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3装备血炼:黄宗英访谈录：我所了解的周旋和赵丹

笔者说：“您就从怎么会收养周民开始说起吧……”

“这大概是前世的缘分啊……”老人是这样开场说第一句话的。她指的是周民，她的意思是和周璇的儿子周民之间似乎有着一种前世的缘分。

接着，她便陷入了往事的回忆中：“大约是在1935年还是在1936年吧（笔者注：应是1937年），我记不准确了。赵丹和周璇一起拍《马路天使》，那时周璇还是一个小姑娘，她在片场拍戏，休息的时候，还趴在地上和别的小朋友打弹子，是这样的一个小姑娘。赵丹和她，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小孩，没什么来往的。

我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大概在1946年1947年间，在上海金都大戏院演话剧《甜姐儿》（笔者注：这部话剧几年里连演数百场，使“甜姐儿”黄宗英驰名上海滩）。一天演两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中间从傍晚5点到7点是周璇的独唱音乐会，这样就碰到、认识她了，但也没有什么深交。

上海解放不久，周而复出面组织成立了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我担任了这个协会妇委会下的福利部部长。福利部为了解决演员的后顾之忧办了一个托儿所，我担任了理事长。”

“大约在1951年吧，有一天，有人匆匆赶来说：快、快，周璇在枕流公寓的家里，精神病发作了，在房间里烧东西，要把小孩从窗口摔出去。我便和黄晨（笔者注：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夫人，也是剧影协会妇委会成员）、吴茵等人赶到枕流公寓周璇的住处。

到了那里，见周璇的房间里一片混乱，她在烧什么东西看不出来。我赶紧安抚精神紊乱、烦躁不安的周璇，黄晨便抱起周民，把他送到朱茂琴的剧影第二托儿所去。剧影协会的张立德、老凌也赶来了，还有在场的居委会干部，我们商量下来，决定要把周璇送进精神病院。

我们当即叫来刘琼和韩非，让他们俩把周璇哄出去，说带她外出散心，其实是把她送往精神病医院。”

“就这样，周民离开了他的亲生母亲周璇，剧影第二托儿所成了他的栖身之地。第二年冬天，上海麻疹流行得很厉害，理事会决定把剧影第二托儿所停办。理事会在开会时提出，吴茵年纪比较大有经验，就由她把周民领回去吧。

上午决定了这件事，到下午，我下班回家吃晚饭时，忽然见门厅里有一张小床，一看这是周民睡的小床嘛。说好送到吴茵那里去的，怎么送到我这儿来了？再看，民民这个小鬼头和赵青、赵矛爬在地上，三个人滚在一起玩得起劲。

我就问，周民怎么到我们家来了？家里人说，吴茵的婆婆死活不肯要。开始我想去问个明白，但看看眼前这三个小孩玩得很好，我就犹豫了。

这时，赵丹的父亲就说了：宗英啊，我们没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自己就来了，这是老天爷的意思，老天爷把他送来的，我们就收下来吧。

这样，民民就成了我们家的孩子。赵丹顶喜欢和小孩玩，赵青、赵矛那两个孩子大了，十几岁了，周民才1岁多，赵丹特别喜欢逗他玩。”

“1957年的夏天，周璇突然生病了。那年夏天上海流行急性脑炎，蛮厉害的。她感染上了，被紧急送到华山医院治疗。

当时我正怀孕，产前，我曾到医院探望过她。有一件事，我很受感动。那年夏天，上海的天气很热，当时又没有空调，我见到她的病房里摆满了巨大的冰块。

周旋在华山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终于没能挽回她的生命。我们又把周民安排到荣毅仁的妹妹荣素珍开的上海第一妇婴托儿所，这是当时上海最好的托儿所了。

为了照顾好这个特殊的儿子，我特意把剧影协会第二托儿所的炊事员洪雪珍接到我们家里来，专门照料周民。因为周民从小是洪雪珍带大的，和她熟悉，和她有感情。”

笔者提到，周璇病故后，海外陆续有善款到国内来，据说折合人民币有40多万元，后来被有关部门退了回去。笔者问：“这件事您知道吗？”

黄宗英答：“这件事我不清楚，那个年代，我们不会对组织上提这种问题。”她说：“大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银行有人找我，对我说周璇在海外有一笔遗产，你抚养周民，是他法定的监护人，只要你签个字，就可以把这笔款子转到国内来。

我说，我们不要这笔钱。中国银行的人说，这不是你们要不要的问题，国家需要这一笔宝贵的外汇。这样，我就签了字。具体有多少数目，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记得，我们只取过1000元港币，后来这笔钱到底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什么都要凭票，我记得取了这一笔外汇后，还给了一大堆布票，我买了布，请裁缝到家给周民做了几套新衣服。

