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艾甫今年68岁，一个人住在山西左权县的泰山庙。这和电影里的老谷有些不谋而合。老谷打算在将军庙里等待回来的大部队，最终愿望落空；而王艾甫在泰山庙里期盼的是送挎包里的那些兄弟回家。

　　按理说他退休前也是个国家干部，人民检察官，一切都来自之前当兵的经历，如今想起来，这个老汉觉得，要不是当兵，他也不会对那些死人产生兴趣，更不会整天揣着一挎包死亡通知书跑来跑去。

　　1966年，老汉还是个小伙子。当兵后参加了抗美援越，是个高炮师的通信兵，顶着美国飞机的轰鸣声，在越南和老挝度过了三年，回来就落下了一块心病。

　　参军的时候和他一起去的，有个山西老乡叫张广元。小伙子活蹦乱跳和王艾甫很是投机，但进入越南后不久，张广元就牺牲了，为的是抢救部队的物资。

　　张广元牺牲后，成了烈士，部队里号召学习他，宣传他。但到了1968年援越回国后，战士们就逐渐淡忘了这个人。王艾甫为此心里总是搁不下，他觉得如果牺牲的是他，战友们是不是也会同样淡忘了他。

　　直至1981年转业，王艾甫心里还是放不下这个人。他只记得张广元是山西岐县人，打算去张广元家里看看。但让他失望的是，他心里的英雄，却在现实中找不到丝毫痕迹。山西省民政局的烈士名录里没有这号人物，山西各地的参军资料里也没有这个兵。这个人好像蒸发了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被彻底抹去了。

　　这让王艾甫很郁闷，这份郁闷到了最后就成了气愤。

　　他查遍了山西省最新的烈士名录，这个名录里包括从抗日战争至今的10万多名烈士，里面没有张广元这号英雄。之后，他又联系了山西省各县所有的民政局和烈士陵园，这差不多用去了他10年的时间，设法找到了山西所有烈士的名字和照片，可里面依旧没有张广元这个人物。

　　这期间，王艾甫几乎失望，他不希望这个社会对他的战友不负责任。于是从1995年开始，他把搜集的所有烈士资料一一拿出来展览，题目就叫人们不要忘记他们。

　　可这个办法依旧没有找到被遗忘的烈士张广元，却让王艾甫找到了另一拨被遗忘的弟兄。

　　那是1996年，爱好淘旧书的王艾甫在旧货市场发现了几本小册子。当时他就记得册子上隐约写着阵亡将士几个字，老汉脑子里就嗡的一声，这些年天天跟烈士打交道，对牺牲、阵亡这些字眼比较敏感。那是几本发黄的小册子，册子的封面上写着：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老汉起初不相信，这个东西是机密，怎么可能流落到了民间旧书摊。

　　但翻开后，老汉越看越激动，册子里那是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和他参军的时候一样年轻。翻着翻着老汉就看到了一叠尚未发出的阵亡通知书。老汉现在回忆当时心情很复杂，很气愤，很不能理解。

　　卖旧货的感觉他想要，开口要价就是3000，根本没有还价的余地，老汉舍不得放过，找朋友借钱终于买了下来，当时他的月收入只是300多元。

　　东西买来后，老汉去鉴定，拿到山西省军区里，去问那些老同志，去问军区党史办的专家，去找了一些参加过太原战役的老兵。得到的答案是，真的。

　　自此，老汉就和那些名册里的陌生人成了弟兄。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拿出来一个一个的数，登记册里有866个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的名字，而那些未发出的通知书是84份。老汉后来才知道，没有发出死亡通知书的不止是眼前的84份，866个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里有很多连死亡通知书都没办法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籍贯和住址。

　让烈士回家

　　这800多个弟兄，又勾起了老汉的那块心病，都是当兵的人，牺牲了，从此就进了故纸堆。一过50年，有些家属甚至还没有收到他们的死亡通知书。这些弟兄没有照片，来自五湖四海，有些甚至连籍贯都没有，只有名字和岁数，入伍的时间多数都短得可怜，很多人距离战争胜利只有几个月，牺牲鉴定千篇一律，除了勇敢作战，就是奋勇杀敌。老汉在其中读不出任何兄弟的性格和样子，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比如有个籍贯香港的战士，老汉真不知道这个弟兄是如何跋山涉水一路来到山西，然后参加了解放军，在一次冲锋中是不是有过犹豫和退缩，这些他都不知道。

　　王艾甫试着去了解那场战役，书里描述，那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遇到的最难打的一仗。老兵给他讲，解放军当时给太原城投了好多炮弹，平均下来一个敌人用了8发炮弹，就那么多，都落太原城了。

　　那时候三大战役几近尾声，长江以北已经成了解放区，唯独山西的太原和大同成了阎锡山死守的孤城，战役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最终太原城解放的时间比南京还要晚。

