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驾比亚迪s7plus视频:马克思阶级理论在西方理论界的历史境遇

　　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诞生后，对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60多年以来，阶级研究一直是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争论最为激烈的研究领域，西方理论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众说纷纭。其中，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就是“阶级存在和消亡”的本体论问题，特别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西方学术界围绕“阶级消亡”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赞成“阶级消亡”的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已结束，作为理论的客体也被解构了，所以“阶级”作为分析工具与作为社会历史实体都已结束了。反对“阶级消亡”的左翼学者则认为，虽然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阶级在经济、政治与家庭领域都没有消亡，仍然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阶级不仅作为社会实体继续存在，并且阶级分析在当代社会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工具。这些学者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马克思主义与新韦伯主义理论取向的阶级分析方法。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西方左翼理论界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尽管承认阶级仍然存在，肯定阶级阶层分析的必要性，但已经把阶级分析从政治领域置换到社会领域。具体表现为：否认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化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掩盖阶级斗争，淡化阶级分析的政治色彩，主张社会合作；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崇尚多元主义取向的社会结构分析；否认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推崇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其中，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最具有代表性。

一、主张阶级消亡说，否认阶级存在和阶级分析，强调阶层分析

　　从19世纪后期特别是一战以后到二战爆发，新兴的中产阶级队伍呈几何级数增长，特别是中下层群体增长的速度尤为惊人；而老中产阶级则相对处于衰落状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白领劳动者出现在各个行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而二战后西方经济的空前繁荣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形一度导致“阶级消亡论”盛行。主张“阶级消亡”的学者认为，在西方社会，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已结束，作为理论的客体已被解构了，阶级存在的条件已经消失，划分阶级的界限已经模糊，“为使阶级具有社会意义，并非一定要将阶级建立在生产关系或权威关系这类单一的鉴别标准之上。在人们尚未认识到阶级是有意义的社会群体时，也没必要明确划分阶级之间的界限，没必要说这些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所以“阶级”作为分析工具与作为社会历史实体都已结束了，应当使用“阶层”作为分析工具对社会进行研究。美国学者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和西摩•马丁•利普赛特在《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一文中曾经指出：“新的社会分层形式正逐渐形成。为抓住和理解这些新的发展，我们关于社会分层的许多观点——从马克思到韦伯和其他人——应彻底加以改变。社会阶级是过去关于社会分层著述的关键性主题。然而阶级已是越来越过时的概念，尽管它有时适用于早期的历史阶段。阶级分层意味着，根据一种或多种标准把人们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层次和阶级。阶级分析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越来越显得不足了，因为传统的等级秩序已经衰落，新的社会差异也出现了。这些变化的累积影响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分层的性质——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理论加以切实的修正。”。

　　“阶级消亡论”在法国尤为盛行。因为二战结束后各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法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使社会上原有的各阶级失去明显差别。所以，“今天的法国社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正在减少，消费和教育方面的社会鸿沟正在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地位转变的活动余地正在扩大，分成等级集团的阶级结构正在削弱，阶级冲突正在减少，阶级觉悟正在不断削弱”。

