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诊疗外伤性睾丸炎:跟穷人一起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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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
我调入公安机关之前，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是那种飘浮在场面上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的分子。由于某种遭遇，我来到省公安厅上班。每天走进大门时，几乎战战兢兢，感觉走进了监狱。我知道这个比喻并不恰当，但潜意识中的确如此。在原来的小城，包括政府，无一处机关有执枪的哨兵站岗。于是我佩服那些起先就在公安厅上班的人，鱼贯出入大门，眼睛并不偷窥哨兵，多么坦然。
刚上班时，我总改不了与哨兵紧张对视的毛病。我知道这不对，只有坏分子或上访者闯入公安厅大门时，注意力才在哨兵身上。于是我屡被哨兵盘问。掏工作证时也不坦然，双手在上衣兜忙乎，以至把粮票散钞撒了一地。我不行，受不了专政机关的威严。一位老同志开导我，你紧张什么？哨兵是保护咱们的，你要从心里这么想。我想，“咱们”是谁？实际哨兵以保卫的姿态象征性地保卫这个大院和这个大院所象征的权威，也就是“他们”。冷不丁，我进入“他们”而成“咱们”，这需要一个过程。老同志开玩笑说，你又没干坏事，这么紧张干嘛？放松点。放松，一个小地方来的人能在公安厅大门口放松？这得练什么程度的气功？我的确属于没干过什么坏事的人，但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没干坏事不也吓死了吗？
后来，我在这个院呆了好多年直至现在，知道哨兵不过是武警战士，他们年轻无知。上岗精神抖擞，下岗吊儿郎当。他们训练。卧倒，吃饭的时候排队唱“日落西山红霞飞”。他们的青春无可拒挡，和杂货店小姑娘调情，想家而泪下，奴役新兵等等。这些使我无视于他们的存在了，也就是他们作为政府化身的整体含义被我无意的观察而分解了，变成了个体的人。
刚进公安厅上班时，我也吃了一惊。当走廊里满是警察时，我的手科起来，以为出事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多警察聚在一起。在此之前，我连派出所也没有造访过。渐渐地，我清醒过来。这就是公安厅，警察们上班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发生。
就在刚到公安厅上班那些日子，有一件事刺激了我，或者说像子弹击中了我。有一天中午下班，我走到门口，见门侧有一中年女人跪在地上，身体挺直，即古人所谓“长跪”。她身上披一块白布，中间掏洞如马甲般套在头上，前胸后背各写一个斗大的“冤”字，墨迹淋漓。我腿软了，心里搅拌着一股难受的东西，向嗓子眼涌。少顷，干警七手八脚把中年女人架进接待室里。
我怔住了，眼前仍然是石头大的“冤”字。这是多大的冤啊，让一个人千里迢迢而来，跪在公安厅大门口。连着几天，我胸里绕着这个情景，推测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越想越窒息。最后，我希望把这种思想停止下来，坚信这桩冤已经被伸了。
所谓“伸”，也就是张，筋骨舒展了。那么冤必是被桎梏锁住的蜷曲的心灵和身体。在这里，伸张的不仅是事件还包括正义。这如同“雪”在阳光下消融使真相显露，即所谓“昭”的道理一样。
站在警察的立场上，用理性眼光看，这件事如同许多拦车告状的事一样，属于上访一类。可能是冤，也可能不是冤。可能已经解决了，也可能尚未伸张正义。这都有待于了解事情本身才能作出评论。
我的工作涉及宣传，所以在采访中，譬如在法医鉴定机构，监狱等处，常常向对方请教，在打击处理案件中，冤案比例是多少？对方答，由于司法程序的严密化和科学化，在刑事犯罪中很少有冤案。在性犯罪案件中，也许有极少的冤案出现。
当冤案的利刃刺破无辜者，鲜血流下来的时候，还意味着凶犯安然无恙。冤案只能由司法机关实施，这就意味着惩治犯罪者在犯罪。这的确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应该说，中国一天天好起来的理由之一，也曾在于冤案一天天少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把所有的爱都无吝惜地倾注在包拯身上。包青天的戏可以代代演下去。
在合肥的包公祠，有一日用木栏围起的井。据说，在井边可以窥见水波的人有福。我与友人张成功、赵昂诸君同游此处。扶栏欲窥前，路人说井水下降，看不到什么了。有几个女人匆匆一探，亦说啥也看不见。我几乎憋足了劲，定神向里面看，在虚无之中；竟有水深缓涌动。我想起一位诗人的句子：“这是比黑包公还黑的眼睛”。看到了包公的眸子，福与非福于我不是大事。我想，包青天的眼神仍然这样警觉，世上的冤自然应该越来越少了。
冤，这个汉字看来看去，确如一个倔强的人单腿而跪，举着青石磨盘。他能举多长时间呢？
遥远的信仰
1996年的日本应该说发生了两次地震：阪神的房倒屋塌是大自然的一场躁怒，而奥姆真理教的出现及侵扰则属于“精神地震”。
奥姆真理教出现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日本，耐人寻味之处颇多。从明治维新以来，这个岛国就孜孜于科学教育的昌达，而在战后，科技立国已经成为他们的国策。畅销于世界各地的日本汽车与电器无不证明这个国家及其国民成为以科学尤其是技术为本的种族。但就在这样一个国度，仍然出现了信徒众多的奥姆真理教。
这样，我们不得已得出一个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并不完全相同的结论：科技昌明，也不意味着蒙昧的绝迹——包括残害人类的蒙昧的大行其道。
日本人是学历最高的国民之一，即使农民与渔夫也与科学技术有关，但并没妨碍一种邪教在其中流行。
关键的问题在于信仰。
作为精神层面的信仰，是人类处境无论发展到如何发达程度之后都无法规避甚至必须依存的生活支柱。即使科学也替代不了信仰，人类享受层面上的声色犬马更代替不了信仰。日本人其勤奋和巨大的工作压力被世人讥为“经济动物”。作为有灵性的人奔波至此，其精神上的迷失就不难体味。包括产生与盲从一种邪教。
说到信仰不能不提到宗教。日本与多数东亚国家一样，缺少完整意义上的宗教背景， 即由神学教义到世俗规范的每人每日的功课， 所谓“儒”在中日两国只是“学”而无法成其“教”。而他们的“日照大神”也如蒙古人的“苍狼”一样，属于图腾式的崇拜物，与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可以遵守力行的信仰教义无关。在宗教上，日本人的心灵属于真空状态。
宗教一事，无论把它归于鸦片或福音，总可以成为信仰范畴的精神籍慰和行为准则。当然另一些人也可能利用宗教造反或谋私。它是人类漫长的精神旅途的一段策杖。即使不能救世，也不见得害人。譬如佛门弟子不杀生，当然也不会用沙林毒气荼毒生灵。拿伊斯兰教来说，其最重要的教义是“除安拉外，没有其他的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这是穆斯林从出生到辞世必须念诵的诗词，即表明信仰的宣誓。这意味着，在伊斯兰国家无法确定另一种样式的偶像，无论“文革”式的个人崇拜或奥姆真理教及几年前集体自杀的人民圣殿教现象。而人与神也被截然分开——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而不会出现洪秀全式的由人变神的闹剧，这种闹剧对老百姓则可能变成悲剧。
这里没有推广宗教的用意，促进人类进步的前景只能由经济的进步与精神上的完善。需要强调的是，奥姆真理教之类的东西并不属于宗教，而是反社会同时反宗教的邪说与犯罪团伙。人们注意到，这种邪说大约可以在两种情形下发生：经济匮乏、科学蒙昧和民不聊生的时刻，或者包括“声光化电”极其发达，物质生活优裕但人心空虚的时刻。邪说的盛行正好利用缺少完整宗教背景的人文状态，它利用的是俗众的信仰真空（包括高学历的俗众）。而奥姆真理教信徒中，大量的博士和硕士们在研制生化武器的时候，我们不仅为科学的尊严受到贬损而沮丧，也对科技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产生新的反思。
有人说日本是“技术大国”，而非“科学大国”，这话大抵不错，虽然科学与技术密不可分。但技术只是“术”，而科学是“道”。术不过是生存方法，而道是集合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并使个体有充分理由活下去的依据和理想。正像人称武术、纵横术与医道、孝道有区别一样。技术可以使人类走向便捷与舒适化，但导致不了人性的完善——而只是器具的完善，它使人类面临如克尔凯郭尔所称“进入一种没有困难的生活”。科学产生技术，也产生更符合人性的民主，以及对现在与未来更富于理性的高标。如果科学不能完全代表信仰，但能够导向信仰，而一个有信仰的个体或种族，大约永远也不至于陷入可悲甚至可耻的“精神地震”。
因此当我们重视审视信仰的时候，也是隐忧心灵之泉枯涸的时候，因而可以说，信仰不止是爬雪山过草地生存极限受到挑战的支撑，也是奔走于汽车洋房之间精神落寞的发达国民白领阶层的心灵定盘星。在发展中的中国，在繁荣的同时，物欲已从周遭逼进。人们在默念已经拥有或期冀拥有的东西时，不妨同时在心里抚摸擦拭自己的信仰。倘若没有信仰，就把自己做过的所有善事聚成一束光，置身其下。
信仰不遥远，把公家日夜淌水的龙头拧紧，对怀有敌意的人抱以微笑，每年读一本好书，给失学的儿童捐一点钱，拒绝虚伪，从平庸的日子中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相信真诚比欺骗更有力量。这样，我们已经从微小中占有了崇高的信仰，就像巴颜喀拉山的小溪最后形成黄河一样。
简单富足
一
赚钱以及把钱花出去所获得的，有时只是一种方便，而非幸福。
譬如买车与备手机，好处是代步与吸纳传播资讯，把一个人很快地从甲地运到乙地及至庚地辛地，还能及时和很多人谈话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简言之，可以多办事，但不一定和幸福有关。坐车幸福吗？如果不论效率，与坐在家中沙发无甚差别。打手机更谈不上幸福，它不是抽大烟与吃饺子。虽然有人站在马路上欣欣然以手机通话、仿佛幸福。
有人不想多办事，也不想到哪里去以及跟别人谈话。这样会妨碍他们宁静（实际是幸福）的生活，如庄子与梭罗。汽车手机对他们属于累赘，不如书与琴棋有用。毛主席做了许多事情，但必定不是拼命打手机以及开车游走所成。乾坤在手岂不比爱立信在手更好？就是羊毫在手糖块在手乃至小人书在手也比方向盘在手更愉快包括安全。因为前者乃享受，后者是劳役或伪享受，与幸福无关。
有人说国外流行这样的口号“少赚—点、少花—点、少病一点”。
二