民民从小头就长得大，小时候外面买的现成衣服都套不进去，要请裁缝到家里专门为他做。赵丹和我，还有他的弟弟、妹妹都叫他大头。我们家里经常唱上海流行过的那一首童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从小赵丹就特别喜欢民民，经常把他扛在肩上，带他去吃西餐，带他到文化俱乐部去玩。在家吃饭的时候，赵丹总要说：‘来，大头，坐到我旁边。’有一段时间，赵丹很迷信，外面碰到什么事情，或者要出席一个什么会议，总要在小纸片上写几个字，吉还是凶，好还是不好，去还是不去等等，诸如此类的占卜语。他每次占卜的时候，总是会把民民叫到身边：‘来，大头，你来给我抓阄。’仿佛只有这个大头抓的阄，才会给他带来好运似的。”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写大字报：‘赵丹是反革命’，民民在大字报旁边写：‘赵丹是革命的’。当时大字报贴到了我家门口、走廊上，周民就去撕大字报，用毛笔去改大字报，用纸去覆盖大字报。他带着弟弟妹妹赵桔、赵左、赵劲，到处撕赵丹和我的大字报。

北京电影学院的红卫兵冲到我们家，抄家、抢东西，还用皮带抽打赵丹，他就跳出来、冲上去和红卫兵撕打，被家里人拉开，他们继续殴打赵丹，周民护住赵丹，他扑在赵丹身上，对红卫兵说：‘不准打我爸爸！’他们就打了民民。事后，我就对他说：‘民民啊，我求求你，你走吧，你和赵丹、黄宗英没关系，你和我们脱离了关系，人家不会寻到你的，你走吧……你再这样下去，要被人家敲死掉的。’但他不肯，他不吭声。”

“赵丹‘解放’后，第一个就想到周民，想方设法把周民从农村调到省城。那次他到江西的一个剧组去，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周民。他见到当时江西的第一书记江渭清，又和管文教的省委书记黄知真讲了，最后黄书记把周民安排到了省文联。

后来赵丹去世，根据政策，可以调一个孩子回来。当时我有三个小孩在农村。我们就先把周民调回上海，进了《萌芽》编辑部。

那时候，只有我的女儿赵桔还在外地，她是先去插队，后考进了当地的师范学院。作为一个母亲，我心里也是很矛盾很为难的，世道险恶，一个女孩子在外地很不安全。当时，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写信来要帮助我女儿出国。我想，先把她办出去也好，将来回来可以不受户籍的限制，也可以回上海。”

“赵丹特别相信民民，文革结束后，赵丹补发工资，大概是两万元。赵丹讲这都是血汗钱啊！上影厂来电话要家里人去取钱，他就让民民去拿。取了钱，民民直接存到静安寺那家工商银行，那里是日夜银行，将来取起来方便，当时给每个孩子和亲戚账户上都存了1000元。

后来，搬到新康花园，也是民民到电影局去跑，才解决的。

1980年，赵丹追悼会上，捧骨灰盒的也是民民。

所谓遗产官司，那些钱，最后也是民民出面到外省去办来的。我不要，一分也不要，我给民民的多。

人是要凭良心的。”

笔者问：“那么周民的生父究竟是谁呢？”

黄宗英答：“最后都不能肯定。朱怀德不承认，解放后他害怕人民政府，我们让他一个月送48元周民的托儿所费，他乖乖地送来，就是不承认。我们都有这个怀疑：就是生父另有其人，谁呢？那是周璇在香港的事（笔者注：指怀孕），难说，周璇不说，谁也说不清。都没有根据。有一位社会名流说像XXX，但也没有医学根据。当然，现在都不在世了，反正有这个怀疑，还是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笔者又问到了唐棣。

黄宗英答：“不太了解这个人，上世纪50年代，领着个孩子跑东跑西，到处要钱，要知道周璇是个精神病人啊，怎么受得了！他到我们家，给了他100元钱，文革中又到湖南路来，我们那时也没有钱，都领生活费，就没给。

反正我和吴茵、黄晨几个到周璇家去时，见到周璇大橱里有许多东西，名贵裘皮大衣什么的，后来她疯了，送精神病院后，再去看，就什么也没有了。许多人都说是他串通女佣人，做了手脚。这件事，听法院的，按法律办事，当年，静安区法院不是判了吗？从来就没有撤消过嘛，这就是根据，有什么意见，找政府，找法院去提。”

黄宗英最后说：“这都是历史了，都是过去多少年的事了，就让它过去吧……”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弱，就仿佛是那个久远的年代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