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单机版开启城战:李敖与朋友 （资料）

李敖素以“特立独行”标榜自我，这不仅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学术的看法上，也表现在他对朋友的看法上。

李敖说：“我的一生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却一直缺乏朋友的立场，也许我一直重正义甚于朋友，因此人多敬而远之，怯于跟李敖做朋友。虽然如此，我却了无遗憾，没朋友就没朋友，朋友少就朋友少，我还是天行有常，说我要说的，不管人拿我当不当朋友。”(《迟来的朋友，不算朋友》)“我对朋友的看法，也因我的进步而有点改变。当你不断进步的时候，你的朋友若不再进步，就会发生距离。真正的友谊一定要人格和公益结合，全凭旧情和私利，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我因为多年从事思想活动，很惹官方注意，为了不牵累朋友，我也有意地疏远他们。我认为，一个人需要朋友的真正原因，恐怕还是耐不住寂寞。耐得住寂寞的人，尤其以寂寞做为自己这一行职业条件的人，在这现实的时代里，一定得承认朋友的没落。朋友是历史遗迹，自己的朋友是自己历史的遗迹，时代变了，古典的交友方式，必须改正；人生苦短，酒食征逐或把臂言欢的交友方式，必须舍弃。这些都是我不大交朋友的原因。朋友是一种生命的浪费，或说是得不偿失，我愈来愈强烈感到这一点。这也并非说我拒绝了所有朋友，朋友中能与我共同为理想奋斗的，我还是另当别论的。”(《上山·上山·爱》)

李敖的“不大交朋友”，主要是因为李敖的思想境界之高，鲜有能与之比肩者。而俗世的交往和应酬只是浪费生命，“第一流的人应珍惜光阴”(《回“苏秋镇之女”的一封信》)。“梁启超每天写八九百字，胡适每天写四五百字，以他们的大才，每天的成绩竟这样少，原因无他，俗务与俗情不能毅然摆脱之故也。”(《我为什么“战斗性隐居”?》)所以，李敖要息交绝游，离群索居，“把自己的生命支付在最该我做的事情上。”“我坚信只有这样‘不近人情’，我才能好好把握余生，做对自己最能尽其才、做对世人最有益的事。”在《回邓维桢的一封信》中，李敖也表露了这种思想：“伟大人物无法过凡夫俗子的生活，并不是凡夫俗子的生活有什么不对，但伟大人物那样去过，就是不对。伟大人物必须有大量的专注与牺牲，才能成就一些事、一些功德，否则就是偷懒、就是逃避、就是不可原谅。”“沙特的生活方式就是独居公寓里，要快乐，找女友；要写作，自己谁也不找，因为以他的知识境界，找别人没什么用。我从二十多年前，就设法达到能有独立研究的条件，多年的努力，使我有羽翼已丰之感，这时候再不赶快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也就很快时不我与了。所以这次要大发特发一次神经，——决心‘隐而不退’了。”另外，怕“祸及友人”也是李敖“不大交朋友”、“不近人情”的原因之一。但李敖“朋友少”的原因并不全是主观的，刻意而为之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敖的遭际、李敖周围的人事催化的。

李敖在《论识货》中说：“我一生最痛苦的事，就是被一群绝愚蠢的人纠缠、拦路、打击、陷害、嫉妒……其中有敌人，也有朋友和亲人。”敌人是指国民党及其文化打手徐复观、胡秋原等；“朋友”是指陈鼓应、王晓波等；亲人是指胡茵梦等。敌人对李敖的攻击、陷害，李敖是不会在意的，使他痛苦的是亲朋中的不识其大者对他的反戈之击。

李敖《找康宁祥算帐!》里说：

“胡茵梦在和我结婚前，本是国民党，她写《特立独行的李敖》发表，早就被国民党透过中影向她警告。她和我同居结婚，压力始终不断，国民党逐步封杀她在演艺事业上的发展，使她非常沮丧。她最后抵抗不了这种压力，而屈服，而向官方表态，表演‘大义灭夫’……

“胡茵梦是不知轻重的，她被人利用，用不真实的方法伤害李敖，伤害李敖，最后伤害到她自己。胡茵梦努力求真求善，是她的大长处，但她用作伪的方法求真，用作恶的方法求善，结果闹得亲者所痛仇者所快，最后连美都没有了。”