人有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如果把一个人的消费愿望摊开，广告导引占三成，名牌之类。模仿他人占三成、譬如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自觉不自地模仿。还有三成是实践童年以及青少年时期未遂之愿，在此，潜意识发生作用。人本能的满足只占一成，饮食男女而已。
于是，日日杯觥并不幸福。因为广告导引与追随潮流所满足的只是转瞬即逝的虚荣心，证明他已经成了某种人，譬如富人。证明完了也就完了，无它。而满足童年的愿望属于今天多吃几个包子填充去年某日的饥饿。满足的只是一种幻像。而本能的满足。只需一草食、一瓢饮，一位贤惠的女人和一张竹榻。
但人们不甘心于简朴，虽然简朴离真理近而离虚荣远。人用力证明自己是重要的，于是以十分的努力去满足一分的愿望，然而这与幸福无关。
三
如果有钱并有闲，想从食色层面提升并扩展自己的幸福，需要文化的介入。或者说，文化限制着人的幸福。尼采说“我发现了一种幸福——歌剧！”对与古典音乐无缘的人，歌剧则不是幸福，你无法领受《图兰朵》之中“今夜无人入睡”带来的视听圣餐。明仁天皇迷恋海洋微生物，丘吉尔迷恋油画，爱因斯坦迷恋小提琴，是大幸福，也是文化上的幸福。他们也是有钱的人，倘无文化，也只能蹈人口腹餍厌之途，否则怎么办？
一些有钱人易烦恼，因为他们的消费与性格有关，与文化无关；与面子有关、与愉快无关；与时尚有关，与需要无关。
四
不久前，我假道太行山区远游，见到那里的农人希望到年底能添一头驴或牛，帮助运输或种地。到了县城，酒桌上争说当科长或两室一厅的住房。在北京，听朋友交流打高尔夫球的体会，上果岭与入洞等等。而到了深圳，几位巨富比较各自的健康状况， 甘油三脂，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后者在每分升血液中多一毫克。心肌梗塞的发生率会下降百分之三。
我想到，太行山农人的甘油三脂和 HDL一定好让深圳的富豪倾心。目前，在深圳这座人均年龄最年轻的城市，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发病率居全国第一。
这样，又想起海因里希·伯尔那篇小说，一个渔夫在海边晒太阳，有游客劝他工作等等。此文为人熟知，内容我不重复了。总之人的努力常常会使目标回到原地，换句话说，人也许不知自己的幸福在哪里。
有时，人只为温饱而工作，却没有办法去为幸福而谋划。谋划的结果大多是财富或满足，离幸福仍然很远。
因为幸福太简单，简单到我们承担不了。
五
财富积累的速度如果和人的品味修养速度不成正比的话，人就成了“享受盲”。
说实话， 在静夜暗室， 谁知道茅台醇厚何在？宋版书雅洁何在？更别说深窥“杨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种精微的妙谛，包括体味不出某伟人说过的“长沙城隍庙的臭豆腐就是好吃”这样本真的滋味。没时间、没心情，也没鉴赏力。当今缺少像王世襄、金受申、老舍一班集雅玩、游戏与享受于一身的生活大师。他们才是生活的主人。
有人的钱只有两样用途：吃饭和吃药。或者说盛年吃饭、暮年吃药。
财富来得太快了，使许多人准备不足。他们背着财富的重负，跋涉于前往幸福的道路上。
幸福离他们还很远。
六
为什么穷人离幸福很近？
如同朴素离美很近那样，穷人的愿望低而单纯。人在风雪路上疾走，倘通暖屋烤火，是一种幸福。把汗湿的鞋垫伸出来，手脚并感炉火的甜美，与封候何异？这时，倘有一杯热茶与点心、已让人喜出望外。这样的例子太多，如避雨之乐，推重载之车上坡幸无顶风之乐，在街头拣一张旧报纸读到精妙故事之乐，在快餐店吃饭忽闻老板宣布啤酒免费之乐，走夜路无狼尾随之乐。穷人太容易快乐了，因为愿望低，“望外”之喜于是多多。有钱人所以享受不到这些货真价实的幸福，是因为此类幸福需要风雪，推车，拣报纸以及走夜路这些条件。
穷人的幸福差不多是以温饱不逮为前提的，它在那时翩翩光临。满足了温饱、幸福却变得悭吝，它的阀值升高了。
除非你有意过一种简单的生活。
七
贫穷离幸福很远，财富离幸福仍然很远。臻此，前者需要机遇及韧力，藉之外境者多。后者则需要仰仗心灵的纯净和情操的醇厚，靠内力实现，没有其他道路。
本份
当一个孩子降生的消息传到亲友那里时，他们的问话永远是这样的：
“闺女，还是儿子？”
皇子出生的时候，皇帝这样问。而樵夫之妻分娩，樵夫也如此。
没有人问：“生了个县长还是商人？”尽管这个孩子在未来有可能成为县长或商人。
这是说，每人出生的时候，仅仅是一个人。省长当年出生，邻人也不曾高喊：“省长出生了！”
这还表明，一个人在短暂的几十年中，无论风光、荣耀、威严。奢侈，好到以及坏到什么程度，他也不过仅仅是一个人。人在世上获得的各种称号，会像墙上的油漆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剥落。
而在人生的另一极——辞世时的称谓上，人又露出了本原的指向，像海水退下冰山浮现一样。在火葬场，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这个，那个”，甚至连“人”字都被免了。的确，从生物学意义上，遗体已经不能叫作人了。当然，更不会被称为各种“长、委员、标兵”及其它。
人是人的时候，不过是人。而连人都不是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了。
记住自己是人，有很多的好处。
用甘蔗譬喻，社会的角色是外皮，可以千差万别。而人是蔗肉。被嚼成渣滓的蔗肉是人的与生俱来的弱点，但不管多么拙劣的人都应该有一些“甜水”，即优点。譬如：隐忍、尊重他人、自爱。互助。其中最宝贵的因素，恰如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片头展示的三个词：劳动、创造、交流。这三项再加一项：爱（即孔子之谓仁），已经画出人类作为物种值得赞美值得延续下去的本质特征。
所有这些，在老百姓嘴里早有简洁的概括：本份。
本份对内说，是人格构成支柱，对外是社会的人文架构。
一个人仅仅记住自己的职业具体说是权力与地位，对别人来说已经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他有可能做出非人性的事来。人如果远离了人性之后，不会升华为神性，只能下降为兽性。人不是人了，还能是什么？只能下降为动物。但愿这样说没有侮辱动物。或者说，他变成一堆甘蔗皮与渣滓。
当年人们问刚刚诞生的婴儿是“闺女，还是儿子？”时，所问内涵并非性别问题，这句问话隐含的是“一个人降生了”的喜悦。而不关系后来的社会角色。
人不过是人。这一种本份使我们在天地和五谷面前谦逊起来，在草木和儿童面前善良起来，在歌声和微笑面前勤勉起来。在自己的本份面前变成一个好人。
人越本份就越美与可爱，我相信这个道理。
心烛
你有没有注意过盲人的表情？在车水马龙的通衢广道、在危机四伏的大千世界，盲人的脸却安详而宁静。眉头紧锁的，恰是那些明眼人。
迫急的，是那些疾走者；恼怒的，是妄自尊大的人。胆怯的人满怀心事。他们的中间没有盲人。
盲人对生活不抱奢望，此刻只办此刻的事情。譬如走路，心无旁骛，步步踏实，直至目的地。他们做一件事时只想这件事；因此心里清明。
当别人绞尽脑汁思考功名利禄的时候，盲人的心专注在路面上——有没有车、砖石、敞开的下水井、栏杆和电柱。他们一步步走过来时，其实每一步都在感谢。感谢生活，感谢路面的平坦。当一个人把许多的感谢浮于眉头之时，就出现盲人那种表情：安然而且恬静。
所谓幸福，全由小小的细节积累而来。如果你用庆幸的目光回顾这种积累时，就产生富翁的感受。如果你对当下的处境不满，则说明心已离开了脚步栖居于远远的目标之上——不管它是地位、金钱或房子——这时脚下怎样疾走都觉得慢，会因此烦恼，此地最容易受伤。
盲人的心始终伏在脚下，它静静地和双足缓行在无尽的路上。而在休息的时候，心在怀想着炉火和热汤，而不是没见过的其它。因此，盲人的表情中除去宁静，竟还有许多满足。
如果说，幸福是一种经过节制的满足，盲人已经接近它了。
在风雪里，在大雨中，盲人要吃更多的苦，这时，上班或回家成为艰难的事情。即使如此，却很少听说盲人遭遇交通事故的惨剧。如果他们有祸，恐怕老天爷也不忍。更主要的，是盲人比明眼人更警觉车更注意车，他们谨慎。
从古至今，其实谨慎给人带来的福份最多。
如果明日上街，不妨多多注意盲人，也许他们正是我们生活的教师。
培植善念
过去，西藏有一位高僧叫潘公杰，每天打坐，在面前放黑白两堆小石子，来辩识善念恶念。善念出现时，拿一颗白石子放在一边；恶念出现时，取黑石子。
佛法中的善念是利益大众，恶念则不简单指杀人越货。在脑中转瞬即逝的享乐之念以及贪慕、嫉妒、嗔恼等都可称之恶念。而欺诈偷盗已是罪不容赦了。
以现今的角度阐述，善念即仁爱，而恶念不过是欲望。欲望是什么？“是我们保持生存的主要工具”（卢梭）。由于欲望的指引，人生克服种种困难走向满足。“因此，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我们必须爱自己，爱自己要胜过爱其他一切东西”（卢梭）。可见自私的本性已经深植人性之中，所谓欲望实为生存之道，不应有善恶之分。然而，爱自己须有一个限度，超过了此限，就可能变成恶，甚至罪。而人的欲望恰恰是永无止境的。因此，为了共同的利益，爱自己还应该爱我们生存的环境，注意到别人也需要爱。不能推及他人与环境的爱，叫作冷酷，这就是恶的生成。
一个人把爱兼及他人与环境，包括植物、动物。佛法称此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贫儿老妇，心里生出一点点同情心，则是另一种大善。这种情怀，即所谓“悲”。慈悲两字，听起来有些苍老。有人甚至会觉得它陈腐，实际它穿越时代，是凝注苍生的大境界。今天流行的“关怀”以及“温馨”，不过是它的现代版，内涵如一。
善念其实是小小的火苗，倘若不精心护佑，它在心中也就旋生旋灭了。并非说，只有造福万代才叫善。譬如有人建议削平喜马拉雅山，让印度洋的暖流涌入，使干旱的西北大地变成热带雨林。此善大则大矣，却要我们等待太久。古人有诗：“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虽然琐细，读后感觉心中暖暖的，大过印度洋的暖流。
潘公杰大师在黑白石子中辨识善恶二念，到晚上检点。开始时黑石子多。他掴自己的耳光，甚至痛哭、自责，你在苦海里轮回，还不知悔过么？30多年之后，他手下全变成白石子了，大师修成菩提道。
我们达不到高僧那种至纯之境。爱自己原本也没有错，我们是凡人。然而无论“利己心”走得多远，有善念相伴，你都会是一个好人。
惭愧
惭愧是一个人在事实的镜子里照见面容的丑陋之后的赧然。
惭愧者势必在某一段时间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然后为能力不逮而开始恨自己。
惭愧的前身一般叫作冲动。冲动是那种不计后果与不了解规则的竞技。它在满足了热血沸腾之后，立刻就宣告失败。
惭愧的人眼界不是太宽，判断事物太过绝对。为什么老年人不容易惭愧？因为他们尽管弱骨支离，但见闻广博。并不能说只有渊博的人才不惭愧，其实比学识更重要的是襟怀。一个人即使不断学习，仍然会有知识盲区，但谦虚的态度可使人免遭惭愧。
