此，王永庆在美国已经建立了 3个石化原料厂和 11个下游加工厂，仅 PVC的年产量就高达 39万吨，再加上台塑公司的 55万吨，达到了 94万吨，大大超越了 PVC业的霸主——固力奇公司的 85万吨，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 PVC原料加工厂商。而王永庆以前建立的南亚塑胶公司也一举成为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PVC塑胶二次加工厂。
一个塑胶王国正在不断成型、成长，王永庆也凭借自己的胆识、苦干，成就了自己“塑胶大王”的美誉。
填海造陆，开创石化王国
尽管早在 20世纪 70年代，王永庆就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塑胶大王”，但却长期无法进入官方垄断的石化上游，即石油冶炼行业。在他的心中勾画着这样一个宏图大业——在中国台湾、美国和中国内地三地间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的紧密的上、中、下游石化物流生产体系，以此打造出真正的“石化帝国”。如果这一宏愿得以实现，将会把台塑引领上一个更大的格局。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台塑集团经过 30余年的风雨历程，已经成为了能在世界塑胶业呼风唤雨的“大佬”。
为了实现自己“石化帝国”的梦想，已过古稀之年的王永庆在此时开始他首次密访大陆的行程。
就是这次实地考察，让王永庆发现了大陆尚未发展的庞大石化原料市场所蕴藏的巨大商机，于是他便计划在厦门海沧与漳州划出的 1.5万公顷土地上，建立一个大型的、独自管理的、上中下游垂直整合的石化工业特区，兴建包括年产乙烯 90万吨、 PVC100万吨与炼油 1400万吨在内的 36座工厂，虽然实施这一计划的总投资将不少于 70亿美元，但收益却是更为巨大的！而王永庆本人也将成为第一个大规模投资大陆的台商。　　 无奈这一被誉为“海沧计划”的宏伟规划，因为当时种种政治经济因素干扰，被迫搁浅，这让王永庆一直懊恼不已、难以释怀。　　 虽然一时间难以再向大陆提出大型投资计划，但王永庆并没有因此放弃大陆市场，而是调整了策略，采取“小型分散投资”模式，步步为营，开始了在大陆的投资布局。
多年来，台塑集团已在大陆建立了 30多家企业，投资项目涵盖塑胶、石化、医疗、物流等多个领域，总投资额达数百亿美元。　　 后来，台湾的经济逐渐趋于自由化，王永庆便在台湾南北各地寻觅合适的投资计划。最后，他选在当时仍是一片汪洋大海的云林麦寮，开始进行填海造地，兴建台湾第一个民营的“轻油裂解厂”，即为台湾民众所熟知的“六轻”（台湾第六个轻油裂解厂），这就是著名的“六轻计划”。当时石化业界对六轻在大海中造地及完工后的投资效益，多是抱着高度怀疑的态度。可王永庆依然义无反顾，在他看来，既然做了充足而周密的规划，就一定要将它们变为现实。当然，也是为了圆他心中多年来一直难以割舍的石化王国之梦！　　 六轻自 1994年起开始动工建设，在短短的四年间，台塑企业已将原本一片沧海桑田的鱼?养殖场，转变为拥有几十座工厂、占地 2600多公顷、拥有一套完整的石化工业体系的巨大工业区，吸引了国外众多石化同业前往参观，而凡是参观过六轻工业区的人，无不对这项宏伟工程赞叹不已，称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填海造陆工程之一。此后，六轻的各项石化原料生产线全面开工生产，并将大量的石化原料销至大陆销售，为台塑集团旗下企业带来可观的业绩，这倒是稍微弥补了当初王永庆“海沧计划”铩羽而归的遗珠之憾。后来，王永庆在回忆起二十年来为建立石化王国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不由满怀悲壮地感叹： “20年， 20年足以让一个稚嫩的婴儿长成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台塑“六轻”是台湾的一个跨世纪大工程，被称为台湾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是王永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丰碑。 高瞻远瞩、触角多元，成就“经营之神”　　　当年，在台湾企业界一哄而上角逐于木材行业时，王永庆果断地转向了塑胶行业，可是，当他在塑胶行业站稳脚跟之后，却又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去关注他当初借以发家致富的木材行业。这一看，又让他看出了新的机遇——由于台湾木材销路好，商家大量砍伐，可是他们要的只是树干部分，有 1/3，甚至一半的树枝丫，都被白白地抛弃掉，十分浪费。　　　王永庆想，台湾的棉花产量严重不足，一直依赖进口，如果利用废弃的树枝丫制造成人造纤维来替代天然纤维，一定会有相当大的发展前途。
经过考察论证， 1964年 10月，王永庆开始创办台湾化学纤维工业公司。两年半以后，台南新化八卦山下矗立起了一座新型的工业城，成为当时世界首创的连贯作业的人造纤维工厂，它使大量过去被抛弃的木材废料变成了纺织纤维，既节省了外汇，又降低了成本，为台湾纤维工业发展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本来，台塑企业的主要业务是生产聚氯乙烯（ PVC）塑料粉及塑料加工品，似乎和电子科技根本沾不上边，但王永庆是一个观念相当新颖的人，他的思维始终走在时代的尖端。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王永庆就授意长子王文洋带领台塑集团向高科技领域挺进。经营石化下游产品的南亚公司也因此成为了台塑集团旗下第一个进入电子产品高科技领域的企业，主要生产印刷电路板，并逐渐打出知名度，到 90年代中期，南亚公司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印刷电路板企业。后来，王永庆将印刷电路板事业逐渐从南亚公司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了南亚印刷电路板公司，专门负责生产印刷电路板、铜箔基板、液晶显示器等产品。南亚印刷电路板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年营业收入超过 130亿元新台币，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印刷电路板供应商。此时的王永庆在世界电子材料领域的地位已不可撼动。　　　王永庆认为透过计算机管理，可以避免人为疏忽及造假事件，生产、销售及帐务更透明化，并及时掌握重点做出决策，提升效率。所以，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 1982年，台塑就着手实施了电脑化作业，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等到全球性的网络热潮掀起以后，很多台湾企业开始注意网络的发展潜力，这时的台塑企业早已将所有的工程招标及采购作业全部透过网络运作。　　　王永庆很早就有运用电子设备来提高下单效率的观念。他认为，与其让业务员与客户在电话里讨论订单规格及数量，还不如给经销商及下游加工厂都配上传真机，把所有的需求及订单传真到台塑企业，既提升效率也能节省电话费用。　　　虽然台塑集团在电子、半导体等科技领域的规模还赶不上专业的高科技企业集团，但已初步建立起从研发到电子材料、显示器、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半导体制造与测试、光电、网络等较为完整的电子科技产业体系，一个新的台塑电子科技王国从此诞生。　　 为了保证集团企业稳定的电力供应，以及争取高利润的电力事业，在王永庆积极地倡导和推动下，台塑集团开始将触角伸向能源电力事业。此后，台塑公司、南亚公司、台化公司、台塑石化公司等都陆续建立了汽电共生发电厂，另外还专门成立了麦寮汽电公司。为应对台湾“电业法”的修正可能出现的变化，台塑集团通过自有输电线路，连接各地电厂，建立“台塑电力中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电力系统。台塑集团还在大陆建立了漳州华阳电厂与昆山汽电共生厂，以此保障台塑集团在大陆投资事业的用电需要，电力事业也逐渐成为台塑集团又一个新的事业王国。　　 在早期，王永庆旗下拥有号称“台塑四宝”的台塑、南亚、台化、 台塑化等四家企业，后来又增加福懋及南科、华亚科与南电，台塑集团的上市公司由“四宝”、“六宝”增为“八宝”，而麦寮六轻工程“填海成金”的计划成功，使得台塑集团营收规模迅猛扩张， 2006年，台塑集团的产值直逼 2兆新台币，占台湾当年的总产值 7％左右。 2007年，台塑胜高科技与福懋科技又成为了台塑的“第九宝”与“第十宝”。台塑集团经营范围跨足教育医疗、生化科技、火力发电、炼油、汽车、机械、运输、石化原料、塑料加工、纤维、纺织、电子材料、半导体、硅晶圆、厨余回收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石化工业领域，建立起从原油进口、运输、冶炼、裂解、加工制造到成品油零售等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员工总数超过 7万，资产总额达 1.5万亿新台币，这在台湾是独一无二的企业集团，同时也使得王永庆雄居台湾富豪的首席，并且居于世界化学工业界“ 50强”之列，是台湾唯一进入“世界企业 50强”的企业，堪称台湾企业的王中之王！
非凡的人格魅力 
王永庆一生简朴，尽管坐拥亿万资产，却从不奢靡，他对于吃的原则是“简便”，每天早上的公司会议，王永庆会享用并不丰盛的早餐：牛奶、咖啡和鸡蛋。他喝咖啡的时候有一个习惯，把奶精倒入咖啡后，一定会再倒入些许咖啡到装奶精的小盒子，将残留奶精涮出来再倒入咖啡中，确信没有浪费后，才慢慢地享受。　　 除了商场的必要应酬外，王永庆很少去碰那些山珍海味，他最常吃的就是台湾最为普遍的家常卤肉饭。对于穿的方面，王永庆一直以“整洁” “经营之神 ”王永庆和他的 “王国 ”是台湾企业界当之无愧的 “王中王 ”为原则，他每天早上跑步穿的运动鞋，总是要穿上好几年，直到磨破了，不能再穿了，才会换掉；而一条运动时用的毛巾，他居然用了近 30年；他的座驾是一辆 1988年产的凯迪拉克， 20年来一直使用着。
每次到台塑旗下的酒店、宾馆、企业视察，王永庆必然会到洗手间走一趟。看看里面是否有没用完就丢到垃圾桶的小肥皂。如果有，他便会立即叫人回收起来，再重新融在一起继续使用。　　 最疼爱的女儿王雪龄结婚时，王永庆陪送的嫁妆，除了一张无限期提供学习费用的凭据外，就是一把普通的剃须刀，好让女儿自己给丈夫刮胡子。王雪龄的婚礼比普通人家的还简单，至于她手上的新娘捧花，则是跑了许多花店比较后才选购的最便宜的一种。　　 王永庆几乎每周都要给子女们写信。为节省邮资，他通常用一种很薄的信纸，密密麻麻写满正反两面，其中就蕴含着这位饱经风霜、阅尽人世沧桑的老人对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创业历程的无限感慨和对子女们的殷殷期望。　　 有一次，公司的一位高管看到王永庆办公室里的地毯实在太旧了，就花了 1000美元更换了新的地毯，结果王永庆看到后，十分不悦，一向待人温和的他还差点对这位高管大发雷霆。　　 除了自己节省，王永庆也要求家人不要大手大脚的花钱。有一次王永庆的小舅子从香港带了两条领带送给他，明明一条 1200元，小舅子怕被王永庆责怪，于是少报一个零，骗王永庆说一条只要 120元。没想到隔天一早，王永庆还是把小舅子叫进办公室质问：“南亚做的领带一条才 40元，为什么要从香港买一条 120元的？”足足念叨了半个小时。　　 在王永庆的影响下，他的子女们生活也都十分简朴。女儿王雪红是台湾的女首富，可她平时总是留着黑色直发，身着最为普通的黑色套装、黑框眼镜，看起来和普通的上班族没什么区别。她随身携带，用来记录事情的笔记本，还不到五元钱，朴素的就像是像小学生用的作业本一样。她的座驾是开了好几年的丰田 Camry。其他的子女也都很少开豪华轿车，而是驾驶台湾当地的品牌轿车。至于名牌服装、名牌手表和首饰，除非必要的场合，平时是坚决不穿、不戴的。即使是外出需要乘飞机，也都是搭经济舱。
台塑集团所辖的企业、工厂，同样也浸染了王永庆的勤俭风格。每一张纸都不能随意丢弃，必须要正反两面用过才行。工人所戴的手套，也要多次使用。　　 但是，对于社会公益事业，王永庆却从不小气。王永庆常说：“有钱不去做公益，是一种罪过。”他一生中为慈善事业捐赠无数，是历史上捐款数额最多的台湾企业家。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像守财奴一样的王永庆能够赢得那么多人的钦佩和敬畏的原因。　　 早在 1963年，王永庆就独立投资 1.5亿元，创办了私立明志工业专科学校，并发展为今天的明志科技大学，专门为台塑培养各类专门人才。　　 因为自幼家贫，父亲王长庚生病时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和良好照顾，这让王永庆一直难以释怀。 1976年，王永庆特别捐出 20亿元新台币，创立了长庚纪念医院。一方面是为了服务社会，特别是广大的民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纪念于 1961年去世的父亲王长庚。　　 王永庆从来不吝投入巨资，添购最先进、最完备的医疗设置，聘请最权威的医生、专家，提升医疗质量，服务广大民众。如今，长庚医院早已成为台湾岛内最为知名的医院之一，但是看病的费用却始终在普通大众的承受范围内，对于特别困难的病人还予以减免医药费的特殊照顾。　　 居住在台湾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生活大多非常困苦，王永庆让这些少数民族子女到自己旗下的长庚技术学院学习，不但免除学杂费、包吃包住，每月还给每人发 1000块零用钱，十几年下来，就花费了 15亿新台币。王永庆认为，一个人一辈子吃、喝有限，重要的不是要赚多少钱，而是能为社会做多少事，在他眼中，一个企业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忠实、忠实去做”。　　 作为最早来祖国大陆投资的台湾商人之一，王永庆对这里充满了特殊感情。 2004年，王永庆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提出在贫困地区兴建 1万所希望小学并设奖学金，捐赠金额达 30亿元人民币。在自己的祖籍地福建安溪，王永庆出资 15亿元人民币，购买并捐赠了 1.4 万多套“电子耳”，帮助失聪儿童开口说话。　　　2008年 5月，王永庆投资设立的目前大陆最大的台资合作医院——厦门长庚医院，也正式开业运作。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王永庆更是在最短时间内慷慨解囊，捐款一亿元人民币协助灾区的恢复建设。其深埋心中的那股大中华情结，可见一斑。　　 每天晨跑一小时，这是王永庆自中年以后就养成的习惯，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在他看来，跑步虽然很辛苦，也很枯燥，但是为了身体健康，就必须持之以恒地跑下去，久而久之，像是日常工作之一，反而不觉得辛苦了。七十多岁以后，他才在医生的建议之下，改以步行、打坐养生。他还自己发明了一套“毛巾操”，每天早晚各做一次，即使出差在外也不例外。因此，即使岁月已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他却仍然能保持矍铄的精神面貌和笔挺的腰背。　　 王永庆一生勤勉，他每周的工作时间均在 100小时以上。除了参与企业的管理与决策之外，闲暇时间，他几乎都在写书，因而，著作甚丰。他每天都在清晨三点钟就起床，做完“毛巾操”再梳洗一番，就开始埋案著书。当然，他不是在为自己立传，而是将平日的点点滴滴及感想、经验写下来，然后再收集整理成书。　　 王永庆说：“写书只是把我日常生活的感想记下来，以便给年轻一代经营事业、为人处世提供一个参考。 ”王永庆自律甚严，但对员工却非常大方，每次出书就会指示“只送不卖，员工每人一本”，他的四本装的《王永庆谈话集》第一版即印了 10万套，他自掏腰包送给员工及亲友，这就花去了 1.2亿新台币。　　　2008年 10月 11日，因担忧美国金融风暴对台塑集团产生的冲击，王永庆偕同夫人李宝珠和女儿王瑞华前往美国，视察公司生产线。起初家人很担心年过九旬的王永庆能否经得住，王永庆的名字代表着一种强大的力量长期间旅途跋涉，提出派遣公司其他高层代其赴美，可一向亲力亲为的王永庆坚持亲自前去。谁知，这一去竟然成为了他传奇人生的终结。　　 美国东部时间 10月 15日，上午 9时 38分王永庆因心肌梗塞导致心肺衰竭在新泽西州去世，享年 92岁。　　 一代“经营之神”突然离世的消息传回台湾，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很多人都感慨地说王永庆的离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王永庆的世纪人生虽然已经划下了句点，但是他非凡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
第四章　“游乐赌王”林梧桐——与命运“赌博”，成就开天辟地的神话
“游乐赌王”林梧桐——与命运“赌博”，成就开天辟地的神话
16岁，他以借来的两元钱作为本钱，靠卖菜籽，担负起养家的重担；19岁，他于乱世中只身远赴马来西亚，决心闯出一片天地；50岁，他立志要把一个荒芜的高原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旅游胜地；75岁，他毅然踏入邮轮业，创立了世界第三大邮轮公司。　　 从一贫如洗的辍学少年，到誉满天下的杰出企业家，从为衣食奔波的穷小子到坐拥超过 220亿美元巨额财富的超级富豪，林梧桐，这位名震亚洲、享誉世界的“游乐赌王”，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历程，而他正是用愚公般的精神，缔造了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
2元钱起家的小商贩
福建省安溪县，中国著名茶叶之乡，以盛产乌龙名茶铁观音而闻名于世。此地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自古以来，从这里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企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数不胜数。在安溪的东部，有一座风景优美、山水灵秀的小镇，堪与传说中的“蓬莱仙境”相媲美，故而得名蓬莱镇。　　　1918年的一天，蓬莱镇联中村村民林石泉身怀六甲的媳妇吴氏正在田间劳动，突然间感到一阵强烈的胎动，已经生了四个孩子的她立即意识到腹中的胎儿将要出生了。她赶忙大声呼喊在周围干活的其他人，大伙儿见状急忙将她抬回家中，还没等接生婆进门，孩子就已呱呱坠地了。　　 得知林家媳妇生了个男孩，邻居们纷纷前来道贺。想到该给孩子取名字了，大家这才注意到，孩子的爹还不见踪影呢。于是一位邻居赶忙让自己的儿子帮忙去找。那个男孩跑遍了整个村子，才在村头的麻将馆里找到了林石泉。男孩大声喊道：“林叔，林婶生了个男孩，等着您给取名字呢！ ”　　 当时的林石泉玩性正酣，这一把眼看着就要和牌了，他听到儿子出生，不由得喜出望外，顺手拿起了一颗牌，居然真的和了，便兴奋地大叫一声：“五筒！ ”　　 那男孩听见林石泉响亮地喊了声“五筒”，以为是给孩子取的名字，转过头一溜烟地跑回林家，回报说：“林叔给孩子取名叫五筒，林五筒！ ”　　 “林五筒？”吴氏听到这个名字颇为不解，按照林家族谱中的字辈，这个孩子属于“景”字辈，这名字中怎么没有“景”字呢？再说好好的一个男孩叫“五筒”，这多别扭呀！　　 这时，孩子的外祖父说： “‘五筒’二字确实不雅，但既然是孩子的父亲给取的，也不好违背，依我看，不如就取谐音‘梧桐’。梧桐乃富贵吉祥之树，‘种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希望这个孩子的降临能为我们林、吴两家带来好运和财富。 ”
听了父亲的解释，吴氏这才喜笑颜开，周围的邻居们也无不拍手叫好。　　 其实，林石泉并非是那种嗜赌如命的人，只是当时，生活在福建乡下的人们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聚在一起打打麻将，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传统。但是，大家都出身贫苦，自然没有闲钱去赌博，因此这种唯一的娱乐方式也仅仅是用于“娱乐”，用于消磨时光。但是林石泉没有想到，这个差点被叫成“五筒”的孩子，若干年后竟然成为了名震东南亚的“大马赌王”！　　 林石泉平日里靠贩卖菜籽为生，收入微薄，妻子吴氏虽非出身富户，却也识得大体，恪守妇道，在生下林梧桐后，她又陆续生了两个子女。虽然林家算得上是人丁兴旺，但是对于小户人家来说，孩子越多，生活也就越吃紧。　　 虽然生活并不宽裕，但是，林家却充满了欢乐和温馨。六岁时，林梧桐被父亲送到私塾。《四书》、《五经》、《三字经》、《唐诗三百首》等中华传统智慧在林梧桐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课余时间，林梧桐经常跟着父亲到彭墟街边卖菜籽、茶叶等小商品，有时侯他们还会挑着货担翻山越岭到邻县永春去卖。相比故乡的宁和安静，永春是一个相对繁华的地方，永春的集市更是车水马龙，好不热闹，还有好多他从来没见过的新鲜玩意。有时候，卖了菜籽，父亲会顺便给他买一些纸笔。生意好时，还会买一些好吃的糖球、点心给他解馋。对年幼的林梧桐来说，这样的生活是有趣而愉快的。　　 林梧桐十二岁那年，即将成年的大哥林景亚因病去逝。长子的早逝，使这个原本幸福温馨的家庭犹如塌了半根房梁。当时弟妹年纪尚幼，懂事的林梧桐毅然站出来，顶起了长子的责任，从而也成为了全家唯一的希望。　　 祸不单行，林梧桐十六岁那年，正值盛年，一向健朗的父亲林石泉突然病倒，没过多久，便溘然长逝了。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他的英年早逝，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为了给父亲治病，家里已经是家徒四壁了，还欠下了一笔债务，这使得林家的生活更加艰难了。林梧桐无奈地选择了辍学，挑起养活一家七口人的重担。在林梧桐看来，身为家中最大的男丁，自己责无旁贷！
熬过丧父的悲痛之后，林梧桐向父亲的朋友借了两元钱充作购买菜籽的本钱，毅然接手了父亲生前的营生。　　 那一天，天刚蒙蒙亮，林梧桐就挑着货担出门，赶赴永春市场。虽然不是第一次走这条山路，但是林梧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小时候，他经常陪父亲去永春，一路上，他总是一边蹦蹦跳跳地跟在父亲的身边，一边大声地背诵新学到的古文。遇到山路不好走时，父亲就把他放到货担的另一头，挑着货物和他一起走，还给他唱山歌，讲关于蓬莱山的美丽传说，逗得林梧桐咯咯直笑。而今，父亲已逝，这条原本充满欢笑的山路上，再也没有他那洪亮爽朗的笑声了。身上的货担早已把肩膀磨破，脚底下也磨起了水泡，以前父亲从来不让他帮忙挑担，今天他才真正体会到了父亲的艰辛与劳苦。　　　到达永春时，已经临近中午，林梧桐早就饥肠辘辘了，随便啃了几口硬邦邦的干粮，他便开始了第一天的生意。然而，林梧桐在人来人往的市集里，站了整整一天，却没有人来关注这个满脸稚气的瘦弱少年。眼看着太阳西沉，林梧桐却连一颗菜籽也没有卖出去。这时他才明白，跟在父亲背后是一回事，自己独当一面又是另一回事。此时的林梧桐又渴又饿，孤独、委屈一下子涌上心头，他蹲在地上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　　 当晚，筋疲力尽的林梧桐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种啮啃内心的羞辱和挫折感深深地印在心中，怎么也挥之不去，眼泪更是禁不住簌簌而下。不知过了多久，林梧桐终于进入梦乡，梦中，他听见父亲对他说：“桐儿，不要惧怕困难和挫折，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桥，也没有做不成的事，只要活着，希望就在。 ”
对，只要活着，希望就在！第二天天不亮，林梧桐就起床上路了，山路漆黑而湿滑，但是林梧桐却丝毫没有感到害怕，仿佛父亲就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自己。　　　这一次，显然比昨天早到了很多，林梧桐选好了一块空地站定，放好货担，便迫不及待地先向别人介绍道：“我的父亲是林石泉”就这样，他和顾客们渐渐熟络起来。这一天，所有菜籽都卖光了。共卖了四元八角钱，除了两元的本钱，还赚了二元八角。这是林梧桐独立赚得的第一笔钱。
满怀欣喜的林梧桐，为母亲买了一副新绑腿，为小弟买了一包糖球，为小妹买了一根新头绳。而他自己呢，脚下的鞋子已经破得露出了脚趾头，但他还是舍不得买一双新鞋。多年后，已经成了巨富的林梧桐还笑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是二元八角钱。　　 卖菜籽的生活清苦而艰辛，林梧桐每天都是摸黑出门，走几十里的山路，挨家挨户地叫卖，有时要翻山越岭连走好几个村落。这种风里来雨里去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两年，林梧桐终于还清了欠下的所有债务，家里也有了一点为数不多的积蓄。
还清债务后，林家人都以为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没想到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福建的乡下又开始闹起了土匪，土匪们欺男霸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像林梧桐这样的小商贩，生意根本做不下去。可是没有营生就没有收入，全家人就得饿肚子。无奈之下，林梧桐改行做起了木匠，这一做就是两年。　　 然而，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勤劳的双手敌不过频繁的祸乱、战事。一面是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抢掠，一面是日益猖獗的土匪趁火打劫，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是心惊胆颤、苦不堪言。
眼看着日子越来越艰难，林梧桐想到了几年前闯南洋谋生的两个叔叔。这一次，他决定离开安溪，去南洋投奔叔叔，谋求生计。
辗转赴马来，一天只赚 8毛钱的小木匠
1937年，林梧桐告别了母亲，揣着辛苦积攒下来的 175元钱只身前往当时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马来亚（即现在的马来西亚）。　　 临行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再三叮嘱：“儿啊，人在异乡，凡是都要容忍，万不能与人发生争执，更不可与人动武。任何事情一旦动起武来，无论谁输谁赢，大家都会吃亏。”林梧桐含着眼泪，把母亲的话牢牢记在心里，这句朴实而充满道理的话也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一年，林梧桐 19岁，也就在那一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　　　漂洋过海来到大马后，林梧桐住在吉隆坡的四叔家里，一面跟着四叔做一些粗重的木匠活和泥瓦活，一面学习建筑和马来话，虽然每天只有 8毛钱的工资，有时没工做还没有工资，但他仍然省吃俭用，把钱一点点积攒下来，寄给远在福建乡下的母亲。
由于之前已经有了两年的木匠经验，林梧桐干起活来也算是轻车熟路，再加上他刻苦勤学，两年后，林梧桐便开始试着独立地去做建筑承包业务。　　 林梧桐承包的第一笔生意是兴建一座两层楼的学校校舍，这让他赚了 100多令吉（马来西亚货币）。虽数目不大，但对于林梧桐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成就与鼓舞。
谁知建筑承包的生意刚刚开始，国内的战争越演愈烈。身在异乡的林梧桐十分惦念家人的安危，体弱多病的母亲更是让他牵肠挂肚。于是，他放弃了刚刚萌芽的事业，冒险回到家乡，重操木匠的旧业。　　 在回乡的半年里，虽然是在战乱和匪乱中度过，生活十分清苦艰难，但因为是和家人在一起，相濡以沫、相互扶持，这段日子也就成为了林梧桐一生中最幸福、最温馨、最美好的回忆。那个时候，林梧桐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就是留在家乡，重过以往平静的乡村生活，奉养母亲，以尽身为人子的责任。
但局势的恶化逼迫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和生活的举步维艰，林梧桐当机立断，做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抉择——重返马来西亚。　　 那一天，母亲亲自送林梧桐到码头，母子俩在码头挥泪惜别。事后，林梧桐才知道，就在他离开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就开始加强对中国海防的控制，实施严格的出入管理制度，限制进出福建的人流和船只，而他乘坐的那艘船正是最后一班驶离福建的船。　　 倘若当初林梧桐没有那么坚定，而是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也许，他就会永远的留守在家乡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当一辈子的木匠或者农民，那么他一生的际遇也肯定和现在完全不同。其实，生命中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倘若”和“也许”，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都是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人生。　　 可是，林梧桐没想有到的是，就在他返回马来西亚的第四年，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因病去世了。那一次的码头之别竟然是他与母亲的绝别，这也成为了林梧桐心中永远的遗憾，永远的痛。　　　1996年，当林梧桐乘坐着自己的豪华邮轮，回到故乡安溪，心中百感交集，个中滋味难以言表，人生际遇的变化往往就在旦夕的决定之间。 2002年清明，林梧桐最后一次返乡祭祖，已经 85岁高龄的他长跪在父母墓前，哭诉思念之苦，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
牙缝里抠出“希望”，废品里寻找“宝藏” 
再次奔赴马来西亚的林梧桐，仿佛有了一个脱胎换骨般的改变，那个昔日羞涩、内向、敏感、消极、自卑、不善辞令，让亲人们为之操碎了心的忧郁少年，突然变成了一个谈笑风生、温文尔雅、乐观积极的青年才俊。这让四叔等亲友们惊喜万分，但又有些疑惑不解，到底是什么力量带给林梧桐如此大的改变呢？　　 原来，林梧桐在海上漂泊的那些天里，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的人生方向，他深深地反思自己，终于想通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好好“修理”自己，不能永远躲在自做的茧里，做一个悲观、胆怯、自卑的人。人要活得积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既然已经踏上了征程，就必须要振奋精神，努力奋斗干出一番让母亲和家人引以为荣的事业来。　　 于是，林梧桐决定从与人交往开始训练自己。他微笑着主动与船上同行的乘客寒暄、搭讪，心里面却不免有些顾虑，担心别人不理会自己，或者误解自己的善意。没想到，那些乘客竟然都愿意与他交谈，或许是因为大家同是炎黄子孙，同样都背井离乡的原因吧！　　 就在那艘船上，林梧桐结识了很多朋友，有政府官员、有商人、有学者，还有和他一样的下南洋打拼谋生的人。正是这一次经历，让林梧桐体会到了主动与人交往的神奇力量，从此走出了忧郁的个人世界，也正是这次的经历，让林梧桐的人生境况随之发生了改变。　　　1942年，日军进攻南洋，吉隆坡被攻陷，四叔的工厂经营不下去了，林梧桐也没了工作。
有一天，林梧桐刚刚探望完一位朋友，正往家赶，却遇到了日本兵在搜村，林梧桐预感日本人可能要大规模搜查抗日分子，就飞一般地往四叔家跑去。他知道四叔这些年一直在暗中出钱出力，支援抗日，他得让四叔知道现在的境况很危险，必须马上有所行动，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切不可让日本人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四叔听了他的话后，立即把有关抗日的宣传资料藏匿或者销毁。　　 第二天，果然有一个三十人的日军小分队把四叔的家重重包围，里里外外搜查了三四个小时。最终，日本人没有找到任何他们想要的资料、物证，索性抢了几件看起来还算值钱的东西，这才悻悻离去，留下满院狼藉。
四婶搂着吓得直哭的堂弟堂妹浑身发抖，四叔坐在一边，抽着烟袋，一言不发。而林梧桐也仿佛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怦地剧烈跳动着。多年以后，每当回忆当时的情形，林梧桐都不由得心有余悸。 但是，这个经历也给了林梧桐很大的启示——凡事要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一旦发现有任何状况或某些征兆，就得当机立断，采取预防行动。优柔寡断，很可能就会大祸临头！　　 在异国他乡，华人的生存机会都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会毫不松懈地抓住，以求得翻身的机会，林梧桐也是这样。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林梧桐靠种植蔬菜和售卖茶叶及万金油度日，随后转向五金器具生意和废金属贸易，从别人眼里的废铜烂铁中挖掘“宝藏”。在此期间，他曾侥幸逃脱日本人的杀害，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促使林梧桐更坚定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他发誓不干出一番事业绝不罢休。　　 后来，林梧桐在吉隆坡半山芭开了一间五金店，虽然店面不大，但是由于经营得法，生意蒸蒸日上，让林梧桐存了不少钱。在林梧桐五金店的隔壁，有一户李姓人家，李家有一个 16岁的女儿叫李金花，生得眉清目秀，亭亭玉立，而且还是个持家的好手，让林梧桐倾慕不已。而踏实真诚、勤劳肯干的林梧桐，也深深地打动了少女的芳心，二人很快便坠入爱河，并最终缔结良缘。　　 在那个治安不靖、物资短缺的动乱时代，很少有人能够举办一场奢华而隆重的婚礼。即使是富豪巨贾，他们的婚礼也是极为简朴的，更何况当年还只是个小小五金店老板的林梧桐。当时，林梧桐在吉隆坡半山芭的金陵酒家，摆了三桌酒席，仅仅邀请了两家的至亲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那年，林梧桐 26岁。
因为林梧桐的事业还在起步阶段，所以这对年轻新婚夫妇的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居住在新街场的一间租来的简陋的小房子里。林梧桐冒着战乱的危险，每天早出晚归，把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而妻子李金花则扮好自己主内的角色，节俭持家，把家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让林梧桐没有了后顾之忧。就在这间小房子里，林梧桐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子女住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也正是林梧桐人生最为艰苦的创业岁月。　　　当忙碌了一天的林梧桐筋疲力尽的回到自己朴素而温馨的小家时，看到妻子温柔和煦的微笑，看到活泼可爱的孩子们承欢膝下，一切的疲累与烦恼顿时烟消云散！在二人携手走过的长达 64年的风雨人生中，尽管经历了许多挫折和苦难，但是他们之间却始终忠贞不渝、鹣鲽情深。