　　解放军和阎锡山的军队在太原周围展开了拉锯战，解放军攻下一个阵地，阎军再反攻夺回，双方的伤亡都极大。最后解放军采用围而不打的围困战术，围困在太原的阎军由于长期吃不到蔬菜，士兵多数患了夜盲症，天一黑就看不见东西。

　　根据那些经历过太原战役的老兵回忆，那些没有籍贯的战士，多数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大多来自长江以南，从抗日战争的时候就来到太原，参加过1937年的忻口战役。多数打日本人的时候就死了，少数人活了下来。到了解放战争，又被解放军俘虏了。被俘虏后，战斗还在持续，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解放军，这些职业军人，都说愿意，褂子一脱就冲了上去，一露头就中弹了。后面的指导员还在喊，“告诉我，你是哪里人？”，可是人已经死了。于是，在他们入伍时间那一栏，兵龄都很短。

　　他去追问那些老兵，这些人到底图个啥，众人莫衷一是，倒是一个当年投降过来的国民党士兵给他说了实话，这个人至今还活着，他说他们那些职业军人当初有三大向往。打下太原城，给大伙放假，溜海子边转一转，让大伙儿抽上顺风烟，然后听听丁鼓戏。

　　总之，无论活着的还是死了的，这些愿望之后都没实现。太原城打下后，战士们没有待一天就走了。

　　王艾甫带着这800多个弟兄去寻找他们的家，他去求助全国各地的公安和民政部门，得到的答案多数是没有这个人。过了这么多年物是人非，到哪里去找他们的家。很多人给他出主意说去打广告，但是老汉没有钱，觉得这样太花费。后来，他唯一想到的就是以展览的方式去吸引人们的关注。从1996年开始，他就把这些兄弟带出去展览，在太原市的广场，在任何群众多的地方。但是始终效果一般。

　　直至有一天一家报社的记者找到了他。

　　自此，他找到第一个死亡通知书里的烈士的家。那是一个湖北人，叫郝戴虎，是个孤儿。六十年前，他当兵出走，一去未回。村里传闻他去了台湾，已经客死他乡。直至王艾甫把这份死亡通知书送到了他的湖北老家，那个村子里的人跟迎接英雄一样，把这个烈士接回了家。

　　随后，王艾甫出名了，河北的一家报纸把他的名册中的河北籍烈士全部刊登在了报纸上，总共是349名。引起了轰动，一次性找到了40多人，也引出了一个关键人物。

　　这个人就是当年亲手安葬了烈士的人，他的名字叫杜明学。

　　太原战役的时候此人是个文艺兵，战场善后，他被抽调负责安葬烈士。当时叫处理烈士工作队，杜当的是副队长，一共经手安葬了220多人。这个工作队是个临时的，战役结束后立即解散。

　　杜看到这些名单刊登在报纸上后，关着门在家里哭了一天。他就是负责登记那个名册的人，后来那个名册意外遗失，最终到了王艾甫手里。

　　王艾甫起先很气愤，憋着劲要去找这个人理论。他想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没有寄出的死亡通知书，为什么800多烈士名单多数是没有籍贯的。

　　可当他得到答案的时候，比糊涂着还郁闷。杜明学的回忆部分印证了王艾甫之前得到的传闻，那些没有籍贯的烈士，一些是刚刚俘虏过来尚未来得及登记，另有一些是战役前，部队里让战士们每人写个布条装进上衣左口袋。可是当时很多战士觉得不吉利，不愿意写。战役打响后非常惨烈，都是重炮和火器，很多烈士尸骨无存。有名有姓的都是当时未死的伤者，后来死在医院的。

　　至于那些未寄出的死亡通知书，对王艾甫来说还是个谜，杜明学当时只负责登记，之后的优抚事宜，还有其他有关部门。后来，王艾甫还真就去找了有关部门，为此把一场多管闲事升级成了官司。

　感动中国

　　2005年，王艾甫上了中央电视台，甚至成了当年感动中国的人物。

　　之后不久，他接到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一名叫做朱敏的女人。她说，从电视上看到王艾甫的事迹之后，请他帮助查一查看有没有她外祖父的名字。

　　她的外祖父叫孙耀，家住内蒙古。

　　王艾甫回去一查，登记名册上果然有一个叫孙耀的烈士。

　　入伍时间是1948年12月30日，当时太原战役正值拉锯，籍贯一栏写的是绥远丰镇梅桂井村。评语里的写是，战斗中服从命令，是一名很好的军人。

　　王艾甫的名册上写的不是内蒙，而是绥远。老汉后来才知道绥远当年就是张家口和大同那一片，后来划归了内蒙古，对照过去的地图，与这个女人说的一模一样。

　　这个女人说她母亲那里有一张60年前外祖父的入伍通知书。

　　为了这一张纸，他们一家的生活发生改变。

　　她母亲为了寻找外祖父整整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几乎成了那个女人生活中的唯一希望。她把家里的积蓄都用在了寻找亲人的事情上。她甚至一直记恨着自己的父亲，认为这个人进了城，当了兵，不要他们孤儿寡母了。