惭愧的人还是有良知的人，尽管他一时可憎。一个人惭愧，证明他判别善恶的机制还起作用。如果“原谅”作为宽厚的关怀可以经常使用的话，那么不妨去原谅这些惭愧的人。“知耻近乎勇”，是就一个负疚的人表现出的承认错误的态度而言的，知耻者还近于纯洁。如果占上风的人揪着惭愧者的过失不放手，恐怕日后也会惭愧。
惭愧的人当中，有一种表现是得势时太过得意。不懂势满则亏的道理，展示小人得志的风光。颐指气使，失道寡助。如王伦之于林冲，王明之于毛泽东。把豪杰人物一时通仄的隐忍看作软弱可欺，这种人日后一定会遭到生活重创。他们的惭愧无须怜悯。
一生从不惭愧的人少有。一般说，惭愧与时间有关，在时间的推移中，真理像冰山一样浮出海面，一切不言自明。这时比雄辩更重要的是忍耐，让时间在一点一滴中显示力量。
生之喜悦
美国西海岸的边境城市圣迭戈的一家医院里，长年住着因外伤全身瘫痪的威廉·马修。当阳光从朝南的窗口射入病房时，马修开始迎接来自身体不同部位的痛楚的袭击——病痛总是早上光临。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折磨中，马修不能翻身，不能擦汗，甚至不能流泪，他的泪腺由于药物的副作用而萎缩。
年轻的女护士为马修所经受的痛苦以手掩面，不敢正视。马修说：“钻心的刺痛固然难忍，但我还是感激它——痛楚让我感到我还活着。”
马修住院的头几年，身体没有任何感觉，没有舒适感也没有痛楚感。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有一部分神经已经再生，每天早上向中枢神经发出“痛”的信号。
在痛楚中发现喜悦，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荒唐。但置身马修的处境，就知道这种特定的痛楚不仅给他带来了喜悦，而且带来了希望。当然一个重要前提在于，马修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过去，马修经历过无数没有任何知觉的日夜。如果说，痛楚感是一处断壁残垣的话，无知觉则是死寂的沙漠。痛楚感使马修体验到了存在、时间、身体的归属，从某种意义说，这甚至是一种价值体现——医疗价值与康复价值。当然，马修不是病态的自虐狂，他把痛楚作为契机，进而康复，享受￥任常人享有的所有感受。谁也不能保证可怜的马修能获得这一天，但他和医生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因而他盼望痛楚会在第二天早晨如期到来。
马修的故事令我们震惊，它至少使人感到我们对拥有自己的太挥霍了。喜悦不止于饮食男女，甚至藏在一阵钻。动的痛楚里。痛楚向你指出了生，难道生不是一种喜悦吗？可见平时我们对幸福标准的制订，太苛刻与狭隘了，以至于使自己常常享受不到幸福。在感官享受方面，人们强调它的优势体验，如愉悦；在人生建构上，人们强调外物的作用，如金钱。这种认知方式无可非议，但也有一点点不宽容，妨碍我们获得完整的人生。是不是在愉悦与金钱之外，人生就没有意义呢？何不建立一种不须翘脚就够得着、能够全额享受的人生？除了愉悦与金钱之外，还包括信仰、平静。发现、施予，拥有、悠闲等等平凡朴素的喜悦，即扩大喜悦的疆域，使自己常常幸福。马修的喜悦实际是一种发现的喜悦，虽然仍要以忍受为代价。而拥有的含义更宽广，除了物质因素外，拥有健全的肢体、自由的思想、新鲜空气、观察、倾听和阅读。在这些见惯不惊状态的后面，事实上是由坚强有力的身心平衡来支撑的。无痛楚证明了这种平衡的珍贵。马修告诉我们，所谓幸福决不是单一的东西。你不能想象一种没有不适，全是愉悦的人生。并非只有糖果能够给人带来甜蜜，并非只有甜蜜能够给人带来欢愉，并非只有欢愉才是人生的真谛。一个从来未经历痛楚的人，必然会对幸福缺少判断力。
从常常忍受不了痛楚到在痛楚中发现喜悦，两者的差别在于，一个人拥有多大的力量来热爱生活。爱，实在是天下最有力量的事情，它常常产生奇迹。
怀抱
心理学家说，在一场突然的事变中——比如火灾、爆炸、坍塌——孩子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扑进母亲怀里，而母亲的第一个反应也是紧紧搂住孩子。孩子脆弱的心灵化解不了一场惊变，而母亲的怀抱仿佛是一块海绵，缓缓地吸收孩子的恐惧，直至平复。专家说，在灾变中身边没有母亲的孩子，以及找不到母亲的孩子，心理将会遭受无可挽回的创伤。恐惧对于孩子来说，比肉体的疼痛还难忍受。由此可以想像，发生在韩国的、夏令营的小学生被夜火活活烧死的那一刻，孩子们绝望无助，有多么可怜。在贵阳的一次爆炸事件中，由于母亲没有把 7岁的儿子拖进怀里，从此这个孩子不再开口说话。他走不出恐惧，因此自闭。
我还看过这样的报道，一个17岁患骨癌的男孩子，临终前突然睁开眼，嗫嚅，母亲俯首静听，他说的是：“抱抱我。”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安然离世。前不久，在重庆被歹徒砍了27刀的青年民警芦振龙在血泊里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芦振龙自知不保，临终之念是握住母亲的手。他的母亲远在山东的乡下，并不知道这一切。芦振龙牺牲后，重庆市民集结数万，为英雄送行。
即使是成年人，危急关头也需要呵护。如寒夜的独行者向火光趋近，这是心灵上的靠拢。人们相互靠拢，需要的是在群体之中才能获得的紧张感的释放，由此恢复自信心。在灾难中，你与众人站在一起，就能获得安全感。在“文革”中，即使不被批斗，被划入另类，就足以让人痛苦，这是被孤立而产生的心灵深痛。亦可知单入牢房为什么对囚犯是一种严厉的惩罚。所谓疏离，正是引发人的恐惧感的另一种存在。
在上一世纪初叶美国西海岸的一艘遇难的帆船上，人群拥挤，死神在暴风雨中上下追逐着它。三天三夜，只有船长始终不渝地与厄运搏斗。他在船板上用粉笔写下大大的一行字：
“别灰心，我们不会离开你们！”
他们后来获得到了拯救。这是瓦尔特·惠特曼在诗中所描述的故事。人们从中感到，所谓怀抱，就是那个比你更坚强的人，你把他看作是主心骨。对孩子来说，她是母亲；对国家来说，他是领袖。因此，我们能够理解惠特曼。他在林肯逝世的时候，悲痛不已地在诗中写到：“啊，船长，我的船长哟，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吧！”这是一个经历过海难的人的感受。在这样的诗中，还可以读出崇高的人格所产生的凝聚力，使那些曾在风浪中惊慌失措的人心存感激，像惠特曼在诗中说的那样：“紫丁香、星星和小鸟和我深心的赞歌都融混在一起了”。
生生不息
在今年二月发生的温州空难中，我看到的新闻报道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
“据菜农锡康祥现场目击，飞机在离场面大约20米左右往下坠，直冲村民住宅区。随即上升，离开住宅区上空后，坠入一块菜地”（《羊城晚报》2月25日报道）。
这一“村民住宅区”，即瑞安市阁巷镇的塘头村。锡康祥就是塘头村的村民。
这段记述，对我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受。飞机下坠到离地面20米的时候，机毁人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这对机长来说，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从20米的高空到触地，也许仅是几秒钟的时间。而这时，机长拉高机头，向前滑行，栽到一处菜地里。
因为机长视野里出现一处住宅区。
我们不能不向这位不知姓名的机长表达出深深的敬意。
我们即使不通驾驶技术，也能揣摩出一架失去控制的飞机从高空栽下来，到了离地面只有20米的位置上，再上升，一定极其艰难。还有，在劈头而来的“死”的威胁中，机长是第一个感受到的，但他的表现如此镇定与仁慈。
就空难而言，它落地爆炸的场所应该是无法选择的，即使落在人头攒动的股票交易所上面，仿佛都是可以被谅解的。但在所有不可控制的局面当中，都存在着可以控制的人的微力，这种“微力”对特定的人群来说，可能就是福泽绵绵的生机。譬如塘头村老百姓的屋舍、财产，特别是孩子和老人的生命，都在机长“不可控制中的小小的控制”里面得以保全。空难者的生活在那一天的16时40分永远停止了，但对塘头村的人们来说，太阳照样升起，生活中的每一样欢乐和每一种细节都没有缺少。譬如婴儿吮乳、儿童在灯下写作业、男人半夜起来为耕牛添草、女人在早上透着玻璃窗看到水塘里的白鹅群。如果说，这一切曾与一个人在临终前短暂的思考有关，听起来有些难以置信，但它的确是真实的。
机长使飞机技高的那一瞬间，说“思考”并不准确。他没时间思考，这只是一个动作，是一种需要，像人遇到袭击时以手臂挡架一样自然，出自下意识。但正是在这种不假思考的“下意识”当中，最能看出人的优秀品格所发散出来的光彩，它比“蓄谋已久”的善行更令人感动。就是说，当消解别人可能遭遇的灾祸成了一个人的需要时，这个人是真正高尚的人，就像机长在飞机下坠时使高度拉起那样。当时，机长已经不再能保证乘机人员的安全了，但他仍在试图保证视野内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的安详。这就是机长的“需要”
这种需要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所接受的所有观念与体验的浓缩，包括父母的叮嘱、知识以及技术训练，阅读，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他在人间所获得的美好的一切，包括艺术的影响，最后凝聚为单纯而强大的光束，即爱，孔子之谓仁，佛家之谓善的种子，也就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在生死交界的一瞬，在世间的富贵荣华急遽退隐并永远离去之际，这一束光会变得非常单纯与强大，支配他去完成最后的责任。
当医生对一名癌症患者说“你的生命只有半年了”的时候，闻者无不怆然。尽管他们做出种种生之努力，仍有生活失去意义这样一种茫然。此事不关贤愚，大多如此。而这位机长在塘头村上空时，生命只剩下几秒钟的时间，他最后要做的事，就是他最重要的事。因此我们把机长的最后一组动作称之为“他的需要”。事实上，所有的美德都是美德的拥有者的需要。如果雷锋离开了他的嘉行懿言，会很痛苦。同样，孔繁森如果不去关心藏族的失学孤儿，也会痛苦。此时，我还想起另外一个故事：巴黎的一所未竣工的高层建筑上面，两个安装墙面材料的工人脚下的木板突然塌裂——主人公的名字我已忘记了，姑称皮埃尔与勒内——他们二人共同抱住了一根防护杆。这时，防护杆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吱吱”地要折断了。皮埃尔含着泪说：“勒内，我还有孩子……”。勒内尚未婚。他说“好的，皮埃尔”，然后松开手，像一片树叶飘向地面。我震惊于这位年轻人的平静，只说“好的”，接着把手松开。生的理由是什么？仅仅是由于自己有孩子吗？不是，生的唯一理由在于它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这种唯一性使所有的人都永远不愿放弃它。但对勒内来说，生的理由在于：牵系着其他生命的皮埃尔更应该活下去，自己不妨选择永诀。这个故事，我读过已经好多年了。但在我的脑海里，勒内年轻俊美的身体像鱼儿优美地下潜海底，永远也没有落在什么上面。而我，则想看清他的面庞和头发的颜色。勒内，对你的父母来说，你不也是一个孩子吗？你是那一条由于远游而使亲人们悲伤的银鱼。