　　“阶级消亡论”的实质在于通过否定阶级的实体存在，消解阶级斗争的合法性，从而掩盖西方国家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实质，维护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西方一部分左翼学者并没有否认阶级存在，但他们在接受马克思阶级理论具体内容的同时，拒绝接受其所隐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否认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否认阶级与生产资料占有之间的密切联系，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在阶级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80年代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拒绝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可以由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独立于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状况来促成，不是由赤裸裸的阶级物质利益，而是由对“普遍人类之善”与社会主义秩序合理性的理性要求来加以推动。艾伦-伍德指出：“跨阶级联合的信条以及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策略，要求对阶级自身，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所依赖的整个概念系统加以重新定义，要求对历史动力加以重新定义，要求把生产关系、剥削从社会结构和进程的核心中‘移置’出去，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一种通过构建政治甚至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支配性地位，从而渐渐疏离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倾向。”利普赛特等认为：“经济的决定作用下降，而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上升；政治已经较少围绕阶级来组织，而是围绕其他方面的忠诚；社会流动已较少由家庭决定，而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受教育情况。”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特别强调了阶级意识在阶级斗争中的决定性意义。他指出：“在每一次阶级斗争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哪一个阶级在历史的决定性关头具有这种能力和这种意识，这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利益注定要占优势，从而注定这种阶级利益支撑起的作为整体的社会利益，可以保证其自动的胜利。相反，这种政权的更迭只能经常是由于最残忍地使用武力才引起的(例如，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它的实际情况是，在这种暴力不可避免，阶级斗争处于你死我活的情况下，阶级意识的问题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希腊学者普兰查斯特别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于阶级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什么是社会阶级呢?它们是由社会承担者所组成的集团，这些承担者的思维主要是由他们在经济领域内的地位决定的，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无论什么时候在分析社会阶级时都远远不是把自己仅仅局限于经济标准，他们都明确谈到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标准。”

　　英国著名学者米克•考克斯强调了阶级产生的文化根源和阶级存在的文化意义。“阶级还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它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意义，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学范畴。而马克思认为的工人阶级是集体性的、政治性的，同统治阶级之间有着深刻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定义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今天，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工人阶级集体意识，以及工人阶级同统治阶级之间的那种矛盾，是不存在的。”

　　可以看出，由于根本立场不同，马克思理论的这种影响仅限于西方政治学的具体分析和概念领域，而无法深入涉及其历史观和哲学观。西方学者关于阶级存在的认同不过是基于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长治久安的策略性考虑。从本质上说，他们的研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提出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概念，如阶级、阶级斗争、阶级意识等，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为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框架。尽管波普尔曾经对马克思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但是也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作为社会结构分析的重要方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试图用所谓‘阶级境况的逻辑’来解释工业体系的制度运行，尽管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也忽视了这种境况的某些重要方面，在我看来还是令人钦佩的；至少他对工业体系的那个阶级所作的社会学分析，是令人钦佩的。”

　　但是，在西方学者看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过于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阶级的决定作用，而忽略了价值观等方面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是一种简单化的社会分层理论，不能承担起分析和解释复杂的阶级阶层结构的历史使命，因此主张使用多元化趋向的阶层分析法。在阶级的划分问题上，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有本质的分歧。韦伯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阶级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生产资料所产生的生产关系不是经济分化的唯一原因，这种关系对于产生阶级的各种市场关系不起决定性作用；他还认为阶级这一观念太狭隘，仅仅局限于经济范畴，从而不能解释经济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反，韦伯强调社会分层的多维性，提出了地位群体的观念，并将它与按经济划分的阶级的观念严格区别开来。利普塞特与罗坎在吸收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的分层方法以及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方法之后，提出了分裂理论。利普塞特等指出：“新的社会分层模式正在形成。我们可以把关键性的发展趋势描绘为‘社会分层的分裂’：阶级分层变得越来越不明显，尤其是那种有明显的阶级区分的生活方式。”许多西方政治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充实了分裂的内容。有人从社会学方面，有人从文化价值的角度，还有人从结构方面使分裂变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但这些努力都不可避免地使分裂要么成为社会分裂，要么成为政治分裂。

　　在多元决定论的前提和功能主义社会学语言外衣的遮蔽下，西方理论界关于阶级阶层的研究日益从政治学转向社会学，崇尚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取向，强调社会合作，掩盖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消解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正如美国学者M.杰克曼和R.杰克曼在《当代西方的阶级观与美国的现实》中所指出的：“暴力革命冲突并非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阶级冲突形式，就当前的西方社会而言，似乎并不会马上发生暴力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有关阶级两分法的观念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却并没有什么当代阶级理论家公开地将革命纳入其模式。即使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马克思的阶级模式所作的修改也不过是减少革命的可能性。”