　　她的母亲名字叫孙秀峰，在她8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家。起先听说是到口外做生意去了，再后来听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她11岁的时候，她收到了一张入伍通知书。当时已经是1949年10月，通知书上写着，她的父亲孙耀光荣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当时他们家感觉很光荣，还挂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享受军属待遇。但父亲却自此再无音信。

　　过了两年，土改运动开始后，这个牌子被摘走了。理由是，如果孙耀还是解放军，那他就应该发封信回来，这么多年没有音信，肯定是出了问题。人家什么都想到了，叛变了，投敌了，犯错误了，就是没想到他牺牲了。事实上，当这封颁发自1949年1月的入伍通知书到达孙家的时候，孙耀的名字再一次被填写进了另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就是王艾甫手里的“阵亡将士登记册”。

　　部队发信之时，孙耀刚刚成为解放军战士，家里收信之日，孙耀早就牺牲成为烈士。

　　根据王艾甫的调查，烈士孙耀起先很有可能是被傅作义的部队抓去了壮丁，之后，傅作义投降，他的部队也被整编后派往了太原战场，后来只知道这个人牺牲的时间肯定是在1949年4月29日之前。

　　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子对于孙家至为重要。

　　牌子收回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运动不断，阶级阵线势同水火，好人坏人泾渭分明，孙家在村里一下子抬不起头来，谣言四起，墙倒众人推。孙耀的父亲一到农闲下来就拄着棍子拿着当年部队颁发的入伍通知书到外边寻找儿子的下落。可是一直到死，也没有任何进展。

　　1960年代后期，入伍通知书传到了孙秀峰的手里，自此这个女人开始了漫长的寻找。父亲下落不明，围绕在父亲周围的谣言也挥之不去，她和她的家人被怀疑有莫须有的“内人党”嫌疑。

　　这个女人不断去寻找自己的父亲，直至他们家最后很穷，穷到房顶无瓦，围墙无砖，只有五个姑娘和一张炕、一口锅。孩子们回忆，母亲一烙饼就哭，就知道母亲又要带着干粮上路了，去寻找父亲了。

　　后来这个女人彻底死了心，她觉得自己的父亲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跑去了台湾。直至王艾甫拿着一张死亡通知书来到了她面前。

　　王艾甫决心为老孙家恢复名誉，他拿着那张死亡通知书和烈士的入伍通知书，去了内蒙古当地的民政局去落实烈士的政策。之前原本以为事情很好办，但却遭遇了挫折。

　　第一次去的时候，当地民政局说恢复烈士荣誉的文件已经作废了，现在已经不执行了。王艾甫说，家属只想要一个荣誉，文革的时候被打成了反革命，家里人一直在上访，经常进收容所，他们就想要个态度。

　　第二次去的时候，王艾甫带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原本以为好办事。但当地民政局回复说，事情可以办，但是要走程序，首先得要家属写申请，为什么要申请办这个荣誉证。其次去找牺牲者的两个见证人，讲述当时的详细经过，并且盖上原单位的章。民政局的同志还说，这还是发布的新文件。

　　王艾甫听了不舒服，那些当兵的，入了伍，牺牲了，还要自己的家属出具证明去找证据。解放战争时候的证据，从哪里去找？

　　对方被逼得急了，最终给的答案是，既然是死在山西的，去找山西好了。

　　话说到这里，老汉彻底怒了，心里的那块心病被触动了。他说他的战友死在越南，难道要去找越南，抗美援朝牺牲的要去找朝鲜？一生气，还真就骂了他们，然后对方一个小伙子也跟他急了，上来踢了他一脚。那一刻老汉特别激动，他觉得自己也是个国家干部，哪受过这气。

　　最终，给烈士恢复名誉的事情至今还挂着。老汉没办法，现在想着要带着那800多个弟兄去打一场官司，就告有关部门不作为，为那些被遗忘许多年的烈士去申请国家赔偿。他说，现在为了挣钱下煤矿的死了都能拿个二十万的，可是他这帮弟兄牺牲后很多连个光荣军属的牌子都看不到。

　　有些事情想得多了就越找不到答案。想想挎包里的那些弟兄，王艾甫有时候真想不通他们当初到底是图啥，那些名册里鲜活的名字，活蹦乱跳的青年，一转眼就灰飞烟灭了。

　　山西省长于幼军知道了王艾甫的事，主动找到他，给了他两千块钱，算作慰问他。

　　王艾甫说，不是自己觉悟不高，他们家5个兄弟4个参了军，老大打过日本人，老二参加过解放战争，老三抗美援朝，他是老四，参加过抗美援越。直到如今，有关部门对他也是不冷不热，王艾甫的闲事已经到了无法收场的地步。

　　后来他带着800多弟兄就住进了左权县的泰山庙，城里也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