在一个丰繁的时代面前，作为生活的参与者，我对媒体不断披露的“恶”，常常缺少了解的兴趣，无论它有多么的“奇”。譬如曾被人贩子拐卖过的姐姐，回家把妹妹拐卖给别人。又如女副市长枪毙情人再自毙之前，要求“班子”里的哥们儿“追悼会无论如何也要隆重些”。诸如此类，实在太多。这种事无论怎样的“恶”，翻翻历史，大约都发生过。特别是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历史上更是如此。我亲历过的“文革”距今不过30年，不也发生过各种残暴。愚昧和荒唐的事情吗？然而人们更需要倾听身边所发生的令人感叹和赞美的事情，这是新生活的肇始，它代表着一个民族在历经坎坷之后所应该产生的纯洁与善良的萌芽。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而言，纯洁与善良其实是强壮的表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也包括了精神上的纯化的含义。事实上，这种善良的种子在生活周围大量的萌生着，只是人们不见得注意到。这架飞机在失事前上升一下的表现不也容易被忽略吗？塘头村的人们至今仍然生活得很宁静，那里的孩子长大了之后有了自己的孩子，没有人再记得这位机长。但美德之所以成为美德，还在于它不会由于人们的忽略而消失。有的时候，生活很怕被仔细地想上一想。每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也许会像塘头村的居民一样，由于不经意间外界的某种决断而免遭苦厄，而当事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这件事。我们的生活常常由于别人的庇佑、仁慈与献身而变得美好，它比那些离奇的坏人坏事更值得人们记忆与回味，这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理由之一。
这些回顾，对“ 2·24”空难中的不幸者，包括其中11名机组人员和15名孩子都关系不大了。在春天到来的时候，草芽已经在凸凹的残雪间冒出绿意，空难的逝者已经不可能和我们分享这个春天了。然而逝者倘若真有在天之灵，而且栖居在离辞世地点不远的地方的话，我想那位机长看到塘头村的孩子手拉着手上学，在金灿灿的油菜花地里穿过并唱着歌的时候，心里一定会感到欣慰。而我觉得，生活中美好的一切——譬如叶苞鼓涨的柳树的枝条、窗外的蓝天、音箱里飘散出来的帕尔曼的《辛德勒名单》低回不已的小提琴的乐思——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有机长的一份，有所有空难者们的一份。
心无挂碍
我和朋友们玩过一个飞落激流的游戏，那是在一家海洋公园。我们乘舟穿行在架在空中的曲折的管道的激流里。一瞬间，坐舟飞跌而下，仿佛身体失去了控制，马上又恢复正常，前后约3秒钟。对多数人来说，惊恐是难免的，那儿的惊叫最多。
一些人历险之后，又折回来，看别人飞跃激流时的恐惧之态，仿佛可以补偿刚才受到的惊吓。
游人在此受惊，除去坐舟在水中落差的原因外，还有缺少心理准备的因素。小船七拐八拐突然跌落，使人猝不及防。
有趣的是，公园在这里安了一个摄像机，将每人情态拍下，在大屏幕电视机里播出，交80港币，可转为照片取走。
取照片的人不多，因为多数人表情可用“惊恐万状”四字传之。也许人们不愿面对自己的窘境。
我在大屏幕下看了很久。人在突来的惊变中，缩肩、闭眼、用手蒙脸、张嘴。不止妇女儿童，壮汉也如此。人们由于吃惊，脸都变了形。公园的商家竟会想出用这种照片赚钱的妙计。这不过是游戏，但我想人的灾难来临前的一瞬，亦如此。人真是很脆弱，虽然我们修长城、造火箭，搞出许多气吞山河的壮举，但在生死临界的几秒钟，人人都不胜其怯。我相信在哺乳动物中，人最善求生，也最胆小。他们又嗜杀。他们有“智”，智则惜命。《心经》劝人“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放。菩提萨多、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已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心无挂碍，则无有恐怖。被人们四处引征的“平常心”，是说人在泰山崩于面前之际，仍如扫地、做饭那样心无波澜。其中要旨即是“心无挂碍”，如此才会得到“平常心”。它是佛门中的修道方法。古代日本的《今昔物语》中记载一个故事，说信浓国的长官过山崖时人仰马翻，不见了踪影。当扈从们吃惊地向崖下探身察辨时，传来声音：“放下篮子来”。他们高兴地放下提上，但觉份量不足，狐疑，见一篮白嫩的蘑菇。原来长官坠崖幸为树接，此时发现蘑菇一丛……后世或说此人贪，差矣。此人在孔子所言“死生之事大矣”之时，仍有活泼泼的生趣，不亦心无挂碍？然而谁人心中没有挂碍？功名利禄，哪一样不在心里沉甸甸的。“挂碍”不仅指烟火气很重的香车宝马，清高不是一种挂碍吗？甚至健康长寿也是这样。人生最大与最后一个挂碍是一个“命”字，所谓“吓我一跳”，包括“哎呀妈呀”，概莫如此。日前被枪决的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据有不明来源财产1000万元。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他说“我还有老小，留我一条命吧……”最爱的是钱、最惜的是命、从钱到命挂碍了一生却一场空。一个放得下一切的人仍放不下“生”字，无“生”则只好去“死”了。孔子甚至禁止人们妄谈生死，“未知生、焉知死？”话里带着不满意。清末的虚云法师，在山东境内遇八国联军士兵。洋兵将枪抵在法师胸口，拉栓，说“我要打死你。”虚云说“如果我注定死在你手里，就请开枪吧。倘若我仍有生机，则要走了。”法师说时神色宁静。他见洋兵不开枪，转身衣袂飘飘而去，举止一丝不乱。洋兵反被吓得双手发抖，端不住枪。那时，他们在直隶搜剿义和团残部，见人即杀，但没见过像虚云这样能看破生死的高人。这才是“心无挂碍”，是“平常心”。有人捞不上官或无法暴富时，也以“平常心”来慰藉自己，南辕其北辙，不搭界。放弃一种奢望不叫“平常心”，是服输。正如兽医的任务是给牲畜治病，桥梁工程师要造桥。佛教所面对的是“生死”，并称之为“大事”。此际没有“挂碍”，才能“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一种境界，澄明之至，也平实之至。
“挂碍”是欲望与恐惧的混和体，后者更多一些。恐惧是人类最古老的情感，也是哲学、心理学以及神经学诸领域最复杂的课题。人类的恐惧成因不仅有寒冷、饥饿、疾病、死亡等生存原因，还包括失恋、背叛、下台、敌视等情绪原因。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怕长官反感自己打喷嚏而被慢慢吓死，这并非危言耸听。恐惧的产生不仅来自威胁的不可战胜，还取决于自己的承受能力。在股市，同一种股票，有人怕它升，有人怕它跌，说明了恐惧的相对性。我眼前的游人在乘舟下跌时，一时惊恐，虽然转瞬为安，仍证明恐惧是人最基本，最大、最容易流露的心理状态。如果你站在大屏幕下，看到无论衣冠楚楚或千娇百媚的人们，一瞬间失态、变丑，觉得人生其实很苦。转眼，这些人又嘻嘻哈哈地赏玩别人顺流而下时的惊恐，又觉得人心很怪。人能这么快地在脸上戴一个恐惧的面具，又这么快地摘掉它。假如恐惧是人们普遍的情感，人们却又喜欢观赏灾难与武打、杀戮的影片，很矛盾。在银幕下，他们多么喜欢看到同类在濒死之境中求生的细节。这种细节越详尽越酷烈越艰难越能激发观赏欲望。 其实观众们已经知道主人公求生得不到生的结果， 譬如《泰坦尼克号》中杰克的死，《拯救大兵瑞恩》中米勒等人的死。死亡的酷烈与银幕下的生之安逸恰成对照。恐惧与恐惧的消解在这里很快地得到解决。在游戏中亲历的恐惧以及消失，在影片里间接感受的恐惧以及置身局外的疏离感，使人获得大满足。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电影院是开满爱情鲜花和最有安全感的地方。电影散场时，人们在劈哩啪啦的椅子里享受到心满意足，银幕上的人都死光了，而我们仍然活着。人类这种可笑的，也可以说卑劣的情感，支持着从莎士比亚时代就开始的演出业的存在。这也是我们想从故事中得到的东西之一，在这里，电影与游戏拨动的是人心中最敏感的那根弦：生与死。适量的恐惧获得了美感。
有人说，幼儿每天早晨起来之所以啼哭，是人类古老的对于饥饿的记忆作为基因还被保留的结果。婴儿们不管饿不饿都要大哭，而一个空奶嘴使他们口唇吸吮便会安静。对原始人来说，恐惧发生在每天早晨——饿着肚子思考食物的来源。除去饥饿之外，在其它领域恐惧也无处不有。巴顿神乎其神，但害怕被迎面飞来的子弹击中鼻梁。成龙身负“真功夫”，却害怕驾车从桥底下穿过。他们都在怕，还有什么人对什么东西不怕吗？总之，心里或这或那始终挂碍着。《狂人日记》中的狂人疑惑“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是挂碍。而生者力争为死者悼词写上“XX根据地的主要开辟者之一”是不是挂碍呢？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因为有几千双高档皮鞋遭人唾骂，与其说贪，不如说为了鞋所碍并所辱。明人《笑得好》中有脚趾痛的人，凿壁成洞，塞过脚去，“上他们家痛去。”也是挥之不去的一种挂碍。这是说，挂碍最终都会成为魔障，奢华如鞋，痛苦如脚，都会驱人去做可哀的事。悼词与狂人也不会例外。
恐惧作为一种存在的另一个表现，以“怕”字在语言中游弋着。“怕”不仅涉及生命，又关荣辱兴衰。谈到成功的理由与人生的态度时，一位伟人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种“怕”实则是“爱”。而在中苏边境一触即发之际，他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时的“怕”实际是“耻”。在后来日见复杂的路线斗争中，他把不怕的领域扩大到五项，包括“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如果把恐怖（譬如死）和沮丧（譬如老婆离婚）这些坏事的前头，一律加上“不”字，这一支队伍的确可以一往无前了。生存之外还有发展，作为一个群体仅仅不怕死还不够，特别是在没有死亡威胁的时候。因此伟人说“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在这个语境当中，困难成为比死更可怕的事情。其实百姓还是怕死的，宁肯困难着，但从大局观之，民众实在应该成为服从不同需要而有不同勇气的人，不是不怕死就无挂碍了。如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老子曾经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话颇有无赖的意思。你怎么知道别人不怕死呢？后代的帝王与流寇都很欣赏这句话，一是证明草民可杀，一是证明尔等并不怕杀。 此话由于在生死态度上的洒脱而有名， 但这种宣言是针对别人的，因而不是“无碍”而是“无情”。从古到今，只有大人物包括大哲学家才喜欢为别人安排生死。