　　西方主流学者研究阶级问题立足于资产阶级立场，其哲学基础是一种多元决定论，因而不承认社会历史演进的必然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西方主流学者研究的主旨不是工人阶级如何构建自己的阶级意识和进行阶级行动，进而推动新社会的建立，而是关注于各种社会冲突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力图证明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取向，以技术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或官僚阶层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而从而模糊阶级斗争的视线，消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淡化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性，将工人阶级整合进现有制度中，促进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长治久安。

　　有西方主流学者认为，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已经被所谓“新中间阶级”、“新工人阶级”等中间阶层所代替。美国学者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拒绝接受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历史动力的观点。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所深信的工人阶级最终要求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称为不过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工人玄学”。他拒绝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以“大众精英”的概念取代了统治阶级的概念，从异化理论出发，把新中间阶级、新工人阶级置于高于传统工人阶级的地位。前法共党员、法国著名左翼学者安德烈•高兹也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工人阶级，从根本上来说无法控制现代生产方式，他们的志趣与社会主义的理念不相一致。这种发展把生产过程力量的巨大增长和工人自主性的毁灭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危机”，现在到了“告别工人阶级”的时候了。著名历史学家、英共党员霍布斯鲍姆则指出，从20世纪中期以来，一度高达英国人口70％的非农业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大大下降，传统的、普遍性的无产阶级生产方式日益淡化。他认为，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工人阶级前进的脚步停止了。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也指出：“后工业社会这个主题还出现于一批欧洲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中……他们强调科学与技术在改变工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并由此对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作为一种历史力量的‘天经地义的’作用产生了怀疑。他们的研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强调科学与技术工作者与‘先进的’工人阶级的融合，或者提出了主要由熟练技术人员组成的‘新工人阶级’的理论。”

　　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官僚政治成为一种超社会的独立力量，官僚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丹尼尔•贝尔曾指出：“关于官僚政治可能成为一种超社会的独立力量的想法，是怀疑十九世纪进步的所有人们(从巴枯宁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到伯克哈特那样的保守派)的一个中心主题。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只会和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论点发生矛盾(经济关系根本上就是财产关系)。它对历史的洞察，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教条；并且像它为之服务的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反过来又模糊了现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矛盾发生作用的地方——政治代替了经济的地方——却是在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以马克思的名义夺取政权的苏联。”南斯拉夫副总统杰拉斯(也译“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指出，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政治官僚成为新阶级的核心，“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他同时认为，在以前的社会里，新阶级是在新的经济类型已经形成以后才取得权力的，在共产主义世界里，情况正相反。他还进一步指出，不但是在共产主义世界，在每个发达社会里都出现了一个新的白领阶级和“公务人员”，他们可能正在转变为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

　　有的西方学者则否认马克思的阶级演进理论，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性，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殊途同归，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伯纳姆在《管理革命》中即阐述了这样一种有关历史上阶级接替的理论。他认为，受压迫的农民并不接替压迫性的封建地主，他们双方都被一个完全不同的阶级——资产阶级所取代，资产阶级按照自身的形象重新塑造了社会。同样地，无产阶级也不接替资本家，它们两者都会被“经理”所取代，“经理们”会变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在他们的技术优越性的基础上建立权力。

　　注释：

　　17 11转引自蔡声宁、王玫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问题》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2页，第7页，第62页。

　　25 10　[英]戴维•李、布赖恩•特纳主编《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第61页，第61页。

　　3 转引自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4 [加拿大]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6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0页。

        8 何秉孟、姜辉《阶级结构与第三条道路——与英国学者对话实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4页。

        9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12 参见[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 A.Gorz,FarewelltotheWorkingClass:AnEssayonPost-IndustrialSocialism，London：Pluto，1982，p。69，

        14 15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9—50页，第98—99页。

        16 米洛万•杰拉斯《新阶级》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