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平图片: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

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 刘岩

        陈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6年了。1972年6月10日举行的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主席出人意料地穿着睡袍出现在八宝山的追悼会场，所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和兴趣。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许多报刊书籍，纷纷刊载有关毛主席出席陈毅追悼会以及整个追悼会举行情况的逸闻，其中有些关键性情节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直到现在，仍然有些出版物和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以讹传讹，将一些杜撰的虚假情节当做历史事实。

        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作为草拟陈毅同志悼词的执笔人和参加陈毅同志治丧活动全过程的工作人员之一，有责任将我当时所见、所闻和所记载下来的东西，贡献出来，供有关方面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参考。

一、临时受领撰写悼词任务

        1972年1月7日晨，总政治部的班车刚开进旃檀寺办公楼，我就被干部部第二任免处的领导同志叫去交待任务：立即去干部档案室借出陈毅同志的档案，在办公大楼门前等候王迪康秘书长，然后随他前往三座门（军委办公地）执行任务。我问“是什么任务？” 他说：“上级没有告诉，去了就会知道的。”上午8点多钟，参加会议的人员在三座门军委二楼会议室集合，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同志向大家说：“陈毅同志于昨晚（1月6日）11 点55分因病去世了，因为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军委，所以中央决定陈毅同志的治丧工作由军委牵头办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助。周总理征求了几位老帅对陈毅同志治丧的意见，总的精神是，由李德生同志牵头成立一个治丧小组， 负责治丧的具体事宜。治丧程序与李天佑同志相同，规格略高。今天到会同志们的任务有三件：一是拟定新华社的新闻报导方案，由新华社的同志负责；二是为中央军委起草一个向党中央关于治丧问题的请示稿，由军委办公厅的同志负责； 三是草拟一个悼词稿子，由总政治部的同志负责。现在就在会议室内开始工作，晚饭前完成稿子送审。”在会议室负责组织工作的，除了吴庆彤（他是治丧小组成员）同志以外，还有军委办公厅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金涛同志和总政治部秘书长王迪康同志。做具体工作的人员，新华社有三位，军委办公厅有两位，总政治部就去了我自己。这样，撰写陈毅同志悼词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

二、对陈毅同志的评价上面没有人愿意定调

        任务布置以后， 分三摊开始工作。我平时在机关里虽然经常参加起草公文之类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写过悼词，特别是陈毅元帅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悼词中对他怎么评价，我感到胸中无数。因此，我再三面陈在场的几位领导同志，请他们讲一讲，哪怕是几句话也好，但谁也不愿意发表意见，不给定个基本调子。 在开始工作的过程中，周总理从人民大会堂亲自打电话或让王良恩同志（中央办公厅主任、治丧小组成员）打电话给吴庆彤同志，对新闻报导和追悼会安排方面的问题不断作补充指示，但却没有悼词方面的具体指示。王迪康秘书长对我说：“总理不是讲了吗，规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拟个草稿出来再研究吧。”在场的几位领导人确有难处，因为他们是“当权派”，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政治风浪随时都有袭来的可能，对陈老总这样一位“浪尖”上的人物，评价高了或低了说不定都会带来风险。而我当时只是一名任免干事，属于“群众”行列。那时搞政治运动有一条规矩，不准“矛头向下整群众”，我没有政治上的顾虑，所以我就下决心“自作主张”了。 “规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陈毅同志治丧的总原则，因此李天佑悼词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心目中的“参照物”了，但李天佑同志1955年授的上将军衔，而陈老总授的是元帅军衔，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时是副总参谋长，而陈老总逝世时是军委副主席，无论两人的军衔还是军职均相差两级，所以我考虑应当参考一下已经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的悼词。在陈老总之前去世的元帅、军委副主席有四名，其中彭德怀、林彪、贺龙当时都没有悼词，唯独1963年12月逝世的罗荣桓同志有悼词。于是，经请示王秘书长同意，我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将载有罗荣桓和李天佑追悼会消息和悼词的《解放军报》迅速调到三座门供参阅。

三、陈毅悼词稿基本上是参考了罗李两篇悼词写成的

        由于时间紧迫，又没有人同我在一起研究讨论，加上陈老总的干部档案材料里也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鉴定、结论等文字的东西，所以我交出的悼词草稿，实际上是参照罗荣桓、李天佑的两篇悼词的写法，加上我自己平时对陈老总的良好印象而形成的。在草拟过程中，悼词的格式和评价的措词，这两点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格式问题比照着罗、李悼词的结构填写就是了，评价措词基本上与给活人写鉴定差不多，而我在军委办事组干部室和总政干部部任免处工作几年，常为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写鉴定，难的是篇幅的把握。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悼词篇幅的长短应是规格的体现，陈老总的悼词到底写多大篇幅才符合“规格略高于李天佑”的精神，这一点费的周折比较多，翻来覆去的几次修改，主要是在字数上考虑。1970年10月5日《解放军报》刊登的，由吴法宪为李天佑所致悼词共246个字，我想“略多于”这个字数，比如说多写50%，也只能写370个字，我所设想的内容根本容纳不下，但超过得太多又不符合“略高于”的原则，斟酌再三的结果，决定按李天佑悼词报载字数的两倍左右来写，在段落结构的安排上，尽量简化经历部分，以便将节省的字数用于写评价。初稿中简历只用了157 个字，占全篇幅的27.7%，（罗帅悼词中的简历部分占了全篇的39% 、李天佑占37%）。下午我把初稿交给王秘书长审示，他口头提了几点文字方面的意见，对实质性的问题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动笔在稿子上修改。 我抄正后他交给在场其他两位领导同志过目，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晚饭后悼词初稿随同军委办公厅同志代军委草拟的治丧《请示》稿一并呈治丧小组讨论，这时悼词的呈报稿共为566个字。两件稿子经治丧小组通过，然后《请示》进行打印，悼词未打印，将手抄稿附在《请示》件后面，由李德生同志签名“呈叶副主席阅示”，落款时间是“元月八日二时”。叶剑英同志于“一月八日三时廿分”签名“呈总理阅示”。至此，我起草悼词的任务即告完成。