跟人类相比，动物似乎较少恐惧。它们“无智亦无得。”虽然我们见过牛在宰杀之前含泪的情景，但它尚能自持。而猫、狗与鸟儿在临死前均有预感，它们挣扎、凝视，流露的似乎是依恋，而水是恐惧。生的另一面即死，它是那么可怕吗？善辩的古希腊人伊壁鸠鲁称：我能感知的时候，死还没有来。死来了之后，我已没有感知。因此我不怕死。这种勇气，想一想实际仅仅是逻辑上的勇气，不见得能了生死。明末，南京有一些修禅宗的知识分子，因为不愿同满洲人合作而被抓进牢里。这些人（约四五十人）在被处斩的前夜一一坐化。坐化当然不同于自戕，它是经过修炼的了生死的方法。至卯时，提刀的刽子手打开牢门，见这些士子跏趺而坐，合什，脸色红润却停止呼吸，他们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中华文化的确不是异族异域人士所能深窥一二的。动物像人类的法师一样有条不紊地对待死亡。大象在临终前走入雨林的深处，鹿则从悬崖一跃而下，狼要倒在被流沙埋没的地带。它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做这件事，没有同伴，也没有诀别。它们知道怎样永久地隐藏遗体，让它与自然界融为一体。这证明它们知道什么是死，也知道什么是尸体即灵魂飞走之后的皮囊。平静地完成这些，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恐怕只有它们可以称作视死如归，这也不光因为，在它们那里“死亡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托马斯·刘易斯博士说，通常见不到鸟儿的尸体。的确，除了被人用枪射杀，全部的鸟儿都知道自己死后应该去的地方，多么清洁。在电视中，我看见一队瞪羚飞越山崖。在飞掠而过的身影中，明明有瞪羚因为体力不支或动作不规范坠入崖底，但丝毫不妨碍同伴继续飞越。死亡在它们那里真是一个奇怪的事。瞪羚轻视死？恐怕不仅如此，它们更向往于生，以至飞掠如箭。这情景在人类那里会怎样呢？最健壮最敏捷最勇敢的瞪羚以及其它动物靠着一次次生死的选择一直活到了今天。这才叫了生死，多么诗意爽净，甚至不动声色。它们的心里从无挂碍，活得比人类清明空灵。如果在进化中，它们的血液中也浮有恐惧的因子，也是由于人。我的朋友刘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晒太阳，伸懒腰一扬双臂，树上的麻雀全吓跑了。戴红袖标的街道大妈说，从1958年以后，麻雀就开始这样了。”文章有些谐谑的味道，但仍然写真。某单位驻扎内蒙草原深处，由于不断射杀鸟类。后来飞鸟见到绿色古普车便冲下来自杀。某些动物置身绝境时，大脑会果断下达自杀指令。近日的羊城晚报载文，说广东上空鸟类普遍少于邻省，鸟儿不敢往广东飞。因为这里的人什么都要吃。人啊，你们自己如此恐惧，为了消除恐惧，甚至求神问卜，却在染指其它生物的死生。我感到可耻。如果不是“上帝之手”，谁都不应使自己的作为影响到其它物种的死生。我前面说过，动物死时甚至可以用“体面”两字状之，而人类远非如此。我听一位负责“斩立决”的警员说，死囚在临终前的表现千差万别。有人拼命吃，有人不停说话，有人请法警把自己打昏，多数人大小便失禁。这其中包括一些曾经杀人如麻的江洋大盗。原来，残忍与恐惧如此顽固地纠缠在人性之中。挂碍越多，恐惧也越多。日前，美国医学界公布一种“阿伦蒂综合症”的病症。病人迈好成痛，却不是为了性快乐。他们是一些决策者，在孤独与生活重压下产生恐惧。他们活得太可怜了。
不久前，我骑车路过崇山立交桥下面，突见路面上伏一老鼠，耸毛缩首，其尾长长。像一只沾了尘土的灰棕色的毛线团。当时正是上班的高峰期。我见到一怔，差点从它身上轧过，旁边已传来女人尖叫。后面，几个中学生高兴地大喊“耗子！”我没有回头，但从粗杂的喊叫声里已经获知他们享受着大白天白白轧死一只老鼠的快感。这快感会使杀鼠者一天都很高兴，或一生想起此事都高兴。我则记起杨维在《干校六记》中关于乡人围猎野兔的一段描写：“躲在菜叶底下的那头兔子自知藏身不住，一道光似的直窜出去，兔子跑得快，狗追不上。可是几条狗在猎人指使下分头追赶，兔子几回转折，给三四条狗团团围住。只见它纵身一跃六六尺高，掉下地就给狗咬住。在它纵身一跃的时候，我代它心胆俱碎”。在平实的语气下，杨绛的描写已使人悚然。其中一句“心胆俱碎”使我想到了路上的老鼠。与免子不同，它自愿受死。在这么寒冷的早晨，老鼠下决心了结性命之后是怎样一点一点挪到马路中心的？它缩回小小的爪，头颈躲在身体里，等着大限到来。警觉如鼠者自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在一寸一寸流逝的时光中，它们竞这样安详，想起此事也让人“心胆俱碎”。那天早上我突然明白了美国野生动物学家纳塔丽·安吉尔提出的一个论断：当动物们由于食物与环境不能满足生存条件时，会毅然选择死。所谓死，实际是把自己交给人类。老鼠好象是一种充满恐惧感的动物。人鼠相遇的时候，后者始终在逃窜。我一下想起在街上看过许多被轧死的老鼠，肚破血迸。而另一些则像于白菜帮子，已经风干了。它们自绝的原因可能是寒冷，衰老或被抛弃。
拖拉机配牛
“拖拉机配牛”矗立在一座灰色的 5层楼房的顶上。每个大字镶着电灯泡的边儿。 从这里走， 乍一看到这几个字让人大吃一惊。拖拉机配牛？过一会儿才想到“牛”原来是一个“件”字。如果是初学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可能会相信这座灰楼里面正在“拖拉机配牛”。高科技往往令人耳目一新。
我每天从辽大操场回来，路过崇山立交桥的转弯处，一行字映入眼帘：婚礼喜庆一条龙，下面是传呼号。人们当然知道，这是在招徕装饰花车、摄像等结婚礼仪的生意。但在清早，冷不丁见到这句话使人玩味不已。婚礼喜庆竟然会是一条龙，何其可喜。从那儿走的久了，觉得此话少一上联。越日，得白居易句：“试玉须烧三日瞒”，缀饰“婚礼喜庆一条龙”，不亦悦乎？这也算一种“拖拉机配牛”的手法。
中国人多有勒石留念的怪癖。在校园或风景区的优美之处，劈面立一块大石，上书“松风”之类的话。这种没有前言后语的蠢话貌似文雅，实际在污染环境，而且毫无意义。汉字作为一个结构独立的字，以书法写出，还过得去。如果在美国的一些绿地上突然立起怪石，上刻：Virtue（好的德行），“Confidence”（自信），有可能会被看作是前卫艺术。我常去的那座校园最近在绿地立起大量怪石，刻辞已经不够，向全校师生征集。有一位匿名的提供者的献辞为“武运长久”，讥讽这种勒石癖。
哈尔滨一位朋友说，她印象最深的一条标语叫作“美好婚姻斜对面”。这里又有玄机。为什么“美好婚姻”会“斜对面”？对此如何领会以及操作呢？事实如此：前者是一家婚姻介绍所的名称，后来搬迁到斜对面的房子里。谁说老百姓不知汉字简洁的精髓？虽然不明白的一直不明白。但明白的——如征婚者——一看就明白了。大街上还有一些标语： 洗车、 盒饭、一望即知，而用不着写成“我们会洗车”、“这里有盒饭”。
在一家妇产医院的墙上，写有“无声破碎——传呼号”。后来，我一看见妇产医院，包括妇幼保健院，就会想起“无声破碎”。有一次，去那里探望一对母子，我竟念出声来，让同行者吓一跳，她问“你说什么？”
文革笑话中，有一则是这样的：四川某县城贴了一幅标语，“打倒”两字写在墙的拐角处。至于“打倒”什么，要拐过去才能看到，而转过去写的是“邓小平好”。这幅标语在两个方位看出两种意义，传达人们潜藏的心声。中国有许多金圣叹式的人物，聪明，对死生大事仍抱有趣味的态度。
刚学写字的小孩最喜欢在公众场合写字，发布自己的见解。但他们文化浅，不知写什么。一般是“小兰是好人”或“阳阳是坏蛋”。我住的这座楼的孩子写腻了这些后，在一家门口的墙上写着“从这个门进去第二家是姚晨家”。对门则有“从这个门进去第一家是刘明家”。姚晨与刘明均二年级，住对门，互相写的。这句话虽无哲理文彩，但发表出来已给孩子带来莫大快乐。人从小就有发表欲。
辽中一座城市在入城处两厢的石壁上写到“欢迎您到XX作客，一定搞好计划生育”，仿佛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生孩子的城市。想起马克·吐温写的，一个人在台上演说时，一群年龄相似肤色不同的孩子拥上抱他的腿叫爸爸。说到计划生育，我还看过这样的标语：少生孩子多养猪。仿佛孩子与猪都由一人主打。
去年，我跑步由黄河大街经中医学院，再由北陵大街返回。快到终点时，不想跑了。这时，有两个字一点点在视野里放大：加油，这时你跑还是不跑？只好跑。“加油”是一家空军加油站的招牌，出现在跑步者的终点，如有天意。
生活的沉闷，多少会由于这些标语广告而变得神秘与有趣一些，虽然它是社会文化符号的一种混乱。谁也不相信拖拉机配牛，它们彼此都没有这样的冲动。但在抬头一怔的同时，笑意已经浮上心头。
绘声
很多年前，我读过一首朝鲜族情歌的歌词，现在记得。
那儿的小鸡咕咕咕
那儿的蜜蜂嗡嗡嗡
那儿的青蛙呱呱呱
那儿的大鹅哏儿更
那儿的皮鞋塌拉拉
那儿的木鞋登登登
那儿的棒槌咚咚咚
那儿的大门吱更更
那儿的窗户得扔扔
那儿的炕纸亮光光
那儿是我一生幸福的地方
这首歌的名字叫待嫁歌，是即将作新娘的人对所嫁之地的赞美。这种赞美仿佛并没有赞美，除了“亮光光”——朝鲜族的炕纸我见过，是用油漆刷的——是写照之外，其余的宾语全都是象声词。蜂之嗡嗡，蛙之呱呱尚可能，而“吱更更”的大门与“得扔扔”的窗户，读第一遍就有可能不懂。而且，这样的窗户有哪样好呢？
而民歌的魅力正在这种朴实。套用红歌星张惠妹的宣传词，叫“妹力十足”。它对事物几乎没有形态上的描述，却有一种朴拙的生气。虽然全世界的小鸡都是咕咕咕，大鹅都是哏儿更，但新嫁姑娘要去的地方使人感到富足而喧闹。这首情歌还有几段词，如“那儿的黄牛哞哞哞，那儿的猪儿哼哼哼”等等。读后恍然感到，这一切都是活化，像圣桑为两架钢琴和管弦乐队写的组曲《动物狂欢节》一样。而作为诗或歌词，它可以长长地写下去。“那儿的西瓜嚓嚓嚓，那儿的电视哇啦啦，那儿的音响哐啷啷”。
我相信，这首歌如果听人演唱，会十分优美，而且具有动感，即舞蹈性。其实，人在情感到达极致时，都无法描述。所谓细致入微地刻划，都是文人替别人揣摩出来的。而为真正的歌者所不屑。在这首歌的一大堆象声词里，可以体会余音袅袅不尽。中国诗文在十分刚健的时期，也是如此“老实”。如汉乐府《江南》中的“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古人比我们“笨”，但其中的画面之美，现代人望尘莫及。倘若有好事的人将其改为“鱼，戏于莲叶东西南北”，固简练，但律动、错落、回环等音乐的意味都消失了，同时也消失了朴素。
罗马尼亚的钢琴大师艾涅斯库说：“我用毕生的劳动和思考，才明白朴素在演奏中的伟大的意义”。而古人与民众早就清楚这一点。当文人介入创作时，首先让人无法忍受的就是形容词。而没有形容词，文人或者说缺少才能的文人就几乎不能表达了。因此所谓矫情、炫技、顾影自怜都要靠形容词来堆砌。英国的散文家咯更·P·史密斯曾说，“唉，我为什么不生在形容词的时代呢？为什么不再写滴银的眼泪、月尾的孔雀、雄辩的死、黑而涂星的夜呢？”我不知道他是在讽刺还是在盼望。