涉足铁矿业，累积巨额资本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愈是在纷乱的时期，愈是能显现出一个人的英雄本色。林梧桐就是这样一个不管是在战乱时期还是和平年代，都能够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并且迅速发展的人。　　 二战结束以后，马来西亚开始大量重建公共设施。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林梧桐凭借着对商机的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行动力，大展身手，获利颇丰。　　 当时，参与重建的英军带了大批的最新机械如起重机、推泥机、混凝土搅拌机等到马来西亚，工程结束后，这些机械以投标的方式出售给民间。林梧桐抓住这一“黄金”商机，到处奔波，四处投标，买进不少旧机械，翻新后再以两三倍的价格转卖，利润非常丰厚。此刻，恰逢战时废弃的锡矿和胶园纷纷重新开张，对重型机械需求极为迫切，所以林梧桐的生意好得出奇。　　 一次偶然的机会，林梧桐开始涉足矿业，再次展现出其独到的眼光和胆识。也正是这种胆识和气魄，让林梧桐时常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来。在别人眼中，这些事情是好笑，甚至疯狂的，但林梧桐却因此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商业奇迹。　　 当时，林梧桐向一家铁矿公司出售两辆脱泥机，对方因资金周转不灵，建议他投资收购该公司。经过一番勘察，林梧桐发现当地有非常丰富的铁矿资源，这是一个绝对有利可图的项目。可是，以他当时的实力，要想成为该公司的大股东，就必须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其中，这无异于用自己好不容易才创下的基业，在一项前途未卜的“赌局”上下注。经过反复思量，林梧桐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认为是“疯狂”的决定——收购铁矿公司。而林梧桐却说，即使是押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也要“赌”上这一次，而且他坚信这场“赌局”，自己必胜无疑！于是，林梧桐果断地将自己的全部资产进行了结算，并将其全部投入到购买铁矿公司的股份上，从而成为了该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接手铁矿公司后，为了扩大公司的规模，林梧桐向雪兰莪五金商会的全体理事，提出招募新股东的建议。他告诉理事们只需投资 30万令吉，就可以每年从铁矿公司获得 400万令吉的盈利和分红。众理事显然对他的一番话表示怀疑，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于是，所有人都当场给了林梧桐一个明确的答案—— NO！
下楼离开五金商会时，林梧桐听到有些人说他是“疯子”、“傻子”。！”林梧桐心说：“他们说得没错，我就是一个喜欢做‘傻事’、做‘疯事’的‘傻子’、‘疯子’。　　 但事实是，这个铁矿投产后的头两年，每年的盈利都保持在了 400～ 500万令吉，比当初预计的还要多。而此后，更是逐年上升，几年下来，林梧桐的这笔投资为他带来了 5000多万令吉的收益。林梧桐也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小商人，变成了声名显赫的大富商。而那些当初怀疑他、嘲笑他的人无不捶胸顿足、追悔莫及！　　 铁矿成功以后，林梧桐又在朋友的建议下，把在五金买卖中买进的旧铁船进行重新翻修、改装，进入到锡矿开采的行列，并建立了承基铁船公司。最高峰时期，承基拥有三艘铁船，是马来西亚最早由华人经营的铁船公司，打破了西方人垄断马来西亚铁船业的局面。
承包政府工程，名扬建筑业 
林梧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做就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正是因为林梧桐敢于大胆决策、大胆出手，又极为细心，所以有很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他都能做得很成功。
林梧桐的三叔、四叔都是马来西亚有名的建筑承包商，再加上他在第一次到马来西亚时就尝过从事建筑业的甜头，所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建筑承包商，一直是林梧桐的一个梦想。　　 于是，林梧桐在他 33岁那年，利用做旧机械贸易时收集到的机械成立了自己的工程公司——建发有限公司。建筑业是投入巨大而收效缓慢的行业，但林梧桐硬是凭借身上的一股韧劲儿，带领着名不见经传的建发公司完成了几项颇具规模的政府工程。　　　1956年，当林梧桐接手承建从吉隆坡火车站到巴生路的四英里排污沟渠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程时，人人都嘲笑他愚蠢、自讨苦吃，并预言，如果林梧桐继续一意孤行，必定会自食恶果。
人们的担忧和预言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林梧桐之前的两个承包商，包括一家有名的英国公司，都因为用水泵没有办法将地下的水抽干，连一个渠管都还没有造好就已经破产。　　 但林梧桐并没有“知难而退”，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势利导，改用沙泵抽水来解决通常采用水泵抽水都解决不了的沙土堵塞难题，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这让所有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而建发公司也因成功且漂亮地完成此项工程成为了马来西亚的 A级承包商，拿到了承建任何规模公共工程的通行证，从而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工程公司。
1957年，林梧桐领导建发标得了一个耗资 1200万令吉的大型工程——亚依淡水坝。亚依淡水坝是马来西亚建筑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前，所有重大的建筑工程都是由外国承包商承建，而林梧桐此次中标，是马来西亚本地建筑承包商首次承包到的最大建筑工程，可谓开辟了马来西亚建筑史上的新篇章！　　 林梧桐用七年的时间，高效高质地完成了这个工程，震动了整个东南亚的建筑业，并使林梧桐跃升为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数一数二的建筑承包商。亚依淡水坝之后，建发的业务开始进入高峰期，相继完成了吉隆坡班底谷石训学院主干建筑物、回教堂，以及马来西亚最长的大桥——吉兰丹哥打岜鲁大桥等重大工程。　　　1964年，林梧桐和他的建发公司又参与了耗资 2000万令吉的彭亨金马仑水力发电水坝工程和四个发电厂的建设。
1968年，林梧桐以 5400万令吉，低于第二标 1000万令吉的标价标中了马来西亚第二大水利工程——吉兰丹甘姆布水利灌溉工程。
这是一项极为庞大且艰难复杂的工程，就连许多外国承包商都望而却步，很多同行也都劝他要慎重考虑，不要再“赌”上自己多年苦心经营而建立起来的事业，如果再这么一意孤行，必将血本无归。可林梧桐就是不信这个“邪”，他偏要再“赌”一次，非得做出个样子出来不可，而且他胸有成竹，志在必得，始终坚信自己会赢！　　 然而，工程进行不久，接踵而至的问题几乎让林梧桐濒临破产：政府征地手续一拖再拖；工地器材不翼而飞；季候风吹袭，暴雨成灾，给工程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种族暴乱等各类问题更是雪上加霜，让整个工程进展缓慢，开工第一年就亏损 500万令吉，不但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而且只完成了整个工程的 5％。　　 危难之时，盘谷银行的陈弼臣给了林梧桐极大的帮助，让他透支高达 500万令吉，利用这个支持，林梧桐开始绝地逢生。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大的挑战在于一度出现资金和信誉的危机。　　 当时，工程的进度让公共工程局及法国的工程顾问公司对林梧桐失去了信心。工程的总经理更不断给他发出警告信，要他对工程的延误负责，并威胁要终止合约。有一次，林梧桐竟然在一天时间内收到 29封要起诉他、让他破产的挂号信。
林梧桐忍无可忍，他果断地选择反击，他把那些警告信全都丢到废纸箩里，并且告诉对方如果要终止合约，可以直接发律师信告自己，而他则会在收到律师信的第二天就去环游世界，回来之后再向当局索取赔偿。挑明立场后，他又向有关方面详细地陈述了工程面对的困难，以及造成延误的原因，最终争取到 6个月的时间，去证明自己的判断和能力。　　 就是利用这 6个月，林梧桐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最终，甘姆布水利灌溉工程如期竣工，建发公司不但扭亏为盈，还赚了 400万令吉，为政府节省了超过 1000万令吉的材料成本。甘姆布水利灌溉工程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完全由本国人承办，没有依靠任何外国技术和人力协助的，且能够在三年内完成的最大工程。就连先前要与林梧桐终止合约的外籍工程师都竖着大拇指称赞他的表现实在太棒了。而这项工程也给了林梧桐另一个使他得以扬名世界的契机。
愚公精神，开辟云顶
就在林梧桐在五金业、矿业、建筑工程业上都做得顺风顺水，事业已经完全走上了轨道的时候，这个不会讲英语、也没有上过现代管理课程的“唐山阿伯”，被业界认为疯狂而又不可思议的幸运儿，在嘲笑声和争议声中，又开始了下一轮更为大胆的冒险——把一座荒山打造成一个犹如仙境的度假胜地。　　　1964年，林梧桐的建筑公司参与承建马来西亚金马仑高原水力发电水坝工程。一天晚上，林梧桐和水坝承包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金马仑高原共进晚餐。酒足饭饱之后，大家感到很闷热，就到室外散步纳凉。
林梧桐站在山顶伫立眺望，享受着扑面而来的习习凉风，看着山下斑斓的万家灯火，顿时感觉神清气爽。突然间，他萌生了一个撼世的构想。马来西亚终年皆夏，气候炎热，人人都喜欢登高避暑。而且这些年来，随着马来西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准稳步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向往高原旅游胜地休闲消遣的乐趣，可是全马来西亚却没有几个能够提供给人们避暑、度假、游乐的地方。金马仑高原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度假胜地，每年到此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可是，从吉隆坡去金马仑至少要花四五个小时的车程，而且上山的道路又险又窄，弯弯曲曲不好走。如果在离吉隆坡不远的地方，物色到一个适当的高原来修建一个综合性的避暑度假胜地，那岂不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如若建成必将会大受欢迎！　　 这一念头让林梧桐兴奋不已。回到吉隆坡之后，他从土地局借来当时最全的马来地图，迫不及待地把地图摊开在桌子上，物色选址。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和研究后，他发现在文冬山附近有一个叫云顶森芭 (Genting Sempah)的地方，那里有一座乌鲁加里山，海拔 1800多米，距吉隆坡 58公里，地点适中，正是林梧桐心目中理想的高原。
这个发现使林梧桐喜出望外、激动万分。在短短几天中，他就亲自组织了一支探山探险队伍进行实地勘查。攀上云雾缠绕的云顶森芭后，林梧桐不由地被山峰上纯朴的自然之美和高原清爽宜人的气候深深吸引。对这片原始的荒地，林梧桐一见倾心，心中的蓝图也更加清晰了，他发誓一定要把这里变成梦想中的旅游胜地。　　 其实，林梧桐心中的这个理想的“胜地”，当时仅仅是一片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与彭享交界的荒山野岭，人迹罕至。除了林梧桐之外，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投资。所以，当得知林梧桐把全部身家都投入在这样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还“妄图”把这里开辟成旅游胜地时，他的朋友和手下的承包商都被吓坏了，他们都劝林梧桐说：“你都已经 45岁了，而且事业有成，何必去冒这个险，没有人会对这个项目感兴趣，一旦血本无归，半生的心血可就付之东流了，况且，也不会再有年轻时创业的激情和体力了啊！ ”也有些人认为，林梧桐的这一想法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是天方夜谭，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林梧桐是他们见到过的最疯狂的“傻子”！　　 面对善意的规劝和非善意的冷嘲热讽，林梧桐仍然不为所动，他想起了中国古老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年逾九旬依然有那样坚定的决心和魄力，而且最终成功。自己还不到 50岁，精力和体力都很充沛，还怕做不成吗？再说就算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做不成，就像愚公所说的，我还有儿子，儿子干不成，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早晚有一天，这座自己理想中的乐园会高高地伫立在这高山之巅。　　 林梧桐一直坚信“嘴巴说能办得到的事情，手就能做到”，在他看来，任何时候都是创业的良机，尤其是那些无人问津的行业，因为没有竞争，所以一旦成功，回报就更为丰厚。就是凭着这么一股精神，林梧桐执着地开始了打造云顶度假村的计划，并迫不及待的把构思付诸行动，大有笑话由人，荒山独我行的气概！　　 林梧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彭亨州去申请云顶森芭的土地所有权。提出自己的想法后，当时的文冬县县长告诉他，联邦政府已有意在那里开发旅游胜地，并劝他直接与联邦政府接洽。　　 林梧桐当即返回吉隆坡，拜会了马来西亚的首任首相、被誉为马来西亚“国父”的东姑•阿都拉曼。东姑向林梧桐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政府的确有意开发乌鲁加里山，但是，因其中涉及时间、财力和局势等问题，一直未能推行，最后决定交由私人企业去推行，但还没有私人或企业愿意承包这个项目，目前这个人选还在谋定中。林梧桐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短短一个星期内就准备好了计划书并呈给政府。东姑对他的计划大加赞赏，并鼓励他即刻进行。　　　1965年 4月，林梧桐成立了云顶高原私人有限公司，并分别向彭亨及雪兰莪州政府提出了 4940公顷以及 1110公顷永久地契土地的申请。在东姑首相的推荐与支持下，彭亨州政府的地契很快批了下来，但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哈仑只同意批给他一张 99年期限的地契。　　 为了争取到永久地契，林梧桐亲往雪州州府拜会哈仑。他解释说云顶森芭是一个荒芜的深山，如果要建道路、酒店、水电等基本设施，要投入巨资并花上 30至 40年的建设时间。若只批给 99年期限的地契，等于刚发展好这片土地后，就双手奉送给政府，这对开发商来说不符合经济原则。　　 林梧桐因势利导，继续强调说，假如雪州政府拒绝他申请永久地契土地的要求，他就只好发展位于彭亨州境内的那片土地，这将使彭亨在金马仑高原、福隆港以及东海岸的海滨之外，再添一个高原旅游胜地。那么，雪州将在旅游业方面，远远落在彭亨之后。一番因势利导的分析后，林梧桐终于获得了雪州政府批下的永久地契。
拿到了地契的第二天，林梧桐就亲率工程队开进云顶，由此掀开了开发云顶高原的序幕。　　 林梧桐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开辟上山的道路，当时政府部门做了简单的估算，认为单是要修好这条通往山顶的路，就至少需要 15年的时间。而林梧桐却大胆地提出了用 6年时间完成由山脚直通山顶、全长 20公里的道路，并在高原顶上建造酒店、高尔夫球场等娱乐设施的计划。　　 在修路期间，林梧桐得知政府准备在山间兴建一个电讯塔，就建议直接将电讯塔建在山顶效果会更好，并申请由自己来接手这一项目。政府同意了他的建议，并愿意给予他 90万令吉作为政府补助资金，但也向他提出一个不容商量的要求——三年内修通道路。这就意味着，政府估计要15年、林梧桐计划用 6年时间完成的山路，也因此提前到三年必须修好。　　 林梧桐毅然接受了这个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挑战。他深知这三年，是自己整个事业生涯的关键，如果公路建不成，不但云顶之梦会成为泡影，一辈子辛苦打下来的基业也将随之沉沦。但是坚定的林梧桐依然义无反顾，执着的坚持着自己的梦想，甚至“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开山辟路，自古以来就是最为艰巨的事情。为此，林梧桐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动用了家族公司的一切设备和资源，包括各种重型机械，带领着他的工程队，以三年日夜不停的 24小时轮班制施工，终于建成了这条“天路”。在筑路的工地上，年近 50的林梧桐一马当先，集总经理、工程师、探山队队长和监工等职务于一身，一切亲历亲为，披星戴月，在荒山中寻找自己的梦想，这期间他先后六次或因大树突然倒下，或因泥土突然塌方，或因汽车差点滑落悬崖，而与死神擦肩而过。　　 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对这位有着坚定信念，敢于创造奇迹的硬汉格外眷顾，每次他都能逢凶化吉、平安无事。后来，每当被问及当时的情景时，林梧桐总是幽默而平静地说：“能够活着重述当年的惊险，真是一件大幸事啊！ ”　　 路修好了，林梧桐却依然不敢松懈，因为接下来的山顶度假胜地的建设同样是一项极为巨大而艰辛的工程。从 1965年开山建路到 1971年云顶对外营业，整整七年，林梧桐的企业只有支出没有收入。更为艰难的是，这期间他还曾因为甘姆布水利灌溉工程一度陷入经济危机、公司濒临破产的困境，个人的健康也曾几度亮起了红灯，但是无论多苦、多难，林梧桐从未想到过放弃。　　 在云顶度假胜地的建设过程中，林梧桐曾多次邀请一班好友和同行投资入股，但均遭到了拒绝，大多数人劝他放弃计划，也有一些人不怀好意地嗤笑说：“看吧，林梧桐的‘疯病’又犯了！ ”　　 林梧桐早已习惯了在别人的嘲笑中前行，在他看来，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压下“赌注”，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他就是要将别人的嘲笑变成一股强大且不可战胜的力量，把工程做成功来证明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　　 林梧桐后来回忆说：“我很庆幸当初他们拒绝了我的邀请。不错，我得孤军作战。可是没有其他股东的干预，我作决定时就可以当机立断，掌握先机。如果当初有其他股东介入，人多，意见也多，决策难免会有诸多的拖延，云顶的开发肯定难以成功。 ”　　 路通以后，水电的供应又成了问题。在水的方面，因为山上有水源，林梧桐就自建了一套供水系统：建立一座水源收集站，把从山涧取得、贮存的天然泉水，经过净化处理后，再用水泵抽送到山头需要用水的地方，实现了自给自足。由于水源是山峰的一边才有，他又把有水的一边作为专门的水供区严加保护，把无水的一边作为排污用途。既保证水源供应，又确保了环境不被破坏。这项供水系统一直沿用至今。　　 云顶的电最初是由自置的 12架大型发电机所组建的中央发电系统提供。需求增加后，林梧桐曾请求国家电气局为其供电，但对方因架设线路耗费太大而拒绝了。于是，林梧桐就自己拿出 2000多万令吉把云顶的电流供应系统与山下国家电气局的电流网络作了连接。之后，他又再耗巨资提升了原有的发电设备，确保了云顶不会因政府供电中断而停电。
由于云顶与外界隔离，在消防安全方面，林梧桐也是自组队伍，建造了一座有电讯警报的五层楼的消防大厦，对各种火灾及安全事故进行防控和抢救服务。直到 1997年，云顶的“消防部队”，才由政府接管。之后，林梧桐又以个人名义购进大量先进的消防灭火设备赠送政府，让云顶高原消防局成为了马来西亚设备最优良的消防局之一。　　 在整个修建过程中，林梧桐特别重视对高原林木及环境的保护。林梧桐认为，云顶四周的森林是云顶作为高原旅游胜地的特征，也是吸引旅客的一项重要资本，如果丧失了这大片青葱翠绿的林地，那它与其他旅游胜地便没有什么差别了。　　 林梧桐最初给云顶（ Genting）命名的中文名字是银顶。他当时认为，开发高原旅游胜地的念头是在金马仑高原萌生的，银正好与金相对，是富贵吉祥的好兆头，而顶则把旅游胜地的位置描绘得非常贴切，所以把 “Genting”翻译成银顶是非常恰当的。
但银顶启用不久就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议，有人说它并不能真正反映山顶的意思，也有人说让名称穿金戴银太俗了。最后，林梧桐鲜少参与商业意见的太太提议说： “Genting既然在山上，伸手就可以摸到四周飘浮的云，为什么不干脆就叫云顶？”一言惊醒梦中人，林梧桐当即拍板，定名“云顶”。
就这样，在一片荒原之上，林梧桐凭借着愚公移山般的精神和信念，终于建造了一个世界级的度假胜地，一个他梦想中的世界。
奢华云顶，享誉世界
1969年 3月 31日，是云顶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云顶第一间酒店正式奠基。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国父”东姑•阿都拉曼给林梧桐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那就是政府正考虑给云顶发放赌场牌照。
面对这份大礼，林梧桐当机立断，决定把高原酒店的房间数量从原定的 38间扩大到 200间，并亲自到澳门和韩国走一趟，考察这两地赌场的经营情况，一来为日后经营赌场“拜师学艺”，二来顺便探讨与当地人士合作经营云顶赌场的可能性。　　 在澳门，林梧桐拜会了澳门赫赫有名的“赌王”何鸿.。得知林梧桐的来意后，何鸿.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林梧桐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自己连赌场执照都还未领到，哪有资格与他谈合作呢？于是，林梧桐立即飞回吉隆坡，向政府申请执照。　　 回到吉隆坡的第二天，林梧桐便向政府提呈一份有关赌场准证的申请书，仅仅六个小时之后政府便批准了他的申请。林梧桐也因此成为了马来西亚唯一的赌场执照拥有者。　　 马来西亚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伊斯兰的教义中就有禁止赌博的条款，因此，在马来西亚开赌场不像在澳门那样受到官方的重视和肯定，而政府对云顶高原赌场也有诸多限制：只许接待外国游客，马来人一律不许进入；每三个月要重新申请赌场牌照；不允许在媒体上做赌场广告等等。　　 当林梧桐再次飞赴澳门与何鸿.洽谈经营赌场的合作问题时，何鸿.对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能获得政府签批执照感到非常惊奇，称林梧桐是“全世界取得赌场执照最快的人”。　　 后来基于某种原因，林梧桐与何鸿.没能达成合作协议，反而在机缘巧合下与汉城赌场业主钟达望在 1971年签署了一份为期三年的合约，由后者协助管理云顶赌场。可惜这项合作仅维持了九个月，便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取消了。合约取消后，林梧桐独自经营云顶赌场的生意，从中学习相关的管理技巧。　　 在云顶建设初期，林梧桐希望公司能够把赢利继续投资到基础设施上，以扩大规模。要完成这个计划，必须要争取到政府的免税优惠才行。恰好当时马来西亚政府正在针对新兴工业推出一项免税优惠，林梧桐就派人去申请。但初次申请并没有通过，因为在国家的税务条例里，发展旅游胜地并不能享受新兴工业免税优惠的条件。　　 林梧桐当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决定去挑战这个绝对权威的条例。林梧桐认为政府的条例不是一成不变的，于是在云顶正式营业后不久，他就致函财政部，提出了申请。他深信一个国家的法律应与时俱进，迎合时代需求。他说：“我相信，如果有个强有力的理由，我可以说服政府修改有关条例。 ”　　 改变政府的条例，这无疑是痴人说梦，没有人相信他可以办得到，在林梧桐与政府沟通好，准备动身去政府提出意见和申请时，很多人还在坚持劝他不要浪费时间。林梧桐却是自信满满，他轻轻地拍了拍税务经理的肩膀，微笑着说：“别担心，尽管跟着来做我的传译吧！ ”　　 林梧桐向政府阐明了自己的理由：“给云顶新兴工业的地位，等于把五年免税优惠的税费，当作政府贷款给云顶。云顶每年的盈利大约 200万令吉，其中 40％须用来缴税，只剩下 120万令吉可作再投资，不足以加速发展。若政府答应免税，公司将把所有盈利用于扩大发展，包括建酒店、旅游设施、人工湖、缆车系统、高尔夫球场等计划。一旦这些计划完成之后，云顶的收入必然大幅增加，此时缴付的税收肯定比前五年免税期内应缴的总税额要高出很多，更重要的是，这是长期性的。而此后，云顶就会以持续纳税的方式加倍偿还给政府。 ”　　 经过他的一番分析和解释，政府破例给予云顶作为新兴工业的五年免税待遇，自 1971年 5月 8日起生效。其后，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建议下，这个期限又被延长了一年。　　 事实再次证实了林梧桐的睿智与远见。他将六年免税省下的庞大资金用作再投资，陆续不断的开展扩建，云顶的规模和收入大幅增加。至此，云顶已经拥有全马唯一的赌场、五家酒店以及一个主题乐园，每年吸引上千万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度假。而政府从云顶所征收的税款，也如林梧桐所说，远远超过了六年优惠期间所应得的总税收。对此，林梧桐常常颇为得意地说：“很明显的，云顶和国家双方都有很大的惠利，这是一个双赢的最佳例子。 ”　　 从此，林梧桐的事业蒸蒸日上，博彩业的兴旺发展为他赢得了“大马赌王”的称号。同时，他还与澳门的何鸿.、叶汉，韩国的田乐园并称为“亚洲四大赌王”。　　　1971年，林梧桐的云顶有限公司在吉隆坡上市。 1989年，林梧桐又重组了业务，成立名胜世界有限公司接手管理云顶的所有旅游业务，当年年底，“名胜世界”正式在吉隆坡挂牌上市。
名胜世界成立后，立即推行了一个高达 20亿令吉的五年发展计划 (1990～ 1995年 )，增建了包括拥有 821间客房的名胜酒店、 313间客房的阿娃那酒店、 888间客房的高原酒店、三座雇员宿舍、两座停车场以及污水过滤厂和垃圾焚化炉，大力改进了云顶的旅游设施。
云顶高原旅游胜地是林梧桐心血的结晶。林梧桐不断砸下巨资，从成立开始，在林梧桐的谋划下，云顶的建设就从来不曾停止，特别是耗资 6亿令吉，规模庞大的室外及室内娱乐园建成之后，其多样化的娱乐设备，足以与欧美许多著名旅游名胜相媲美。　　 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 1997年，林梧桐仍然坚持开展兴建耗资数十亿令吉的云顶第一世界酒店与广场。许多唱反调的人与抱怀疑态度的投资者曾经质问他，为何在经济萧条期还要大搞投资。林梧桐的回答是：“在这个时期，工资比较便宜，熟练技工也比较容易找，而且在这艰难的时刻大兴土木有助于制造就业机会，刺激建筑业。”至今，云顶仍有许多扩建工作和新的工程在持续进行着。
为应付日益频密的游客和繁忙的交通，在云顶的第一条道路建成之后。林梧桐又继续与政府合作或独资新建、扩建了多条上山通道，并斥资　12.28亿令吉，兴建了长达 3.38公里，每小时可运载 2000名游客上下云顶的缆车系统，这是东南亚最长、最快的缆车系统。　　 如今的云顶已成为马来西亚旅游业的标志，拥有着超过一万间的客房、可容纳 6000人的现代化国际会议中心、马来西亚最大的、内部无支柱的宴会厅、上百家的商店餐厅、世界顶尖的高尔夫球场以及东南亚最大的室内游乐场。各种现代化的娱乐设施可谓应有尽有。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高达数千万，盈利高达数亿美元，小型电车在商场、食街、娱乐城之间穿梭往来，长长的手扶电梯、观光电梯日夜不停地运转着，人流车流相互交织，热闹非凡云顶，就仿佛一幅展开在人们眼前的马来西亚的“清明上河图”。正如林梧桐所说，云顶是马拉西亚人为之自豪的位于云之巅的天堂。　　　1997年，在当时的总理马哈蒂尔的建议下，将云顶高原七公里处一块占地约 81公顷的地皮开发成一个功能齐备的市镇，取名为“梧桐再也”镇：“梧桐”是为了纪念作为云顶拓荒人的林梧桐，“再也”则是马来语中“成功”的意思。　　 事实上，没有到过云顶乐园的人，永远体会不到它的宏伟壮观、奢华绚烂。无论整个东南亚、还是马来西亚，亦或是中国，“林梧桐”这三个字不只代表了一个白手起家的传奇，也代表着一种不怕挫折的奋斗精神。
多元经营，走向国际
云顶的成功并没有让林梧桐放慢前进的脚步，他深知云顶集团需要其他行业的支撑，只有多元化发展才能抵挡得住任何经济风暴的威胁和侵袭。　　　1977年，林梧桐成立了“亚地种植发展有限公司”，从种植业入手，开始了云顶的多元化发展之路。“亚地种植”是拥有一片面积达 3.3万公顷的橡胶树、棕榈树和可可树的巨型种植园，是马来西亚十大种植公司之一，并于 1982年在吉隆坡成功挂牌上市。　　 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多年来为事业打拼，在商海中鏖战，已经让林梧桐拥有了大企业家的大情怀、大视野、大格局。从 20世纪 80年代起，林梧桐便将目光转向了国际市场。他认为，公司要想发展，不仅仅局限于马来西亚国内，还必须把触角伸向海外。　　 于是，他委派次子林国泰负责海外的拓展业务。而林国泰也不负重托，短短五年，做得有声有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赌场、酒店、游艇中心、娱乐中心、高尔夫球场等，大大增加了云顶集团的盈利。云顶集团俨然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的旅游王国。　　　1988年，林梧桐成立云顶杉源集团，开拓造纸、发电及石油与天然气领域的业务，并发展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综合纸料与波纹纸箱制造商，而且掌控着马来西亚多家电力公司的股权。　　　1993年，林梧桐成立亚地置地发展有限公司，进军地产业并发展了占地 8000英亩，耗资 300亿元令吉的英达拉布拉现代化综合城镇，同时还收购了一家邻近英达拉布拉，拥有 1018英亩永久地契的私人公司。
古稀之年，进军邮轮业 
当别人年届七旬在家安度晚年、含饴弄孙的时候， 75岁的林梧桐却一点也“不安分”…
林梧桐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想法，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旅游形式出现，人们会追求越来越高端的休闲度假旅游方式，而豪华邮轮就等于是一座移动的五星级酒店，可以达到餐饮、住宿、娱乐和交通集于一身的功能，必将大有可为。　　　1993年 8月，在林梧桐的极力推动和次子林国泰的一手策划下，云顶集团以 1.625亿美金的价格从一家瑞典业主手里买下了两艘刚刚建好的豪华邮轮，云顶从此又踏足邮轮业，并于当年 9月注册成立了丽星邮轮有限公司。
同年 12月，第一艘邮轮宝瓶星号抵达新加坡。在新闻发布会上，许多国内外记者质疑说，在亚洲没有邮轮业，乘坐邮轮度假玩乐的概念对普通的亚洲人来说还是很奢侈的，林梧桐在这时候引进巨型豪华邮轮恐非明智之举。一位外国记者甚至认为林梧桐之举甚为疯狂，他预言丽星邮轮将会在经营不到八个月后无疾而终。他的理由很简单：丽星旗下的邮轮每艘载客量高达 1700人，每次启航就得装满相当于五架 747珍宝机（大型喷气式客机）的载客量，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乘客？　　 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 75岁的林梧桐心平气和说： “28年前，当我决定开发云顶高原时，很多人也一样说我疯了，注定要失败，但我还是把云顶发展成为国际闻名的旅游胜地。至于邮轮业，美国迈阿密不是个成功的例子吗？西方人能做到的，我们亚洲人、我们华人也同样可以做到！”老人睿智而坚定的眼神，掷地有声的话语立即赢得了全场的喝彩和掌声。　　 林梧桐把邮轮事业全权交付林国泰管理，而林国泰也不负重托，在他卓有成效的经营下，“丽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旗下有包括挪威邮轮、东方邮轮及邮轮客运在内的多家邮轮公司，拥有巨型豪华邮轮 22艘、舱位 26000个，超过 35000人的总载客量，每年接载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超过百万，航线遍及亚太区、南北美洲、夏威夷、加勒比海、阿拉斯加、欧洲、地中海、百慕达，甚至南极。并且实现了在香港股票交易所的成功上市，总市值最高达到了 29亿美元，比云顶有限公司的市值来得还要高。成为全球第三大，也是亚太区唯一的邮轮公司。　　　1996年 2月，林梧桐乘坐着自己家族的豪华邮轮回到中国，当崭新的双鱼星号超级邮轮在香港至厦门的首航中堂堂地驶入大陆港口时，林梧桐百感交集。他感叹人事的变迁，也感激上天对他的厚赐。其实，他最该感激的，应是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果敢、坚毅与自强不息的奋斗。
出版传记，与世界分享传奇
2003年 12月 31日， 85岁的林梧桐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传记——《我的自传》。这部以中文、马来文及英文三种版本著成的传记，共分为 13个篇章。详尽的记述了林梧桐 36年来为云顶高原开疆辟土，并将业务国际化的个人心路历程。除了林梧桐亲自写序之外，马来西亚新首相阿都拉与前总理马哈蒂尔都亲自为他的传记撰写序言。盛赞林梧桐在过去的 40年里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尤其是旅游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在自传中，林梧桐说：“我要讲的，不是什么伟大的成功史，也不是足以给世人上一课的创业指南，我只是觉得，我有义务在马来西亚的企业史上填补缺少的一章，并与大家分享我的创业经验。 ”
尽管身为马来西亚第三大富翁，但林梧桐一直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惯，这尤其表现在饮食和穿衣方面。深受中华传统思想影响的林梧桐，是一个非常低调、随和、亲切、谦虚的人。从不会摆架子，既可以跟高官巨贾亲密交往，也可以和小贩工人打成一片。很难想象，这位总是喜欢穿着夏威夷风格衬衫，喜欢吃汤泡饭、河粉汤，脸上带着和蔼慈祥的微笑，看起来就和普通的老人没什么两样，亲切如自家长辈的老人，竟然就是叱咤商界，坐拥数百亿资产，掌控着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的“大马赌王”。
林梧桐是一个非常守信和守时的人，在他看来，所有约会都是重要的，绝不会因为对方是个普通人而找借口爽约。而且，每次他都是提前到达约会地点。他做事情还十分有条理。多年来，林梧桐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把想到的事情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这个本子也记录了当天的约会和要做的事情，这样一来，就不需要别人提醒了。通常一到办公室，他就会把本子记录的事项向秘书及有关的人员一一交代清楚。等到这些事情办妥后，再逐一删除。