李敖又在《雁行折翼》中说：

“我赞成‘大义灭亲’，如果他站在‘义’那边；我赞成‘替天行道’，如果他站在‘天’那边；我赞成‘择善固执’，如果他站在‘善’那边。可是，如果站错了边，以无信无义的表演去灭亲，以无法无天的假戏去行道，以不辨善恶的做秀去固执，因而造成了大错误，又何以善其后?因此，一个人在爱护真理前，必须先对真理仔细的弄清楚，弄清楚后，再‘大义灭亲’、再‘替天行道’、再‘择善固执’，都不嫌迟。否则的话，童子操刀，仓皇上阵，把朋友一阵乱砍。这就不是仁人所忍为的了。”李敖的亲朋的“大义灭亲”，都是不识其大的，都是“乱砍”，有的甚至因为对李敖的嫉妒。譬如陈鼓应，从《文星》开始，他就嫉妒李敖“暴得大名”。“从鼓应和文星分开起，从鼓应在师大演说起，鼓应公开骂了我二十年，可是我没回过一句。”(《答陈平景》)“我很珍惜他同我过去的友情，直到我在二十年前，写给他绝交信为止。我生平只写过一次绝交信，就是写给鼓应的。我写那封信，显然相信使你过分痛苦的朋友，还是让他去做敌人吧!从那时以后，虽然他结婚我也参加，但在我心中，却只有‘少年十五二十时’的鼓应了!但是，鼓应却一直打着李敖朋友的旗号，做一连二十年的敌人的事，我觉得他太不光明磊落了!”“这个时代里，不但朋友有的都不够光明磊落了，甚至连敌人也都不够敢作敢当了。这种敌人骂我二十年，骂完了竟不敢承认，还冒充是我朋友，还被乡愿和稀泥，说他有德于我，这算哪一类的品质呢?”(《做光明磊落的朋友，做光明磊落的敌人》) 做“乡愿和稀泥”的是王晓波。
   李敖《全是天方夜谭!》里说：“王晓波是我们过去的小弟，他同我私交极笃，我前年这次坐牢，他还跑来，亲自送我到土城看守所……我对晓波一直俨若大哥(他称我‘敖哥’)，但晓波长大了、结婚了，大家由于智愚不同、遭际各异，他总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他的‘智者’朋友是陈鼓应、徐复观、胡秋原之流了。去年我生病，他来看我，我笑他是‘殷门叛徒’、笑他‘头脑不清’，所有的话，虽然以玩笑出之，可是我内心实有隐恸。晓波是一位热心而努力的小弟，只可惜他在大方向上‘蔽于天而不知人’，所以颇有书呆子的匠气，一再被人带入歧途不而自知。他不是一个好战士，所以我懒得教训他，让他去了。如今他既然太离谱了，我只好说他几句。”王晓波的“离谱”是因为他在《纵横》上发表议论说：“鼓应同情政治上的被压迫者是事实，例如，他与李敖自《文星》时代起就一直不和，但李敖一旦入狱，在《大学》杂志‘智者’与‘权者’沟通的时候，在‘权者’面前，替李敖讲话最多的就是鼓应!”而李敖说，在1970年到1976年的漫长囹圄生涯中，“在这岛上，没有任何一位知识分子，曾经为我公开肯讲或敢讲过任何话，更不要说是在‘权者’面前说话了!既然从没发生过讲话的事，当然‘替李敖讲话最多的就是鼓应’之说，也就全是天方夜谭了!”“王晓波把陈鼓应描写得天花乱坠，因为他‘与鼓应是患难的道义之交’。但这种道义，不能踩在我身上，由我来垫高陈鼓应的伟大。要伟大，尽管去伟大，但是不要拿别人来垫背。我看不起新女性，因为新女性为了做‘大义灭亲’秀，不惜在记者招待会上，在法庭上，公然以说谎、以伪证来踩住别人，垫高自己，这叫什么品质呢?”

李敖对这种既不像朋友、也不像敌人的“朋友”的厌恶，不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人身的攻击，更因为陈鼓应之流的“见识不足、不够坚定、喜欢政治投机，结果总是被人利用、跟着人跑而不自知”，王晓波的“一再被人带入歧途而不自知”，他们的“堕入徐复观、胡秋原的迷魂阵里，跟着他们摇旗呐喊而不自知”，因为他们窄化、小化殷海光，因为他们曲学阿世。这也可见李敖是“重正义甚于朋友”的。“我爱护朋友，但我更爱护真理。当朋友背离真理时，我会修理他，无奈下笔时分，未免眼中含泪。”(《雁行折翼》)这又可见李敖的侠骨柔情。他对邓维桢、王荣文、叶圣康、苏秋镇等人的赞扬和感念，对严侨、殷海光、胡适等人的感怀知遇，更可见他对朋友的赤诚和热情。但配称李敖的朋友的人实在太少了，真正理解李敖、“赞助和钦迟”李敖的朋友实在太少了。“人道如斯，几乎已令人失去对friendship的信仰了。”

李敖得不到朋友的理解，更得不到民众的理解。李敖在《被封杀的“人民公敌”》里悲愤难抑地写道：“李敖不怕苦难的折磨，不怕把牢底坐穿，他唯一的悲哀是不能被人民所理解。”“近20年来，在这个岛上，我李敖的处境，一如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遭遇到上上下下愚昧势力的全面误解和夹击，同样在36岁之年，因义受难。”李敖的沉痛和哀恸，又有多少人能够感知呢?但李敖并不会就此沉溺于悲哀的渊海中，他深知“群众是庸俗的、浅薄的、无情的、没有是非的、不努力的”，他深知思想家是注定要特立独行的，他深知“上十字架的人必被肯定，虽然那种肯定，许多人要在死后才能显出”。“回想这二十年来，我做了一些功德，但是所付出‘代价’之大——不论是心理的(包括名誉被毁等等)、生理的(包括被刑求等等)、自由的、时间的、金钱的等等……已足以痛加检讨，检讨之下，虽然‘并不因此对人类绝望’，但是对‘碰’、对‘寻找’那些‘与我们共心通灵的人’，却觉得不宜再花太多的生命了。珍惜余生，反求诸自己，做千秋大业，才是来日无多的智者该做的事。一切，在此时此地，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乱世中的一个感想》)“我受的‘攻击和诋毁’自古如斯，我挨的‘流弹和棒子’于今为烈，我吞的‘苦药’已不少，我喝的‘毒药’总是满杯，但我还是我，‘我还是要走上前去’。”“我是绝不怕孤单寂寞的，长夜漫漫，任重道远，我简直找不到和我同道的人，只是独行踽踽地走向前程。”

(责任编辑：张雅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