这首朝鲜族的《待嫁歌》还有一处有趣的现象，就是她在罗列了牛羊门窗之后，却一字未提最重要的因素，即她要嫁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也许是出于羞涩，也许是新郎不方便用象声词来表现。此歌见于1963年2期《长春》杂志，李龙德收集，黄埅、文集翻译。
每天变傻一点点
读过好多“四十抒怀”的文章。一些是慨叹，生命常有短促之虞。40岁是很短，但若说40年则显得很长，譬如红白玫瑰战争打了40年，人们认为不可思议。罗素说，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寿命实在太长了，因此也上许多事情是为了应付七八十年的寿限，譬如游戏与研究哲学。古人也传达过类似的意思：不为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假如人类的寿限设定为30年，吾等言行必如武侠小说写的那样，开门见山、立分胜负，决无延宕与徘徊，世界也因此减少许多天趣的事情，开会啦、钓鱼啦、评职称啦之类。因此长有长的毛病。另一些“抒怀”的文字，则对40岁发生惊愕，啊？竟然40岁了，真是岂有此理。这种恼怒宛如商品陡然涨价那种恼怒。此类人士痴迷于生，乍一回首顿生悲秋之意。有些事情，自己说破或别人说破都不好。而世间最怕说破的正是时间。人们在影院引颈观看一出波澜起伏的影片时，有人突然出现在台上，说“您所欣赏的影片只剩下一半了。”这时，观众至少会愣一下，心里不是滋味。人在40岁时“惊愕”一下的好处是到50岁不再惊愕，或惊愕之际不太痛切，顺入老境。
在“惊愕派”之外，又有“悔恨派”。这一派恨自己辜负平生，人届四十，还没有这样那样。这种感触比惊愕更令内心不安。实际上，“没有这样那样”是一种比较，而并非生活本质，也妨碍不了人们把日子过得很好。从小处说，顺利地度过漫长的岁月之后，还能写点文章不是很好吗？所谓“悔恨”大多是与同龄人比较而产生的。人的特点之一是爱与同龄人较量，而不与婴儿、老人、古人以及外国人比，人是在与自己同龄人的比较中成长起来的。7岁间，邻居阿三有一条短裤，我有两条，大胜！上学后，同窗阿四物理考80分，我90，幸福！结婚时，友人小狗子置酒5桌，我多他一倍， 痛快！但人到中年已不可相互比较，生活至此显示出无限的复杂性，性格、学历、时运、背景、地域和健康，甚至一些神秘不可知的因素一起构成比桥牌还要复杂的阵局来操纵人们的进退荣枯。逢其时者头角峥嵘，所获之物何止高官、厚禄、豪宅与华车？在这场耗时40年的比赛中，你与赢家较量胜负，就是往已经跳了40年并有些疲倦的心脏上泼了一杯毒酒。事实上，人到50岁，同辈中有可能出一位市长。60岁，你小时候痛殴过的流鼻涕的小瘪三成了一幢湖畔别墅的主人与美貌二奶的丈夫，没法比。还有，你所记得的许多年前的那个人早已在生活中变为另外的人，如电脑286变成586，他有权拥有他拥有的一切。你所记忆的，只是那张遥远的旧脸——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识别符号。因此，人不能跟脸或者符号较劲。
我所以对“四十抒怀”发出这些议论，是因为在下亦济身其中。但很奇怪，没有产生特别的想法，用黑豹乐队一首歌的歌词说“这一切都好像昨天一样”，而昨天也像昨天一样。虽无感想，我仍希望能想出一句什么话来勉励后面的人生，这句话终于想出，即题目所示
——每天变傻一点点。
我想说的在于：一个人无论怎样锐意创新，到了此际，业已尘埃落定，换言之，所有的聪明都应该到此为止了。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可以概括为“聪明教育”。小儿尚在襁褓之中，邻里已开始比谁家孩子聪明，而上学后语文算术之类无非怕我们变傻，学而时习之，聪明再聪明。虽然中国最早与最老的智者老子反对逞智斗巧，但人们对“傻”仍然抱有深深的恐惧，怕傻的实质是怕吃亏，而生活中该吃多少还吃多少。我们却把获得的成绩记在了“聪明”的账上，忽视了品格、机遇与毅力的作用。聪明当然有一些用处，它至少帮助我们从中学里面毕业。但一个人到了40岁还聪明，也许会帮倒忙。一个心机勃勃的大脑继续聪明，心肠或许会变坏。而渐衰的身体在心机的驱使下，或许会变糟。此时，宜萧闲，不宜急进；宜缓泻，不宜峻补；宜藏锋，不直露势；宜堡汤，不直啖肉；宜口讷，不宜激辩；宜涵咏，不宜奔呼；宜淡出，不宜雄起。比聪明更有益的是顺变的头脑，平和的心境，一些惰性与一些直觉。总之，40岁该用减法而不是加法。
心性上的单纯，对40岁以上人士的心智与身体均大有补益。当然，一下子过傻也不妥，使别人认不出你来。“每天变傻一点点”，等到80岁时，终于回复婴儿状态。到那时，我们光鲜纯洁，不亦悦乎？
跟穷人一起上路
那一次，我从油麻地去香港岛看维多利亚湾的夜景，途中步行经过一个隧道。隧道的名字已忘记了，印象是宽亮如昼。走着，目光被左壁招贴画吸引。
——一个风尘仆仆的汉子迎面而来。他刚毅精悍，左腿是机械假肢，肩膀有些前斜，吃力地，渴盼地向前疾行。画面下方的文字说此人为病中的穷孩子募捐，正在旅途中。画中心有大字
——跟穷人一起上路。
这位汉子一定走过了千山万水，不然不会有如此深邃的目光。他刚毅的表情背后掩饰着隐痛，用这条假肢走，每一步恐怕都要痛。那么——如图所示——他正徒步穿越新疆的独山子、玛纳斯。一碗泉，甘肃的马莲井、黄羊镇、娘娘坎，然后经陕鄂湘粤到香港。他是香港人。一个忍痛的行者用假肢穿越过大西北的旷野，信念像火苗一样越烧越旺。让没钱的孩子治病。
照片用镀铝金属镶框，内置灯光照明，一幅连一幅延伸到前面。画面上的汉子像排队一样，一个接一个向你迎面走来，昂着头，有些吃力地移脚。然后是一行比一行小的字
——跟穷人一起上路。
香港街头，很少见到通常印象中的穷人，大家似乎衣食丰足。在这幅视觉冲击力强烈的招贴画中，“穷人”两字竟很尊贵，关注他们如同每个人的责任。
就是说，此刻我感动了，血液从各处奔涌而出，冲撞全身。心里默念：跟穷人一起上路！跟穷人一起上路……
这时，耳边歌声趋近，木远的地方有一支乐队。四个淡蓝色牛仔装的年轻人弹唱，三男一女。隧道高瓦数的橙光把他们脸庞勾勒得十分柔和。他们沉静吟唱美国乡村歌曲，弹电贝司的女孩子很卖力，头发在肩膀上跳。他们脚下一只干草色的牛仔礼帽里有散钞，纸卡写着“为脊髓灰质炎病童筹款。”
乡村歌曲在海底隧道回荡，宁静而朴素。曲调如 RICHQEDMAfX的风格，把渴盼压在了心里，舒展、大度而倔犟。譬如 fool’Sgame。又如 mg confession。吉它，蓝色牛仔装和他们头发上金黄的轮廓光，与音乐一起构成了奇妙的效果，身后招贴画上的独行者目光炯炯，简直就要破壁而出了。
我想站下多听一会儿，但听众只有我一个人。别人扔下钱匆匆而行。我把仅有的一些港元扔进干草色的礼帽里，感到轻松。这几天我被这钱弄得枯燥。买东西剩下的这点钱，大件买不成，小件又不想买。还得动脑筋找打折的商店，比如“SOGO”，又要算计地铁费用等等，哪如此刻省心。
乡村歌曲对爱情，忧伤和前途均有独特的诠释方式，就像枝头上的花与瓶里的花不一样，像赤脚在五月的玉米地里走过，脚丫缝感到土壤的湿润，像衣衫带着松香味，指甲缝里有洗不尽的新鲜泥土。但我把所有的钱放送礼帽之后，仁立倾听就有一些惭愧。我想有钱真是不错，隔一会儿，往那里扔点钱，再接着听。但是把钱分几次给一个募集善款的乐队，似乎也不像话。
他们并没有用目光驱人，眼神里多少还有一些谢意，感谢我目不转睛地倾听。跟港人比，我有许多时间，但仍然不能长久流连。
乡村歌曲的声音离我越来越远，我用目光接过一幅又一幅的“跟穷人一起上路”，向出口走去。这时口袋空空，我把它翻出来，像两只兔子耳朵在腿侧垂着。我童年曾玩过这样的游戏，那时没有钱，口袋是一些纸团。现在演习一遍，竟很新鲜，好像洗手套一样把自己翻过来洗干净了。
谦卑的力量
先民造出庙宇叩拜的理由之一，在于表达自己对造物主的谦卑。无论造物主是上帝，抑或就是大自然本身。他们谦卑，并非真的见过上帝，而是生活中的种种奇迹——譬如土地上生长庄稼，清澈的河水可供饮用，孩子们健康成长——在表明，人的存在并不仅由人的力量完成。
于是他们谦卑，伏在地上求得神的喜欢，使庄稼明年继续生长，让孩子们的孩子依然健康。
如果不讨论被膜拜的一方，即神，是否真的存在，我们所感动的，是先民对待周遭的姿态：虔诚、恭顺以及明智的位置选择。
谦卑正是一种姿态。
如果认识到人在自然环境中是一员而非一霸，认识到自己在知识的疆域中的距离，认识到气象蔼然是别人最喜欢的一张名片，那就会选择谦卑。
谦卑是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一个人在时代、事业与家庭中都有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聪明的人最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坐下来，像观赏电影一样展开自己的人生。而另一些人，终生都在找位置，而无暇坐下来做应做的事情。无论在什么样的际遇里，你只要谦卑，生活的位置就会向你显示出来。
谦卑是一种睿知。许多人对牛顿晚年的一段话不解。他说，在科学面前，我只是一个在岸边拣石子的小孩。这并非伪逊，实为感叹。牛顿穷毕生之力，终于看到了宇宙的浩瀚无际，也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性。爱因斯坦正是发现了牛顿古典力学在特定情形下的谬误后，才开创了相对论。这一点，牛顿即使活着也不会惊讶，因为他从不为创立了足称不朽的定律而狂妄。所有称得上大师的人，他们的创造力使他们谦卑。如果在乞丐面前不够谦卑，证明他是一个有钱人；如果在世界的壮美面前仍不谦卑，则证明他是愚人。
谦卑是美。谄媚、奴颜、趋炎附势种种恶行与谦卑无关。谦卑是虚怀若谷所显示的平静，是洞悉人心之后的安然，是进退裕如的冲和。谦卑不是让你向势高一头的人畏缩。它是心智的清明，在天地大美面前豁然醒悟之后的喜悦。谦卑使人焕发出美，不光彬彬有礼，也不光以笑颜悦人，它是一个人在历经沧海之后才有的一种亲切，大善盈胸之际的一份宽厚，物欲淘净之余呈现的一颗赤子之心。这种姿态超凡脱俗，使人心仪不已。
这就是谦卑的力量。
不能便宜了别人
朋友向我讲过一个笑话，是真事。
某人上班捧一个大纸盒，满头是汗。同事围拢，见一堆小陶罐，大如拳，广口，给鸟喂食嫌大，装酱油还没盖儿。问他何意，此人双眼放光，用手比划：“才一毛八一个，多便宜。”是够便宜。大家看罐子有几十个，问干什么用。他一搔头皮，说“这倒没想。”众人哄笑，再便宜，没用也是白买呀。他正色，说“不对，这么便宜我不买别人就要买呀。全包圆儿，不能便宜了别人！”
看来，卖陶罐的比他先发现此物没什么大用，才便宜。他购罐的狂喜到了不计较用途的地步，而最大的快乐不在便宜，而是别人无法享受这种便宜，即买断。
这样的心理很多人都有。当他享受某种物用的乐趣时，想到别人也在享用，就立刻黯然。对他们来说，最好全世界的苹果树只结一个苹果，供他吃；全世界的母亲只生一个女儿，供他娶。他们的不满，不在物不阜，而是民太丰。报载，新近谢世的一位日本财阀，是三井或住友的头目记不清了。与他谢世一道下落不明的还有斥资数千万美元收藏的两幅西洋名画。这是在岛国发生的第二例用金钱消灭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例子。几年前，亦有一位日本财阀以梵高的画殉葬。他们咽不下气的原因是：他死了，然而许多美好的东西仍然存在着，让他们接受不了。这些财阀不见得懂画。一个日本商人，不外攫钱的动物。但大家都说好，我就要买下，而且让尔等永远见不到它。