在商场上，林梧桐的作风是按部就班，稳扎稳打。他一生最喜欢寻求有开拓潜能的业务，然后将它逐步发展起来。这样做，除了可以获得把一个业务从“幼苗”栽培成“参天大树”的满足感外，还可以避免因收购战而“踩到别人的脚趾头”。由于林梧桐不喜欢向银行贷款，也不喜欢涉及高调的企业争夺战，许多人难免认为他过于保守。但在林梧桐看来，正是这种务实与稳重的作风使他能够安然地度过 80年代中期的经济衰退及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林梧桐还非常喜欢“冒险”，回顾他的创业历程似乎总是在向无人问津的高风险行业进军，但每次都收获颇丰。无论是在人迹罕至的云顶开辟度假胜地，还是以 75岁的高龄大胆进军邮轮业，都可以充分地看到，这位传奇“赌王”的胆量与拼搏精神。在林梧桐看来，成功是没有捷径的，要取得人生和事业上的突破，就要胆大心细。看准了目标，作了大胆的决策后，就要勤奋努力，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和毅力，把事情做成功。而投机取巧，使诈抄近路则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云顶集团的员工都知道林梧桐在工作上是个急性子，也知道他对自我的要求比对别人更高、更苛刻。就像他在自传中写道的：“我相信，成功之道，除了高效之外，还要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事情做好，商场如战场，什么事都要分秒必争，反应敏锐。 ”　　 林梧桐还十分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 1987年，林梧桐在马来西亚成立“林氏慈善基金”，长期用于教育、医药、残疾组织及养老院等慈善公益事业。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马来西亚“最有爱心的富豪”。早在 1979年，林梧桐就因对马来西亚的杰出贡献而荣膺马来西亚苏丹皇室的“丹斯里”爵位（类似于伯爵）。　　 对于自己的家乡福建安溪，林梧桐也一直心存眷恋。 1984年，回乡谒祖的林梧桐看到家乡的学校校舍破旧，当即慷慨捐资 1200万元，用于学校扩建，并将一所名为“联中中学”的学校更名为“代贤中学”，这所学校也一下子跻身于安溪的名校之列。
2000年 9月，他再次带妻子等回乡谒祖。当得知家乡的学校只办到初中，连高中都没有时，林梧桐当即捐赠 3500万元，创建代贤中学高中部。泉州市人民政府为表彰林梧桐的义举，在学校落成后，正式更名为梧桐中学。　　 林梧桐的另一大手笔，是捐资 2500万元创建安溪梧桐体育馆。而安溪龙门隧道、联谊大厦等，也都留下了林梧桐的名字。自 1979年以来，林梧桐为安溪教育、体育、卫生和交通等公益事业，捐资总额已超过 1亿元人民币。
2002年 11月 27日，林国泰继承林梧桐的事业成为了云顶有限公司及名胜世界有限公司的总执行长。 2003年 12月 31日，林梧桐在推出自传的同时，也把云顶集团的主席职位移交给了林国泰，使云顶真正进入“林国泰时代”。林梧桐，这位传奇“赌王”开始淡出商界，回到位于云顶半山的梧桐别墅，安享晚年。 2007年 10月 23日上午 11时 20分（北京时间），林梧桐在妻儿的守护下于睡眠中平静地去世，享年 90岁，走完了他近一个世纪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与许多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不同的是，林梧桐的成功更像是个神话，一个现实版愚公移山的神话。就是这样一个外表平凡，没读过多少书，不会说英语，只会讲福建地方方言、少量的闽南语、蹩脚的华语和“巴刹式”马来语，没有学过企业管理学的人，却能自如地掌控着一个庞大的、多元化的、业务遍布全球的企业帝国数十年，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个神话，而林梧桐就是在以他的传奇人生告诉世人要成功，就要敢于梦想、敢于行动。林梧桐虽已逝去，但其精神仍将遗留人间，成为当代青年学习的榜样，永远激励着无数后人。
第五章　“世界船王”包玉刚——一条旧船撑起海上霸业
“世界船王”包玉刚——一条旧船撑起海上霸业
他是一位叱咤政商两界的风云人物。青年时代，他投身金融界，声誉斐然；年近不惑，他以一条旧船起家，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80 年代，他大举“登陆”，连打两场收购战，扭转了英资垄断香港经济命脉的局面，并成功涉足航空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海陆空“三军总司令”。
他作风豪爽，结交遍天下。他每出访一个国家，该国的首脑或政府要员都要同他会面，并听取他对该国以及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英女王封他为爵士，比利时国王、巴拿马总统、巴西总统、日本天皇都曾授予他高级勋章。他的电话可以直接通到白宫，随时与美国总统对话。他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私交甚密，不但可以随时通电话，而且还能自由出入唐宁街五号的首相官邸。
作为中英两国共同的朋友，他频频奔走于中港英之间，为香港前途问题进行斡旋，并参与起草《基本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他盛名的背后，是一部白手起家的创业史，他的成功历程，堪称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骄傲、热血沸腾，也足以令每一个外国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他就是雄踞世界十大船.王之首，号称“海龙王”的包玉刚。
“青天”子孙，水乡少年的大志向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浙江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曾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雄霸一方的商埠。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也使得宁波人拥有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商帮——宁波帮。宁波谚语“要想富，走险路”、“要窜头，海三湾”，就是当年宁波人外出闯荡天下的生动写照。
在宁波和镇海之间有一座古老的小镇——庄市，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古老蜿蜒的街道，古香古色的阁楼，古朴庄严的牌坊，贯穿小镇的一弯几乎静止不动的小流，使小镇充满了古朴、清幽、温婉、秀美之气。
在田野河浜之间，巍然立着一座石头牌坊，上书“钟包村”三字。这是一个仅有 40来户人家的小村落，由钟家、包家、苏家等 7个自然村组成。包家村，又因门前有一个小小的河汊而被称为横河堰包家。享誉世界的“海上霸主”、“世界船王”包玉刚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1918年 10月 13日，包玉刚出生于横河堰包家的东七房，他是北宋名臣、龙图阁大学士包拯的第 29代嫡孙。包家历代读书做官，但到包玉刚的太祖父包奎祉一代，屡试不中，遂走上了做买卖的道路，主要靠做裁缝为生，兼在浙东一带贩运丝绸，逐渐积累起不菲的家资。　　 当年，包玉刚的母亲分娩在即，等到正在汉口做生意的父亲包兆龙匆匆赶回老宅时，包玉刚已经降临人世，父亲看着桌上燃烧的蜡烛和怀中娇弱的婴儿，心发感慨，为他取名包起然，表字玉刚。字是包家的辈号，“起”有“永不停顿”之意，“然”字通“燃”，表示火在燃烧，两字喻意生命像火那样越烧越旺。“玉刚”二字则有白玉无瑕、洁身自爱，刚正不阿之意。
包家是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的家庭。包家祖上在汉口一带经营着一家名为“平和”的鞋帽庄，因此，父亲包兆龙长期居住在汉口，打理家族生意，平日里事务十分繁忙，在老宅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却从未疏于对子女的管教，方方面面都严格约束。只要在家中，子女们的生活、学业，他都会一一过问，如果谁做得不好，轻则一顿责骂，重则一顿家法。
母亲陈赛琴出身望族大户，性格温婉、知书达理，恪守三从四德，丈夫在外为生意奔波，她则在家中，看家守业，养育子女，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包家生活殷实富裕，因此，包玉刚和他的兄弟姐妹到了上学的年纪便被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学校，拥有着“江南第一学堂”之称的叶氏中兴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近代宁波帮先驱、上海“五金大王”叶澄衷于 1871年创办的，在当地极富盛誉，是当时宁波的四大名校之一。在这里，包氏兄弟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钟包村离海并不近，但自从跟其父到过一次镇海后，包玉刚便念念不忘那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海上来来往往的商船，那时候，除了读书，他最喜欢的就是去看海、看船，最喜欢的声音就是轮船驶过时传出的阵阵汽笛声。他时常在想，如果以后能当一名船长，驾船周游世界，那该有多好！　　 虽然就读的是一间名校，老师也是博学多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包玉刚渐渐感到学校教的“四书五经”之类，与这个时代的生活相距甚远。他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镇海那一望无际的大海、热闹繁忙的港口和一艘艘来往的商船，他太想了解外边的世界了！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圣地，到 20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更是成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父亲包兆龙在汉口做生意，每次探家，都要绘声绘色地讲些武昌、汉口的事情，这激起了少年包玉刚的热烈向往，使他萌发了到汉口去读书的念头。他想：“汉口那边的教育比这里先进，到那里读书一定会学到更多东西，眼界也会更加开阔。老师不是也经常对我们说，好男儿要志在四方吗？我已经长大了，应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　　 但是，当他把想法告诉母亲时，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因为要去汉口，需要从庄市乘船到镇海，再由镇海途经上海，最后由上海乘船到武汉，路途遥远，外加当时时局极不稳定、社会动荡，母亲又怎么放心让包玉刚这样一个小孩子独自上路呢？包玉刚是一个懂事孝顺的孩子，见母亲如此强硬地反对，只好作罢。　　 三年后，当包玉刚再一次向母亲提起出去读书的想法时，竟然得到了母亲的应允。其实，深明大义的母亲早就知道儿子的志向远大，他迟早会走出水乡去开创一番事业。三年前是因为儿子的年纪太小，还无法照顾自己，现在儿子已经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也有能力照顾自己了，确实不能一直把他拴在身边，也应该让他去见识一下外面的广阔天地了。
于是陈赛琴给远在汉口的丈夫包兆龙写了封家信，告诉他包玉刚准备去汉口，包兆龙听到儿子要来汉口，自然十分高兴，立刻回信告知路线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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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陈赛琴把包玉刚叫到自己的房里，慈爱地问道：“你真的想到汉口去吗？”包玉刚用力地点了点头，眼睛里流露出兴奋的神采。母亲又说道：“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这一路，路途遥远，颇费周折，而且路上并不太平，偷盗抢劫、诱拐诈骗，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年纪还小，又从未出过远门，一个人能应付得了吗？ ”　　 包玉刚紧紧地握住母亲的手，激动地说：“请娘亲放心，我已经长大了，什么事情都能应付，村里、镇上的许多孩子都是在我这个年纪出去的，您的儿子绝不会比他们差，等我做出了一番大事业，一定会回来好好地报答娘亲的养育之恩！ ”
母亲欣慰的点了点头，她心里当然明白，儿子在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十里八乡没有人不夸奖他聪明伶俐、处事稳重，颇有乃父之风。她从衣服的内兜里拿出一张船票，放在包玉刚手中，轻轻地抚摸着包玉刚的头，说道：“为娘不追求什么大富大贵，只要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记住，凡事不可过于强求，只要问心无愧，要时时刻刻牢记咱们包家的祖训，不可妄自菲薄、不择手段，更不可作奸犯科，为娘相信你一定做得到！ ”　　 望着手中的船票，包玉刚的眼睛有些湿润了，他立即站直了身子，坚定地说：“娘亲的教导儿子一定铭记在心，绝不做愧对祖宗、愧对父母之事！ ”　　 出发的那天早上，包玉刚随母亲来到包氏祖堂——“履安堂”，拜别祖先。抬头望着门楣上的牌匾，包玉刚的神情庄严而坚定。牌匾上“履安堂”三个泥金大字苍劲有力，牌匾两侧是他再熟悉不过的那副用隶书写就的对联：“龙盘虎踞称雄世界光前裕后道履绥和，凤翔燕舞慈范懿德人杰地灵居安纳福”。一来寓意包氏以鞋业包玉刚故居祖堂 “履安堂 ”起家，建立家族根基；二来暗寓包氏经商理念与成功秘诀——稳健。因为唯有稳健，方能迭经暗潮汹涌而履险如夷。同时也将包氏家风蕴含其中，包氏先人以“慈范懿德”传承后世，所以能“居安纳福”。包玉刚双膝跪下，郑重向祖先立下誓言，身为包家后人，在今后的日子里，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一定牢记祖训，克勤克俭、谨言慎行、稳扎稳打、重诚守信。　　 母亲将包玉刚送至渡口，母子俩依依话别，常言道：“儿行千里母担忧。”现如今，外面时局动荡，让尚且年少的儿子孤身远行，做母亲的怎能不忧心忡忡，想到这里，母亲不由得泪眼朦胧。《博亚洲华人企锐业家传奇》管第五章　“理青天”子孙在，水乡少年线的大志向。
包玉刚见状，鼻子也有些发酸。但他马上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是啊，要独自上路了，应该像个大人的样子，男儿有泪不轻弹，母亲含辛茹苦，恪守家业，抚育儿女，作为儿女无以回报，唯有不辜负母亲的殷殷期望，做出一番成就来，才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　　 小船慢慢地驶离渡口，包玉刚与母亲挥手告别，望着母亲伫立在河岸上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直到再也看不见了，包玉刚忍了许久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从此， 13岁的包玉刚踏上了闯荡天下的道路。　　 横河堰之水千年如一，无声地流淌着，把庄市这个古朴秀美的水乡小镇分成南北两条街。在公路没有开通的年代，小镇上的人们就是坐着船从这里到宁波、镇海，到上海、汉口、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谋求出路的。谁能想到，就是这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河，却走出了数十位享誉海内外的商界巨子，从而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宁波帮”的发源地。
也许包玉刚也没有想到，自幼生长在这湾浅流之畔的自己，在若干年之后，竟然能在茫茫的大海之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到了镇海，包玉刚顺利地找到了自己要乘坐的那艘去往上海的客轮。第一次坐这样的大轮船，包玉刚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兴奋地东张西望。而接下来的旅程更让包玉刚振奋不已。一路上，他见识到了自己以前从未看到过的景象，他就像一只初次走出森林的小老虎，对周围的一切感到新鲜和好奇，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渴望。同时他也深感宁波的确太小了，外面广阔的世界才是他自由驰骋、翱翔的天地。　　　当夜幕降临时，海面上一片漆黑，只能看到天幕上的点点繁星，听到海水撞击船板的声音。刚才还十分喧闹的船舱里渐渐安静下来，只是偶尔会传来人们的呼噜声和婴儿的啼哭声。　　　第一次独自离家的包玉刚睡意全无，他倚在自己的铺位上，不由地思念起家乡的母亲。他紧紧地捧着母亲亲手打理的包裹，这里面是母亲连日来赶做的几套衣裤和几双千层底，那一针一线无不凝结着母亲的心血和期盼。一想到母亲那如同星星一般充满慈爱的眼睛，一丝伤感掠过了包玉刚的心头。
“我一定做出一番成就，让母亲以我为傲！”包玉刚在心里暗暗发誓。一想到这个，心中的伤感顿时被对未来的憧憬与希冀所取代。再想到自己神往已久的汉口和当船长周游世界的梦想，激情再次充满了胸膛。　　 钱塘江水与海水互相冲击激起的阵阵涛声，隐约可闻。在这和谐谧静的大自然中，包玉刚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豁达，航海的感觉真好！　　 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大上海，是中外商贾、文人政客、三教九流的天堂，处处灯红酒绿，一派繁华景象。而包玉刚谨记临行前母亲的教诲，没有沉迷于十里洋场的花花世界，而是一到上海就直接买了去往汉口的船票，匆匆登上了西行的轮船。　　　由吴淞口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所见之景色，与从镇海到上海的大不一样。长江中下游水面宽阔浩瀚，两岸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良田万顷，稻浪翻滚。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年轻的包玉刚更加感到豪情满怀。
半工半读，燕梳行里的小学徒
轮船驶进了汉口港后，包玉刚一眼就在接船的人群中看到了父亲。他兴奋地收拾好自己的行装，奔向父亲。父子俩已经有很久没见面了，父亲看到包玉刚长得越发挺拔俊朗，心中自然十分欣慰，紧紧地将儿子拥入怀中。　　 那一晚，父子俩促膝长谈，包玉刚向父亲谈了自己一路上的境遇和家中的情况，又将自己想要在汉口读书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原本希望包玉刚能够留在店里帮忙，学习做生意。可是得知儿子心中另有打算，也不想过于强求。
包兆龙沉默了一会，说道：“读书，多长点学问，当然是件好事，我也不会反对。不过，如今时势动荡，还是应该学些实务。我们宁波人做生意，讲求熟悉行情、看准时机，这样才能减少风险。这些不是靠天生得来的，而是靠积累经验得来的。 ”　　 包玉刚是那种只要是认准了方向，就绝不放弃的人。他委婉说道：“爹爹的话很有道理。不过学习知识对做生意是大有益处的。现在很多新兴的行业，都是需要数学、英语、地理这类知识的，这是基础。我想先去读中学，利用放学后和假日帮您看铺，一边读书一边学做生意，还望爹爹准许！ ”
包兆龙听儿子说得真切，心想既然儿子有远大志向，小小一个鞋帽店又怎能将他留住？还是成全他吧。于是，包兆龙托人为包玉刚在汉口找了一家中学。　　 包玉刚终于如愿以偿，自然十分高兴，然而在上学的第一天，他就遇到了“麻烦事”。一进校门，他就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有点找不到“北”了。这也难怪，学校里师生们说的大都是湖北方言，而包玉刚只会说宁波话。宁波与汉口，虽然同处于长江流域，但汉口居中游，宁波在下游，两地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在发音、用字方面，有着天渊之别。因此，包玉刚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别人也听不懂他说的话，沟通也就成为了他最大的障碍。尽管之前，母亲已对他有所提醒，而且他也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但却没有想到差异如此之大，包玉刚难免感到有点发懵！
但他坚信，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和困难，虽然大家说的方言不一样，但使用的文字总还是一样的，办法总会有的！于是，他开始用心揣摩老师同学的说话，大胆地与周围的人交流，实在说不明白的，就用笔写下来。老师和同学们无不被这位宁波少年身上所具有的刻苦、真诚、执着的精神所打动，都十分愿意与他交朋友，不到半年的时间，包玉刚已能够用湖北话与老师和同学们进行交流了。虽然他的话语中还是带有浓重的宁波口音，但这反而让同学们觉得别有一番味道，甚至有人还去模仿他软软的宁波口音。
除了上学，包玉刚还利用业余时间帮助父亲打理鞋帽庄的生意，学习并积累经商的经验。　　 一晃几年过去了，包玉刚在中学里学到很多新学问，令他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包兆龙看到儿子越来越有出息，欣慰之余，心里也萌生了一个想法。
包兆龙一直希望自己最器重的二儿子包玉刚能够帮助自己把生意做大，但是，面对着不断发展的工商业，包兆龙觉得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鞋帽庄，能让包玉刚学到的业务常识实在有限，于是就在包玉刚初中快毕业时，把他送到一家燕梳行当学徒。“燕梳”是英文 “ensure”的广东话译音，是类似现在的保险公司的机构。　　 但是，此时包玉刚的心中仍然是读书至上，他的目标是上高中，然后上本省最好的武汉大学。父亲虽然为他能有这样的远大志向感到欣慰，但是考虑到当时动荡的时局，还是希望他早日进入生意场。　　 包玉刚心里很犹豫，一方面，他丢不下自己的学业。另一方面也不能三番两次地“违背”父亲的意愿。权衡之后，包玉刚做出了一个决定：白天在燕梳行当学徒，晚上到夜校继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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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生活自然十分辛苦，但是在包玉刚看来却是充实而有意义的。一方面，学徒的生活让自己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实践技能，而夜校的学习也让自己了解到许多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包玉刚感到十分受用，丝毫不觉得辛苦和劳累，反而干劲十足！　　 日子一天天过去，包玉刚逐渐熟悉燕梳行里的各项业务，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和办事能力，在燕梳行站稳了脚跟。不久，他进入了英商安利洋行保险部工作。此时，他的大学梦也越来越强烈。　　 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去敲大学的校门，父母便在没有预先知会他的情况下，为他物色了一门亲事，并择定了吉日良辰，命包玉刚回家完婚。
虽然在一些大城市，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许多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已经被废除，年青人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和自由恋爱。但是，在中广大农村地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博亚洲华人锐企业家传管奇》第五理章　半工在半读，燕线梳行里的小学徒。
包玉刚身在汉口，接受了不少新思想的熏陶，自然也向往积极自由的新生活。虽然他对父母的做法并不认同，但是家庭观念极强的他还是顺从了父母的安排，立即收拾行装动身返乡，准备完婚。这一年，包玉刚 19岁。
洞房之夜，当包玉刚揭开新娘的红头盖，惊喜地发现新娘子长得端庄秀美、温婉可人。而新娘黄秀英也发现新郎仪表堂堂、英气十足，自然满心欢喜。如果说世间真的有一见钟情，那么，包玉刚与黄秀英就是在洞房相见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爱上了对方，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相濡以沫，甘苦与共，专一而执着地守护着从一刹那建立起的感情。
就在包玉刚夫妇还沉浸在新婚燕尔的喜悦与甜蜜中时，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长江沿线各大城市在短时间内悉数落入敌手。
汉口沦陷了，战乱中，包玉刚辗转到了上海，在中央信托局的保险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上海，包玉刚的生命历程发生了新的转变。
辗转颠沛，金融界里的青年才俊 
上海沦陷后，大学纷纷南迁至敌后区，包玉刚上大学的美梦彻底成了泡影。失望之余，他找到了新的兴趣作为补偿，这兴趣也把他推上了新的事业高峰。　　 在中央信托局的日子里，包玉刚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热情，凭着自己的努力和经验，很快熟悉并掌握了信托、易货、储蓄、保险等各个环节的业务，并因出色的工作业绩，成为了业务骨干之一。此后，包玉刚先是被派到昆明，任职于银行保险部，后来又到了湖南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包玉刚以他特有的精明能干，受到上司赏识，不久便被调往中国工矿银行衡阳分行任副经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包玉刚调度有方，应对自如，充分显示了经营方面的才能。之后，他被调升为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的经理。　　 早在上海中央信托局工作时，包玉刚便把新婚妻子黄秀英从老家接到上海，后来到昆明，到衡阳，再到重庆，黄秀英一直都陪伴在包玉刚身边，两人一起度过了八年相濡以沫、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　　 在这期间，包玉刚有了一次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那是在 1939年秋末，他被派到昆明银行保险部工作。本来，当时由上海乘坐火车到昆明，只需要几天时间，但因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陆路不畅通，包玉刚只好改走水路，先从上海坐船经香港，再转火车到昆明。　　 在香港，包玉刚停留了几天。这段时间里，他以观光者的身份游览了这个城市。他乘坐着香港最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山顶缆车，上到太平山，鸟瞰维多利亚港，只见大大小小的船只停靠在繁忙的海湾里，与儿时在宁波所见到的商船又大不一样。船的概念，再次深深地印刻在包玉刚的脑海里。但是当时的包玉刚并没有想到，那里竟然成为了他后来的发家之地。　　 抗战胜利后，包玉刚被任命为上海银行业务部经理，他以宁波人的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作风，使自己经手的业务蒸蒸日上。一年以后，他又被提拔为副总经理，主管放贷部门。放贷部门被称为银行的排水口，是银行业务中最重要的一环。当时的包玉刚只有 28岁，正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的年华，前途不可限量。
就在许多人都认为，凭包玉刚的业绩和才干，再奋斗几年，总经理之位非他莫属之时，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递交了辞呈。　　 其实，包玉刚在刚刚被任命为上海银行副总经理之时还是豪情满怀、干劲十足的。遗憾的是，那时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的金融问题已非一两个能人可以解决的，通货膨胀、钞票贬值，日甚一日，导致老百姓哄抢物资，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坑蒙拐骗，整个社会一片乌烟瘴气。
当时有人打趣说：“上午拿到手的钞票，到下午就贬值一半。”更有甚者这样形容：“你走进一家面店吃面，要先付钱，不然等到面端上来时，价钱已翻了一倍。”总之，人们对钞票贬值的恐慌，简直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　　 当时，国民政府为平息上海的经济恐慌，任命曾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吴国桢出任上海市市长，这位吴博士，据说对经济有深入研究和独到见解。可惜，当时中国的金融业就像患了沉疴，已经奄奄一息，就算吴博士是再世华佗，也回天乏术了。而包玉刚在重庆时构思的多贷款、多赚钱的“初级银行学”也派不上用场了。面对此种局面，包玉刚纵然有聪明才干和满腔抱负也无法医治已病入膏肓的金融症结。他越来越感到壮志难酬，对金融事业也感到越来越失望，便毅然选择了急流勇退。
看到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状态的国统区政治经济局面，包玉刚决定离开上海，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之路。然而，天下之大，哪里才是理想之所？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呢？
包玉刚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灯火辉煌的太平山，繁忙的维多利亚港湾，往来不息的商船。对，就是香港！当年，他在去昆明赴任时曾经途经过那里，香港虽然并不大，但它是英国殖民地，不会受国内战乱的影响，而且它又是自由港，是商人们梦寐以求的天堂。“我就到香港去，在那里闯出一番新天地！”下定决心后，包玉刚便开始着手筹备去香港发展的事宜了。
初到香港，夹缝中求得生存
1949年 3月，包玉刚携家眷飞赴香港。与先期而至的父母以及兄弟姊妹团聚。
虽然不是第一次踏上这片殖民地的土地，但这里的一景一物还是带给包玉刚许多陌生感。当从“摩罗叉”（印度士兵）手中接过由港英政府统一发放的满是英文的居民护照时，包玉刚的心里百感交集，今后的生活方向还是一个未知数，这里真的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领取居民护照可算是包玉刚第一次跟港英政府打交道，手续之简单、过程之顺利却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要进入香港社会这个圈子并不像拿护照那么容易。
虽然同为商业、金融业发达的城市，当时的上海要比香港繁华得多，连街道也比香港的干净。在上海，自己虽然算不上什么大银行家、大企业家，但也是堂堂上海市银行的副总经理，在政商两界也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生活上，虽然不是什么豪门大户、锦衣玉食，但也算是小康殷实。可如今来到香港，人地生疏，前途渺茫，未免觉得有些狼狈。再看看身边为他放弃了上海的产业和安逸生活的父母高堂、兄弟姐妹以及多年来随他颠沛奔波、相濡以沫的柔弱娇妻，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包玉刚感到十分愧疚，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但即便是在压力、焦虑、责任、迷茫重重压向他时，包玉刚那份坚定的信念依然没有动摇。无论如何，就算是只为了自己的家人，也要在香港闯出一片天地！　　　1945年，日本人战败撤走时，留给香港的是大片大片的废墟，尽管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得很快，但房子建的并不多。再加上难民的大量回流，找到一处安身之地非常困难。很多人只能睡在街上、楼梯间、走廊里，有些则搭起一些简陋的临时窝棚，任凭台风、暴雨的摧打和火灾的威胁。更不用说那些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的大陆难民了。到了 1949年，香港居民的人数骤然增加了 150万，在深水?、石峡尾、鲤鱼门、西湾河、筲箕湾、西环、铜锣湾等地，到处都挤满了逃难的人。　　 幸亏包兆龙在 1949年难民潮还未形成之前，就先到了香港，并花了两万元“顶手费”，在西摩道找到了一套月租 450港元，有三间房的单位。所谓“顶手费”就是业主与租房者私下签订的契约，业主收取暗租，而明租却在政府规定的限额之下。但是，当时的香港，一家老小风餐露宿、流落街头的景象处处可见，包家人能有个栖身之所，也还算幸运的。　　 到香港之初，一家老少的衣食住行，大事小事无一不让包玉刚操心。虽然包兆龙来港前，把家里包括产业、房子、家具、古董等一切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换成现金或银两，再加上多年的积蓄，算起来也有数十万元。但崇尚节俭的宁波人是绝对不会坐吃山空的，生计终究是头等大事。于是，包氏兄弟（包玉书、包玉刚、包玉星）和父亲开始共同商讨未来的出路。　　 由于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加上语言上的隔阂，包氏父子只能时时处处小心翼翼，不敢贸然行事。考虑到之前，包氏三兄弟都曾在银行的管理层担任过重要职务，做银行自然也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但他们很快发现，在香港，他们所熟悉的银行业，除了被汇丰、渣打和大通这三大英资银行垄断外，余下部分已被广东人控制了，像他们这样说话时带浓重鼻音的宁波人就连分一些残羹冷炙的机会都没有。况且，当地居民更愿意接受最原始的储蓄方式——收藏金器、珠宝和玉石等，而不是在银行里存钞票。　　 不能重操旧业，那么，到底该做些什么呢？在成为英国殖民地的近百年里，贸易一直是香港的命脉。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秀丽河山的那些日子里，香港亦未能幸免，沦陷时间长达三年零八个月。日本人投降后，香港商人迅速从蛰伏的状态中释放出来，恢复了活跃的贸易往来。而且，此时中国内地已经解放，正是百废待兴之时，亟需各种物资援助，于是怀着对内地重新开放的希望，包氏父子决定先做一些收益较快的进出口贸易。他们和几位从上海来的银行旧同事，集资开创了一家“新联贸易公司”。　　 那时候，香港的写字楼奇缺，找一个办公的地方也不容易，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位于皇后大道中和不打街的，具有五十多年历史的华人行中租到一个月租两百多元钱的小写字间。　　 这间办公室真是小得可怜，几个人挤在一起，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就连当中有一个人想开抽屉，还须等另一个人离开办公室走到外面去才能腾出空间。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地方，他们甚至连挂一块自己公司的牌子的地方都没有，但是，这几个坚忍的宁波人，从没有放弃，他们默默地做着中国土产如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的买卖，在大洋行和香港本地人之间的夹缝里谋求生存。好在生意进展得还算顺利，这间小小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算是立住了脚跟。