四、悼词的修改情况

        为便于有兴趣的读者研究，这里不妨将566字的悼词原稿抄录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因患重病，久治不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贯忠于人民忠于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质，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根据《周恩来年谱》刊载：1月8日，周总理“审改对陈毅的悼词稿，补写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强调‘（陈毅）功大于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前后，他坚持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新四军应渡江深入敌后作战以求发展的指示，在巩固和扩大新四军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陈毅同志是国际国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①毛泽东阅后删去功过评价等补写文字”。②据了解，毛主席在删改时批了两段文字：“基本可用。删去两段”，“前面已作了结论，后面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9日，周总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通过对陈毅的悼词”。③          1月10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陈毅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共538个字，与上报草稿对照，删去49字，增写21字，实减28字。同日，新华社播发了周总理所致悼词全文，1月11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发表。

五、追悼会的规格升级

中央军委在向党中央关于陈毅同志治丧请示中提出，陈毅同志的治丧活动包括两项，一项是用三个半天向遗体告别，一项是用一个半天开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建议组织1200人参加，其中党中央机关100人，国务院机关400人，军队系统700人，建议参加追悼会的领导同志名单是：中央政治局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办公会议成员徐向前、聂荣臻、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党中央机关的负责同志耿飚、郭玉峰、王良恩；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李富春、郭沫若、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国务院业务组及外交部、外经部、外贸部、对外友协的负责同志华国锋、粟裕、余秋里、苏静、姬鹏飞、方毅、白相国、王国权；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北京市委吴德；军委各总部负责同志；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负责同志各1-2人；陈毅同志生前友好。
        周总理审阅军委的《请示》时，在参加追悼会人员的名单中加上了乔冠华、韩念龙、李耀文、王海容、陈德和、马文波、李强七人。同时注明“因八宝山灵堂太冷”，江青、宋庆龄、廖承志只向遗体告别、不参加追悼会。周总理随后批示：“拟同意。即专送康生（不送）、江青、春桥、文元（不在）、先念、登奎、东兴同志批。周恩来1972.1.8五时”。江青传阅时批了“我可以去参加追悼会”九个字，其他四人圈阅完毕，早晨上班前周总理让值班人员告知治丧小组，可以按计划从上午9时开始向遗体告别。         1月10日早饭后，参加治丧活动的工作人员进入八宝山礼堂布置会场，午饭由三座门食堂送到现场。刚吃过饭，现场总指挥吴庆彤同志把我叫去说：毛主席要来参加追悼会，另外还要增加宋庆龄等一批各界人士，你马上办三件事，一是让写花圈飘带的同志（总参管理局的一名士兵文书）赶快准备笔墨纸张，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新增加的花圈写飘带，毛主席的花圈怎么也不能比西哈努克送的差（西哈努克送的花圈是鲜花做的），八宝山库存的花圈都不合适，已派人另行采购去了；二是重新测量划分场地，把中央领导同志站的前区位置多让出一块来； 三是要求各休息室服务人员和门口的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保证秩序，保证安全。我把这三件事办完不一会儿，周总理就比原定时间提前到场了。这时总参通信兵头天临时架设在礼堂大门西侧小屋里的两部军线拨号电话，已经改成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周总理用它为追悼会作最后的运筹帷幄，调兵遣将。         追悼会由于毛主席的出席，规格马上就比原计划提高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叶剑英同志改为由周总理致悼词；二是增加了花圈数目，毛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周总理、康生、朱德、何香凝以及西哈努克等的花圈都是原计划中没有的；三是实际参加追悼会的人增加到1500名，领导人中新增加的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全国人大常委会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全国政协委员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顾明杨等。此外，原计划追悼会“不通知外宾”，后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夫人，也一左一右扶着毛主席入场出席了追悼会。

六、治丧活动的组织紧凑而有序

        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陈毅同志的治丧活动比较仓促，在他弥留之际没有对他的后事预作安排，从他心脏停止跳动到开追悼会，中间只相隔87个小时，合三天半多一点；治丧计划的制定、悼词稿子的草拟等项工作，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然而，由于周总理的亲自掌握，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办公厅领导同志的严密组织，尽管因为毛主席临时决定出席追悼会而使计划突然改变，但是整个治丧活动进行得紧凑而秩序井然。当时，除了三座门军委会议室里三个小组进行的工作以外，在301医院遗体告别场地和八宝山追悼会场，还有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做，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会场取暖问题。开追悼会的1月10日，正值三九，是北京最冷的季节，而八宝山礼堂和各休息室都没有暖气设备，只能靠火炉取暖。但八宝山殡仪馆只有一般的小火炉，没有大炉子，国务院和总参管理部门从别处找到一些铁铸大火炉，但找不到大烟囱，只得临时上街定做。火炉取暖带来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特别是中央领导人和其他贵宾的休息室和追悼会大厅内，必须万无一失，保证安全，这样，不得不调防化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携带仪器进入八宝山，从8日晚炉子点火开始，昼夜检测，从而保证了厅、室内既达到要求的温度，又保持了空气洁净。追悼会于10日下午结束，三天的治丧活动进行得顺利，没有发生任何纰漏。据我所知，逝者的家属张茜同志，除了在追悼会前索看陈毅同志悼词的要求，因党中央没有将悼词的审定稿退给治丧小组而未能如愿以外，其他方面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大家都比较满意。

①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作者刘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少将研究员，研究生导师，北京，100091。]

选自《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