在报上，我还读过一则新闻。说陕西一个农民，发现妻子有外遇，大怒，愤而剪下自己的阳具。有人不解，问：你这是做什么？农民说，这是惩罚她。原来他以为自己长这么个家伙，是在便宜妻子。后来，村里人纷纷讥笑，说这不是惩罚她，是惩罚自己。此人羞愧难当，上吊自尽。
老伯便宜别人，算计过甚，还是便宜了别人。买陶罐的便宜了卖陶罐的，自去阳具的便宜了老婆包括奸夫。最可恨的是那些日本人。对那些暧昧的、精明的东洋人若无足够的警惕，早晚吃亏。
论荒谬
当1997年将出现百武彗星的消息传来时，我想起一件事， 1910年美国出现彗星时，人们盛购一美元一盒的药丸了，据说可以防止彗星给人带来的灾难。如今没有人卖这种“防彗星药丸”，人们会对这种情形感到荒谬，并可以庆幸自己终于没生活在一个蒙昧的时代。但人类并不见得进步许多，因为科技的进步与人性的进步是两回事，两者应该有一些关系，但科技仍然无法使人彻底摆脱荒谬。仍以美国为例，他们现在是超级发达国家，但每天都在发生蠢事。譬如：美国人每年花在宠物身上的钱达54亿美元，是花在婴儿食品上的钱的十几倍。印刷星期日版的《纽约时报》，大约等于砍掉三百多亩、六万多棵树。每个美国人每天平均被迫接受 500则广告。美国色情产品年营业额为40亿美元。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不足1／6，却消耗世界资源的60％，就消耗资源和造成污染而言，一个美国人相当于六个印度人。从这些数字来看，我们没发现美国人比1910年进步多少。而其他国家和民族，也不见得比美国人更有生存智慧。因此，人们不应该认为荒谬的事情都发生在过去以及别人身上，更不要以为那是一种幽默，否则永远也摆脱不了荒谬。
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怪诞的事情，譬如古代日本举行过公开的放屁比赛，最响最长者可一举致富。中世纪的教会认为洗澡（暴露。身体）是一种罪行，因而中世纪被称为“不洗澡的一千年”。18世纪英国妇女的假发高达 4英尺，上面装饰着鸟的标本、花园模型和水果盘子。美国的桑格夫人1917年由于开办一家计划生育诊所，被劳动教养一个月。1909年，澳大利亚泳星凯勒曼由于穿一件袖子到肩，裤腿高出膝盖两英寸的泳衣出现在波士顿海滩，被指控“不正派”罪而被捕。1753年，富兰克林发表了关于避雷针的论文后，欧洲妇女都在帽子上装一个避雷针，拖一根地线。萨尔瓦多的独裁者马丁内斯将军为防止猩红热蔓延，下令把全国的灯具都蒙上红纸。这是过去发生的被现代人认为是荒谬的事，我们的后代也会记录下我们的许多类似的事。
天下无病
在“生老病死”四字中，最生困惑的是一个“病”字，跟生与死都搭边儿，又都不明晰。如果认真地探究什么是“病”，会像剥一只洋葱那样，让人流泪，但最后什么都没有。洋葱并不像桃李，有一个核的存在。
但无数的人处在种种不安的境遇里。他们的苦恼是可以在人体除头发指甲之外的所有器官后面加上“痛、痒”等带“疒”的字眼，肢体不适之外又有焦虑、忧郁等神经方面的问题。有人说：从广告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倘若如此，医生和药物已在我们的时代占据了很大的份额，电视天天如此。这些广告的面世，据说已经是经过限制的，否则午餐时分的痔疮广告，女性、儿童和体育节目中的性病，皮肤病广告会让人目不暇接。近年，在我经过的不同省份的城市中，几乎每一根电线杆子上都贴着性病广告，每家电台都在谈糖尿病和股骨头坏死，而治疗疑难杂症是每一个部队干休所门诊必备的绝技。另一方面，人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体质状况，明显好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这么多“病”与“药”的存在，我宁愿相信它是人们在粗获温饱之后的调整、社会矛盾凸现、期盼长寿目标、信仰缺失、人口爆炸造成社会整体耐受力降低，以及环境恶化等社会行进的伴生物，而不是“病”。
医学的实证性，可以确凿观察到病菌与病灶，譬如名称几乎富于诗意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某块溃疡。这是病的原因以及后果，却不是病本身。人可以由于一种原因而生病，如上例所称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人仍然有一百种理由不生病，从跑步到心平气和，一直列举到一百种以上。在同样一种环境中，受到病菌或病毒感染的只是一部分人，其中体弱者居多。从流行病学的角度看，病是相互传染的结果；从人体免疫学的角度看，病是免疫能力低下的结果。因而，病是一种标志，而不是本质。在哺乳动物当中，有些流行病，譬如感冒——其规范名称叫卡他性鼻炎、咳嗽等症只在人类之间传播，一些常见病，譬如腰椎间盘脱出、高血压也只在人类间发生。从上呼吸道的结构看，狼也应伤风，但它们不伤，而腰椎间盘脱出不在动物中发生。可知这种“病”明显是人类的行为后果所致。因此，所谓“病”之存在，与其查之于外界，不如说是人的护卫系统出了毛病。我认识一个人，他差不多每次在领导训斥之后的一小时内，就开始打喷嚏，然后发烧。沮丧也导致感冒。因此，病是沮丧，而不是感冒。按照托马斯·刘易斯博士的观点，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免疫系统，强大得足以抵御任何疾病。在许多情形下，吃药甚至都是多余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免疫系统的强力，人类早已死光，甚至动物们也生存不到今天。而在这么强大的免疫系统的运作下，人还不断生“病”，这是对进化的反动。
一个人感冒了，并不是他丧失了免疫系统，而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使这个系统出现了故障。情绪低落与焦虑容易使人感冒，这意思是说这种状态抑制了免疫系统，在此，“病”乃是自己的情绪。换一个例子说，负疚感导致内分泌紊乱、久饮造成消化道血管硬化、吸烟会引起包括脑血栓在内的多种疾病。一句话，是人的情绪与行为导致了人体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一种适应，譬如脂肪肝是为了适应酒精、痰是为了适应烟雾、尿糖增多是适应胰岛素分泌不足。当这种适应形成之时，就形成了“病”。许多“病”人喜欢问医生“这病是怎么得的？”这话实在应该反过来问自己。一个人采取错误的生活方式，并将其结果积累到自身无法承受的程度时，医院就成了他最熟悉的地方。
上述说法属于行为医学的一种推论，而发病机制比它更复杂的神经病学也莫不如此。以紧张为特征的心理疾病，无论从弗洛伊德、荣格哪一家的学说来分析，都属于内心过劳或不满足导致的欲望与人格出现偏差的不正常状态，是身心之间的不平衡。此“病”要点在于解决不了一个“忧”字。那些有力量使自己平静的人，胸宇清明的人，大多没有此疾侵扰。
癌症是当今最令人困惑的一种疾病，遗传与环境似乎都不是它发病的确切原因。目前研究人员至少了解到，“丧失一种快乐源”会导致癌症，感情破裂失去亲人以及不可代替的物质都会使人固有的抵御肿瘤的能力降低。当识别癌细胞并对其下达自杀指令的能力丧失之后，当控制上皮细胞无限增殖的“电磁闸”失效之后，当生存环境的理化指标超出人类的解毒功能后，人只好面临包括肿瘤在内的危机。肿瘤发病率的增加，说明人即使进入电脑时代仍然没有学会很好地爱护自己，包括爱护环境。今天如果有人提出“降低欲望，心地单纯，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时，会被认为是怯弱与缺少进取心，爱护环境被认为是矫情，“病”便伺机而动了。而“病”了之后，人们又倾心于药与药品的科研进程。他们哪里知道“有病无药，有药无病”的道理。病与不病本由你说了算，只是有时你说的太晚了一些。
人会老，当然也会死，但不一定要有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里萨修女一辈子与麻疯病、爱滋病患者接触，百病不侵，证明人战胜病的能力比你想像的大得多。一个人如果多一些仁慈，内心处于一种施予状态；多一些平衡，欲望处于沉潜状态；多一些宁静，情绪处于和谐状态；多一些运动，身体处于激活状态；多一些冥想，大脑处于轻松状态；多一些果蔬，胃肠处于干净状态；多一些退让，心机处于放松状态；多一些游戏，心智处于儿童状态。那么可称：
“天下无病”。
至于环境污染、砍伐森林所带来的恶果不止是“病”，而是“孽”了。
语言的故乡
当人们把语言当作工具使用的时候，它只是庞杂无序的什物，纷乱无际。而你离开它，你会思念它。不知从哪一天开始，语言像血肉一样和人的心灵结为一体。或者说，这成了一枚钥匙。唯有通过它，可以走进童年、爱情和故乡。
画家黄永玉70多岁时回故乡江渚建一小楼。旧址塌朽，曾作乡民猪圈。黄的新楼得窗极多，共107窗，为的是多人村语，饱览乡情。大画家住在这里十分舒服，说“鸡鸣狗叫，都是温暖，吵架骂娘，融成乡音。”
所谓温暖，是语言的泉水催生了心地的青草。而所有不属于湘西的议论、尺度或哲学，无论多么庄严，一律被乡音摒弃在外。70多岁的老人在“鸡鸣狗叫、吵架骂娘”之中坐享童年的欢乐。
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移居美国之后，曾陷入精神危机。他发现自己最渴望的是母语。他需要周围的人们用活生生的西班牙语交谈、祈祷、歌唱。因此，他前往阿根廷主持讲座。回到美国后，希梅内斯重发忧郁症。他妻子塞诺薇娅带他迁到讲西班牙语的美丽的岛屿波多黎各。
西班牙语，对这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大师来说，是空气、阳光与粮食。在他的作品里，抬头可见“蒙特马约山上的教堂上面，升起一轮明月”；故居对面，是“里维拉街卖水的阿雷布拉的小茅舍”；晚祷时分，“利比亚尼肥胖的身体紧紧裹在从前是鲍里亚所有的那件棕色格子的瘦小衣服里，蹒跚地走着，他的花白的大胡子挂上了笑容”。
安达卢西亚所有的良辰美景，都藏在西班牙语里，在希梅内斯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密封。没有它，诗人甚至会神经错乱。希梅内斯的杰作《小银和我》，被选入西班牙语所有国家的中小学课本。这本书从1941年到现在，年年都在这些国度里印行。
一位海外的中国诗人说，每当他看到“碧海、沧桑、江湖”这些汉语独有的词汇时，都会莫名的激动，甚至落泪。
语言里面是美丽的故乡。
坚持美丽
女人如果不坚持美丽的话，她们在一生中还坚持什么呢？（洗碗做饭不叫坚持）
女人认为目前的美丽是她们坚持的结果，美丽是女人的宗教，在这么一种信仰当中，她们活得充实。
美丽的敌人是什么？不是不美丽，而是年龄。年龄？对，除了国家一级、二级与三级文物之外，年龄几乎是所有事情的敌人。敌人已经来了——酸一下，寇入深矣——女人的工事是什么霜或什么液，还是什么什么，很多。这些工事修起来之后，（别人没觉得怎么样，但）女人悬着的一颗（应该说粒或枚）心放下了一半。
这些工事都是软性的，古人称之为脂粉。