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包玉刚开始与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相关接洽和沟通。他第一个打交道的银行是由美国人经营的恒生银行。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恒生银行被迫关闭并撤离了香港。包玉刚便把生意帐目移至素有香港“金融总督”之称的汇丰银行。　　 那时，香港的英资财团根本瞧不起中国人。像汇丰银行，多年来还保持着外国人进入汇丰银行，可以从正门进去；而中国人只能从后门进入的“惯例”。不仅如此，汇丰银行还不屑于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中国人要向汇丰借钱，必须通过洋行，再由洋行转借。
且不说当年包玉刚去汇丰银行时走的是前门还是后门，就凭他敢于直闯汇丰信贷部经理桑达士的办公室这一点，就足见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勇气。　　 当时的包玉刚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他直闯汇丰，自然受到了桑达士的冷遇。表面上看，这位英国绅士举止优雅，谦和有礼，但实际上，他的神态和语气并没有掩饰住他对面前这位年轻的中国商人的傲慢与不屑。
尽管心中憋着一股气，但是包玉刚的目光中却充满了坚定。也许是被包玉刚镇定自若、充满自信的气质所震慑。桑达士终于开始了和包玉刚的正式交谈，而且，双方很快就产生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包玉刚因此得以在桑达士引荐下，结识了即将出任银行主席的盖伊•塞那。
这次接触可以说是包玉刚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包玉刚来说，正是这次交谈促使他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建立了一种牢固的依存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桑达士也成为了帮助包玉刚事业走向顶峰的关键人物之一。
桑达士指派专业人士对新联贸易公司的账目和运作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审核，发现这个公司虽然小，运作上也存在一些不太规范的地方，但第一年仍然有一百多万元的利润，于是决定接受这个公司的业务。新联贸易公司也搬到了皇后大道中与汇丰银行总部相连的一座大厦里，拥有了一间面积比原来大四倍的写字间。几个人终于可以在办公室进出自如，公司也挂出了黄铜牌子。《博亚洲华人锐企业家传管奇》第五理章　初到在香港，夹线缝中求得生存。
不过，包玉刚是胸怀大志之人，一个小小的贸易公司，又岂是他的人生目标？实际上，包玉刚心中正酝酿着一个大计划！　　 此时美国对中国实行物资禁运，香港和内地的贸易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香港的进出口贸易额一落千丈。据有关统计资料，从 1951年到 1955年，内地在香港的出口排名从第一降到第五， 1954年香港的转口贸易额比 1951年减少了 76％。“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贸易形势的恶化，使包玉刚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新联贸易公司也陷入了绝境。　　 那一段日子，对于包家人来说也是最为艰苦的时光。生活上，包家人能省就省、能简则简。就连包玉刚正在成长中的女儿们穿的衣服，也是一开始就做得大些，先把大出来的部分掖到里面缝起来，等到孩子长大一点，再把那部分放下来。而且还是大女儿先穿，等到小得实在穿不了再给二女儿穿。懂事的大女儿包陪庆对那些衣服特别小心爱惜，等不合身了替换下来给妹妹时，衣服仍不显破旧。姐妹几个的鞋子同样也是先买大一两寸的，再在里面垫上几个鞋垫，以防止走路时鞋子滑落。那时候，日子过得虽然不像在上海那么舒适安逸，但一家人在一起，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相濡以沫，其乐融融，日子再苦心里也觉得是甜的。
步入航运，一条旧船起家
面对严峻的现实，包氏父子决定要另找出路。父亲包兆龙主张搞房地产，他认为现如今香港人口急剧暴增，住房困难相当严重，一家几口同挤一张床的情形随处可见，另一方面，香港未开发的土地和闲置用地数量也很可观，地产生意前景诱人，投资香港的地产业必然会有一个大发展。
包玉刚虽然也承认这一点，但他的志向却不在于此。那时候，包玉刚在工作之余，常常去维多利亚港看大海，看来往穿梭的船只。看到此景，他就仿佛回到了家乡宁波。回忆起小时候跟父亲到镇江，第一次见到大海、大船的情景和自己当船长，环游世界的梦想。猛然间，一种无以言表的激动涌上心头。
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充足的码头，70平方英里的港口，每年多达 3000万吨的吞吐量，再加上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贸易港的优惠条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船只，从而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而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使得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逐年增多，而贸易主要靠船运，海运业必将大发展。包玉刚看清了眼前的机会，决定到大海上开辟事业。　　 得知包玉刚的决定，朋友们都以为他“疯了”，纷纷劝阻他：“搞航运虽然能赚到大钱，但正如古人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海上风浪无常，危险极大，有多少人搞了几十年航运，到头来却落得个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下场。再说，香港搞航运的已有几十家，他们在资本、经验以及与银行的关系等方面都比你强，你能竞争得过他们吗？ ”
而家中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父亲包兆龙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苦口婆心地劝他：“中国有句老话叫‘不熟不做’，你对航运业了解多少？买一条船动辄上千万，你有多少钱？你今年都 36岁了，不再是毛头小伙子，而且也有了家室，还是别去冒那些无谓的风险，老老实实跟我一起做房地产生意吧！ ”　　 包玉刚一向尊重父亲的意见，他并没有马上提出反驳，而是摆出事实，谈了自己的看法：“房地产生意利润固然可观，但发展得再好，也是死的，带不走的；而船是可以移动的财产，在太平盛世，可以通过海上运输获利，若是遇到时势动荡，则可乘桴远走。发展海运业还能够扩展我们的进出口能力，中国大陆漫长的海岸线也提供了很多贸易的机会。可见，投资航运比投资地产更安全、更灵活自如。 ”
父亲包兆龙见儿子分析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也不再反对。
包玉刚少年时的一位朋友郑炜显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他鼓励包玉刚说：“你虽然未搞过航运，但你有着十年的银行从业经验，在调配资金方面经验丰富，这一点上，那些从事航运业的人就比不上你。另外，这几年你搞进出口贸易，也经历过不少商场中的风风雨雨，世界各地的行情你也都很熟悉，所有这些对你转行搞航运都是宝贵的财富。我倒认为不一定要因循守旧，照着别人的路子走，发挥你的优势，相信会有意想不到的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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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包玉刚深受鼓舞，更坚定了他发展航运事业的决心。但是，他毕竟是初涉此业，对各方面的知识和情况都不是很了解。于是，他一面继续做好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说服工作，一面四处了解有关船舶和航运的情况，还专门从伦敦邮购来有关航运和船舶方面的书籍，认真研读，还拜访业内行家，虚心求教，以充实这方面的知识。　　 最大的困难还不在于知识的匮乏和经验的欠缺。谁都知道，搞航运，船和资金是最为重要的。可是，航行于茫茫大海之上的远洋货轮可不比近海的小舢舨，一艘远洋货轮动辄上百万上千万英镑，即使旧船也要数十万英镑，相当于几百万港元，如果仅凭包玉刚自己的能力，无论如何也买不起。向银行贷款吧，此时的包玉刚只是无名小辈，一来没有资产抵押，二来又没有大财团的担保，银行是根本信不过他的。　　 无奈之下，包玉刚想到了曾经和自己有业务往来的会德丰集团和远东船务集团的首脑乔治•马登。　　 于是，包玉刚动身前往伦敦面见马登。此时正值深秋时节，伦敦秋高气爽，少了平日里的雾霭，却多了一份萧索。
在马登豪华的办公室里，包玉刚不卑不亢地讲述了自己想搞航运的想法。马登在办公桌的另一边盯着他，仿佛看着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在叙述他的幻想。等包玉刚说完，他用教训的语气对包玉刚说：“年轻人，航运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你会把最后一件衬衫也输掉的。 ”《博亚洲华人锐企业家传管奇》第五理章　步入在航运，一线条旧船起家。
包玉刚点点头说： “这一行风险的确很大，但做生意并不是赌博，没有把握的事我是不会做的。 ”
马登把包玉刚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语气轻蔑地反问道：“航运业的投入相当大，你有多少资金？ ”。
包玉刚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马登仿佛对他的家底了如指掌。的确，他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买不起一条旧船，所以他才要四处奔走，找门路、找关系、找贷款，今天专程来伦敦，无非也是一个目的——借钱！但是也绝对不能让马登看不起自己。于是，包玉刚直视着马登说道：“资金有一些，但不多。 ”
马登纵声大笑起来，并且用讥讽的语气说：“恐怕不是‘不多’，而是少得可怜，连一条旧船都买不起吧？ ”
包玉刚没想到竟会遭此奚落和嘲笑，心似乎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他只觉得一股怒气直冲上头顶，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但很快，他便克制住自己，说道：“马登先生，虽然今天我还买不起一条旧船，但并不等于说将来买不起新船。 ”　　 这句话说的虽然语气平和，却掷地有声。马登不由得一愣，没想到这个看似文弱的东方人竟然有如此气魄。他习惯性地转动着手中的笔，沉默一会，换了一种口气对包玉刚说：“既然你这么有兴趣、有信心搞航运，那么我把格兰斯顿勋爵号卖给你吧。这艘船是二战中建造的，优质钢板，焊接牢固，轻便快速。价钱嘛， 40万英镑，如果你要买，我可以给你提供 60％至 70％的贷款。”马登一边说，一边把这艘船的有关资料交给包玉刚。　　 资料上面列举了格兰顿勋爵号的三大优点：　　 一、船身选用优质钢板、采用先进焊接技术制造，与采用铆钉的船相比，更结实，更轻便；　　 二、使用涡轮机，更加节能，船速更快；　　 三、船舱宽敞，容量大于英国制造的同类其他船只。　　 在拜会马登的前一个星期，包玉刚就开始了解造船业的行情。他曾听好几个伦敦的船务经理提及这艘格兰斯顿勋爵号，言语间对它颇有微词，原因是马登的船多是战时造的，虽是钢板焊接，但焊接技术极差，经常渗水，经过战火洗礼，船身也破旧不堪，别说载货，就算是空船开出去，也随时都可能抛锚。可见，材料上所提供的情况并不属实。
再看马登递过来的合约，上面的条款繁复而且苛刻，这分明是马登欺负包玉刚没有航运经验，想从中大赚一笔。　　 包玉刚本是一个精明的银行家，马登的如意算盘他又怎会不晓得？他忍住心中怒火，彬彬有礼地对马登说：“马登先生，如果我买你的船，并非你借钱给我，倒像是我借钱给你了。 ”
马登顿时愕然，知道自己又一次看走了眼，面前这个看上去老实可欺的年轻人原来是一个睿智精明的生意人，他此次绝对是有备而来的，自己根本无机可乘。一时间，马登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回应包玉刚，只好尴尬的笑了笑，会谈不欢而散。　　 包玉刚两手空空地返回香港，另想办法。几天后，包玉刚偶然从船舶经纪公司得知，英国威廉逊公司有一艘旧船想以 22万英镑的价格脱手。
自从决定搞船运之后，包玉刚一直东奔西走，四处碰壁，人也日渐消瘦憔悴，父亲包兆龙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虽然对搞船运仍有些顾虑，但儿子的坚韧和执着深深感动了他，包兆龙决定倾己所有，全力支持儿子。　　 尽管这些年跑贸易赚了些钱，再加上来香港之前变卖家资得来几十万元钱，可距离目标还是差得太远。于是，包兆龙建议采用集资的方式，发动亲朋好友帮忙，经过多番游说，最终筹得了 20万英磅的现金。但仍和对方的报价差了两万英镑，该怎么办呢？
忽然，包玉刚想到，这 22万英镑是经纪公司开出的价钱，这其中必然是含了中介费的，如果直接从威廉逊公司购买，也许能便宜些？于是，他决定亲自到伦敦谈这笔买卖。　　 再次踏上雾都的土地，包玉刚的心中难免有些忐忑不安，此番他是带着孤注一掷的心态而来， 20万英镑，这是他和全家人的全部希望，成败在此一举。
经过一番颇有诚意的沟通，原本只跟船舶经纪公司打交道的威廉逊公司最终同意将在格拉斯哥建造的一艘已经有 28年船龄，运力为 8200吨的“爱瑷纳号 ”燃煤货轮以 20万英镑的价钱直接卖给包玉刚。
包玉刚提出请威廉逊公司把船彻底检修一次再交货，又请人在船的外壳上重新上色喷漆。“爱瑷纳号”在经过一番改造之后，变得焕然一新，看上去光鲜醒目，一点也不像经历了 28年风吹浪打的旧船，倒更像是一艘刚下水的新船。包玉刚遂将“爱瑷纳号”更名为“金安号”，“金”字代表财富不断，“安”字寓意航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时能够人货平安。为了方便在国际上开展业务，包玉刚还为它取了一个英文名字—— Golden Alpha。　　　仅凭着一艘老掉牙的旧船进军航运业，这在世界航运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包玉刚正是以这种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举动，翻开了他事业里程的新篇章，创造了一个航运史上的传奇。
银行家的“笨办法”
包玉刚并非航运世家出身，且又是中年转营航运，最初，他曾被同业讥笑为“不懂航运的旱鸭子”。但包玉刚执着追求，而且一反海派经营的规范，用银行家的稳健作风经营着极富冒险性的航运业，反而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同时，他还以稳健的经营作风，取得了银行的最大信任与合作，从而为其航运业的起飞增添了羽翼。　　 当时的世界航运业竞争异常激烈，在包玉刚投身进入之前，世界上就已有不少船王级的人物，如美国“船王”卢维克、有“金色希腊人”之称的奥纳西斯和尼亚哥斯等等。还有荷兰与英国合资的皇家壳牌集团、日本邮船公司、大贩商船三井船舶公司等都是世界航运业的巨头。　　 即使在香港，也不乏颇具规模的航运公司。其中董浩云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之父 )更是领袖式的人物。早在 10年前，董浩云就已经组建了一个颇具实力和规模的船队以及航运集团。他从日本金山轮船公司订造的一艘名为“海上巨人号”的邮轮，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邮轮。当年这艘邮轮下水时，在日本和香港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董浩云也一时成为世界各大报章争相报道的新闻人物，并拥有了“香港船王”的美誉。　　 前面有成功的典范，相比之下，包玉刚只有一条旧船的“船队”难免显得黯然失色，甚至寒酸。航运市场就如同变化无常的海洋，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狂风怒涛，想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领域里占领一席之地，把稳船舵，是极端困难的。这不得不让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包玉刚仅凭这么一条旧船就想搞航运业，难道不是异想天开吗？甚至有人打赌说：“如果包玉刚靠这条破船能成功，那么我愿意在香港码头上爬上几个来回。 ”
这个打赌的人后来有没有食言我们不得而知，但包玉刚确确实实是以一条旧船起家，建立了一个闻名世界的“海上王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买下“金安号”不久，包玉刚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并与日本山下汽船公司签订了一份为期半年的租赁合同，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这是包玉刚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短租合约，但就是这一份合约，改变了包玉刚的命运。
1956年，随着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政府遂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派遣军队占领了运河的两端，非其友好国家的船只，尤其是与以色列有贸易往来的船只不得通过。　　 苏伊士运河是连通欧、亚、非三大洲的主要国际海运航道，每年承担着全世界 14%的海运贸易，在国际航运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意义。它的关闭，对于世界航运业来说，无疑是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如此一来，大多数来回欧亚的船只，就必须要绕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路途变远，运费理所当然翻着番地往上涨，对船只的需求也忽然紧张起来。许多拥有超级货轮的船主更是纷纷坐地起价，与租户签定短期的高额合约。　　 这时候，包玉刚买下“金安号”仅仅半年，也恰逢他与日本山下汽船公司的租赁合同刚好期满，山下公司付出了比原来高几倍的租金，才为“金安号”续了约。包玉刚就拿着这笔钱，继续购买旧船，并以四到五年的长期租约，租给货运公司。
消息传开，立即在业内炸开了锅。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客户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额度高，而且可以随时提高运费。“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美国船王”卢维克，以及老一代的“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初入此行的包玉刚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放着短期高价不租，却用长期的租约把自己捆死，而且租金标准还低了很多，任凭谁也想不出他到底搭错了哪根筋？　　 行家们纷纷对这位新扎同行的经营方式嗤之以鼻，有人嘲笑他是不自量力、不懂规矩的“傻瓜”，说他推行的薄利长租策略实属“愚蠢之举”，也有人说他不能算是真正的航运家，只是一个“专门做船运生意的银行家”。　　 在包玉刚看来，散租、短租的短期租赁方式在遇上好年景时，固然可以赚取较高的利润，但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遇上经济衰退或其他不利因素时，船只就只能荒弃一旁，甚至连维修保养费都赚不到。毕竟关闭苏伊士运河这类的事件，不会经常发生，做航运不能抱丝毫的侥幸心理。而薄利长租则可以稳定收入、降低风险，保证船只不会空置蚀息，这是一种放眼未来的经营方法。因此，他宁愿采取这种别人都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的“笨办法”，宁可少赚钱，也不能去冒险。　　 包玉刚以其银行家特有的冷静，预见到了国际市场的变化多端，他大胆地摒弃老一套的做法，用银行家式的思维方式去管理他的船队，采取了这个利润不高但稳定保险的经营方式，使他避过了航运史上的几次大起大落。
海上帝国扩张之路
稳扎稳打的经营管理方式，使得包玉刚的海上事业顺风顺水，连战告捷，但他仍不满足，十余年银行工作的经验让他明白资金对一个商人、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要使自己的航运事业更为迅速地发展，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是不够的，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　　 有一次，包玉刚得到一个用 100万美元买一艘 7200吨巨轮的机会，这时正好有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急欲租用大型货轮。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 100万美元，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包玉刚根本无法一下子拿出来，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采取“借鸡生蛋”的办法——向银行借贷！
可是这又谈何容易。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可以向银行借钱做生意，但必须要有一个信誉良好、经济实力雄厚的人来做担保。找谁做这个担保人呢？包玉刚搜索枯肠，也找不到一个财雄势大且能为自己出面担保的人。忽然，他灵机一动：“找担保人的目的，无非就是银行怕你借了钱却没能力偿还，到时就要担保人来填补，其实银行看重的无非是‘钱’，而不是‘人’，如果我能够找到一样东西证明我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那么，这样东西同样可以作为我的担保。对！找日本银行给我开一张信用状作担保！ ”　　 当时的银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避免投资于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些风险巨大的行业。这个规矩在业内也被称为“黑书”。　　 包玉刚却不信这个邪，他想：既然是不成文的规矩，就说明还是有机可乘的，再说规矩不就是用来被打破的吗？只要我能够保证为我贷款的银行不但没有风险，而且还有利可图，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给我贷款呢？　　 可是接下来还有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找哪家银行贷款。当时香港有三家大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有利银行，这三家银行实力雄厚，不分上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经过一番权衡考量，包玉刚想到了早年搞进出口贸易时结交的朋友——香港汇丰银行信贷部经理桑达士。　　 包玉刚和桑达士的这次会晤，可谓是改变包玉刚命运的“历史性”会晤。之所以选择汇丰和桑达士，包玉刚当然有他自己的理由，桑达士不像乔治•马登那般傲慢无礼、财大气粗、咄咄逼人。他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而且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形势，对于开拓业务也不因循守旧。　　 而对于桑达士来说，虽然二人之前有过几次接触，每次的谈话也算投缘，可是桑达士最初并不是很瞧得起这位比他矮大半个头的中国商人，以西方人的眼光看来，包玉刚过于保守和审慎，他不喝酒，也不抽烟，不喜欢风月场所，甚至连最基本的“交际手段”——麻将和纸牌，他也从不沾边，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出会有什么惊世骇俗之举。然而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包玉刚身上显露出的过人之处，不动声色但准确果断的处事作风，使桑达士觉得他简直如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一样难以捉摸。　　 两个人已经是“老相识”了，见面后，只是几句礼节性的寒暄，包玉刚便把话题直接切入主题。
听了包玉刚的论述，桑达士在心里盘算了一番：第一年的租金要 75万美元，但是人工、燃料、损耗等费用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扣除这些，剩下的并不多，包玉刚要买这条船，起码得十年八年才归本，如果我借钱给他，那么，银行就得承担长期的风险。
包玉刚见桑达士低头沉吟不作声，面上却露出踌躇之色，便问道：“这个条件还不够？ ”
桑达士为难地说：“包先生，对于船运业，我们银行一向比较谨慎，银行贷款的规矩，包先生你也是清楚的。 ”
看来还是这个理由嘛！包玉刚心里有了底。其实，以包玉刚的聪明，又怎么会打无准备之仗呢？他接过桑达士的话说：“你需要我找一位可靠的担保人，对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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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达士点点头。包玉刚说：“如果有一家日本银行，愿意为我开一张 LC（Letter of Credit银行信用状），汇丰是否就肯借钱给我？ ”　　 银行能开信用状，就证明租约保障没有问题。包玉刚如果能拿出一张　LC不就和找到一个可靠的担保人一样吗？对于这点，桑达士心里明白得很，他也很清楚，包玉刚是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与其让他喋喋不休地“纠缠”下去，不如就先答应他，不过，他可不相信包玉刚能拿到日本银行的 LC。日本人的精明，桑达士可是领教过的。
于是，桑达士十分爽快地说：“包先生，只要你拿来信用状，我可以马上给你贴现。 ”《博亚洲华锐人企业管家传奇理》第五在章　海线上帝国扩张之路。
包玉刚眼前一亮：“此话当真？ ”
“君无戏言！”桑达士得意洋洋地使用了一个他新学的中国成语。
一个君子协定就这样诞生了！令桑达士没想到的是，他的这句信口开河的“君无戏言”，竟把两人的事业送上顶峰。
包玉刚告别桑达士后，马上订了一张飞往日本的机票，当天就飞到了日本。不过，他的日本之行却不如与桑达士的会谈那般“容易”。刚下飞机，包玉刚径直去拜访了那家日本客户。
对方一张口就是一连串“叽里呱啦”的日语，包玉刚听的是一头雾水，十分后悔匆忙之中没有带一位翻译。不过，语言沟通上的困难是难不倒包玉刚的。想当年，包王刚小学毕业便只身前往汉口，在那里他不是很快就攻破了语言关吗？后来举家前往香港，他也仿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粤语不比外国话好懂，可他仍然很快就跨越了这道障碍。如今，面前的这个日本人，关乎环球公司的前途，包玉刚岂有退缩放弃之理？
因为之前和日本有过几笔生意往来，包玉刚专门请了一位日语教师，每周都上几个小时的课，从不间断，现在，他也可以粗略地听懂一些日语，只是对方的语速有点快，他还不是特别适应。于是，包玉刚使出了浑身解数，英语、日语交错使用，终于让对方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包玉刚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可是，向来以狡猾精明闻名的日本商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答应包玉刚的请求呢？于是，对方只是表示明白，但并没有点头应允。　　 包玉刚是何等聪明，岂有不明白之理？对方无非想要自己再给予一些优惠条件。他索性豁出去了，当下保证，如果自己的船在海上出了事，他会把保险金赔偿全部都给对方，自己一分不留。任谁都知道大海变幻莫测、风浪无情，充满凶险，因此，海运保险保费十分昂贵，万一出了意外，投保人将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赔偿金。对包玉刚来说，如果放弃这笔保险赔偿金，就意味着血本无归、倾家荡产。不过，既然他能许这个诺，也说明他的确是有诚意的，于是精明的日本客户考虑再三，终于答应带包玉刚去找他们的银行经理。三方进一步商议之后，最后，包玉刚终于如愿以偿，拿到那张帮助他踏上船王之路的银行信用状。
当包玉刚拿着那张银行信用状再次走进桑达士的办公室时，这位金发碧眼的英国绅士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一个毫无背景、航运经验不算丰富的中国人，居然能在短短的几天里，拿到一张货真价实的由日本户银行开出来的信用状，这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现在却真的变成了现实，惊讶之余，桑达士再次被这位中国商人的非凡能力所深深折服。
做银行的最讲“信”字，鉴于曾经立下过的“君子协定”，桑达士并没有食言，立即给包玉刚贷了款。不仅如此，他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这次“空对空”的胜利，也为包玉刚未来的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　　 而桑达士也因支持包玉刚搞船运，开创了银行涉足航运业的先河，并为汇丰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利润，被提升为汇丰银行的总经理。两年后，桑达土更是与包玉刚携手合作，通过汇丰银行，投资环球船运，共同成立了“巴哈马世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汇丰银行股份占 1/3。
从此以后，包玉刚、桑达士、汇丰三者之间便建立了无法割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汇丰既然已参股到包玉刚的环球船运，势必不会让它垮台，而包玉刚凭借汇丰的雄厚财势，在航运界大展拳脚。他通过银行贷款，在二手货轮市场上大量购买船只，短短几年内，就拥有了 40多艘巨型远洋货轮。从此，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资金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包玉刚初涉航运界的时候，由于资金的关系，购置的都是一些旧货船，船龄也较长。就在包玉刚为旧船经常需要修理，给资金和经营管理造成不小的浪费和困难而烦恼不已的时候，恰逢日本政府着手复兴本国的造船业，国外企业向日本船厂订购船只，可享受低息货款。有此机遇，包玉刚当然不会错过，于是，他便以较少的资金，淘汰旧船，更换新船。 1962年 11月，包玉刚订购的 16000吨的“东方樱花号”在日本船坞下水，标志着船队更旧换新的开始。　　 在此之后，汇丰银行又和包玉刚合作，成立了“环球船运投资有限公司”，而包玉刚在汇丰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包玉刚更是荣任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成为了汇丰银行历史上首位华人董事，同时也是亚洲的第一人。　　 从 1962年的第一艘新船下海开始，包玉刚船队里的新船 90%以上都是由日本造船厂造的。 1970年，航运业兴旺的时候，各国的船东都争相在日本造船。 1971年，航运业市况不振时，船东们都不再惠顾日本船厂了，但包玉刚却在这时一连订了六艘巨型远洋货轮，总吨位超过 150万吨。包玉刚也因此被日本的造船厂认作“最值得尊敬和最信任的主顾”，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再慢慢付款”！　　 另外，包玉刚订造的新船 85%都是租给日本的航运公司，而日本的航运公司也认为租用环球公司的船只租金最低廉，信誉最可靠，因此，他们更乐于租用包玉刚的船只，而不是自己买新船，这似乎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　　　1972年，包玉刚在百慕大组建了“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中有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及环球航运集团，包玉刚出任董事会主席。他从此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称誉。　　 在此后的岁月里，包玉刚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海上“帝国”，到 1980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已发展到 200多艘超级巨轮，总载重吨位达 2100万吨，而在世界上其他几位大船王中，卢维克和奥纳西斯的船队各自的总吨位也仅仅在 500多万吨。由于包玉刚的贡献，使香港同期拥有的船只总吨位跃升为 4500万吨，比英国全国所拥有的吨位还要多，并且超过希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航运中心。包玉刚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超级船王”，被人们敬称为“海龙王”。就连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也对包玉刚敬佩三分，他曾经十分诚恳地对包玉刚说：“尽管我搞船队比你早，但和你比起来，我只是一粒小小的花生米。 ”
审时度势，船王转型 
在蓝色的海洋上，包玉刚凭借着银行家的睿智与敏锐以及高超的商业手腕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可是到了 20世纪 70年代，他却逐渐把重心转移到陆地上来，是什么促使这位“世界船王”做出如此重大的“转型”呢？　　　20世纪 70年代，一场因中东战争而引发的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导致了航运市场的空前繁荣，在很多人眼里，作为全球航运业“龙头老大”的包玉刚势必是最大的获利者，但是包玉刚却像海燕似地嗅到大萧条风暴的气息，在他看来，航运市场的情况必定会越来越糟。而另一方面，他的强大后盾也发生了异动。 1977年，沈弼取代桑达士成为汇丰银行总经理，上任伊始，即对包玉刚的贷款采取收缩政策。　　 其实，当时很多从事航运业的船主都意识到了这点，但是，他们却天真地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抱着一种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心态。可是如果船到桥头直不了，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船翻人亡”的悲惨下场。而包玉刚有着十分接近市场的感知力，他以银行家的敏锐与睿智，实业家的大胆与魄力，在航运低潮来临之前，大刀阔斧的对集团战略作出重大调整。　　 最初，包玉刚是把资金多元化运用，逐步将赚得的部分资金投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酒店及交通运输业上，这使得他在接下来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国际经济大风暴中，不但逃过劫难，而且财富大为增加。紧接着，包玉刚又做出了一个令世界为之震惊的决策——减少船只，准备登陆！　　 事实证明，包玉刚的做法是十分具有前瞻性的，当世界航运业的大萧条像飓风海啸般袭来时，包玉刚已把他的船队稳稳地开进了“避风港”！其实“危机意识”只是促使船王登陆的其中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且鲜为人知的原因，那就是他与中国领导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次“秘密会晤”。　　 这次会晤发生在邓小平复出政坛不久，而刚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内地也开始迎来一个崭新的春天。一位是名震世界的“海上霸主”、“世界船王”，一位是南征北战、睿智英明，为共和国的缔造和改革开放的推行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世纪伟人”。两人虽是初次见面，但对彼此的声望却是早有所闻，交谈之下甚为投契，他们的话题很宽泛，从内地的经济到世界的政局，从航运经营到香港的命运与前途。邓小平向包玉刚描述了他的改革构想，而包玉刚则向邓小平谈到了自己所知的各国政要的看法，两人谈话足足进行了几个小时。
银行家出身的包玉刚，特别擅长从别人的谈话中，推测其内在的深意。在外人看来，包玉刚常常是行踪不定的，也许今天人们听说包玉刚出现在某国国王的皇宫里，明天就会有消息说，包玉刚受邀到某国总统的官邸做客。看起来他似乎是经常周游列国，而实际上他是在搜集信息，把握住世界的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脉博，以使自己能更准确地获取各种有用的信息，从而及时地为自己的“决策”制定正确的方向和路线。在包玉刚看来，要想当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大亨，就不能远离政治，必须了解时局，要在缤纷缭乱的表象中，抓住实质性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包玉刚能与众多各国政要保持亲密关系的原因。这一次北京之行当然也不例外！
邓小平虽然没有给包玉刚一个明确收回香港的计划，但包玉刚从邓小平的言谈中判断出：中共会极力维护香港的稳定与繁荣，而这正是香港商人最为关注和梦寐以求的。包玉刚最终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海上王国搬到陆上去。包玉刚的“登陆行动”与其说是他准确地预见到世界航运的衰退，倒不如说是他对香港未来的发展前景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船王登陆，鏖战九龙仓
20世纪 80年代，包玉刚已经逐步将麾下船队从过去的 200艘削减为 96艘。人们不由得纷纷猜测，船队大大“缩水”的船王，接下来又将何去何从？过去在海上纵横驰骋、翻云覆雨的“蛟龙”，能否在陆地上也独霸一方呢？
接下来，包玉刚向整个香港，乃至全世界证明了自己不但是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更是智勇双全的“陆地王者”。他登陆的首役，便是和实力雄厚的英资怡和洋行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九龙仓闪电战”。　　 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货运码头，拥有资产 18亿港元，它当时的主人，是香港最大的英资企业集团，与和记黄埔、太古、会德丰并称为“香港四大洋行”的怡和洋行，而怡和的总经理同时又兼任九龙仓主席，可见九龙仓在怡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九龙仓集团还控制着一笔巨大而广泛的陆地资产，包括九龙、尖沙咀、新界和香港岛上的一些深水码头、露天货场、货运仓库、集装箱转运站、酒店、大厦、有轨电车及天星小轮。可以说，谁掌握了九龙仓，谁就掌握了香港的大部分货物的装运业务，九龙仓也自然成为了各大财团的必争之地。　　　20世纪 70年代后期，怡和集团动用大量资本，在香港兴建楼宇用于出租，导致资金流通缓慢，而且利润相当低，于是，怡和的决策层想出了出售大量债券的办法，不料问题没有解决，却反而使自身负债累累，信誉大跌，股票市值大幅下滑。导致的结果是怡和集团虽然控制着九龙仓，但实际占有的股权还不到 20％，也就是说倘若有谁占据 20％的股份，就可以与怡和公开竞购九龙仓。　　 在香港，一直流传着“未有香港，先有怡和”、“怡和的面子，太古的银纸”之说，这些英资洋行高傲狂妄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也使怡和察觉不到自己岌岌可危的处境，让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向来看不起的华资集团也会来“觊觎”九龙仓这块禁地。　　 最先盯上九龙仓这块“肥肉”的，是有着“香港地王”称号的李嘉诚。为了避免惊动怡和，与其发生正面冲突，李嘉诚早已不显山不露水地采取分散户头暗购的方式，悄悄地买下了 2000万股九龙仓股票。精于地产股票的李嘉诚算了一笔细账：现在，九龙仓股票的票价每股在 13～ 14港元之间。而发行的股票总数还不到 1亿股，也就是说它的股票总市值还不到 14亿港元。但九龙仓处于九龙最繁华的黄金地段，按当时同一地区官地拍卖落槌价以每平方英尺 6000～ 7000港元计算，九龙仓股票的实际价值应为每股 50港元。九龙仓旧址地盘若加以合理发展，价值更是不菲。即使九龙仓的股值上涨五倍，也比不上地皮的实价，因此，九龙仓的股票市值大大低于其实际价值。而此时李嘉诚已掌握了九龙仓 18％的股票，近乎与怡和手中的股票数额旗鼓相当了。　　 但李嘉诚的最终目标，实为和记黄埔。在李嘉诚看来，最想得到九龙仓的，应该是“船王”包玉刚。如果把 2000万股以每股 30港元的价格转让给包玉刚，不仅自己能够获得 5000多万港元的利润，还能通过包玉刚的关系在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 9000万股的股票。这样，他既可稳稳入主和记黄埔，又可避免华资之间的“窝里斗”，这绝对是一个交了朋友、打了英资、获得大利的一箭三雕的绝招。　　　1978年夏日的一天，在中环文华酒店一间幽密的客厅里，李嘉诚悄然约见“船王”包玉刚，提出了上述构想。　　 包玉刚投身航运 20多年，纵横四海，却一直苦于没有自己的码头，长期以来，他庞大的船队总是使用别人的码头和仓库，颇有寄人篱下之感，大量的利润也白白流失了。因此，他对拥有自己码头的重要性的感受比谁都深切。他也确实早就盯上了九龙仓，而且也买下了不少股票，但尚未达到与怡和竞购的份额，现在有此“空档”，岂能无所作为，让到了眼前的良机白白溜走？　　 当然，包玉刚也非等闲之辈，在赴约之前他就已经揣摩到李嘉诚的想法。对于眼前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岁，风头正旺，而且实力和成就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地产大王”，包玉刚一直颇为欣赏，他对李嘉诚的这个一箭三雕的妙招、绝招连声称赞。两人一拍即合，当场成交，同时约定不向新闻界透露任何风声。
就这样，在李嘉诚的帮助下，包玉刚宣布他以及其家族已买入了 15％～ 20％的九龙仓股份，九龙仓集团也不得不正式对外宣布，包玉刚加入九龙仓董事局。　　 不久，九龙仓收购风云再起，该股牌下出现一个“神秘买家”——置地公司。置地公司是怡和财团属下的另一个主力，是香港的地产大鳄，与九龙仓并称为“怡和双翼”。置地公司此时对外公布，自己购入怡和证券所控有的九龙仓股份，且目前持有九龙仓股份已上升至 20％。这个份额与包玉刚十分接近。可是包玉刚又岂是平庸之辈，在置地公司增购九龙仓股份期间，他同样也在市场上暗中收购九龙仓股份。到了 1980年春，包玉刚属下的隆丰国际有限公司突然对外界宣布，自己已经控制了将近 30％的“九龙仓”股票。这相比置地公司手中的 20％，占有绝对优势！　　 一直被搞得团团乱转的九龙仓董事会主席纽璧坚，被这场静悄悄的变革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个自大的英国佬，当然无法接受被华人“骑在头上”的事实，经过一番密谋，纽璧坚和他的智囊团制定了一套“周全”的反攻策略。　　　1980年 6月，包玉刚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环球旅行。他要先赴法国巴黎，作为国际油轮协会的主席，参加该协会在那里举行的会议。接着，他要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参加一个银行界的重要会议。再从那里到伦敦，时间恰好是中国的端午节，那里的华人将举行一个规模盛大的“龙舟会”，他要去捧场，并且他还约好了英国石油公司董事长彼特•沃尔特，准备打一场高尔夫球赛。最后的安排则是飞越大西洋，到中美洲会见墨西哥总统保迪罗。　　 纽璧坚就是要趁包玉刚环球旅行的机会，发动雷霆一击，收复“失地”，让包玉刚也尝尝晕头转向的滋味！他们暗地里悄悄打听到了包玉刚此次环球之旅的行程。当包玉刚乘飞机离开香港的时候，他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酝酿已久的“九龙仓股票反购战”。
纽璧坚的第一步棋是股票的占有份额，他把怡和财团增购的份额确定在 49％。这样，一来可以回避 50％全面收购的临界点，让自己立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不败之地；二来又可以令包玉刚陷入进退两难之地——如果不跟进，就得认输；如果要跟进，持股量必须超过 49％，而突破了 50％的临界点，便属于全面收购，这样就需要牵动近百亿资金，任谁也吃不消。这看起来似乎倒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妙招”！　　 纽璧坚把他的第二步棋锁定在价格上，当时，包玉刚已经把九龙仓股价抬高至每股 55元，怡和财团要想实现成功收购，就必须高于这个价格。在纽璧坚的安排下，怡和拟定了一份广告认刊书，内容是怡和愿以 12.2港元的置地股票，外加一张面值 75.6港元的抵押债券，合计共 100港元的代价，换购九龙仓股票，并把这份广告认刊书复制数份送至香港各大权威媒体，要求其在主要版面上同时公布于众。这样怡和一下子把九龙仓股票的价格提高了近一倍，其升幅之大，为股市历史所罕见。看来怡和已经不惜血本，誓与包玉刚决一死战。而包玉刚如果要应战，也必须要押上全部的身家性命，可是包玉刚能拿得出这么多的钱吗？　　 最后一步棋，也是最厉害的，那就是时间。怡和抓住包玉刚离港的时机，搞突然袭击，想攻其不备，使其鞭长莫及，又在周五向媒体及时发出反购消息，并授意媒体在周六一早对外公布，紧接着把收购计划告知九龙仓董事局成员，这其中就包括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其目的在于“特意”委托吴光正转告远在欧洲的包玉刚。而此时交易所已经收市，谁也无能为力了。接下来是周六、周日的休市日，即使包玉刚没有离开香港，想必也不可能在这两天里筹集到巨额资金来收购股票。　　 怡和财团不愧为盘踞香港一百多年的身经百战的商场老手，这次反击如此突然、如此迅速、如此周密，简直是雷霆一击。然而，他们却忽视了自己的对手是大名鼎鼎的包玉刚，他们太低估这位“船王”的智慧和能量了！　　 接到女婿打来的越洋电话，包玉刚沉吟了片刻，和女婿一起冷静地分析了双方的利弊，他们一致认为怡和的举动无非是想逼使他们动用过百亿美元的资金全面收购九龙仓股权，目前他们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唯一有利的是，现在对方只有 20％的股权，而自己手中则有 30％，如果自己把收购目标也定在 49％，那么就只需再收购 19％。但还有一个前提是他们必须开出比怡和更优厚的收购条件，而且现金收购是唯一的办法。可是，他们当时仅大约有 5亿元的现金，如要实施这个计划，必须在星期一之前筹到至少 15亿的现金。　　 包玉刚吩咐女婿在香港作好一切准备，接着，他与正在伦敦的汇丰银行总经理沈弼和副董事长博伊电话约定，翌日上午共进工作早餐，然后一一致电此次欧洲之行要会面的政界和商界朋友，对自己不能赴约表示道歉。
一切安排妥当，包玉刚立即起程，前往伦敦会晤“财神爷”——汇丰银行总经理沈弼，向其提出 15亿现金的借款。多年来，包玉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银行信誉，因此，沈弼当场拍板， “OK，没有问题”！一向办事谨慎的包玉刚，随后又联系了其他几家金融机构，他们也都给包玉刚送上了“定心丸”。　　 资金已落实，包玉刚立即通知吴光正，马上联系律师和财务顾问，商量收购方案。再替他订购两张苏黎世飞往香港的连位头等仓机票。他自己则向英航订了一张飞往瑞士苏黎世的机票。　　 包玉刚知道，如果从伦敦直飞香港，肯定逃不过怡和的耳目，会引起他们的警惕。所以，他得假装着按计划行事，等到了苏黎世，再悄悄地转乘吴光正预定的班机。当这位 62岁的老人登上返港的飞机时，已经整整 20个小时没有合眼了。也许，这就是所谓“兵不厌诈”、“兵贵神速”，还真的应了那句老话——商场如战场！　　 星期日上午，包玉刚回到香港，悄悄地住进平时很少去的希尔顿酒店，并在那里秘密约见自己的财务经理。财务经理认为，怡和提出的所谓 100港元收购一股，是用股票和债券作交换，不能马上见到实惠。而他们出现金，即使报价 90港元，也有成功的把握。
但是包玉刚要的是百分百的成功，要的是速战速决，让怡和完全没有反收购的机会！
“如果我们出价每股 105元，那么对手绝对无法还击！”财务经理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包玉刚认为，该出手时就要出手，虽然这样做要多付出三亿港元。但这是根据对手的底牌确定的，可以稳操胜券。于是他毫不犹豫，一锤定音： “105元一股，就这样定了！ ”　　 当天晚上，包玉刚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以个人和家族的名义，开出 105港元一股的高价，现金收购九龙仓股票 2000万股，把所持股份提高至 49％！收购期限只在周一、周二两天，但不买入怡和及置地手上的九龙仓股份。同时，他也在各大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宣布这场气势恢宏的反收购行动的开始。《博亚洲华人锐企业家传管奇》第五理章　船王在登陆，鏖线战九龙仓。
怡和财团没能让包玉刚晕头转向，反而大大伤了自己的元气，最终，他们也不得不接受现实，拱手让出九龙仓。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购战，也是一场典型的“闪电战”。从正式开始至收购结束，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包玉刚就拿到了 49％的九龙仓股权，一跃成为九龙仓的第一位华人主席。这一战真可谓是势若破竹，干净利索，把怡和洋行与置地公司打得绝无还手之力，更显示了包玉刚令人震撼的战斗力和非凡的魄力。这次战役轰动了整个香江，狠狠地打击了英资财团的嚣张气焰，大涨了华人志气，包玉刚在谈笑之间，调集了 21亿港元的事情，也成为香港商战史上的一个传奇。　　 对于包玉刚来说，九龙仓一役是他整个登陆行动的第一场大战，是非赢不可的。如果收购失败，不但资产损失惨重，也会极大地打击自己的登陆计划。如果胜利了，则为他的整个登陆行动抢占了第一个桥头堡，为他的海上资产向陆地转移打下坚实的基础，也是他能否逃过航运业大萧条的关键。经过这一战，包玉刚名声大震，其策划之缜密、出价之豪气，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而其果断坚毅、志在必胜的王者气派，更是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树立了强大的威信。几年后，在他收购会德丰的一役中，仍可以看到这种威信的震憾力量。　　　1985年 2月，包玉刚以５亿新加坡币夺得英资集团会德丰的控股权，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夺得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 1986年初春，包玉刚耗资 2亿港元，收购了港龙航空公司 30％股权，出任港龙航空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同年 8月，包玉刚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惊人速度，集巨资大举购入香港另一个发钞银行——渣打银行 14.5％的股份，成为该行最大的个人股东，迫使莱斯银行收购渣打的计划宣告破灭。包玉刚的“登陆”创造了又一个奇迹。至此，包玉刚的“王国”版图从海洋扩充到了陆地和天空，投资遍布世界各地，业务涉及地产、运输、酒店、通讯、百货、电脑科技和传媒等领域。他的财富也多得令人咋舌，他自己开玩笑说：“我不愿意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财产，因为害怕由于不知所措而引起心脏停止跳动。 ”
乘风破浪，传奇人生画句点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这句诗，是包玉刚最喜欢的，这也是包玉刚年轻时的志向，同时也是他年长时的成就。正是包玉刚身上所具备的这种“乘长风破万里浪”的精神，帮助他创立了毕生辉煌的事业。　　 包玉刚的身上，始终散发着自信所带来的人格魅力。由于自信，他才敢于力排众议，毅然决定涉足航运业；由于自信，他才敢于在囊中羞涩的情况下，靠融来的巨资购买旧船，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也正是由于自信，他才敢于一反航运业的惯常套路，以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夺得世界船王的宝座。　　 有人说，“无商不奸”，但包玉刚在这个大染缸里纵横驰骋，却没有受到一点污染。在他身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现代经营方法获得了完满的结合。他的信誉、顾客的支持是他的事业蓬勃发展的一大法宝。　　　1991年 9月 23日， 73岁的包玉刚在家中突然离世，震惊了世界政商两界。包玉刚的遗体，被安葬在美国檀香山北部，距市区约五六十公里的一个名叫“神殿之谷”的地方。墓园几乎占了整整一座山丘，园内满眼翠绿，风景旖旎。在墓园内的一座实木搭建的方亭里，安放着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包玉刚，生于 1918年 10月 13日，卒于 1991年 9月 23日——没有生前那一长串令人眩目的头衔和那顶名闻四海的桂冠。
包玉刚就静静地躺在这里，面对着他的人生大舞台——无边的大海。在黑色的墓台上，镌刻着这位世界航运奇迹的创造者的治家格言——“持恒健身，勤俭建业”。
第六章　“澳门赌王”何鸿燊——九死一生，打造赌业“巨无霸”
“澳门赌王”何鸿燊——九死一生，打造赌业“巨无霸”
他出身于香港的名门望族，但他的成就和名望却并非靠祖荫而来。少年时父亲破产，家道中落，他饱尝世态炎凉、人间冷暖；青年时他躲避战火逃到澳门，凭借身上仅有的 10元港币，赤手空拳、九死一生，赢得百万身家；盛年时，他进军地 产，跻身千万富豪之列；进军博彩业，更是成就了他一代“赌王”的盛名。
拥有财富的同时，他还热衷公益、慈善。有着多种族血统的他，却自认是个纯正的中国人，为了迎回圆明园国宝，他不惜斥资6910万港币，直言：“虽然有点贵，但还是值得的。”拳拳爱国之心，令人动容。
他掌控着澳门的经济命脉，一手将澳门打造成世界最大博彩城市，拉动了澳 门经济的发展。30%的澳门人或是直接受雇于他的澳娱集团，或者间接受益于他的公司。他就是被澳门人亲切地称为“无冕澳督”、“米饭版主”的何鸿?
家世显赫的贵公子
对于“澳门赌王”何鸿.来说，他的人生也许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充满了传奇色彩。
1921年 11月 25日，香港麦当奴道的一座豪华花园洋楼里，一个男婴降生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这个漂亮男婴的降生自然也带给了这个豪门大族无限的欢喜。用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这是一个衔着金汤匙出生的婴儿”。而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个婴儿的胎盘竟是白色的！　　 中国古老的传说称，只有帝王的胎盘才是白色的。“莫非我们何家要出一个皇帝？”一家人不由得议论纷纷。经医生指点，家人赶忙把胎盘浸泡在药水中，当传家宝一样地珍藏起来。而这个男婴，就如同衔玉而生的贾宝玉一样，成为这个豪门家族珍宝中的“珍宝”。40年后，这个男婴没有成为一代帝王，倒成了声名显赫、掌控一方经济命脉的富豪巨贾！　　 当然，这段故事只是给“赌王”的传奇人生增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真实与否自然无法知晓，毕竟见过“赌王”胎盘的人，屈指可数，无从考究。但是，单就何鸿.的人生经历来说，的确是一部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传奇。　　 何鸿燊的曾祖父是一位有着荷兰血统的英籍犹太人，名叫何仕文。19世纪中叶，他在香港洋行做职员，娶了一位广东宝安籍的女子施氏为妻。他们的三个儿子何东（何启东），何福 (何启福 )，何甘棠 (何启棠 )，后来也都成为了香港商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在当时的社会，像何家兄弟这样的亚欧混血儿是注定被人看不起的。在外国人眼里，他们的血统里参杂了“低贱”的华人血统，而在华人那里，更是被骂做“杂种仔”、“鬼仔”、“鬼佬”。　　 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这些精通中、英文的混血儿，却成为了连接中英贸易的“桥梁”，何家兄弟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他们最开始是担任英国洋行的买办，随后便自己经商，发家致富。　　 何家兄弟中要数何东的名气最大，在 20世纪中叶之前，何东的大名，在粤港澳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香港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担任买办长达 20年，同时从事地产经营，是香港数一数二的大地产商，他还经营东南亚的食糖贸易，香港的航运公司、纺织工业、酒店业，以及出任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三十岁便已跻身香港的百万富豪之列，四十岁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实业家之一，何东在商界享有至高无上的声望，曾是公认的香港首富，也是当时第一位在只允许外国人居住的半山区落户的华人。　　 何鸿.的祖父何福也是当时香港的顶级人物，他做过怡和洋行、沙宣洋行的买办，香港定例局 (立法局 )议员，在商场上可谓是长袖善舞、富甲一方，被誉为当时的华商五巨头之一。　　 何鸿.的父亲何世光也非同一般，既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又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及东华三院主席，还担任了华商会所主席等职，在政商两界都享有盛誉。　　 何鸿.出生的时候，正是何世光事业的巅峰时期，且不说海景别墅、花园洋房是遍布港九，出行之时轿夫侍从前呼后拥，单是在麦当奴的三层花园洋房，厨师、园丁、车夫、轿夫、护士、侍卫、奶妈、丫鬟等就有 20多人。　　 在何世光的 13个子女中，最受宠的就要属老九何鸿.了。何鸿.相貌俊秀、聪明伶俐，再加上出生时所带来的“帝王之气”，父亲对他疼爱有加，还专门为他在香港赤柱海边兴建了一幢度假别墅并以他的英文名字命名为 Stanly Lodge，希望有着“帝王之相”的何鸿.长大后能尽享富贵荣华。
童年时的何鸿?（中）与父亲何世光（右）、三哥何鸿展（左）的合影　　 古语有云： “君子之泽，三世而竭。 ”通俗地说，就是“富不过三代”。然而在当时，谁也不会把这样的结局联系到日进斗金的何氏家族身上。在外人眼里，何氏家族坐拥金山银山，似乎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是，“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几乎是在顷刻之间，赫赫扬扬的何氏家族轰然倾覆了，豪厦倾塌，豪门公子变成落魄少年 。1934年的一天， 13岁的何鸿.躺在金银窝里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昨天还拥有的一切已经荡然无存了！　　 由于父亲和叔伯们遭人“设计”陷害，盲目投资股票，惨遭破产，血本无归。昔日的富贵荣华，一夜间变成债台高筑，那些过去像哈巴狗一样围在身边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凶神恶煞的讨债者。花园洋房抵押了，度假别墅易主了，古董家私拍卖了，仆役遣散了，家里的所有资产变卖掉还不够抵债，何家兄弟自杀的自杀，发疯的发疯，逃跑的逃跑，何氏家族的豪厦在顷刻之间崩塌，一时间在港澳引起巨大轰动。 麦当奴的祖屋卖掉了，全家人被“赶”到了门外。年幼的何鸿.还天真地问母亲：“妈咪，我们要去哪？是搬到 Stanly Lodge住吗？”母亲把何鸿.搂在怀里哭道：“不会再有 Stanly Lodge了，全都卖了，祖屋、度假别墅，全都没有了！ ”　　 父亲带着何鸿.的两个成年的哥哥逃离香港，音信全无，只剩下母亲带着何鸿.等几个年幼的儿女留在香港艰难度日，家中仅有的一点钱也被父亲带走了。何鸿.母子一贫如洗，甚至连栖身之所都没有。一个昔日养尊处优、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家太太，如今却要带着几个小孩，在上无片瓦，身无分文的状态下讨生活，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而那些昔日里麦当奴的花园洋房和赤柱度假别墅的座上之宾，如今都像避瘟神一样躲着他们。亲戚们也都冷眼相待、百般嘲讽、羞辱。后来，父亲的一位朋友实在不忍心看着何家母子流落街头，才给他们租了一间简陋的小房子。何家母子就挤在这间低矮狭小，还不及以前的卧室一半大的房子里，想想以往的锦衣玉食、仆佣随侍，再看看现在的三餐不继，忧穿忧用，年少的何鸿.无法接受这残酷冰冷的现实，但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　　 晚上躺在硬板床上，望着母亲忧郁的神色、简陋的家具、粗糙的饭菜，何鸿.脑海里就浮现出富丽堂皇的洋房，舒适柔软的大床，餐桌上的珍馐佳肴，成群的丫鬟仆役，进进出出的阔佬贵妇。他那时还天真地想，如果父亲和哥哥回来，就会把富贵荣华带回来。　　 最让何鸿.不堪忍受的是原来那些亲戚见何家财大势大，看到何家人总是恭恭敬敬，颔首低眉。现在他们对何鸿.一家要么避而远之，要么趾高气昂地摆架子。
有一次，何鸿.牙齿被蛀烂了一个洞，痛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想起了一个当牙医的远房表亲，就想去找他帮忙补牙。
当何鸿.来到牙科诊所时，那位亲戚正翘着二郎腿坐在旋转椅上喝茶，看见何鸿.来了，却爱理不理，懒洋洋地问道：“来这里做什么？ ”
“我的牙坏了，想补牙。 ”
“哦，想补牙，那你身上有钱吗？ ”
“没，没有。”何鸿.低声说道。《博亚洲华锐人企业管家传奇理》第六在章　家线世显赫的贵公子。
牙医亲戚轻蔑地笑了笑，不谙世事的何鸿.则茫然地看着亲戚。当初家里显赫的时候，这位表亲常去何家走动，每次都会给自己带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东西，还主动给自己检查牙齿，却从来没提过钱的事情啊！正当何鸿.疑惑不解时，牙医亲戚阴阳怪气地说道：“没钱呀？那还补什么牙？干脆全部拔掉算了。 ”
何鸿.顿时目瞪口呆，看着亲戚冷漠无情的样子，泪水夺眶而出，扭头就冲出了诊所。回到家里，何鸿.委屈得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向母亲哭诉自己的遭遇。母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抱着何鸿.流泪。　　 这件事给了何鸿.很大的刺激，使他从富家弟子的旧梦中彻底清醒过来。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也许苦难和挫折是砥砺一个人意志的最好方式，家道的没落，豪厦的倾塌，让年仅 13岁的何鸿.从此不得不去感受人情冷暖，尝尽世态炎凉。看着母亲终日以泪洗面，日渐憔悴，昔日娇嫩的双手因为那些粗重的活计而变得粗糙干裂，年轻美丽的脸上也过早地浮现出皱纹，何鸿.痛下决心，一定要争一口气，做出一番成就给那些瞧不起他们的人看！
苦难中焕发斗志
在父亲破产之前，何鸿.在全香港最好的学校——皇仁书院读书。那时候，家世显赫的他是全校出名的公子哥，一天到晚和一班富家子弟趾高气昂地四处招摇，每天挥金如土、吊儿郎当，对着一群“追随者”颐指气使，全然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心思根本不在学业上，学习成绩自然不必说了，因此被分在成绩最差的Ｄ班。
过去家中富有殷实，就算成绩再差，也可以继续读下去。可是现在，家里朝不保夕，仅靠母亲打零工赚取微薄的生活费，哪里还有余钱用来缴纳高昂的学费？　　 一天晚上，母亲把何鸿.叫到面前，对他说：“阿九，这个学年又快结束了，如果你能拿到奖学金，明年还可以继续读下去，如果拿不到，妈咪也没本事再供你读书了，你就干脆退学，出来找个工作赚点钱，还能贴补家用。 ”　　 那时候的何鸿.只有 13岁，即使打工，也只能是做童工，工资还不及普通工人的一半。家道没落后的遭遇，使得何鸿.在一夕间长大，他发誓一定要努力读书，因为穷人只有靠读书才能够出头。　　 从此，曾经的那个贪玩捣乱、无所事事的何家九少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静、刻苦、勤奋的贫寒少年何鸿.。到了学期末，何鸿.的成绩高居Ｄ班第一，而且他的成绩，即使是在全是资优生的Ａ班也能排到中上位置。何鸿.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奖学金，开创了皇仁书院Ｄ班学生获奖学金的先例。　　 从那以后，何鸿.的成绩门门都能达到优秀，每年他都会获得最高额度的奖学金。中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入香港大学，还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全额奖学金。　　 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当年何家在一夕之间倾家荡产，家道败落，变得一贫如洗，可能就没有今天苦苦奋斗出来的何鸿.了。　　 人穷未必志短，逆境可能比顺境更出人才。家境衰落、亲戚的白眼与奚落并没使何鸿.抬不起头来，反而更加激起了他的雄心壮志。在大学求学的日子，何鸿.周围的同学几乎都是富家或官宦子女，生活奢侈，衣着华贵。而本是豪门望族出身的何鸿.却没有自怨自艾，悲叹命运的捉弄，或者羡慕讨好那些豪门大家的同学，也没有去炫耀家族曾经的辉煌，在他看来，伯公何东、祖父何福，都是靠读书，才有了发家致富的机会。于是，他一心一意读书，在他看来，只有最优异的成绩才是对那些白眼与奚落最有力的“回敬”。　　 就这样，当别人成双成对地去谈恋爱、看电影、逛街购物、喝咖啡、听音乐会，或到新界离岛旅游时，何鸿.却是以书为友，发愤苦读。周末和假日是那些富人家的孩子花钱、消遣的日子，这反倒给了何鸿.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在空荡荡的图书馆里，何鸿.如饥似渴的读书、做笔记。实在闷得发慌，他就找学校的神父聊天，听他讲《圣经》。辛勤的苦读，自然换来累累硕果，到了大学二年级，他的成绩在全学院排名第一。
成绩公布的那一天，何鸿.兴奋地彻夜未眠，仿佛出了一口怨气，感到无比的轻松与舒坦。可是，在香港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人们爱“财”甚于爱“才”，优异的成绩也依然没有换来那些“势利”亲戚的好脸色，他们轻蔑的表情、不屑一顾的样子，仿佛自己这成绩来得不正当、不光明似的。何鸿.的心再次被深深地刺痛了。　　 那个时候的何鸿燊，风华正茂，身材颀长，白皙光洁的面孔上长着一副挺直的鹰勾鼻，两条浓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碧眼，棱角分明的嘴角微微上翘，尽管衣着普通，可是却难以掩盖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与英俊的相貌，再加上全学院第一名的高材生的名号，自然成为了女生们关注的焦点和爱慕的对象。　　 当时，有一个长相甜美秀丽的富家小姐和何鸿.互有好感，有一次，女孩邀请何鸿.一起去喝咖啡、听古典音乐。但因为囊中羞涩，何鸿.只得借故推辞。要知道，口袋里那少得可怜的钱是他这个月的全部伙食费，可是这些钱还不够请心仪的女孩到高级咖啡馆喝一杯咖啡的。　　 为泯灭恋爱的“非分之想”，何鸿.更是埋头于书本之中。本以为自己可以就这样顺利的毕业，然后到洋行谋一份稳定的职业，赚钱养家。而战争打碎了他的这个梦想，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奔赴澳门，十元港币打天下
1941年，随着抗战的日益激烈，大量的难民不断涌入香港，而香港又有不少人逃往异国他乡。虽然香港大学在这一年的秋天如期开学，但是学生们却只顾得上关注战局的发展，而无心学业，老师们也同样无心教书，整个校园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就在这一年的 12月 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 8日，香港启德机场遭受日本空军轰炸，港日战争爆发，新界九龙被占，港岛也危在旦夕，港英政府发布命令，所有的大学停课，大学生全部参加义勇军。
何鸿.被分配在防空警报室做接线生。这个警报室就设在何鸿.的叔公何甘棠位于炮台道的花园洋房的地下室。何甘棠见到何鸿.便抱怨道：“这几年，你家遭遇了这么多的磨难，怎么不见你母子来找我？我还叫仆人去请过你妈咪，可是你妈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肯来。”听了叔公的话，何鸿.顿时明白了母亲的用心良苦，如果不用这些生活的艰辛去磨砺他的意志、激发他的斗志，今天的何鸿.可能依旧是个无所事事的浪荡公子。　　 在防空警报室的第七天晚上，何鸿.被何甘棠叫到一场商务宴会上去做翻译。器宇轩昂、说着一口流利英文的何鸿.，在宴会上尽情地展现了他的商业才华，深得在场的日商齐滕的赏识。为此，齐滕力邀何鸿.到他在澳门的公司去工作。