但也有一些粗暴的，诉诸刀剪，譬如割双眼皮。
我对割双眼皮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而且会多看一会儿。非有异能，而是目前割双眼皮的技术水准太低能，并不比兽医们高明。
我想起日本的“林忆莲歌迷会”全是单眼皮，小眼睛，林的眼皮薄且不双，勉力而睁，隐现静脉，可以风靡小岛，所谓化腐朽为神奇。
再说年龄。由于细胞老化，代谢速度放慢，人的表皮开始松弛。倘若膝盖胳膊肘的表皮松弛都不要紧，但不能让脸变化。这叫要脸。
作为哺乳动物，人在区区一万年进化过程中，发生许多改变，包括失去体表的毛。御寒的问题，以衣服包括其它动物的毛皮解决。因此露出面孔，面孔之大小、黑白、粗细、松紧便成了大事，麻烦因此产生。
因此我想，如果我们像老虎或猫一样脸上有毛挡着多好，谁都看不出彼此的皱纹，只有花纹，都那么年轻精神。
说到这儿，我们发现进化有一些问题。
但女人并不计较进化之类很达尔文的事，一心美丽。
女人们一心美丽，就健康长寿，心态、事业都好。我最倾心女人对镜那一刻，认真执着，这和气功仿佛，每天弄一弄浑身舒服。
海德格尔说：女人如果放弃了容貌的美丽就等于放弃了人生。（实际海德格尔没有这样说，昨天听一位大师演说，言必称海，我也在此感受一下“海德格尔”的语感。也就是，说着就说到海德格尔了）
包括本·拉丹说：除生育外，女人另一项最伟大的创造是使自己看上去年轻。
阿斯汗说：女人并非缺乏智慧，而是把智慧投入驻颜之中。
阿斯汗的另一句名言是：他们班放屁第二臭的人是马宝宝。前不久，阿斯汗获得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小学生环城赛跑第二名。
现在到了一个编造格言的时代。
唱歌就是歌唱
我在男低音歌唱家彭康亮那里获得一句妙语：唱歌就是歌唱。
他说话时突然向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唱歌？
所谓简单的问题其实最难回答。如惠特曼的诗：“一个孩子说：草是什么呢？他两手满满地摘了一把送给我。”
彭康亮显然被自己难住了，在房间里大步踱走。外屋坐着彭的钢琴师，一位安静的先生。彭的妻子倚在钢琴上俯首修指甲，是舞蹈演员。他们都不介意彭康亮这个艰深的问题，显然后者的脸已经通红。
终于——彭歌唱家停下脚步，用广东味的普通话洪亮地宣称：
“唱歌，就是歌唱！”他的手臂扬起，像唱到咏叹调高潮处那样。
我受到感染，但还是觉得好笑。这话略有诡辩的意味：黑天就是天黑。我当时没有理解彭康亮这句话的含义。他出语铿锵，而且真诚。在那次谈话中，彭还讲过“唱歌不是做官，凭什么越高越好？”这样令人解颐的趣话。他是中国仅有的男低音歌唱家，而不是中音、次中音，是中央音乐学院恢复高考后唯一免试人学的考生。彭康亮谈吐诚恳，并无谐谑的意思，但越发令人开颜。我奇怪钢琴师和彭的妻子为什么不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这句——
唱歌就是歌唱。
有一次，我遇到阿鲁科尔沁旗一个女子，她用蒙古文写小说，神色宁静。我和她交流，她只用“是”与“不是”作答。我很劳碌，她仍宁静着。后来，她提到自己祖父的时候，话匣子打开，说着，站起来，好像要去找她祖父（她祖父已逝）。她快速说到草场、给马编的辫子、锡酒壶和玛瑙烟嘴、她祖父临终前瘦胳膊的皮能拉很长。这位女小说家突然默哑，眼望前方。前方只是这家饭馆的恶俗的塑料壁纸，但女作家的目光仍然穿透过去，唱起一首歌。
蒙古女人的歌声，与其说唱，不如说迸发。其中的委婉和强烈交织在一起，响遏行云。她根本不在乎你听不听，径直唱着。她的眼光不在听者的脸上，而由墙壁穿出，落在山坡上如披蓑的松树上，树下泉水小声流过。我们都傻了，屏息倾听，像看到一只只花瓶从高处跌下，清脆地摔成碎片，却吓得不敢去拣拾。蒙古民歌的旋律像绸子一样在三尺高的地方飘起来，上面放着歌者所要寻找的东西：柴禾、油漆的炕桌、盐、装奶的瓦盆、婴儿的手。这些，以及她祖父的慈祥的脸，全从歌声里飘了出来。我们仿佛置身于草地上，潮湿的带有腐败气息的水草气息，像是从星星上面传过来的。听这样的歌的时候，我很想去抱住一棵树，把头靠在树上。内心有一个地方在痛，像树叶一样哗哗落下来掩埋一件美好的东西。
这时我想起彭康亮的话：唱歌就是歌唱！
我们为什么要唱歌呢？那是表达生活的独有的语言系统，就像骨髓里的东西和血管里的东西一样，它们是独特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要歌唱呢？因为我们要给心灵一个述说的机会。只有心灵的述说才是歌唱。拉赫玛尼诺夫说：心灵是无法用力度符号标注的最高级表情的源泉。
而今天在电视上比比皆是的MTV当中，充斥的都是唱歌者而不是歌唱者。他们不是自己要歌唱，而是以唱歌谋食。他们的歌声里没有心灵的话语。而由于电视及晚会的原因，大量的还音（假唱）MTV以及画面演示，唱歌已经成了工业产品。像饮料瓶上的配方：果汁15％，粘稠剂2％，防腐剂2％，阿斯巴甜1％，水80％。现在的歌声也是由80％的水以及其它电子元素按百分比组成的。甜甜地糊在虚假的生活的表面。
而我们的生活失去了许多真纯的东西之后，最后连歌唱也失去了。那么一同失去的，必然包括真诚与朴素。
听
如果雄辩可以得天下的话，倾听能够守天下。
雄辩所能展示的风光，无论有多强的感染力，仍免不了语言的局限。倾听则能够在滔滔的话语瀑布中发现一个隐密的心语。
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完全暴露给别人，也没有人能够不让自己的愿望从言语中流露出来。因此，了解别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倾听。
倾听需要一种定力。
心浮气躁的人，也是耳目闭塞的人，有多少生活的真谛离他们远去，如同悭吝的人没有朋友。浮躁的人不善倾听，是因为没有一副胸怀容进别人的声音。他们急于表达，如同建设一处又一处半途而废的工程。
一个人最不了解的其实是自己。人们只了解自己的欲望，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只了解自己的所缺，不了解自己的所有；只了解自己的容貌，不了解自己的形象。为此，要学会倾听，它像澡堂里面的镜子，茫茫雾气凝为水珠淌下来之后，镜里就有真容。
倾听还是听你内心的声音。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遭逢大事的时刻，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如神示，导引迷路的人走出森林。人只有在最倾力思考的时刻，才会听到内心的声音。心灵在宁静的时刻，才拨奏琴弦。
梭罗在瓦尔登湖独自一人居住了两年。他那些精美的文字，恰是返朴归真之后所记录下来的内心的声音。梭罗、惠特曼、泰戈尔都是内心声音的伟大的倾听者，他们作品的价值并不逊于那些伟大的雄辩者，譬如巴尔扎克、雨果、普鲁斯特。
出八庙堂者，民声不可不听。耳无民声，则心无社稷，下台的日子也就很近了。
身在江湖者，潮音不可不听。潮音，不外时代潮流之音。它固然喧哗乱耳，虚实混乱，但善听者，必得风气之先，永不落伍。
在别人的话语里，有鲜花，有荆棘，有废渣，有珍珠，有林林总总的一切。细心的倾听者能从中听到财富与机遇的脚步声……
写作让人活两辈子（代后记）
写作会改变一个人，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这里说的“改变”，不是它使一个人由代课教师变成文联主席这种地位上的变化。我是说心灵，作为一个诚实的劳动者的写作，会发现内心出现一条通向远方的道路。走过去，你会变成另外的人。
写作使人谦逊。世上让人骄狂的事情很多，小时候我记得，有个人穿了双皮鞋就很骄狂。事实上世上每件事都会让某些人骄狂。这就像某种人吃了某种药一定会过敏一样。何止皮鞋？权力、声誉。豪宅、出国、打保龄球，甚至有人当一次右派要在文章中写二百遍，这不也是骄狂吗？我老婆说卖肉和卖西瓜的，一般比较狂妄。可是为什么卖肉或卖西瓜的就易生妄心呢？手里有刀，以及眼前血红？有一些生存方式容易把人变成无赖。但你在一片丰饶的田野上，看不到一个娇狂的农人。农人在劳作与休息的时候都是谦逊的，换言之，创造者易于谦逊。除了上帝之外，女人。工匠与农人，以及作家都是创造者。面对着时间，面对着无尽，人像孩子一样生出敬畏之心。写作让我们感到生活的广阔，感到你在生活中的位置。我常常感到我由于写作而变得像小蚂蚁一样勤勉和认真，像小蚂蚁一样充满欢喜地做每一件事。我感到街坊邻居都喜欢我的朴素、强壮和单纯。他们甚至用这样的话来赞扬我：“你根本不像写东西的人”。他们所欣赏的本真与谦逊，恰恰是写作所带来的。
写作使人善良。什么工作常常思考入的命运？法官？算命的人？以及作家？从近来披露的新闻中得知，法官决定人的命运，但并不思考人的命运。算命者不决定人的命运，却天天思虑。两者实际离人的命运很远。而作者面对的是命运的血肉。有时候，我感到天下哪有什么好人坏人，当你看清命运的手之盾，对所谓“坏人”反生可怜之心。一个作家在多年的写作之后仍然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证明他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如果在一种酝酿已久的写作中我们仍然不能了解人的宝贵、人的脆弱、人的向善的天性以及人对恶的诱惑的向往，特别是对人的信心，也证明他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我已经很久不用善良这个词。因为这是一种特定境遇的形容词，不能够也不应该被广泛使用。上帝善良吗？许多事情不是善良与不善良的问题。但写作使人善良，作家比别人更能感受人间的不公平而带来的痛楚。他们是在白天和黑夜始终警醒的社会的神经。如果我们可以要求治国大师应该坚强，教师应该渊博，铁路信号员的视力应该良好的话，作家应善良。对中国下一代的读者而言，比尖锐明敏更需要的是温厚仁慈，这对国人性格是一种救治。下一世纪初，中国更需要泰戈尔、托尔斯泰、川端康成和米斯特拉尔。
写作使人朴素。差不多所有的劳动都使人朴素。农人对着麦子的表情与歌星对着观众的表情肯定不一样，前者更平静实际更美。写作不是开炮，一拉引绳便有震耳效果。它是一点一滴的劳动的积累。在这种积累中，他已经有可能把时代与命运、把遭遇与梦想，把荣耀与付出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权衡，生活的繁华使写作者感到朴素更适合于自己。朴素的人更容易感受到美。
在将近50年的时光中，写作在中国已经不是一条通向高官厚禄的道路，至少已经开始如此了。它作为一项心智活动更接近于纯粹。在写作中，无论苦难或忧伤，所经历的一切在流露笔端之前，在内心再一次经历一遍。所谓谦逊善良朴素都是这种经历的结果之一，它使我感到活了两辈子，原来的悲喜都没有浪费。而且它使我在品格方面比过去更好了一些，这是过去所没想到的。在这种意义上，写作与修道仿佛。对我来说，谨此，仅此。
原野
2000年1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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