在这个处处战火纷飞的特殊时期，澳门却得以偏安一隅，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国际避难所。这是因为当时在南美的葡属殖民地，居住着几十万日本侨民。如果日本人出兵占领澳门，葡萄牙就会以牙还牙，对日本侨民进行报复，这些侨民将会被杀害或者投入集中营。因此，两国政府经过秘密接触，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葡国保证南美日侨的安全，日本则保证不侵犯澳门。　　 而自从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涌入香港，致使香港的物价飞涨，母亲做工的积蓄已经很难承受日益昂贵的米价，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大学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了，前途渺茫，生死难料，如今，香港怕是也不能呆下去了，不如到澳门去碰碰运气，至少战火不会烧到澳门。何鸿.思索了片刻，答应了齐藤的邀请。
说服了母亲后，何鸿.第二天就踏上了去往澳门的船，挤在满是难民的船舱里，怀揣着仅有的十元港币，看着小船颠簸着驶离维多利亚港，港岛上的建筑渐渐变小，直至消失。何鸿.暗暗发誓：“我可不是去澳门避难的，我是去闯天下的，就靠这十元港币闯天下，不混出个人样来，我就不回香港！”也就在何鸿.离开香港的这一天，港督杨慕琦投降被俘，香港三岛均沦落到日本人的血腥统治下。　　 来到澳门后，何鸿.来到了齐藤所说的“澳门联昌公司”。当时的“联昌公司”是由中、日、葡联合经营的，三方各占三分之一的股权。中方代表是香港商人梁基浩，葡方的代表是澳门经济局的罗保博士，而日方代表，就是那位日商齐藤。凭借齐滕的介绍信，何鸿.顺利地谋得了一份秘书的职务。　　 战时的澳门，商品紧缺、物价飞涨，很多商人和公司大发战争财。联昌公司因为地位特殊，拥有不少特权，主要业务是以货易货，即用机器零件和船只交换粮油食品等澳门紧缺物资，保证 50万澳门居民的生活所需，因此获利颇丰，是澳门最大的官商之一。　　 除了担任秘书一职，何鸿.还兼做粮油棉纱业务。在这里，何鸿.再次发挥了他的商业才华和天赋：他记忆力出众，能将当时澳门两千多个商家和客户的电话号码倒背如流，别人若问起某商社的号码，何鸿.能当即准确无误的说出来；他眼光独到、商业嗅觉敏锐，总能发现最有价值的商机；他处事圆融，特别善于察言观色，无论在什么场合，和任何人接触，他都能够左右逢源，处理各项事务也是得心应手。　　 在工作中，何鸿.意识到，虽然自己精通中英文，但这还远远不够。于是，他便利用业余时间拼命学习日语和葡语。他极富语言天赋，再加上努力刻苦，一个月下来，就比一般人学一年的收获还要大。没多久，他就能够自如地应对日常对话了。　　 由于勤奋肯学，何鸿.的业绩十分突出，深得三方老板的赏识和器重，很快成了这家公司的得力干将。　　 与此同时，何鸿.也幸运地收获了他的爱情，与当时被誉为“澳门上流社会最美丽的公主”、“澳门第一美人”的黎婉华相识、相爱，最终结为连理。　　 何鸿.在联昌公司做了一年的职员，成绩斐然，才干出众，因而被吸收为公司的合伙人。
九死一生，闯出百万身家 
海上贸易是联昌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但是，当时的海上贸易虽然获利巨大，却是危险重重：无法预测的强台风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二百吨的货船掀翻；海上日本军舰横行，动辄就将商船扣押；海盗神出鬼没，杀人越货更是家常便饭。作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年仅 20岁的何鸿.毅然承担了这项工作。何鸿.在从事海上贸易期间，可谓历经劫难，九死一生。特别是有一次，他遭遇海盗打劫，差点殒命海上。当时，他身揣 30万港元现金与人家进行货物贸易，这 30万港元，按币值计，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万，数额惊人。为了安全起见，何鸿.把钱贴身放着。但是，因为船上有一位水手被海盗收买，做了内奸，商船一到海上，就被海盗盯上了。　　 何鸿.带领着商船在午夜驶抵交易海面，却不见对方船只的影子。天上没有月亮，黑浪翻卷，海天蒙蒙一片。一船人一直等到凌晨四点，才听到马达声由远而近。一位有经验的水手对何鸿.说：“何先生，从对方船只吃水深浅来看，不像是拉了很多货的，这会不会有诈啊？ ”　　 话音刚落，机关枪就横扫过来，把舵的水手当场中弹毙命，何鸿.他们本来也有枪，因对方火力来势凶猛，根本无法取枪，大家都只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这时，几个海盗跳到他们的船上，把船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一起，一个头领模样的人高声问道：“哪个是姓何的？ ”
何鸿.站出来说：“是我！ ”
海盗头子将何鸿.上下打量了一番，轻蔑地说：“我当是什么世外高人呢，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小白脸，把钱交出来吧，我知道你有钱，来人，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了！”几个海盗冲上前，三下两下就扒光了何鸿.的衣服。 30万元钱自然暴露了出来。几个海盗兴奋地捧着钱回到海盗船，海盗头子用枪顶着何鸿.的头，说道：“姓何的，你听着，要是少了一分钱，你和船上的人都别想活命！ ”
听海盗头子口气，好像知道自己带了多少钱。何鸿.正纳闷，就被扔进了驾驶舱。其他水手也都被扒光衣服，扔进船舱，海上风高浪急，一船人都被海风吹得瑟瑟发抖。　　 拿到钱的海盗们回到海盗船上，打开装钱的纸包，不由得惊呆了，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多钱，个个眼珠发绿。接下来，海盗们开始疯狂地抢起钱来，其他的海盗也冲过去，一群人扭打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就连原本负责看管何鸿.他们的海盗也忙着去抢钱了。　　 此时，海浪已把两船分开。何鸿.赶忙下令水手开船。借着风势，何鸿.的船很快就远离了海盗船，这时候，忙着抢钱的海盗才发现他们已经逃跑了，好在海盗的目的只是要钱，没有继续追赶他们。　　 此时天已经微亮，大家刚刚松一口气，就看到一艘日舰朝他们急驶而来，大家一时慌了手脚。何鸿.急忙挥舞着一块被海盗扯烂的旗子，用日语向对方喊话，告诉对方自己的船遇到了海盗洗劫，日本人见一船人赤身裸体的狼狈样，也没有怀疑，扔下两件旧雨衣和干粮罐头，就放行了。　　 此次出海，财货两空，何鸿.从来没受到如此打击，他又急又气，心情十分沮丧，再加上在海上受了风寒和惊吓，病倒在床。看到这个昔日里神采奕奕、潇洒俊美的年轻人变得苍白虚弱、憔悴消瘦，三方的老板也十分不忍，他们知道若不是何鸿.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联昌公司恐怕连商船也保不住了。因此，他们并没有责怪何鸿.的“失职”，而是亲自到何鸿.的家中探望他，并为他送来慰问品和慰问金，嘱咐他安心养病，不要过于自责，这让何鸿.十分感动。　　 就在商船遭劫后的第五天，联昌公司又遇到了麻烦，两艘货船被日本海军扣押。当时，船上除了装载供应澳门居民的粮油食品，还有一些旅客，日本海军就是以联昌公司涉嫌走私违禁物品，并偷运中英的情报人员为由将其扣押了。
如果不尽快和日本海军交涉，联昌公司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可是，由谁去谈呢？选来选去，最合适的人选就是何鸿.。但是何鸿.刚刚历经劫难，脱险回来，而且还尚在病中，怎么忍心让他拖着病体前去谈判呢？　　 何鸿.得知这一情况后，顾不得身体还很虚弱，就亲自前往公司，承担起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仅带着几名随从，拎着洋酒、洋烟等礼品，乘坐着电船赶到被扣船只所在的海域。当时，日本海军正在查验货物，并逐个审问船上的水手、联昌职员以及随船旅客，还要对旅客进行搜身检查。何鸿.上船后，先送上洋酒洋烟等礼品，然后就和日军的舰长攀谈起来，凭借着出色的口才和绝佳的外交才能，何鸿.终于说服了日军舰长，使其下令停止审问和搜查，对联昌的货船予以放行。　　 何鸿.当年的这一解救行动，倒是颇有三国时期，关云长单刀赴会的豪气与魄力，因而一直被人们大为称颂。而每每回想起当年的这一幕，何鸿.也是颇为得意。　　 何鸿.在联昌的赫赫业绩，为他赢得了许多人望尘莫及的名声和财富。 1943年，联昌给他的分红多达 100万港元。百万身家，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个天文数字，按照当时的财富标准，已经进入了巨富阶层。而当年的何鸿.只有 22岁，是港澳最年轻的大富豪。　　 何鸿.只用了两年时间，便赚了许多前辈商人一生都赚不到的财富。那些昔日对他冷眼相待的亲戚们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
全面开花，财富暴增
抗战时期，澳门虽然没有受到战火的侵袭，但是，由于长期战乱，农田荒芜，粮食匮乏，再加上日本人严格控制海上的贸易和运输，致使澳门的物价飞涨，粮价更是贵得令人咋舌，四百多两白银才换一担大米，如此昂贵的大米试问有几个人能够买得起呢？饿死的人也自然难以计数。为此，澳门政府特别设立了贸易局，以协调解决澳门 50万人口的生计问题。由于，联昌公司在粮油贸易方面，为澳门解决了不少难题，深得澳门政府赏识，因此联昌公司中方代表梁基浩被特别委任为贸易局局长。　　 梁基浩便邀请何鸿.到贸易局任供应部主管。那个时候，何鸿.已经把在香港的母亲和妹妹，接来澳门居住。当家人得知做的是极度危险的海上贸易，还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时，都极力反对他继续做下去。考虑到海上贸易确实越来越难做了，于是，何鸿.接受了梁基浩的邀请，离开联昌，到贸易局任职，成为一名官商，也因此得以结识应邀担任贸易局会计部主管的何贤。　　 何贤年长何鸿? 13岁，一直是何鸿.非常敬重的人，他是澳门有名的银行家、金融大亨，曾因成功化解抗战期间澳门的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而在澳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连澳督也要对他礼让三分。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更是中葡澳三方政府公认的澳门华人领袖，素有“澳门王”之称。而他的儿子，就是后来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何厚铧。
在贸易局工作期间，何鸿.与何贤成为了一对黄金搭档，二人联手，为澳门的居民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事情。　　 有一次，何鸿.受梁基浩派遣，前往广州采购大米。当时要想买到政府囤积的平价“官粮”简直比登天还难，而黑市米价更是昂贵得吓人。
在广州政府的办公室里，何鸿.凭着出色的外交才能和真诚感人的言语打动了广州政府。数天之后，何鸿.带着四艘趸船的白米回到澳门。当船队抵达码头时，数千名澳门居民站在岸边欢呼致意，对于何鸿.来说，那场面，比赚到了 100万元更令他激动不已。从那一刻起，何鸿.开始意识到自己与澳门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　　 何鸿.特别善于利用资源和人脉，这帮他累积了不少的资本。在“贸易局”任职期间，他发现限额生意赢利极大。于是，他与永华银号老板何善衡合伙创办了“大美洋行”，以香港为基地，做纺织品方面的生意。
何善衡是恒生银号的创始人之一，香港沦陷后，恒生迁往澳门，改名为永华银号。战后永华又搬回香港，恢复旧名恒生，到 20世纪 60年代初恒生发展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银行。如今反映香港股市升跌的“恒生指数”，便是何善衡于 1964年编制出来的。何善衡也因此成为了港澳金融界巨头，他对何鸿.日后的事业帮助很大，在何鸿.的众多投资中，恒生银行都曾给予大力资助。这是后话。
何鸿.与何善衡合办大美洋行，可谓优势互补。何鸿.利用官商的特殊背景和权利，争取到大量的限额生意，而何善衡利用银行这一平台，融资十分方便，从而保障了资金能够正常周转。大美洋行在二人的合力经营下，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成为了当时澳门最有影响的洋行，何鸿.的个人财富也急剧暴增。　　　此时，澳门的博彩事业开始发展起来，但是，这项日后成就何鸿.“赌王”盛名的事业，在当时并没有被何鸿.列为经营项目，他也从未想过要经营赌业。当时的澳门赌场为老赌王傅老榕所把持。而何鸿.对赌博毫无兴趣，也从来没有进赌场玩过。
虽然，何鸿.无意涉足赌业，但却会依托赌业赚钱。二战结束后，港澳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许多香港人来澳门赌钱，但海上交通相对滞后。极具投资眼光的何鸿.看到港澳客运的潜在巨大利润，就与人合伙开办一家船务公司，投资购买了一艘载客 300多人的“佛山号”客轮，专门行走于港澳之间，这是当时港澳间最大、最先进的客轮，而港澳客运使得何鸿.的个人财富持续增加到 200万港元。他的生意范围也逐步扩大，涉足金银买卖、药品代理、火柴制造、水上客运等多项产业，不到 30岁，长袖善舞的何鸿.俨然已成为澳门屈指可数的大商家、大富翁。　　　1947年，何鸿.与梁基浩、澳门老牌赌王傅老榕手下干将钟子光等人合作，开了一间煤油公司，何鸿.担任经理，主持日常经营。
当时，一些省港澳渔民手中囤积了不少当年日军遗留的油渣、油青等石油副产品，何鸿.从他们手中把这些混杂的油料低价收购过来，再提炼成煤油供应澳门等地，其中最大的买主是澳门电灯公司。他们用来发电的燃油， 80％都要靠何鸿.的公司提供，就这样，一年下来，何鸿.的身家又增添了 100万港元。
由于炼油厂油水丰厚，再加上何鸿.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自然让不少人眼红和嫉恨。为此，“香港鬼佬”何鸿.遭到了澳门黑势力的迫害：他遭遇了几次暗杀，但总算是有惊无险。甚至有一次，对方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手榴弹扔进他的煤油仓库，以为货仓一报废，何鸿.就难以东山再起。《博亚洲华人锐企业家传管奇》第六理章　全面在开花，财线富暴增。
也许是上天真的太眷顾何鸿.了。当时货仓之内，有很多工人，他们及时发现了险情，及时补救，才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可是对方依然不肯死心，多次想方设法的排挤、陷害何鸿.。因为对方在澳门也有一定的势力，同时也是出于对家人的保护，何鸿.决定，先离开澳门，回到香港，同时蓄积更大的力量。　　 离开澳门时，何鸿.紧紧握住了拳头，大声对自己说：“我决不会认输的，澳门，等着我吧，我一定会回来！”永不放弃，绝不言败，这就是何鸿燊！
鏖战香港，成为地产大亨
从战时离开香港的十港元，到战后返回香港的 300万港元，虽然只是短短几年，这些财富却是何鸿.历经九死一生才累积起来的。　　 回香港后，何鸿.决定投资地产，他清楚伯公何东早期发迹是做买办，但成为巨富正是依靠投资地产。通过深入分析研究，何鸿.认为香港土地资源有限，而人口却增长得很快，加上经济发展，地产大有前途。　　 于是，何鸿.与人合股开办了一家建筑公司——利安建筑公司，兴建商业和住宅楼宇。　　 何鸿.发挥了自己善于与官方打交道的优势，在几年之间，承接了大量诸如香港三军宿舍等政府工程，而这类工程可以说是所有地产类别中风险最低，盈利最有保障的项目。地产成为了何鸿.新的聚宝盆，到了 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何鸿.的身家便已经增加到了 1000万港元。而当时的香港，有千万身家的富豪寥寥无几。　　　20世纪 50年代，香港加工业蓬勃发展，当时看好房地产业的华商很少，有作为的就更少，而何鸿.就是这少数之一。何鸿.无疑是香港华商进军地产的先行者之一。当何鸿.成为地产大亨之时，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王德辉等人才刚刚涉足地产业，他们日后也都成为了身家百亿的超级巨富。　　 如果继续在香港发展下去，可能今天我们会少知道一个赌王，多认识一个地产霸主。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会想到， 38岁的何鸿.会成为中国百年不出的一代“赌王”，并且在之后的 40多年里，以“赌”成就了他的“帝王”之业。而促成这一切的，却来自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重返澳门，成就“赌王”传奇
澳门向来有“赌埠”之称，博彩业在澳门可谓历史悠久。早年最盛行的赌博是番摊与牌九，到了 20世纪，西方博彩传入澳门，融合本土的赌法，形成一个多元化的博彩架构，并逐渐发展为与摩纳哥的蒙地卡罗、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并称的世界三大赌城之一。　　 早在 1847年，澳门政府就颁布法令，宣告赌博业合法化，但当时，澳门还没有专营的赌场。到了 20世纪 30年代以后，澳门的博彩业改由政府与娱乐公司签订合约，实行专利经营。经营者必须向政府缴纳赌饷 ——博彩税，依约经营。可以说，赌业是澳门的“福祉”，没有赌博，就没有澳门今日的繁荣。　　 对于何鸿.来说，澳门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是他最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那里度过的，他的第一桶金是在那里赚来的，而他的耻辱也同样铭刻在澳门，他一直都盼望着有一天能够重新“杀”回去，让那些胁迫他离开澳门的人亲眼见证他如何创立自己的霸业。　　　1961年 7月 8日，澳门政府公开招商承授专营赌博的公告。当时澳门著名的“赌霸”叶汉为了打败“老赌王”傅老榕，决定竞标，为了更有把握，他想到了何鸿.。
叶汉委托何鸿.的姐夫叶德利做说客，专程到香港找何鸿.，请他加盟到叶汉的竞投联军，但这不是一般的参股，由于拥有葡萄牙国籍的何鸿.是竞投财团中唯一符合投标资格的人，一旦获胜，何鸿.将成为新的赌场的持牌人。何鸿.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去经营赌业，虽然对此感到有些意外，但却认为这是自己杀回澳门的一个机会，于是欣然同意。然后何鸿.又游说当时赫赫有名的地产富豪霍英东加入进来。
1961年 10月上旬，赌界人士盼望已久的投标揭盅，开标结果：现持牌财团泰兴公司（老赌王）的承价 315万元；叶汉、何鸿.、霍英东等香港商人组成的新财团出价是 316.7万元，泰兴占了 24年的江山从此易主。作为新的赌场持牌人的何鸿.，正式进入博彩业，并成为了澳门新一任的“赌王”。
至此，“赌霸”叶汉终于用近 20多年的时间圆了管理赌场的梦，而何鸿.呢？他的“赌王”生涯才刚刚开始。　　 在获得赌牌后，新财团成立了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何鸿.为公司总经理。叶汉则为娱乐公司下属新赌场的总经理，另外，经过一番交涉后，何鸿.与政府签订的经营合同由原来的两年变成了 25年，只是每五年需要进行一次修订。这样就直接保障了新公司在未来 25年内的赌牌领导地位。
1970年 1月 1日，澳娱公司下属爱华酒店的新花园赌场开张，由熟悉赌场业务的叶汉全面负责日常经营。在叶汉的潜心经营下，新花园赌场的生意日渐兴旺，后来的盈利更是由每天的三四万元上升到十余万元。
同年 6月，澳娱公司斥资 6000多万元建造的葡京酒店首期工程竣工，举世闻名的葡京娱乐场便设在葡京酒店的翼楼里。主楼的外部造型犹如一只巨大的鸟笼，外墙的格板却似中国的古钱币，大门则像一个老虎口。内部装修也极为奢华，金碧辉煌宛如宫殿一般。如今的葡京赌场，已然成为了除大三巴牌坊外，澳门的又一标志。每一个到澳门的游客，即使不去赌钱，也一定要去一睹葡京赌场的尊容！　　 由于澳门博彩业的日益兴隆，澳娱公司决定增加股权。出于资金等各方面原因，叶汉的股权逐渐减少，并最终淡出了澳娱和赌业。作为澳娱最大的股东和赌牌持有人的何鸿.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澳门赌王”！　　 人们印象中的“赌王”往往是赌技超群，无往不胜的。但是何鸿.却是个特例，他是个不赌的“赌王”，虽然经营的是赌场，但是何鸿.一生却从未上过赌桌，也从未参与过一场赌局。谁能想象一个纵横博彩业 40余年，有着“赌王”之称的何鸿.却连麻将也很少玩呢？
但是相比于前几届“赌王”的惨淡经营，澳门赌场在何鸿.的经营管理下一天比一天活跃，一年比一年兴旺，澳门政府从赌场提取的税收也逐年增加，澳门也因此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赌城之一。而何鸿.最大的贡献则在于他以博彩业带动起了澳门的酒店和旅游业的发展。　　 为了方便香港人到澳门来赌钱，早在获得赌牌后不久，澳娱公司就斥巨资购买了喷射式水翼船。这种船用的是美国波音飞机的发动机，功率大，造价昂贵，时速可达 50海里，较普通水翼船快一倍，往返港澳只需 1个多小时，因此客流量大大增加。　　 何鸿燊还以澳娱公司的名义，赞助创办《澳门星报》。该报大力介绍澳门的博彩娱乐及其他玩乐场所，因此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澳门，大大刺激了澳门的旅游业和博彩业的发展。
旅游业、酒店业、博彩业，每年都会为澳门政府带来巨额收入。而由澳门娱乐旅游公司捐款和投资的各种建筑，更是遍布港澳两地。　 《博亚洲华人锐企业家传管奇》第六理章　重返在澳门，成线就“赌王”传奇。
不可否认，何鸿.是澳门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赌王，这个在澳门历史上在位最长的赌牌持有人，不但是澳门首富，香港十大富豪，他甚至还掌握着澳门的经济命脉。他旗下的赌场，每年的投注在 1300亿港币以上，相当于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六倍，每年上交给政府的赌税超过 40亿港币，占澳门总财政收入的 50％以上。他也是澳门相当一部分居民的“老板”，有 30％左右的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雇、受益于他的公司。就经济上的影响力而言，何鸿.可以说是澳门的“无冕之王”。因此，在统领澳门赌业江山的日子里，除了“赌王”之称外，人们还称他“无冕澳督”、“米饭班主”。　　 何鸿.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亲手创造的。有人曾向他打听成功秘诀，何鸿.说：“我没有什么秘诀，一是做事必须勤奋；二是锲而不舍，有始有终；三是一定要有好帮手；四是待人忠实，做事雷厉风行。钱，千万不要一个人独吞，要让别人也赚。做生意一定要懂得有取有舍，有的虽可获一时之利，但无益于长远之计，宁可舍弃，不可强求。勤劳努力，战胜困难，才是最大的资本。没有到收工钟响就已经洗干净手的人，一定是老板最看不起的人，也是人生不会成功的人。 ”
购回兽首，捐献国家 
何鸿.既是挣钱的行家，也以豪爽捐赠而闻名。多年来，他身体力行，参与了不少公益事务，他以个人或公司名义，每年捐资社会基建、慈善福利、文康体育、医疗教育，受惠团体数不胜数，包括：澳门明爱、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澳门大学、澳门天主教福利会、澳门特殊奥运会、澳门镜湖医院、澳门母亲会、同善堂等。
在众多捐资项目中，何鸿.对文教事业尤其钟爱。少年时代家道中落，不但激发了他对读书的热爱与渴求，也启发了日后对教育事业的承担。为此，他常常告诫后辈：“富贵聚散无常，唯学问终生受用。 ”　　 何鸿.坚持保护并推广澳门独有的中西文化，因为他相信这是澳门持续发展的优势所在。因此，他参与支持澳门各项旅游、文化、体育活动，其中包括赞助每年一度的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澳门艺术节、澳门音乐节等等。　　 何鸿.对内地更是情有独钟。早在 1990年，何鸿.就出资成立了“何鸿.航天科技人才培训基金会”，还于 1993年在河北省廊坊市建造“何鸿.培训楼”，用作培训航天科技人才。澳门回归之际，他为筹建北京人民大会堂“澳门厅”曾数度捐资，捐赠款额十分可观。 1999年 3月，何鸿.率先出资 300万美元，支持北京兴建中华世纪坛，表达对新世纪来临的祝愿。北京申奥成功后，何鸿.更是数度出资支持奥运场馆的建设。 2008年，当奥运圣火在澳门传递时， 86岁高龄的何鸿.担任了第二棒火炬手，也是澳门 120名火炬手中年纪最大的。　　 事实上，何鸿.最大的贡献是他先后于 2003年和 2007年斥巨资抢救回了流失海外达 143年、 147年的北京圆明园大水法猪首铜像和马首铜像，并无偿捐献给了祖国。　　　2003年，何鸿.在保利集团的朋友陪同下，参观了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见到不少文物珍品。观赏过程中，何鸿.突然看到三只野兽头，分别是牛、猴、虎，并深深为之吸引。这时候，旁边的朋友告诉他，这是重金收回的当年被八国联军掠去的圆明园国宝，而且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已经在美国一位私人收藏家处寻访到了猪首铜像的下落。经过努力争取，美国收藏家同意将这件珍贵文物转让给该专项基金。何鸿.立即说道：“不知我是否有这个荣幸为国家出资购回这个文物！ ”
朋友感动地说：“如果何先生肯慷慨相助，那是对国家莫大的贡献啊！ ”
何鸿.笑着说：“为国家做些事情，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我的荣幸！ ”　　 几天后，何鸿.便与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取得了联系，并在当年的 9月，向该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 600余万元，终于将猪首铜像购回，并无偿地捐赠给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只是猪首的顶部有一处凹坑，据推测是当年圆明园遭劫时，被侵略者用枪托所砸。为此，何鸿.深感痛惜地留下了眼泪。　　　2007年 9月初，苏富比拍卖行发布消息称，将以“八国联军—圆明园遗物”专拍之名拍卖马首铜像。消息传出，各界哗然，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率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公开拍卖马首铜像”，并提出应以公益方式实现马首回归。　　 得知要拍卖马首铜像的消息后，何鸿.立即通过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联系到了那位台湾收藏家，并在拍卖会举行之前以 6910万港币购得马首铜像，并宣布要将其捐赠给国家。　　　在购得马首铜像后，何鸿.先是将其在香港展出，随后又转往澳门展出。其中的托管、运输、展出、安保等所有费用，都是他一人承担的。他要让香港和澳门人民都能亲眼目睹国宝的“芳容”，同时牢记国家曾经遭受的屈辱！
展览结束后，何鸿.将马首运回北京，赠交国家博物馆保存。看到马、虎、猴、牛、猪等兽首铜像得以“团聚”，何鸿.再次为之落泪。
何鸿.坦率地说： “6900多万港元确实是贵了一些，但为了让国宝回归祖国，贵点也值了。”话语朴实，却体现了一位耄耋老人浓浓的桑梓情怀和拳拳的爱国情感！
第七章　“资本家”霍英东赤脚的苦难童年
“资本家”霍英东赤脚的苦难童年
在 20世纪初期，香港大体上还是一个渔村、渔港，居民大多以捕鱼、驳运为生。他们世世代代靠海而居，以船为家，船就是他们的房子，是他们唯一可以挡风避雨的地方。那时，在香港的各个港湾里，一艘艘渔船停泊、聚集，形成一个个独特的海上村落。
当时的水上人家，也被称为“舢板客 ”，他们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就连那些居住在破棚烂舍里的普通百姓都看不起他们，称他们为“.家仔”和“水流柴”。这两个词都是广州方言，意为水上人 家就像是一只蛋壳或一根木柴一样，在海上漂来荡去，随时都有可能被风浪吞噬。　　　1923年 5月 10日，霍英东就出生于这样的一户水上人家的小木船上。说是木船，其实只是一条两米长的小舢舨。霍家七口人，就在船上摆炉做饭。到了晚上，全家人就挤在一起，一个紧挨着一个地睡港湾、风浪、小船、渔火、涛声，这些几乎就是霍英东幼年的全部记忆！　　 虽是水上人家，但是霍家没有自己的驳运船，父亲是租别人的货船从事驳运生意的。所谓驳运，就是从无法靠岸的大货轮上，将货卸到自己的驳船上，再运到岸边码头，从中赚取少量的运费。驳运货物，本来收入就有限，加之要给船东一笔不小的租船费，因而霍家入息甚微。好在水上人家除了吃饭糊口，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开支，所以还能勉强地维持生计。
“.家仔”的生活空间似乎全是在海上，所以，他们很少上岸上街，可能是基于这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霍家人无论老小都是从来不穿鞋的。长年累月，他们一家几口人都是打着赤脚，风里来浪里去。
台风，是水上人家最大的“克星”，对于这些水上人家来说，没有鞋，没有衣服，没有宽敞舒适的地方，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他们最大的期望，就是出海时不要遇上台风。　　 那个时候，还没有台风警报、天气预报，出海的船民只能凭经验观天色、测风云。没有一丝海风，天气闷热之时，很可能就意味着台风即将来袭，于是，他们便赶紧把自家的小船划到避风塘躲风避浪。　　 但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光凭感觉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出海突遇到台风的事情时有发生。每当这个时候，船民们就只好忍痛把悬挂风帆的桅杆砍掉，听天由命，任由船只在茫茫的大海中飘荡，只祈求船不要翻沉，以保全一家人的性命。但很多时候，还是逃脱不了船翻人亡的悲惨命运。　　 就在霍英东七岁那年，一场浩劫降临到了霍家。一天，霍英东和五岁的妹妹正跟着九岁的姐姐在海边打野蚝。突然间，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而泻，姐姐赶忙带着他们往自家舢板停泊的地方跑。但是，他们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港湾里一片狼藉，大大小小的船只在风浪里上下颠簸、左右摇晃，有些倾倒海中，有些桅断帆破。母亲披头散发，紧紧地抱着一根残橹，跪在岸上对着大海嘶声哭号，而不远处的海面上，那只熟悉的舢板正被大浪抛上荡下…
台风来时，霍英东两个哥哥正在船上干活，因来不及避风躲浪而掉落海里，顷刻间便被风浪吞噬。父亲霍耀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原本多病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就在哥哥遇难的几个月后，父亲也撒手人寰。　　 父亲去世以后，霍家只剩下一班孤儿寡母，生活更为艰难。许多熟悉霍家的人无不为他们的悲惨遭遇扼腕叹息。但是，毕竟大家都是穷苦人，连自家的生活都难以保障，即使想出手帮衬，尽一些绵薄之力，也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在经历了丧夫丧子之痛后，原本柔弱的母亲变得坚强起来，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为了剩下的三个孩子能够平安顺利地长大，母亲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带着他们弃舟登岸。
然而，对于一直生活在船上的母子四人来说，没有了船，就等于没有了家。除了随身带着的那些不值几个钱的生活用品外，他们一无所有，更不用说一个栖身之所。就这样，一家四口在港岛的街道上过了好几天风餐露宿的流浪生活。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经一个好心人介绍，一家四口搬进了位于湾仔石渠街的“贫民窟”。霍英东七年的水上生活至此结束，另一段生活旅程也由此开始。　　 霍家住进的那间房子，面积大约只有 20几平米，却住着 50多个人。房子破旧不堪，几张三层高的碌架床把房子挤得满满的，在碌架床之间的空隙处，就摆了一些帆布床和一些破旧的床板。房间里阴暗、潮湿、闷热、拥挤、不通风、不透气、处处充满了腐臭的味道。在这样的环境中，肺痨病威胁着每一个住客，很多人因此而死去。那时的霍英东每天晚上都睡在一张旧床板上，有时候放床板的地方被别人占去了，他就只好拿着床板，铺到骑楼的花盆架处，凑合一个晚上。就这样，霍英东一家人在石渠街一住就是五六年。　　 霍英东的母亲刘氏是一位坚强而勤奋的女人，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她没有被生活的重压打垮，而是挺直腰杆，辛苦操劳，毅然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当时接运的货物主要是煤炭，霍家自己没有驳船，从轮船货主那儿把生意接下来，然后分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因为霍英东父亲在世时人缘很好，母亲又豁达得体，多数的货主和舢舨客都颇为同情这一家孤儿寡母，日子倒也还能勉强维持下去。　　 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却深明大义，她知道孩子只有知书识礼，才能出人头地，才能过上好的生活。因此，早在霍英东六岁那年，便被父亲背着，送到一个名为“卜卜斋”的水上私塾拜师启蒙，读的是《三字经》、《千字文》，“人之初，性本善”等中国传统思想，一直影响着霍英东。后来，他又被送到一个专门为水上人家的子女创办的义学读书。　　 霍家登陆后，母亲便决定将霍英东转入教学质量和条件较好的敦梅小学去读书。敦梅小学位于湾仔的洛克街，是一所收费学校。但为了照顾那些家庭贫困的孩子，学校特别设立了一个免费班，每个学生要求写一篇文章作为入学考试的评定依据，再从中选取最优秀的 30名学生。霍英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这个免费班。
小学毕业后，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香港最著名的皇仁书院。那时他还不叫霍英东，而是叫霍官泰，看起来父母是希望他长大后能够官运亨通，光耀门楣。在报考皇仁书院时，霍英东豪情满怀发誓要努力读书，将来做出一番大事业，于是毅然将“官泰”二字改为“英东”，意思是说要“英姿勃发于世界的东方”！　　 皇仁书院采用的是英式教育，主要是用英语教学，霍英东所在的年级一共设置了三个班，每班只招 30名学生，而且大多数是经过老师、家长及各种关系介绍入学的，其中不乏家世显赫的望族子弟，而真正通过考试录取的还不足 10人。霍英东在通过考试的学生中，成绩最为突出，因此，被分到成绩最好的 A班。　　 作为香港最好的学校，皇仁书院每月要收五元钱的学杂费，这在当时也算是十分昂贵了。五元钱，对于那些望族子弟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像霍英东这样的寒门学子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虽说当时母亲的驳运业有了一些起色，生活相对安稳了些，而且也搬出了贫民窟，在附近租了一间独立的小房间。但是，为了给儿子省出这每月五元钱的学杂费，母亲往往是勒紧了裤带，能省就省。　　 在皇仁书院，霍英东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读书也非常勤奋，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那时，皇仁书院位于中环荷里活道，而霍英东家住在湾仔。母亲每天都给霍英东一角钱，让他用来搭电车和吃午饭。但为了省下每天来回的六分钱电车费，霍英东每天都要早早起床，提前动身，步行去上学。下午放学后，又沿着上学的路步行回家。他的午饭是最便宜的糯米饭团或者松糕，每天花不到四分钱。业余时间，霍英东还会去帮母亲记驳运生意的账目，或跑送发票，分派运费给舢舨客。　　 生在贫困家庭的霍英东深知健康体魄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地参加学校的各项体育运动，特别是足球、排球这一类的运动，他还曾经是皇仁排球队的主力。除了应对课业、参加体育运动外，霍英东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因为皇仁是一间英文书院，图书馆里自然有很多经典的英文原版小说。　　 那时，霍英东常常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其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英国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和史蒂文生的《金银岛》。这两部小说都是描写海上历险故事的，虽然他自小在海上长大，但小说中描写的充满奇幻色彩的无人岛、惊险刺激的海岛生活，总是那么富有吸引力，那么令人神往。对于水上人家的孩子来说，在海上搏击风浪，最后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霍英东也一样，从主人公的传奇经历中，霍英东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慰藉，也似乎找到了某些寄托。
做苦力的日子
就在霍英东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时，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日军飞机轰炸启德机场，整个香港陷入了战乱之中。防空警报时不时地响遍全城，处处是断壁残垣，人心惶惶，大批难民逃离香港。　　 随着香港的沦陷，皇仁书院校长奥干拿与港督杨慕琦等人被关进了日军的集中营，学校被迫停课。校舍被日军占用，课室成了日军的马房，书桌做了马槽。　　 日军占领香港后，霍英东的母亲和人合伙购置的“兴和”小火轮被日军强行征用，霍家刚有点起色的生活又被打破了。
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 18岁的霍英东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决定——退学务工。面对生活的艰辛与无奈，母亲也不得不默许他的决定。
就这样，霍英东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不久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轮船上做火夫。所谓“火夫”，也就是铲煤工，这是霍英东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当时的轮船都是烧煤的，铲煤可以说是轮船上最为繁重的工作。火炉在船舱底部，闷热难耐，霍英东得抡着铁铲，站在炉口，不停地把原煤一铲一铲地投进炉膛里。这看似只凭体力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实际上是有一定技巧的，如果煤炭抛进灶膛太急，会压着火势，甚至会令火舌熄灭；如果抛得太慢，又会使火炉失去火力，火势接不上。铲煤工离火炉最近，炉口不断喷吐着火苗，滚滚的热浪不停地袭来，炙热的高温烘烤着皮肤，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　　 霍英东虽是苦孩子出身，但也极少干重体力活，加之他当时身体孱弱，所以铲煤这份工作，他干得非常吃力。每天从早到晚，站在火炉口，被热气煎熬着，灼热难耐，又苦又累，一天下来，全身骨架就像散了似的，回到家里，几乎都是倒在床上便呼呼睡去。　　 虽然每天的工作强度很大，工钱也少得可怜，但毕竟这份工作得来不易，并且也算是能贴补一些家用，减轻一点母亲的负担，因此，霍英东还是想继续做下去，每当感觉体力要透支时，他总是咬紧牙关坚持着。　　 但是，霍英东的身体确实太单薄、太瘦弱了，工作效率自然比不过那些身强力壮的工人，老板对他的表现不甚满意，没过多久，霍英东便被解雇了。
几天后，他听说太古船坞需要苦力，便花了十元日本军票（抗战时期，日军在所占领地区为征发军用物资而强制流通使用的一种代用货币）托人介绍他去干活，结果因实在无力应对这种重体力劳动，所以主动辞了职。由于只工作了几天，自然也没拿到什么工钱。　　　1942年夏天，日军扩建启德机场，征集大量劳工，霍英东经在机场做事的朋友介绍，进去干活，工钱是每天七角五分钱，当时粮食奇缺，机场每天给每人配六两米，但必须从工钱中扣去两角，实得五角五分。
中午吃饭的时候，霍英东就到附近的小吃摊花一分钱买两块松糕，而把分到的六两米省下来，晚上带回家。当时，按照一个男子的正常饭量，一顿饭至少要吃七八块松糕，更不用说霍英东每天从事的都是重体力劳动，体能消耗大，两块松糕吃下去，用不了多久，肚子就会饿得咕咕直叫。
日军监工是绝不允许苦力有一丝一毫的偷懒和懈怠的，动作稍微慢一点，就会遭到日本兵枪托、皮鞭、木棍的抽打。　　 机场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五点钟。霍英东要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从港岛湾仔的家中赶到位于九龙半岛的启德机场，等晚上回到家中，天就已经黑了。再加上白天高强度的工作，进了家门，他却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　　 就这样，霍英东每天都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苦苦挣扎，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身体也更加瘦弱。然而，残酷的生活迫使霍英东一天也不能停止工作，否则就没有饭吃，就活不下去。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下，霍英东却没有丝毫的怨言，因为他周围的每一个工友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但是，霍英东毕竟接受过教育，自然不甘心一直这样做苦力，因此，他会常常思考自己的未来。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收到一封妹妹从广西寄来的信。妹妹曾是一名思想进步的爱国学生，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爱国青年，便和他一起离开香港去了广西，不久，二人就结为伉俪，继续着抗日宣传。妹妹在信中说，现在内地缺少英文教师，建议霍英东去内地，生活也不必那么艰苦。霍英东想，如今，香港已经沦陷，生活艰难，这时能在内地谋得一个安稳的职业，的确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要去内地就必须带上母亲一起走，而此去路途遥远，至少要走一个月的时间，外面的局势又如此动荡，母亲无论如何也受不起这样的折腾。霍英东是个孝子，他不可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香港，所以就放弃北上的念头，继续去做苦力。　　 一天，霍英东在搬运一个大油桶时，因为力气不够，油桶掉了下来，压伤了他的一根手指，再也不能做重体力活了。一位好心的主管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介绍他去车库学开车。
霍英东大喜过望，结果师傅们都不愿意把自己赖以为生的技术告诉他，一看到他想偷学，就总是借故支开他。
这样过了两三个月，霍英东还没摸到方向盘。终于一天，一个日本人把一辆货车停在停车场，霍英东正好在旁边干活，看到车钥匙居然没有拔下来。他学车心切，就爬上驾驶室，一番胡乱操作，居然启动了汽车。他当时根本不懂任何驾驶技术，汽车一启动，他心里非常慌张，便胡乱地打着方向盘，结果撞上了另一部汽车。　　 两车相撞的巨大声响，惊动了不远处的几个日本人。他们怒气冲冲地朝霍英东奔过来，跑在最前面的日本人，一把将霍英东从驾驶室里揪出来，气急败坏地抽了他几个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接着那个日本人又用穿着长筒皮靴的脚狠狠地踢向霍英东的胸口，其他几个日本人也围上来对他一顿拳打脚踢，随后，他们便把伤痕累累的霍英东赶出来了机场。丢了工作，又被打了一身伤，霍英东大病一场，一连好几天都起不来床。　　 在香港沦陷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霍英东前前后后干过六七种工作，每次都干不了多长时间就被老板解雇或主动辞工。在惶恐与困苦中饱受煎熬的霍英东觉得自己不适合于帮老板打工，便想着自谋出路，做些小买卖，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经营杂货铺，经商天赋初露锋芒 
1942年，母亲刘氏和其他 13个穷亲友凑了一笔钱，在湾仔坚拿道西鹅颈桥开了间名为“有如”的杂货铺。为此，母亲当掉了家里唯一的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是她的嫁妆——一条金链子。　　 其实，杂货铺的店名原本是叫“有和”，意为大家合伙做生意，要友善和睦，和气生财。但是，在登记办证时，因为申请书上的字写得太潦草，被办证人员误读为“有如”。大家觉得“有如”两字按粤语发音近似于“有余”，既好听又好记，不管是谁，做生意当然都希望“年年有余”，如此看来，这“有如”似乎比“有和”寓意更好，也就将错就错了。　　“有如”虽然是大伙合资经营的，但实际上是别人出钱，霍英东母子出力。母亲目不识丁，又不会管账，霍英东索性把杂货铺里里外外的大小事务全部包揽下来，进货、配货、销售、理帐样样都是亲力亲为。正是这家“有如”杂货铺，让两年来一直在外面做苦力的霍英东初尝当老板的滋味，也从此迈出了艰苦创业的第一步。　　 为了不辜负其他合伙人的信任，也为了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霍英东精心地打理着“有如”，干劲十足。每天清晨六点钟，霍英东就赶到店里面，清扫店面，调配货物，等一切准备妥当了，再打开店门，开工迎客。　　 当时，用来封店门的木板每块约有百来斤重，单薄瘦弱的霍英东只能一块一块地将木板搬出去。等把木板都搬完了，霍英东早就累得满头大汗了。在经营“有如”的过程中，霍英东逐渐彰显出了他的经商天赋，他让伙计们到路边招揽客人，把他们拉到自己的店里。自己则亲自坐店，热情地招呼每一个进店的客人。　　“有如”做的是小本薄利的生意，主要经营咸鱼、腐乳、咸菜、腐竹、粉丝、发菜、豆豉、蒜头等普通家庭每日所需的食品。霍英东掌秤的功夫一流，从不短斤少两，头脑反映也很敏捷，心算又快又准，算完还要歌咏般读出来，顾客也不需要等待太多的时间。繁忙时，霍英东时常要一个人面对十几甚至二十几个顾客，但他每一次都能处理得圆融得体，在他的店里，也从未发生过任何争执，每个客人都是放心而来，满意而归。　　 霍英东还特别善于揣摩顾客心理，比如顾客要买一斤（香港一斤为 16两）片糖，霍英东先是称出十四两，然后再加一块，口里还说：“大婶，不够么？那就再加一块！”其实，加了两块后才够十六两，也就是一斤，但顾客却很高兴，对霍英东自然产生一种信任感，回头客也多了起来。做杂货生意的，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固定的客流高峰，从早到晚，随时都可能有客人上门，因此，霍英东几乎一整天都是忙忙碌碌，不得清闲，就连吃饭，也很难坐下来安安稳稳地吃。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有如”除经销杂货外，还要自制一些调料来卖。所以，到了晚上 10点钟，“有如”一天的营业结束，伙计们也放工回家了，辛苦了一整天的霍英东却还得留在店里面，煮酱料、添甜醋、调制酱油，还要清算一天的营业状况，一直要忙到夜里 12点多。为了防止老鼠啃咬货品，霍英东还要将所有的货品都封盖好，逐一检查，确保万无一失，才能离店。回到家中，他洗漱完毕，上床睡觉时就已经到了凌晨，一年 365天，几乎天天如此。有时候，到家太晚了，霍英东就索性和衣而睡，第二天又是一大早就起床，赶去店里。　　 除了售货、做调料，霍英东还得每隔几天亲自去办一次货。当时办货需要到西环三角码头，从湾仔步行到西环，大约需一个小时左右。本来可以雇一辆小货车去运货的，但一向节俭的霍英东为了省下雇车和脚力的钱，自己改造了一辆木头车，每次办货，都是和表弟推着那辆木头车去。木头车上没装滚珠轴承，没有装货时要想拉动它就得消耗很大的气力，装上货以后，必须要一个人在前面费力地拉，另一个在后面使劲地推才能勉强前行，所以每次办货回来，两人都会累得腰酸背痛，简直比当初做苦力时还要辛苦。　　 经营杂货店，要起早贪黑，奔波劳碌，但这毕竟是自己的生意，所以霍英东干得很起劲，从不叫苦叫累、哀叹抱怨。也正是由于霍英东细心精明的经营，“有如”的生意日渐兴隆。虽是薄利经营，但积少成多，盈利倒也算可观，霍家的生活状况也因此有所改善。
因为有了“有如”，霍英东一家得以在艰难的沦陷岁月中生存下来，而经营“有如”，也是对霍英东日后叱咤商界的一次很好的磨炼。
无本买卖，赚得第一桶金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沦陷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香港终于重见天日。　　 随着香港自由贸易的恢复，万物更新，各行各业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沉寂了多年的海上运输也再度复苏。母亲认为驳运业大有可为，决定重操旧业。在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后，她把“有如”杂货店出让给了别人，拿着分得的 7000元港币，重新购置了一艘小火轮，再度出没海上。　　 当时的霍英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到老牌英资洋行——太古洋行当文员，月薪 300港元。二是放弃太古的工作，在家里帮助母亲打理驳运生意，管理帐目。但是没有工资，做驳运赚来的钱，入完帐后，全部都交给母亲支配，由母亲负责他们一家人的吃穿用度。
一般人多会选择第一条路，因为这是一条安安稳稳的路，而且，在当时来讲，月薪 300元算是相当不错了，文员生涯，朝九晚五只要不出大差错，论资升职，可稳保生活安定。太古又是一家大洋行，在香港有一定的实力和地位，很多香港人都以能在太古工作为荣，如果再干得出色些，前途必然不可限量。而打理驳运生意，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再加上竞争激烈，谁也无法预测以后会怎么样，相比第一条路，这绝对是条坎坷、冒险的路，但是霍英东却偏偏选择了这条“险路”。　　 当然，霍英东做出这样的决定，绝不是鲁莽冲动、逞一时之勇，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再三权衡后做出的选择。首先，母亲从事了多年的驳运生意，她一向讲义气、重信誉，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和人脉关系，把自家的驳运生意经营得还算不错；另外，自己做了一年多“小老板”，已经积累了不少管理经营的经验，总希望能够寻求一个更好的机会，干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大事业来。与其到洋行去做个平凡的小职员，替别人打工，不如先帮助母亲打理生意，理财管账，一边在实践中磨练、累积更多的经商经验，一边寻找合适的创业机会。　　 霍英东知道商机是需要自己去挖掘的，因此，他十分关注社会形势，观察各行各业的发展趋势。而获取这些信息的途径，除了在实际工作中多看、多听、多问以外，就是阅读报纸，特别是香港政府的《宪报》，上面经常刊登一些商业新闻和一些招标通告。因为《宪报》是全英文报纸，普通市民一般不会留意，也很少有人能看得懂。而霍英东中学时读的是英文书院，英文基础很好，所以看懂英文报纸自然是“小菜一碟”。　　 有一次，霍英东在翻阅《宪报》时，看到上面刊登了不少拍卖战时剩余物资的通告。原来，战后日本侵略军在冲绳岛、菲律宾等周围海域，残留了很多战时物资，如大船、登陆艇、炮弹壳、胶管、废铜烂铁等。有关方面就把这些物资运来香港，当作垃圾拍卖，价钱很便宜。　　 霍英东心想：“这些旧物资中有不少是目前市面上极为需要的，先把一些必要的旧物资买回来，重新改造后再转手卖掉，肯定能赚些钱。而且很多香港市民看不懂《宪报》，一定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消息，而自己正好可以借此机会，抢占先机。 ”　　 从此，霍英东就时时留意宪报上的招标通告。一次，他看中了标价为一万港币的 40部轮船机器，而这些机器，只需要经过简单的维修，就可重新使用。但要想参加投标，必须先支付一百港币，才能获得竞标资格。可霍英东帮母亲管账没有一分工钱，就是这区区一百港币他也拿不出来。　　 于是，霍英东去求刚从内地返回香港的妹妹，向她借来一百港币，参加投标，最终以 1.8万港币中标。但是他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带齐资金和相关证明才能取得这批货。连 100元都拿不出来的他，到哪里去弄这万余元港币呢？
霍英东知道母亲向来管钱甚严，绝对不会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让他去做这个看起来很“没谱”的买卖。离交钱取货的截止日期已经没有几天了，可又想不出别的办法，眼看到手的一笔大买卖就快要落空了。霍英东只好硬着头皮去游说母亲，可母亲很坚决地拒绝了，并规劝他只要安心踏实地做好驳运生意就好，不要想那些虚无缥缈，没着没落的事情。
霍英东对母亲极为孝顺，没有当面和母亲争辩。但是他左思右想，总觉得不甘心，于是他搭船过海，到九龙去找一位开工厂的朋友，希望这位朋友帮他做成这桩买卖。
这位朋友一听，也对这笔生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提出和他一起去仓库看机器。看过后，朋友对霍英东说：“我看你也别到处找人借钱了，干脆四万港币，把这些机器卖给我算了。 ”
虽然有些不太情愿，但是无奈之下霍英东只好答应了。于是，朋友当即支付给他四万港币，他从中抽出 18000元给政府，拿到机器后，又运到朋友处。
这笔“无本”的生意，最终为霍英东带来 2.2万港币的收入，这在当时算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时一个普通上班族的月薪不过是一两百元。可霍英东还是有些遗憾，因为之前他曾做过预测，如果是自己买下机器，再转手卖掉，至少能赚十万元。　　 自从赢得了这第一桶金，霍英东时常周旋于物资拍卖场，参加投标，从事物资买卖，不时有所斩获，也从中尝到了不少的甜头。在帮母亲管理驳运生意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大客户，霍英东便极力向他们出售从拍卖场拍得的渔船、小艇，往往很快就能脱手，并从中得利。　　 虽然从事物资买卖盈利高、赚钱快，是发家致富的一条捷径。但令霍英东感到遗憾的是，他的资金太少了，这也使得他失去了很多赚大钱的机会。同时他也意识到，搞战时剩余的物资拍卖毕竟是个短期生意，等物资剩下的越来越少时，机会也会随之减少。于是，霍英东又开始寻找新的生财之道。
荒岛冒险，书写鲁滨逊一样的传奇
海上出生，海里长大，霍英东与海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事实上，霍英东一生的事业，有很多是在海上演绎和展开的，大海，真真正正成了霍英东的人生舞台。　　 霍英东 25岁那年，偶然听说澳门有一家公司正在以每磅 1美元的价格大量收购“海人草”。“海人草”又名“海仙草”，经过加工提炼后可以制成治疗胃病的药品。霍英东当时对任何生意都有兴趣，经过多方打听，他得知东沙群岛中的东沙岛一带的海底，就有大量的“海人草”繁殖，于是决定亲赴东沙岛“寻宝”。
但霍英东从未出过远海，又缺乏航海知识，母亲自然是极力反对，更何况女儿霍丽萍才五岁，儿子霍震霆也只有两岁，而妻子此时又身怀六甲，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将在不久之后出生。谁也不希望他在这个时候“抛妻别子”出海冒险。但是向来对母亲百依百顺的霍英东，并没有听母亲的劝告，他去意已决，遥远的东沙岛对他似乎有着一种无可抗拒的召唤力。
母亲极力反对霍英东去冒险，自然不会在经济上援助他，霍英东只好自己想办法。他四处筹钱，终于凑齐了 10万港元，组建了东兴公司，把公司命名为东兴，顾名思义，就是希望这次出航能在东沙岛上兴财致富。　　 一个秋日的上午，霍英东和他在香港长洲招来的 80个渔民以及十余名水手一起乘船，从澳门码头启程，向东沙岛方向进发…
这趟东沙之行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出海手续没有办妥，船只被海关扣留，紧接着就是遭遇台风，一船人差点殒命海上，随后就是船员们纷纷不辞而别，只剩下霍英东一人。
然而，孤立无援的霍英东没有就此放弃，打道回府，而是重新在汕尾招募了一批人，筹备了一批食物和淡水，重新启航出海。经过了几天几夜的海上航行，他们终于到达了东沙岛。能够顺利到达，这对霍英东来说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东沙岛带给他的竟然是“地狱”一般的梦魇。　　 登陆后的第二天，霍英东他们就开始下海采集“海人草”了。可是在海底采集“海人草”，却不像在陆地上割草那样轻松、容易。他们没有专业的潜水工具，只能每人戴着一副自制的木框潜水眼镜，先深吸一口气，潜入离海平面 2～ 7米深处的珊瑚丛中采集“海人草”。过不了一会，就得浮上水面透透气，然后再重新潜入。如此一来，采集到的“海人草”十分有限。而且珊瑚的芒刺又尖又硬，常常会把人的皮肤割伤，血流不止，再加上腥咸海水的浸泡，如针扎一样疼痛。
更可怕的是，这一带海域有时还会有鲨鱼出没，他们必须时时提防。就这样，一天下来他们每个人每天下潜上浮成百上千回，累得精疲力竭不说，每个人采集到的“海人草”却连半筐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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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以忍受的还是酷热的气候。东沙群岛常年高温潮湿，白天气温高达 40℃以上，火辣辣的阳光直接炙烤着皮肤，再加上海水闷蒸，霍英东和工人们都被严重地晒伤，刺痛难耐。
到了晚上，浑身粘腻，海水和汗水混合，发出又腥又臭的味道，再加上闷热潮湿、蚊虫叮咬，让人难以入睡。最要命的是，岛上淡水稀缺，大家只能喝半咸半淡的井水，吃着用这井水煮的饭菜。几天下来，眼看着带来的粮食、咸鱼和咸菜快要吃完了，可是补给船依然迟迟未到。这样捱了一个月，霍英东和工人们都患上了水肿病，脸浮脚肿，全身虚软无力。《博亚洲华人企锐业家传奇》管第七章　荒理岛冒险，书在写鲁滨逊一线样的传奇。
补给船终于在大家几乎熬不下去的时候姗姗来迟。工人们纵然习惯了贫穷困苦的生活，却再也忍受不了如此艰苦、饥饿、危险、寂寞的荒岛生活。他们在饱餐一顿之后，便散了伙，跟着补给船离开了，再次把霍英东一个人丢下了　　 霍英东依然不死心，他深知如果自己也走了，就等于是前功尽弃，这 10万元也就泡汤了。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霍英东表现出从未有过的顽强意志，他再次招募了一批工人，重新开进东沙岛。
在海上，最可怕的就是变化莫测的气候。如果在海上作业时遇到强台风，就有可能船翻人亡。有一次，霍英东和工人们从海上运“海人草”回来，突然间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电动小船在波涛翻涌中旋转起伏，满船“海人草”散落海中，多日来的辛劳成果顷刻间被大海吞噬，船上的人们也被晃得晕头转向，辨不清东西南北，霍英东和全体船员，在茫茫的大海上和风浪搏斗了整整 12个小时，才侥幸脱险。　　 六个月后，霍英东终于决定离开东沙岛返航了。可万万没有想到，卖掉“海人草”得来的钱，仅够支付各种开支，也就是说，霍英东苦熬半年，差点丢了性命，到头来，居然一分钱也没有赚到。
东沙岛的这段野人般的生活，算得上霍英东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和最惊险的经历了。想来，当年他在皇仁书院的图书馆里读着鲁滨逊与吉姆的历险故事时，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居然真的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冒险。不同的是，鲁滨逊与吉姆的故事都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人物，而且结局是皆大欢喜的喜剧，而他的历险记是活生生的事实，结局却带着一些悲剧色彩。　　 艰苦的生活，磨练了霍英东的意志和毅力，为他以后的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要想起在东沙岛的点点滴滴，不管处于怎样的困境和逆境，他都有决心和勇气去克服。
冒险“走私”救国难
就在霍英东回到家中的一个月后，他的二儿子霍震寰出生了。而在那番九死一生的经历后，霍英东也决定静下心来，先帮助母亲打理已经初具规模的驳运业，养精蓄锐，寻找新的商机。　　 那时，在母亲的资助下，他在筲箕湾经营起一家规模不大的名为“玉记”的修船厂，船厂直属于他太太吕燕妮的名下。最初的业务是修葺船只，清理船底、船身的蚝壳等堆积物。 20世纪 50年代初期，港英政府征用玉记船厂厂址，但补偿九龙油塘湾的一块地给“玉记”。后来，“玉记”发展越来越大，由修葺船只到造船，而后扩展成为香港造船行业颇富盛名的有荣船厂。而在经营管理船厂的过程中，霍英东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再战江湖”的机遇。　　 接下来的几年中，霍英东承接了在他一生中尤为关键的一宗“生意”——为内地输送物资。　　 朝鲜战争爆发后，尚在襁褓中的新中国，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艰苦的岁月。
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 1950年，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第二年，英国禁止 13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 (包括香港 )运往中国内地。“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 ”　　 而在朝鲜战场上，食品、药品、军备物资的极度缺乏，严重地威胁着志愿军指战员的生命，许多爱国侨商纷纷慷慨解囊，援助了大量的救援物资，无奈却运不出去。面对“国难”，霍英东和他的船队却是顶着枪炮而上，冲破禁运，三年中每天不断地向内地输送大量包括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等必需物资。　　 在此期间，霍英东曾遭到英国水警穷凶极恶的暴打，险些丧命。而他的一艘名为“黑猫号”的货船也被国民党残部蓄意撞沉，港英当局更是以此大做文章，将霍英东以“走私”为名推上了法庭。幸运的是，当局并没有找到霍英东“走私”的证据，只好以“夜间航行没有开灯”为理由罚了款，便将他释放了。
开拓房地产业新天地
朝鲜战争时的海上运输，让霍英东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从而一跃成为香港的财富新贵。那时，霍英东刚好 30岁。如果单以财产的丰厚而论，可以说霍英东已经做到了“三十而立”。
到了这个时候，霍英东也不需要再冒着生命危险去赚钱了，不需要风里来浪里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霍英东准备“退出江湖”，守着钱财过一生。他要用自己海上贸易赚取的钱，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投资什么项目好呢？霍英东的脑子又开始转动起来。　　　20世纪 50年代初期，香港人口由原来的 50万，暴增到 250万，人口的激增，导致住房的严重不足，当时香港的住房条件十分恶劣，老旧的木屋、天台屋，甚至连走廊、楼梯间都挤满了人。加上工商业的勃兴，形成了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房地产业因此得以在香港逐渐发展起来。霍英东审时度势，认定房地产业势必会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资金全部押在地产上。
霍英东的决定遭到了一些朋友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香港的地产市场一向由英资财团垄断，华人要想从他们那里分得一杯羹，简直比登天还难。
可是，霍英东偏偏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不论是当年东沙岛的冒险，还是冲破禁运，向内地输送救援物质，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不管前方是沼泽险滩，还是万丈深渊，他都会义无反顾、决不后退。对自己将要涉足的房地产事业，霍英东同样信心十足、踌躇满志。这与其说是源于他“过分”的自负，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坚信自己能在英资独霸香港地产市场的局面下，另辟蹊径，闯出一条新路子。
但在当时，除了货运生意外，对于其他的生意，霍英东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所知甚少，甚至连银行开户都不会，也因此闹出不少笑话。　　　1953年 6月，霍英东和妻子吕燕妮在湾仔告士打道 152号共同创立了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是 465万港币——这在当时可是一笔相当巨额的数目。在霍英东的构想中，就是要以霍兴业堂为旗舰，纵横香港的地产市场。
公司隔壁的 151号，正是霍母的私宅，霍英东和妻儿则住在著名的富人区——跑马地蓝塘道 11号豪宅。　　　当时，霍英东连银行户头都没有，他把大量的现金都存放在家中的保险柜里。另外，他担心货币容易贬值，就拿出一部分来兑换成金条，塞到家中的墙缝里藏着，俨然是一种“土财主”式的存钱办法。　　　成立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已不满足于把钱换成黄金储存保值，他急于想拥有一幢属于自己的大厦。一来可以把自己的巨额现金和黄金转移到物业上来，安全保险；二来可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和身价，便于自己在地产界的发展。总之，那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物色自己喜欢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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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霍英东听说香港的世家——利氏家族有意出售位于铜锣湾的使馆大厦。这是利氏家族众多物业中的一幢，当时是出租给一些外国驻港的大使、领事、外交官居住。大厦是公寓式结构，就建筑面积和建筑材料、装修材料、内部设施而言，是香港当时最大、最高级的大厦之一。
霍英东到使馆大厦考察后，甚为喜欢。随即，他亲自去拜见利氏家族掌门人——利铭泽。　　　霍英东拜见利铭泽时，他在香港商界尚是一个无名小卒，而利铭泽却已是名震香江的大富豪，同时还身兼香港市政卫生局议员，可谓位高权重，其势力不可小觑。《博亚洲华人锐企业家传管奇》第七理章　开拓在房地产业线新天地。
令霍英东没有想到的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谈话竟然进行得颇为顺利，利铭泽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超级富豪的趾高气昂、不可一世，而是和蔼可亲得如同父亲、兄长一般。
利铭泽和霍英东都是十分豪爽的人，对价钱也没有斤斤计较，双方答应以 280万港元成交。　　　几天之后，霍英东和利铭泽相邀见面办理买卖手续。利铭泽见到霍英东拎着一个大袋子，感觉很奇怪。原来霍英东的大袋子里装的全部是买楼的现金，而他当时既没有支票，也没有银行户头，这让利铭泽感到哭笑不得。当时，香港在银行有账户的人确实不多，可是做大生意的人都知道怎么利用银行。他看着一脸真诚的霍英东，从心底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将来必会成就一番大事业，就诚恳地对霍英东说：“霍先生，其实买楼也好，做其他生意也好，不一定全用现金或者自己的钱，可以在银行开户，然后可以向银行借钱，节省自己的本金”。
霍英东这才知道，原来银行有这么大的作用。他便想到当时香港最大的汇丰银行开个账户。在当时，在银行开户、存款，一般需要有一些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介绍和担保。利铭泽再次向霍英东伸出了援手，在他的介绍下，汇丰银行最终接纳霍英东的开户、存款，这也是霍英东生平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　　 经利铭泽、利孝和两兄弟指点，霍英东又向汇丰提出贷款的请求。但是，毕竟霍英东是初出茅庐，汇丰对他的能力并不十分信任，后来还是靠利铭泽、利孝和的担保，汇丰银行最终同意借给他 150万港币。　　 也就是那时，霍英东认识到银行是多么重要，因为汇丰贷给他钱，只要 6厘利息，而香港当时市面上的贷款，最便宜的利息也得是 1分 8厘，中间足足差了三倍。所以，从那时起，霍英东便开始想尽办法去与各大银行的负责人打交道，并建立起一定的关系。　　 当时，出租楼宇是香港地产行业最盛行的方法。 20世纪 50年代前，香港的楼宇买卖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的。没有巨额资金，很难购买下来，私人也极少涉足其中，公司拥有一幢大厦后，若不是整幢卖出去，就是自己使用或转租出去。所以，当年地产公司通常称为置业公司，而不是发展商。　　 买下使馆大厦后，霍英东先是把公司的大本营从告士打道搬到开平道 7号的使馆大厦地下。然后再依照传统的办法，实行对外招租。因为使馆大厦在当时属于高级楼宇，且向来住的都是一些外交官，所以新的租客仍然是以洋人居多，租金自然也不菲。继霍兴业堂之后，霍英东又成立了一间立信置业公司，专门建造和买卖楼宇。
霍英东踏足地产行业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在 1953年底购下九龙油麻地榕树头公众四方街至东莞街的一块 10万多英尺的土地。当时的地价很便宜，一英尺只要 20多港币，因此，这么大的一块地，霍英东只花了几十万就买了下来，这也是他平生买下的第一块地。
买下四方街地皮后，霍英东便准备在那里建楼，但是他又不想再继续把它们租出去，而是想向市民出售。因为在出租使馆大厦时，他算过一笔账，通常，楼房的建筑期是一至两年，如果是租出去，扣除利息以及各项开销，至少七八年之后才能翻本，收益率并不高。而那些小的地产商，则是小本经营，通常只盖五层以下的房子，这种经营方法，既不能加速资金 的周转，赚不到大钱，也无法解决香港的住宅紧张问题。　　 其实，当时不仅是在香港，在世界各地，楼宇买卖都是以一整幢作为单位。这种陈年行规沿用了多年，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提出要去改革它。　　 直到 20世纪 50年代初期，香港一些地产商开始觉察到这种经营方式的局限性，于是想改弦易辙，探求新的售楼方式——像切月饼那样，把楼宇契约切开，即“分契”，然后把楼宇分层出售。
地产商将楼宇分层出售之后，光顾楼宇的市民多了起来，但买主还是局限于一些富裕的人家，而且分层出售也仅仅限于那些唐楼式的楼宇（即最高不超过五层，每层只有一个面积 1000平方英尺左右单位的旧式楼房）。当时的房价在每平方英尺 20港元左右，也就是说，买一层楼大约要 2万多港元。而那时香港普通职员的年收入不到 3000港元，能一下子拿出 2万元来买楼的人屈指可数，因此， 20世纪 50年代初期的香港地产市场，并不算特别活跃。
霍英东经过一番思考、权衡，决定采用分层出售的方法。他的考虑是，如果市民租房住，必须要先交一笔顶手费，叫做“七千顶手，月租两百”，即顶手费一般要 7000元，每月还要交 200多元的租金。但相同面积的一层楼，售价一般要 2万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出得起 7000元顶手费的租客，再支付差不多的钱，就能买到一层属于自己的楼房，两者比较，自然买楼比租房划算得多，如果市民们都愿意自己买楼，那么资金周转和回收也就快了。　　 在进入地产业之前，霍英东所从事的都是商品流通的生意，这也就使得他拥有了超前于当时大多数地产商的商品意识。他把多年经营杂货铺的经验拿到地产经营中，把楼宇当成商品，采取一些“有创意”的促销方式，推动了楼宇进入市场，以此加快资金周转，缩短投资回收期。
房屋并不像胶鞋之类的产品有个样板，不同的楼宇，楼层高低不同，结构、面积、材料、价位也各不相同，所以客户在选房、看房时都十分谨慎，几乎是所有家庭成员都要看一遍甚至几遍，还要一起计算，一起丈量。而带领顾客看楼的人，每天都要来来回回跑几十次，因此很不耐烦，个个都成了“负气佬”，常常和顾客发生争执，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有鉴于此，霍英东大胆探索，独创出前所未有的“楼盘说明书”，上面详尽地介绍了楼盘情况，包括地势环境、建筑材料、分层价格、订购方法以及交楼的日期，另外还有地盘、各楼宇的透视图和平面图、骑楼剖面图、各分层的平面图等等，印制出来后，再装订成册，派发给买家，让买家对楼盘的基本情况有一个详尽的了解。这种楼盘说明书，从内容到编排方法，与现在流行的装帧精美的楼宇宣传广告画册并无两样——其实，除了印刷、装订质量相对较为粗陋之外，它就是今天的楼盘广告画册的前身。　　“楼盘说明书”一推出，广受市民的欢迎，对促销楼宇的效果也十分明显，其他地产商们也都纷纷效仿，并逐渐成为地产商推销楼宇的必用手法。编制“楼盘说明书”，绝对称得上是霍英东在房地产行业的创举。　　 霍英东经历过童年时以“船”为家的飘荡与艰险，经历过少年住在“贫民窟”里的拥挤与艰辛，深知“家”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他要让拥有自己的楼房不再是富人的专利，让更多普通的市民也能买楼做业主。再从自己作为开发商的一面考虑，只有买楼的人多了，物业市场才能旺起来。如果再想出一个办法，让自己既投资不多，又能有较高的回报，那岂不更是两全其美？　　 那么霍英东“两全其美”的办法究竟是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到霍英东的另一项创举了，即“卖楼花”与“分期付款”的售楼方式。
所谓“楼花”即指楼号，就是在新楼宇只有设计图纸，没有正式动工兴建之前，买家先交纳一定数额的定金预购楼房，余款分期支付，像交租那样，等新楼落成，买家就差不多交齐了余款，也就拥有了自己的物业，可以做业主了。这就好比在果树开花阶段，买家交钱买那个“花”，然后在花结成果时再摘那个“果实”一样。对于开发商来说，就是用买家的订金来盖楼。可是，楼还没建，买家是否愿意先付定金呢？　　 霍英东再次发挥了他善于精算的优势：以一座六层楼来算，楼层越高，价格就会越便宜，如果一个单元卖 1.4万元，普通市民与其花 7000港元的顶手费，再每月交 200港元的租金，莫不如采取一种“分期付款的方式”。就像卖杂货、开工厂那样，不可能自己备齐那么多现货放在那里等买家来买，一般都是接到订单后才生产。有了订单和订金，厂方就可以启动，销路也有保障。而买家先支付一定数额的定金，再陆续回款，而不是像传统的“一手钱，一手货”，一次性付齐货款，减轻了买房的压力。如此一来，买卖双方都有利可图，生意也就做活了。
买房子也是一样，先交纳的 7000元，相当于定金，余下 7000元，每月缴交不到 300元，只需两年便可以全部还清，这与租屋无异，但买主却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住房，不用再漂泊不定，这是非常划算的。　　 所以，在四方街大厦还没动土之时，霍英东就在售楼说明书上向市民推介这种分期付款的新的买楼方式。这一招果然十分有效，楼宇开售的第一天，很多普通的香港市民就蜂拥而来，他们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承受这种分期付款的方式，都愿意自己买楼，负责此次楼宇销售接洽的高露云律师楼外大排长龙，楼花很快便销售一空。
之后，霍英东在出售四方街其他楼宇时，又不断完善这种分期付款的售楼方式，把第一期的订金降低到总楼价的 10％～ 30％，以吸引更多的市民前来买楼。　　“卖楼花”是香港地产行业经营手法的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对买家而言，此方法减轻了他们一次性支付所有楼款的压力，让许许多多的市民也能进入房地产买卖市场。　　 其实，这其中获利最大的仍然是开发商。从建楼来说，比如建筑费需 100万元，楼房可卖二三百万元，净赚一二百万元。先收售价一半，这建楼费用就解决了，资金周转很快，且收足买楼者预付的订金后才动工兴建楼宇，也避免了投资风险，万无一失。而买方觉得买“楼花”既便宜又划算，便抢着购买。有些人则在排队预购到“楼花”后，随即把“楼花”转售给别人，一天之间就已经赚一笔，不少人因而乐此不疲。由此，又掀起了一股“炒房”的狂热潮流。那时，整个香港几乎是一哄而起，许多人都疯狂地卷进投资房地产业的旋风里。　　 “买楼花”和“分期付款”的举措，也使得霍英东开发的楼盘货如轮转，新楼盘开售的消息在报纸上一刊登，往往一天内就订购告罄。再次引发了其他地产商的效仿，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经营特色。　　 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霍英东就在四方街地块建起 100多栋、共 600多层、折合约 50多万平方英尺的楼宇，蔚为壮观，而且全部销售一空。四方街一带，也因此成为香港最早、最大的屋村之一。如果以每层楼赚 1万元计，光是四方街地块，霍英东就赚了 600多万，而且他自己的投资甚少，基本上是靠买家的订金把楼宇建好的。年轻的霍英东涉足地产行业，一跃成为坐拥千万资产的大富豪，不得不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在兴建四方街楼宇的同时，霍英东还兴建了立信大厦和香槟大厦。开发兴建大厦固然收益巨大，可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在此之前，地产商把楼宇分层出售，只是局限于那些不高于五层的旧式唐楼，因为那些唐楼每层的面积不大，一般是 1000英尺左右，且每层就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业主，分契比较容易，如四方街大楼那样，楼高 5层的，就分成 1/5，每层的业主各执一份契。而大厦不同于那些旧式楼，一幢大厦建筑面积很大，每层又有好几个单元，大厦里头还可能有酒楼、写字楼、店铺、停车场、工厂，还有外墙、电梯户主多了起来，屋契怎样分？另外，还涉及到电梯保养费、公用电灯费、看更费、垃圾清理费等一系列问题，这些费用怎样分摊？还有，业主有权随意使用自己的地方，别人无权干涉，但相互间的纠纷却多起来，比如在大厦里设工厂，开工时噪音会打扰到其他业主；开酒楼的，在门口装个霓虹灯招牌，整夜亮着，搞得其他住户难以入睡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法律上也不能很好解决。　　 于是，霍英东推出了他的又一项新“创举”——“公共契约”，即每个业主都负责一部分管理费，承担共同的责任和费用，这俨然就是今天的物业管理模式的雏形。
香港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莫过于那些高耸入云、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然而，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之前，香港的楼房一般不会超过五层，随着香港人口的增加和住房的日益紧张， 1955年，港英政府重新修订了建筑管理条例，准许地产商兴建高层住宅大厦。
霍英东又一次捷足先登。 1955年，他在铜锣湾利园对面兴建了香港当时最高的大厦—— 17层高的蟾宫大厦。蟾宫大厦的地下是铺位，二楼是写字楼，其他的楼层是民用住宅。霍英东又采用“卖楼花”方法，在各大报纸刊登售楼广告，楼盘很快就一售而空。　　 蟾宫大厦气势宏伟，临海而立，站在顶楼，不仅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湾的美景，港岛九龙的景色也同样尽收眼底。蟾宫大厦封顶后，霍英东登高望远，居高临下，成功感和满足感油然而生。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个曾经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艇户仔，曾与 50多人挤在一间贫民窟里的穷小子，竟然有能力建造香港最高的商业大厦。　　 随后几年，无数的摩天大楼陆续拔地而起，遍布港九。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蟾宫大厦却始终矗立在铜锣湾，见证着香港几十年沧海桑田的发展变化，这也是霍英东早年驰骋地产界的最好明证。
独步香江的“海沙大王”
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智慧，霍英东成为香港地产业的领军人物，赢得了“地产教父”、“香港土地爷”的美誉。当众人识得此路之妙而纷纷加入时，霍英东却又先行一步，再次将目光落在了大海。这一次，他看到的“宝藏”不是在海面上，而是在海底。　　 在香港的商界，霍英东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就是“海沙大王”。早在 20世纪 50年代初，霍英东就已经预见到淘沙业的巨大发展前景。借着房地产业的助力，建筑业也开始大力发展起来，整个香港大兴土木，大搞市政建设，数不清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兴建楼宇就需要大量海沙，但在当时，淘沙业需要的劳力多、投资大，而获利相对较少。所以，大多数企业家并不愿意涉足此业，但霍英东从建筑业的广阔前景预见到淘沙业必将 有大发展，便大胆地率先吃起了这只“螃蟹”。为此，他创办了有荣公司，并取得了香港海沙的独家专营权。　　 所谓的“专营权”，其实就是有荣公司负责采沙和收购海沙，然后统一卖给政府，再由政府统一卖给用户。政府之所以对海沙实行严格的专卖，一来是出于对海滩的保护；二来海沙是矿产，里面可能还含有黄金，故政府在放开煤炭、粮食之后，仍然不放开海沙。　　 那时，为了开采海沙，霍英东招揽了大量的驳运工人当铲沙工。但是挖海沙相当苦，用手工操作，铲沙很吃力，产量也不高。而铲沙工又都是临时招请的，每逢煤炭船一到，他们就转去运煤，淘沙工作就得暂停下来。　　 有鉴于此，霍英东就改临时招请工人为招标挖沙，与几十个驳船的船主签订挖沙合同，一立方米海沙约支付 3元港币，霍英东则先支付一年工钱给船主。但船主大多都不能按量完成挖沙指标，霍英东支付的工钱扣不完，尚有余欠；而船主却要求再借第二年的工钱，预支款总还不清，可第二年招标，霍英东又不能不再承包给他们，这样一来，霍英东就获利甚少。
霍英东意识到只有减少挖沙工人，提高挖沙产量，淘沙生意才能大有可为。为此，他花费 7000港元从海军船坞买来一台挖沙机器，用机械操作之后，效率大大提高。 20世纪 50年代后期，他派人到欧洲重金购进一批先进的挖沙机船，改用机船挖沙，并收购了美国人经营的太平岛船厂和荷兰治港公司的全部机器设备，从前只有外资吞并中国人的产业，霍英东却开创了香港人收购外国公司的先例。　　 那一时期，香港建筑业所需的海沙全部来自于霍英东的有荣公司。为此，港府在新界和离岛为有荣公司提供多处堆沙场所，而有荣公司还专门在新界设立一家公司负责海沙的采集、运输和供应。那时，霍英东时常驱车或坐船前往各堆沙点和淘沙处巡视。由于大量采挖，香港地区沙源减少，有些居民还说挖沙“破坏风水”，反对在沙滩挖沙。有荣公司就只能到离沙滩较远的海上挖沙，但是成本却增加了很多。之后，霍英东又转移阵地，到内地找沙源，最后，广东五矿公司委托有荣公司为中国海沙出口香港的总代理，并指定深圳的大鹏湾、小梅沙、盐田等地为有荣公司的采沙区，广东方面安排工人采沙，而有荣公司则负责把沙运到香港，专卖给港府。　　 为了进一步提高有荣船务的挖沙机械化程度和淘沙产量， 1961年底，霍英东耗资 400万泰铢 (约合 120万港元 )从泰国购进了一艘名为“曼哈顿号”的巨型挖沙船，将之改编为“有荣二号”。此船长 288英尺，载重 2890吨，每 20分钟可入海底挖取泥沙 2000吨，然后自动卸入船舱中。其性能之优良、生产效率之高，在当时实属罕有。这艘船也是当时香港最大型、最先进的挖沙船。　　 当时，一个楼宇单元也不过是几万港元，而霍英东不惜重金，斥资 120万巨款购买此船，足见其对发展淘沙业的雄心壮志。
淘沙业带给霍英东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一种满足感和责任感。当时，香港的标志是驶风船，霍英东就是用驶风船淘沙的，后来，高楼大厦取代驶风船成为香港的标志，而没有他的有荣公司供应的海沙，香港就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　　 由于霍英东旗下的“有荣”拥有大批挖沙、挖泥船只，故在大举淘沙以供应各建筑商之时，霍英东又物尽其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兴建一些市政设施和海港工程。　　 在此之前，香港的重大建筑工程从未承包给中国人，都是交由外国公司去做的。因此，霍英东承办建筑工程，自然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霍英东对工程建筑方面是个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根本无法做好。但霍英东却再一次力排众议，成功地承接了多项市政工程，有的还是难度很大的重大工程，甚至国际工程，都完成得出色且圆满，从而，开创了中国建筑公司承办重大工程的先例。霍英东以其在地产的卓越业绩以及在淘沙行业和市政、海港工程上的突出表现，被香港的传媒誉为“香港最有名的实业家”。此时，霍英东的人生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率先投资内地，兴建现代化酒店
1978年 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第一次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准许吸收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用于内地的经济建设。
霍英东早就有投资内地建设的想法，等全会的公报一公布，霍英东便立即付诸行动，积极地开始了在中国内地的事业，他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广东中山县的温泉宾馆。　　 那个时候，中国内地还没有兴建旅游酒店的先例，而霍英东却再一次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时候有很多人都认为，中山县到处是大沙田式的“茅坑”，像样的公厕都没有几个，在这种遍地“茅坑”的地方建酒店，无异于把钱白白撒进“茅坑”里。但是，霍英东却不这样认为，他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在这里建出一个中国内地最好、最先进的酒店。　　 于是，他联合何贤、马万祺等港澳富商，成立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与中山县签约合作。 1979年 11月，中山温泉宾馆正式破土动工。从商谈合作方式到选址、签约、图纸设计到动工建设等等，中山温泉宾馆建设的所有项目，霍英东都亲自参与。工程动工后，各种建材和酒店设备、用品，几乎样样告缺。霍英东就亲自向海外落单订购。　　 一年之后中山温泉宾馆如期竣工。这是第一家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合作兴建的涉外旅游酒店宾馆，总投资约为 4000万港元，占地面积 105万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 23万平方米，有 250套客房，其中包括 10栋别墅。
善于创新的霍英东在温泉宾馆开业后，又提出他的另一个创举——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毫无疑问，霍英东的这一想法再次引来了一片质疑和反对之声。那时，高尔夫运动已经从欧美传入亚洲，并开始流行。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山，甚至整个中国，这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运动，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高尔夫，更没人见过。　　 有人惊呼：“对外开放，是否连这种贵族化和资产阶级化的玩意也引进来？”甚至连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也尖锐地提出：“中国人都还没有完全吃饱，怎么可能玩高尔夫？ ”
对于人们的非议，霍英东并没有感到意外。自他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以来，这一类的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霍英东心里已经有了足够的准备。 1982年新德里第九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已经列入了高尔夫球运动，传统的贵族运动变成了国际上承认的体育项目，因而，霍英东要建高尔夫球场，也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霍英东计划投资 2700多万港币兴建高尔夫球场。当时有许多人感到不解。“打高尔夫球是高消费”，如果没人来打， 2700多万岂不是成为烂草皮？但是霍英东坚信，只要内地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政策，高尔夫球场就有兴建的必要。　　　1982年，高尔夫球场正式动工。为了使高尔夫球场具有国际标准水平，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了驰名世界的著名高尔夫球场设计师、美国球星阿诺•庞玛前来中山，设计和监督兴建这个球场。
在霍英东的积极努力和协调下， 1984年 8月，中国内地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隆重开幕。球场地域广阔，占地 50万平方米，设有国际标准的 72杆 18洞， 18条球道总长达 5991米，草地、湖泊、小丘点缀其中，达到了世界锦标级的一流水平。
至此，温泉宾馆与高尔夫球场连成一体，成为中国内地游玩设施最为齐备的涉外旅游酒店之一。中山温泉宾馆开业之后，已接待来自世界 100多个国家、地区的旅客超过 1000万人次，当中有很大部分是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他们或来旅游观光，或来中山投资设厂，从事贸易，既给中山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带来了新的观念。中山也正是得益于此，市场渐渐活跃，经济建设迅速腾飞。　　 当中国刚刚向外开了一道门缝，国人还用怀疑的眼光看外面的世界时，霍英东在中国开创了中外合作兴建旅游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先河。同时，他在这两个项目的兴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思维，都毫无疑问地对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继中山温泉宾馆之后，霍英东又投资建设了广州白天鹅宾馆，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级宾馆，也是第一家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管理的现代化大型酒店。除此之外，“白天鹅”在中国的酒店业还创造了很多个第一：我国第一家在酒店内实行与日本、香港三方合作经营日本餐厅的酒店 (1982年 11月 )；我国第一家四门打开对群众开放的高级酒店，成为宣传改革开放的窗口，增强了群众对国家前途的信心 (1983 年 2月 )；我国第一家全面实施电脑化管理的酒店 (1983年 2月 )；我国第一家使用信用卡结账及实行八种外汇付款方式的酒店 (1985年 )；我国第一家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成员的酒店 (1985年 7月 )。　　 霍英东倾尽身心于“白天鹅”，该酒店涉及到的所有事宜，他都参与决策和进行改革，因而形成了后来被内地旅游界大力推广、借鉴的酒店经营管理的“白天鹅模式”。之后，霍英东又把这个五星级大酒店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他以这种表率性的行动带动了香港、澳门等一大批爱国华商，投资内地经济建设，对内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南沙——梦中的金银岛
霍英东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着传奇色彩，尽管已经是功成名就，可是霍英东的身体内却仍充满着不安分的“因子”。就在他本应该和大多数到了那个年纪的老人一样去安享晚年，含饴弄孙的时候，他却再次选择了“冒险”，去寻找梦中的那个“金银岛”…
这个让霍英东魂牵梦绕的“金银岛”在哪里？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是否如他青年时期曾视之为“金银岛”的东沙岛那样遥远？是否是一块遍布“金银财宝”的“风水宝地”？
其实，不同于隐匿于大海深处的东沙岛，这座名为南沙的岛屿并不遥远，就在霍英东的老家广东南端的番禺境内。　　 初次来到南沙，霍英东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桥、没有路、没有人烟、石塘荒废、寸草不生，只有一片沙田的荒岛。而且这里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如果到了台风季节，这里仅有的沙田就会被海水淹没，变成一片汪洋。用霍英东的话说，南沙就是番禺的“西伯利亚”，没有谁愿意到这里来。
既然如此，精明的霍英东为什么会将这里视为“金银岛”？其实，霍英东踏入这个荒岛的目的不是为了“寻宝”，而是为了自己心中一直以来的那个美丽的梦想　　　1978年，霍英东应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的卢绪章的邀请，一同考察内地的旅游资源。在沿珠江南行到南沙的时候，凭着多年对于运输事业的了解，霍英东感到这里是发展港口的绝佳位置。
在霍英东看来，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流通与交换的世界。市场经济，更是流通与交换的经济。目前，在世界性的商品流通与交换中，海港的运输占据着主导地位。港为城建，城以港兴，是世界性的现象。广州经济发展正不断向南面，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辐射，而港澳经济发展却不断向整个珠江三角洲辐射，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令已颇具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和发达。
于是，霍英东便构想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物色一个能够面向国际、面向大海的地方，将这里建设成为省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从而把省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
1988年，霍英东正式提出了开发小南沙的构想，并组织了考察小组对南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调研，收集了大量资料和数据，同年便制定出了关于发展小南沙的初步计划。
接着，霍英东又重金聘请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专家理查德•鲍弗，对南沙新城的发展进行了整体规划设计。《博亚洲华人锐企业家传管奇》第七理章　南沙在——梦中线的金银岛。
1989年，霍英东力排众议，在一片反对声和世人诧异的目光中，在一片滩涂和乱石场上，铲起了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奠基的第一把土，拉开了南沙建设的序幕。　　 霍英东在南沙开发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南沙恶劣的地域 环境进行绿化、美化。为了改善南沙的环境，霍英东组织建设者 从河底抽起一千多万立方的泥沙，填平了六千多亩的滩涂，并修筑 了长达七公里的蒲洲海堤工程，南沙至此旧貌换新颜！　　 紧接着，霍英东的南沙开发团队开始对南沙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修桥、筑路、建轮渡和修建现代化的货运码头以及客运港口，沟通起南沙与外界，吸引更多的人到南沙投资、生活。这其中包括洛溪大桥、沙湾大桥、港前大道、进港大道、番中公路、南沙大道、虎门汽车轮渡码头、穗港连运的新航道等，特别是南沙与香港通航的客运货运码头的开辟，打开了番禺的南北通路，率先把珠江口东西两岸连接起来。至此，南沙辐射到各地的交通网络初步形成，使得本属荒芜地带、无路可走的南沙，变得四通八达。人们忽然间惊觉，原来这个曾经让无数人都毫不犹豫地放弃掉的滩涂之地，竟然是一块“黄金宝地”。　　 在开通南沙港至香港航线后，霍英东的开发团队，又开通了到广州的水上巴士。不断发展的东发货运码头和南伟货运码头，再加上现代化的飞机场，使南沙不仅在客运和货运上站稳了脚跟，而且作为珠江三角洲中心点上的海陆空交通枢纽的地位也已得到确立。　　 南沙的建设，从规划设计到施工运营，几乎倾注了霍英东全部的心血。几乎每逢星期三，岛上的居民都会看到这位精神矍铄、笑容和蔼的老人带着他的几个儿子及有关专家风雨无阻地出现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小岛上。每次上岛，他们便召开现场会议，下到各个工地，检查工程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各种问题，克服了无数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们采用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施工工艺，实行了最科学的管理制度，为了南沙城的建设，霍英东这位世界闻名的工商业巨子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南沙，这是一方充满希望与梦想的，不断成长着的土地。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个跨世纪工程，年过古稀的霍英东正在做着人生的最后一次冲刺。十几年来，霍英东不求回报地在这里投入了一笔又一笔巨款，在一批批建设者们的努力耕耘下，这方承载着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最后的人生梦想的热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国际瞩目的现代化工业园区耸立在世人面前。南沙已经不再是一个荒芜的孤岛，而是一个适宜人们创业发展的“科技文化商贸中心”和生活居住的“现代化海滨新城”。　　 然而，霍英东并未停住前进的脚步。在南沙的各项工程基本完成，海滨新城初具规模之时，他又适时提出了以广州、南沙为中心，辐射韶关、郴州、赣州三市，形成“红三角经济圈”，凭借南沙这个经济平台与“红三角”地区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带动整个“红三角”的经济尽快实现腾飞，这就是这位老人的大目光、大视野！
情牵祖国体育事业
对于中国内地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霍英东的认识与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为中国体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霍英东出身贫寒，少年时尝尽了体弱多病之苦，亲眼目睹国家贫弱，人民多难，更深感如果不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则“民族难兴、国家无望”之理。为此，霍英东一直把体育运动视为振兴中华的重要标志和手段，凭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和对体育事业的远见及热诚，霍英东在商界大展拳脚的同时，亦倾尽心血扶持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20世纪 5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都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这就使得中国的体育健儿失去了参加国际性的体育赛事的资格，不能在国际赛场上扬威显名。随着 1971年的第 26届联合国大会的召开，中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中国体育全面重返国际体坛的号角开始吹响。但当时国际上反华势力仍然很强大，国际奥委会及许多国际体育组织仍然排斥中国。在这种背景下，霍英东毅然挑起了“中国体育大使”的责任，凭借着其在香港及国际体坛的崇高声望，带着长子霍震霆，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体坛展开斡旋工作，为中国重返国际体育组织、为中国健儿得以参加各项国际赛事、为协助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大舞台而奔走呼号，开始了此后 30余年为中国体育的复苏与崛起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岁月征程。　　 1979年，在霍英东的努力和协助下，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被剥夺了 30年的合法权利。之后，霍英东又先后帮助中国重新加入国际足联、国际自行车协会、国际篮联等国际体育组织，为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而为了这一切，霍英东不惜以整个家族的关系和资本，全球奔波，为中国体育重新加入世界大家庭写下了历史性的一页。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消息传来，霍英东大为振奋，出资 1亿港元，专门建立了“霍英东体育基金”，用以奖励每一届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中国奥运健儿。在此后的历届奥运会及重大体育赛事上，霍英东都会不惜重金奖励获奖运动员。
除此之外，霍英东还积极出资，协助各类体育场馆的建设。上世纪 80年代，北京成功取得了 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的举办权之后，霍英东便慷慨捐助了 1亿港元，用于兴建亚运会游泳馆。为了纪念霍英东的这一贡献，这座当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游泳馆，被命名为英东游泳馆。　　 鉴于当年北京举办亚运会时缺乏国际高级宾馆的情况，霍英东又投资超过 2.3亿港元，在北京兴建了高级酒店贵宾楼，霍英东特意把酒店建成传统中国风格的皇宫式建筑物，目的就是让世界宾客都能从中感受到古老的东方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能够举办奥运会，是霍英东毕生最大的愿望。 1991年 2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申办 2000年 27届夏季奥运会。听闻这一消息，霍英东的内心激情澎湃，他虽然不是中国申奥委员会的成员，但却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那段时间，霍英东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希望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　　　1993年，奥林匹克博物馆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落成，馆中央有一座大理石墙，墙上每块大理石都刻有捐款超过 100万美元的捐款者的名字。别的大理石上刻的都是各大公司的名字，只有居中的一块大理石刻着唯一捐款的奥委会——中国奥委会。然而，真正的捐款者却是霍英东。　　 虽然那一次申奥北京以微弱票数落败于澳大利亚的悉尼，给了霍英东不小的打击，但他深信，随着祖国越来越强大，终有一天，中国将主办出一届让世界瞩目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而他的这一夙愿终于在 2002年的莫斯科得以实现。　　 霍英东当时年岁已高，无法亲赴莫斯科见证这一伟大时刻，他便让担任香港奥委会主席的儿子霍震霆代为出力。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胜时，霍英东立即在香港的家中与身在莫斯科的霍震霆通电话，父子二人十分兴奋，在电话里反复地说：“我们赢了！我们赢了！”那时已是凌晨时分，巨大的喜悦让霍英东兴奋无比，他立即驱车赶到九龙公园与众多香港市民一起庆祝。庆祝活动结束后，回到家中的霍英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最后兴奋得索性跳进游泳池畅游“降温 ”。在北京成功申办 2008年奥运会后，霍英东又为北京奥运会造价达 8亿元人民币的奥运游泳馆“水立方”捐资 2亿元。二十多年来，霍英东单为中国体育事业的捐款就已经超过了 8亿元。
对于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霍英东充满了期待，遗憾的是他最终未能亲眼目睹这一华夏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